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美国的经验分析及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美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贸易保护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10-090525-0393
一、引言
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趋势显著增强。尽管形形色色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仍在为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设置障碍，但总体来看，国际贸易的政策环境趋向宽松，贸易保护主义日渐式微。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使部分国家的贸易政策导向发生了变化。危机爆发后，迫于日益加剧的国内就业压力以及政府援助计划支出的要求，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发出了明确的保护主义信号，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国家的贸易政策也出现了收紧的动向，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重新抬头。世界银行2009年3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措施约有78项，其中66项为贸易限制措施，而47项已付诸实施，仅20国集团(G20)中就有17个国家已经设立了新的贸易限制，其中一些保护手段比以往更直接，力度更大。另外，有不少贸易救济案例并未计入上述保护措施。如2008年全球反倾销调查发起数量较2007年增加了15％，最终认定并课以惩罚性关税的案件增加了22％。其他措施还包括各国出台的金融和行业救援计划、限制资本外流及雇用外国劳工等[8]。
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外需减少使中国出口大幅下滑。2008年11月～2009年6月，我国出口连续8个月出现负增长。目前，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国际市场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分工和依存关系。在金融危机催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中，“中国制造”难免将成为主要牺牲品。进入2009年，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前所未有、高度密集的贸易救济措施。同时，我国出口刺激和拉动产业的政策一再为美国等国家所指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我国出口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一些进口商甚至以“出口退税提高”为借口给我国出口企业施压，致使出口企业的利润被进一步挤压。
贸易保护导致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也使中国出口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危机往往会使各国贸易政策转向，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记忆犹新。经济下行是否必然导致贸易保护？影响贸易保护决策的因素有哪些？采取保护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的效果如何？本文通过分析1970-2008年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并对金融危机下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及其效果进行分析评价，揭示贸易保护的经济诱因和制度根源，提出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思路。
二、相关文献回顾
过去30年中，有关贸易保护的研究更为规范化，不少学者建立各种模型分析贸易保护的根源及其影响。Krasner(1976)建立了霸权轨迹(hegemonic trajectory)模型，用以解释贸易保护的周期性，指出一国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与其在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紧密相联，当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所谓“霸权国家”能够凭借规模和技术优势维持领先地位时，其对外政策的导向必然是开放的。与之相似，Fredrick(1987)的长周期(long cycle)模型也将贸易保护与全球政治领导国家的崛起和衰落联系起来。在影响贸易政策导向的外部变量中，外部冲击(external shock)的作用更为直接。Fischer(1987)认为，包括战争、经济萧条、国民情绪等外部冲击导致贸易保护不断发生。
一国国内经济的变化也对贸易政策有重要影响。Thompson和Vescera(1992)的长波(long wave)模型论证了一国贸易保护程度取决于该国相比其他国家接近潜在技术领先的程度。Reuveny与Thompson(1997)进一步完善了长波模型，加入外部冲击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在实证研究方面，McKeown(1991)通过对1880-1987年全球贸易与国民收入进行统计分析，测算世界贸易的开放程度。其结论是1945-1973年全球贸易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开放多少，直到1973年后才逐渐接近1913年前的开放水平。
贸易保护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研究贸易保护问题的另一特色。政治经济学模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集团竞争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是各个集团游说的均衡结果。在Findlay和Wellisz(1982)提出的关税形成函数中，假定进口部门和出口部门都为关税进行游说，两个集团游说策略的纳什均衡决定了关税的最终水平，即贸易保护的程度。Mayer(1984)以经典的H-O-S模型为基础，建立关税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他将实际关税看成是多数票制的结果，投票结果反映了参与关税形成过程的经济主体的利益。(2)政治目标模型则认为贸易政策的制定同样是为了寻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Hillman(1982)指出，政府保护衰退产业的目的在于赢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而非出于寻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Hillman与Ursprung(1988)则将政党竞争模型扩展到了国外，认为外国利益集团也利用捐献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政党，而政党为了当选也会考虑国外利益集团的要求。(3)保护待售(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有别于前人模型采用简化形式的政治家目标函数，Grossman与Helpman提出的保护待售模型假定政府目标函数中选民福利和利益集团捐献所占的权数是内生的，指出政府最终会采取使社会总福利和政策总捐献加权和最大的关税政策。
以这些理论模型为基础，一些学者对利益集团寻求贸易保护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更多有价值的观点。发达国家的衰落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呼吁贸易保护的主要阵地。Lenway、Morck与Yeung(1996)研究了美国钢铁业的贸易保护和技术创新后发现，对政府游说寻求贸易保护的公司主要是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因而认为，寻求贸易保护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寻租行为，有利于公司的大股东、高管及老员工，但无益于减轻社会重建成本(如失业)，也不能达到促使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并应对国外竞争的目的，反而会导致技术创新型公司的收益降低，迫使这些企业退出市场。Tansey、Raju与Stellern(2005)的一项研究表明，政府针对钢铁业制定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着一个变化周期，是政府与国内企业、消费者、国外厂商博弈的过程。由于争取贸易保护的投入巨大，国内钢铁厂商无法集中精力致力于降低成本和提升竞争力，致使本国钢铁业日益衰落，钢铁业陷入不断寻求保护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也是典型的贸易保护领域。Chari与Gupta(2008)对印度经济改革的研究发现，高集中度产业中的厂商能更有效地游说政府阻止国外厂商进入，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贸易保护，其中，高收益的国有企业比低收益的企业更有优势。
本文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对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奥巴马政府推出“购买美国货”措施的政策效果。
三、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及影响因素：1970-2008年的统计分析
从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到大萧条时期胡佛政府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美国历史上不乏贸易保护的理论和实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屡次通过各种法规条款加大贸易保护的强度。本文试图从美国进口倾向的波动中把握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并以此发掘影响美国贸易保护的内在因素。
理论上讲，影响一国进口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国民收入、物价、汇率以及本国消费习俗等。近四十年来，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元对各国汇率变动不一，其中还涉及2000年后欧元的启动，因而，汇率变化难以估计，加之消费习俗等主观变量难以统计，本模型主要分析美国进口总额与实际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由于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并不准确，因此，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美国的进口倾向。
建立状态空间模型的量测方程和状态方程：
主要参数检验见表1：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根据卡尔曼滤波一期向前(one-step-ahead)推断法，可以得出美国边际进口倾向的估计值，并描绘出其波动曲线(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近四十年来美国边际进口倾向波动较为频繁，并具有一定的周期特征，这一特征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自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份量远大于地缘经济。作为当时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霸主，这一时期美国一直致力于宣扬自由贸易政策，以帮助日本和西欧经济复苏。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美国贸易政策。一方面，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地缘政治因素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因素；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弱，其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不复当年，迫使美国政府将其一贯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政策”和“管理贸易政策”。从图1可以看出，从1976年开始，美国的边际进口倾向明显下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进一步降低，表明这一时期美国贸易保护呈加重的态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信息技术革命成功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凭借在IT业及相关产业群的领先优势，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而同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则陷入了长期停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使美国重获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地位。经济地位的回升促使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重新推动自由贸易，表现为其边际进口倾向逐年上升，进入21世纪后逐步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水平。美国边际出口倾向的波动验证了Krasner霸权轨迹模型的机理，表明美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与其国际经济地位变化有紧密的联系。
2.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及结构调整直接影响其贸易政策导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结构、消费信贷、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其贸易保护的周期性进一步显现。
(1)产业结构升级
近四十年来，美国第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持续增大。在传统行业衰落、现代服务业兴起的过程中，贸易政策成为美国政府平衡各行业利益的“润滑剂”。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商品生产下滑较快、服务业迅猛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钢铁、纺织等传统领域的企业要求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的呼声很高，贸易保护成为美国政府维护传统行业的重要工具。当贸易逆差加大时，美国政府便会出台带有保护色彩的法规，以减轻传统行业的抗议。在这些保护措施的作用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逆差规模有所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基本完成，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价值和就业创造部门，而传统商品生产部门快速衰落，产值占GDP的比重缩减到20％左右，此时国内制造业已无法支撑美国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大量进口廉价消费品成为必然选择。因此，美国政府放开进口限制，直接导致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边际进口倾向总体上升和贸易逆差不断加大(见图2)。
图2 1970-2008年美国(货物)贸易平衡状况(单位：10亿美元)
(2)消费信贷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信贷法规的调整对国内消费信贷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进而引起进口倾向的变动。1979年，美联储允许利率自由浮动，直接导致商业银行存款成本上升，银行发放固定利率消费贷款的意愿减弱。同时，为应对198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美联储又出台了《消费信贷限制计划》，迫使银行减少信用卡业务等无担保贷款。这些措施使美国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发放陷入低潮，消费信贷的减少转而造成包括进口产品在内的消费总规模下降。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消费，加之金融监管的放松，美国消费信贷市场急剧膨胀。消费升级和信贷扩张导致美国进口倾向提高，贸易政策环境趋向宽松。
(3)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贸易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很大影响。1980-1982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美国政府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推动汇率和利率不断上升。利率上升阻碍了市场投资，而汇率上升则抬高了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与此同时，日本和西欧却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进一步弱化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增大。贸易平衡的压力迫使里根政府纠正其超级美元政策，与日欧等国达成协议放任美元贬值，使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贸易逆差减少。在1989-1992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再度调整，并引发进口倾向的又一轮波动。克林顿政府在为加快国内经济复苏、扶持美国产品出口的同时，通过对别国政治施压和威胁贸易制裁等方式，保护美国相关产业，造成这一时期贸易纠纷不断[3]。
3.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的影响
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与其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紧密相关。政府换届、中期选举都直接影响美国的贸易保护程度，造成边际进口倾向波动。为了赢得选举胜利，美国两大党派往往会满足某些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要求。选举过后，贸易保护力度则有所下降，但是到选举年时又会加强。在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型前，其贸易保护的周期即为政府的任期。图1中，1970-1974年边际进口倾向的波峰阶段正是尼克松总统的任期，1974-1977年又出现了一个波峰阶段，这时是福特的总统任期，而1977-1981年的波谷阶段则是卡特的总统任期。
贸易政策转型后，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与其选举周期基本一致，贸易保护的加强往往发生在美国的选举年，保护周期约为两年，这些保护措施的制定实施与当时国内的选举压力有很大的关联性。从表2可以看出，1974、1984、1988年都是美国的大选年，而1979、1982、1986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执政党为了赢得相关利益集团的支持，出台一些行业的贸易保护措施成为赢得选举的有效手段。进口倾向这种两年一周期的波动与Tansey、Raju与Stellern(2005)研究发现美国钢铁业贸易保护政策的变化周期基本一致。贸易保护法规的制定会对进口产生消极影响。其中，里根政府期间，由于贸易收支急剧恶化，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呼声高涨，迫使政府几乎每当边际进口倾向上升时，就出台相应政策抑制进口。这种每到选举年就推出重要贸易保护法规的做法，造成美国边际进口倾向的波浪形变动，先前稳定的波动特征不复存在，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了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时期[1][2]。
四、金融危机下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模型分析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发达国家经济下滑，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危机影响，2009年2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包含“购买美国货”条款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这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政策再次出现了转向。笔者建立基于真实经济周期(RBC)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美国政府“购买美国货”条款的作用，考察政府实行贸易保护对动态市场行为产生的影响，从而更好地解读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
假定存在一个社会规划者(或者代表性机构—政府)，将会通过选择最优消费、投资和劳动者时间使得：
五、结论与对策
对1970-2008年美国进口倾向的统计分析表明，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实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这种周期性既是美国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的结果，也与美国国内经济、政治周期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当经济处于下行时，美国贸易政策的保护性往往会增强，而政府换届和中期选举等国内政治因素对美国贸易政策导向的影响日益突出。贸易政策不再单纯是改善国际分工条件、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具，而更多地扮演着平衡各产业发展的角色，在不同时期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奥巴马政府推出了“购买美国货”条款这种明显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措施。本文的模型分析发现，“购买美国货”条款会导致美国国内消费下降，贸易保护程度越强，国内消费下降幅度越大。从其经济效应来看，这一条款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意义不大。而从政治周期来看，奥巴马政府刚刚上台，在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形势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且面临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的考验，政治上的考量成为新政府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原因。也许正如克鲁格曼在中国演讲时所言，“购买美国货”不过是美国新政府提振信心的“象征性”口号而已。
通过考察美国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各国出台贸易保护措施有一定的必然性。为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倾向，我国应充分利用G20、中美战略对话、中欧高层论坛等平台，与相关国家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等国际组织保持密切接触，协调彼此的立场，主动承担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援助行动，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同时，我国企业及相关部门应形成合力，通过合法、有度的院外活动，在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传递出合理、有力的声音，维护中国出口企业和产业的利益，有效化解贸易摩擦，为出口恢复增长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①相关数据来源于美国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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