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三种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史研究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8-0022-05
先秦时期有没有逻辑，如果有逻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自从梁启超开始研究墨家论理学（逻辑学）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了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西方逻辑学的争论。例如，梁启超、虞愚等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有西方那样的逻辑学，当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没有西方亚里士多德那样的逻辑学。建国后，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中国逻辑史界一直存在着分歧。自1980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广州成立以来，开始了有组织的学术讨论和集体研究，使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成果面世，出现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和教材。从这些著作和论文看，20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国逻辑史界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中国逻辑史是名学和辩学史、是中国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是中国古代符号学史。
一、中国逻辑史是中国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
持中国逻辑史是中国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观点的学者以周云之、刘培育、孙中原等先生为代表。
周云之先生在《中国先秦的名辩逻辑是形式逻辑的世界三大源流之一》一文里认为，“先秦是中国古代名辩逻辑发展的极盛时期”，“先秦的名辩逻辑包含着比较全面、科学的理论体系”。邓析提出名的确定性问题，孔子提出正名原则和类推思想，墨子提出辩的概念、功能原则等，惠施提出类推的原则方法，公孙龙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正名原则和属种概念的差别，后期墨家构成中国古代逻辑体系内容，涉及到逻辑学的各个方面，荀子在逻辑上更加系统化、理论化，韩非有矛盾律思想、推类原则等。具体言之，他们的逻辑理论：（一）在概念方面，1.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限制和概括理论，公孙龙《白马论》从事物类的属性和范围两个方面揭示了概念在逻辑上具有内涵和外延的基本性质，荀子关于共名与别名的思想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名的种属关系和关于“名”的概括与限制的一般原则；2.“偏有偏无”的划分原则；3.概念的分类。（二）在直言命题和直言推理方面，1.命题的量项和周延问题；2.直接推理的两种形式，即止和侔；3.间接推理的基本性质；4.直言命题和直言推理的基本形式。（三）在假言命题和假言推理、选言命题、逻辑学的基本规律等方面，也有相当丰富的逻辑理论。例如，提出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思想。作者认为，我国先秦的名辩逻辑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已有相当充分的发展，提出了相当丰富的理论见解，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逻辑学体系。虽然这些理论成果在形式化、完整性和科学性方面，都不及亚氏提出的三段论体系和今天传统逻辑的理论水平，但先秦名辩逻辑在思想和理论的许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亚氏逻辑或今天传统逻辑的理论水平，而有的方面较亚氏逻辑或今天传统逻辑的理论水平则更为丰富和深刻，这也是无法否定的。
周云之在其著作《名辩学论》里认为，名辩学应当是正名学（名学）和论辩学（辩学）的有机结合，名辩学可视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代表，但是，名辩学并不等同或替代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因为中国逻辑史应当主要是中国形式逻辑的思想发展史，名辩学的对象、范围和体系都不等于中国逻辑史。
刘培育先生曾经认为，先秦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史上的高峰，是“土生土长”、“纯粹的”中国古代逻辑，是以名辩为中心，与政治伦理内容交织在一起的。《墨辩》与《正名》篇明确提出了名、辞、说辩几种思维形式，大体上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与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推理的特点有所不同的是，先秦逻辑则以名辩为中心，中国古代逻辑称为名辩学更合理、恰当。同时，中国古代逻辑与政治伦理内容结合紧密。80年代以后，刘先生的名辩学思想已经转变。正如刘先生所说，“以前，我把名辩学等同于中国古代逻辑。”“现在，我认为‘名辩学’与‘中国古代逻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名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建构的一门学问，主要研究正名、立辞、明说、辩当的方法、原则和规则。这门学问的核心是逻辑学，但也包括认识论和论辩术等内容，与政治和伦理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逻辑学是名辩学的核心，并非名辩学就是中国古代逻辑。名辩学在中国古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而中国古代逻辑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也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
孙中原先生1987年就出版了专著《中国逻辑史》（先秦），在这本书里，他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的逻辑思想进行了研究，例如，他研究了后期墨家和荀况的逻辑学的对象和意义、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思维规律、谬误与诡辩等理论。他说：“中国古代逻辑所阐述的思维形式与规律，同古希腊、古印度逻辑中所阐述的思维形式与规律，在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两样，东、西方逻辑在本质上的一致性，说明全人类的思维规律是共同的。各个民族或地区的人们有不同逻辑的说法，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东、西方古代逻辑学的内容和体系上的不同特点，似应结合不同的时代社会条件、不同的文化科学发展水平以及逻辑学家不同的知识结构等等，来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褒西贬中或褒中贬西的倾向均不足取。”
二、中国逻辑史是中国古代符号学史
李先焜先生批评周云之先生的《名辩学论》著作和其他学者的一些著作中把名辩学等同于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式逻辑的思想。他说：“就古代文本自身来说，既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变项，也没有亚里士多德逻辑所作的那样的推理式的形式刻画，因此，将名辩学称之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形式逻辑’是有困难的。”因为，‘汉语言是一种语义特别丰富的语言，由于语义丰富，人们使用起来就特别强调要语义准确，这样‘正名学’（语义学）也就发展起来。又出于政治斗争激烈与学术空气良好，辩论之风盛行，‘论辩学’（语用学）也发展迅速。”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系统的语法学，实际上我们祖先说话写文章是合乎语法的。就具体的推论式来说，中国古代的最为盛行的推论式“喻”，是语用的问题：“正名”学说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共同特点——如何确定正名的涵义，它属于语义学的问题。所以，名辩学中包含着丰富的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内容，因此说它属于符号学研究的范围。
三、中国古代的名学与辩学
以崔清田先生为代表。崔先生的名学、辩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名学与辩学》、《显学重光——近现代的先秦墨家研究》等著作和与此有关的论文里。基本观点是：名学不同于辩学，名学、辩学不同于名辩学，名学、辩学不同于形式逻辑。“名学是以名为对象，以名实关系为基本问题，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学问。名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既有重政治、伦理的一面，也有相对抽象的一面；既有名实关系的讨论，也有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名学涉及了名的界说、功用、形成，名与实，名的分类，正名，名的谬误，名与辩说等诸多问题。”“辩学的对象是谈说辩论：辩学的基本问题是谈说辩论的性质界定与功用分析；辩学的内容包括：谈辩的种类、原则、方法以及谈说辩论的语言形式及其运用的分析，言与意的关系等。”“名辩学”是名学与辩学的合称，它表明名学和辩学的联系与区别，我们不能把名家的谈辩实践等于对谈辩进行专门研究的辩学，但是，名实之辩是辩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辩学也要结合谈说辩论对名进行讨论，辩学也促进了名学的发展。崔先生认为，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推理的学问，推理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推理的共性是指推理的普遍性、全人类性，即推理的组成（作为前提和结论的命题及组成命题的词项）、基本类型（演绎、归纳、类比等）、基本特征（由前提推出结论）、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相同的。推理的个性指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推理功能与价值的认识有所不同。作为主体推理的类型有差异，表述方式不同，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水平不同等。例如，中国先秦时期的逻辑理论水平就没有达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水平，它与亚氏逻辑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古代逻辑还没有达到形式化的水平，它表现为不系统，没有一套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其推理的主要类型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类推”，类推是在对“类”的认识基础上的推论，它还不同于类比推理。既然如此，崔先生主张运用历史分析和文化阐释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先秦逻辑史。历史分析“就是把名学、辩学置于他们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对这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特点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思想家提出和创造名学与辩学的影响等，作出具体分析。所谓文化诠释，就是视名学、辩学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参照先秦时期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对名学、辩学的理论给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阐释。”
按照这一研究思路，张晓芒出版了《先秦辩学法则史论》一书。他认为辩学不同于逻辑学表现在形式上的不同，内容上的不同，它从辩说的标准上看不同，从“辩学”产生的缘由和辩说的目的上看不同，使中国古代“辩学”有其内在的、独有的特质。
张斌峰出版了《近代〈墨辩〉复兴之路》一书。作者把近代墨家辩学复兴研究置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这一文化背景中，依据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特征，在对近代学者研究的反思基础上，指出墨家辩学与西方逻辑学的差异性。
从以上三种不同观点看，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何研究中国逻辑史，如何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及如何改善中国逻辑史的教学和普及工作，这将仍然是中国逻辑史界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