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性质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尤其是现代，社会批判的基本意义并不在于事件过后整理残局，而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将存在坚定地导向未来。这是人类通过现代解放一经获得就不可能抛弃的历史主体性原则。现代文明的反思始终是现代思想的基本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众多思潮、流派，也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思想巨人。马克思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以资本现代性批判为核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对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和思想发展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广泛影响。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核心，阐释现代性批判、存在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将围绕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这四个方面的阐释不论对于现代性批判、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存在论建构，还是对于马克思理论本身的阐释和推进，其意义都异常显著。
一、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批判路线
简便地说，对现代有两种典型命名，“理性时代”和“资本时代”。围绕这种不同命名形成了考察现代文明的两条思路，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批判方向，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观念论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批判。前者的核心主题是“理性主义批判”和“主体主义批判”，具体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取向、思维风格、叙事方式等等，进而考察此种观念论特征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后者是由马克思开创并切实地巩固起来的。它以资本命名现代，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为基础，揭示现代文明特征，揭示现代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批判路线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命题，因此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路线。由于“现代性批判话语”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①，当今现代性批判的主导范式应该说是意识形态的观念论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理论本身被从思维方式等方面当作现代性理论遭到批判。在我看来，恰好是马克思提供了具有本质重要性的现代性批判思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是现代性存在论批判的本质路线。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历史观，不只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观，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一种存在哲学。其核心原则在于，将历史性概念引进存在论，对自然、对历史本身的理解中放弃了“非历史的观点”②，历史性成为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意味着形而上学中通过抽象主义、还原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建构起来的存在范畴被彻底放弃了，问题不再是抽象的存在是否存在，而在于存在如何存在，存在被把握为由历史实践规定的存在关系和存在形式。由于历史性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来规定，作为对象化实践结构的“生产方式”范畴就体现了历史的结构性和结构的历史性之辩证关系，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基础范畴，它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存在论，既克服了建构在抽象主义和还原主义思维基础上的抽象存在概念（抽象本体论），也克服了在逻辑中、概念中、反思中确立起来的关于过程性和联系性的思辨体系（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从而置身于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之中；同时，它又不同于仅仅从主体内在体验和情绪出发建构的存在论，从而与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区别开来。这三个方面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在后形而上学思想谱系中代表了一种具有本质重要性的存在论思想。
因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存在论思想，马克思的思想重心才转到了现代性批判，而不是思辨哲学体系的建构，现代性批判才变成了以特定的历史结构为中介，分析揭示存在物的现代存在规定和存在形式，从而成为一种存在论批判，而不只是一种观念论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一历史中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是现代对象性实践活动的客观化结构，既不是无历史的、无时间的“理性”，更不是个体主体的体验机制。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将现代定义为“理性时代”，或“主体性时代”，而是要求考察现代理性主义、主体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同样，它也不是从一种内在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体验批判现代性，将根源于时代生存处境的心理结构提升为永恒的“人类存在状况”，而是以资本命名现代，现代性批判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资本原则在现代历史中的普遍贯穿，揭示由资本规定的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以资本生产方式为中介的存在论批判。
从这种广泛且更加深入的意义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资本”是现代性最基本的存在论范畴，现代性批判就是揭示存在物如何在资本关系中现身，体现出自己特有的社会性、历史性。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特有的社会性质。③资本不是物，它赋予物特有的社会性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存在物的现代存在形式和存在规定，作为物性的物是资本的载体，是社会性质的体现者。资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它通过物而存在，在物之中存在。作为物的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而且是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一种存在论联系。它是现代存在普遍的抽象形式，不仅是物作为社会的物的抽象形式，而且是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普遍抽象形式，一切都参与到资本的运行之中获得自己的普遍规定，其性质也只有在资本范畴的规定中才能得到揭示。由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成了对现代性社会存在论基础的批判，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批判，是对现代性观念论意识形态批判路线的扬弃。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从反思黑格尔法哲学理论开始，他深刻揭示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成果及其限度，揭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国政治哲学同现代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同构关系。但马克思没有放弃黑格尔对现代市民社会“形式性”、“抽象性”特征的揭示，而是通过对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解析和批判完成了这一揭示。他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解放只是形式的、抽象的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类解放”。现代性批判就是要揭示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及其原则在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全面贯彻和实现。现代性的所谓矛盾性、流动性、虚无主义等，在当今一些批判者那里变成了观念论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批判没有揭示这些现象的现实历史根基。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揭示了这些现代性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指明了由于资本的普遍中介和推动，所有这些特征才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全面地贯穿，资本才是根本动力。诸如科学技术的本质、生态危机等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存在论上的基本关联，并不是工具理性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作为一种观念论批判所能消解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诸如此类的批判主题没有意义，而是此类批判没有揭示现代性的社会历史基础，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基本意义就是对这一基础的本质性呈现。以资本立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展开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根本之点。不过，这种“以资本立论”逻辑地包含着“为资本立论”，在“为资本立论”中资本本身是研究对象，而在“以资本立论”中资本已经成了阐释的理论原则，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存在论范畴。“为资本立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任务，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阐释，以资本立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批判就是“空中楼阁”。因此，就像海德格尔将《存在与时间》看成是“基础存在论”一样，以《资本论》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可以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这是由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和逻辑关联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
马克思第一次真正与政治经济学接触发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一接触的思想动因在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和理性的法扬弃现代局限性的理性主义哲学，明确了现代市民社会是现代政治国家的基础，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④。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直接与对观念论哲学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现代性批判密切相关。加上此时马克思移居巴黎，在同普鲁东等人的接触中开始批判性地吸取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思想就这样围绕着“现代性批判”交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使之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文本，初步实现了三大思想领域的批判性贯穿和融合，而不是“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⑤。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成异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异化劳动成为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哲学之间相互扬弃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异化劳动这一范畴的经济学意义、哲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的连接和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了：(1)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私有制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黑格尔的辩证运动观为基础，批判当时几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潮对私有制的抽象否定；(2)以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经济异化关系的批判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本质为基础，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思想的抽象性和形式性；(3)以社会主义思潮对私有制的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和中介思想为基础，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在这一关联的思想总体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以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以超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在此，思想的基本方向、特征和性质已经明确，当然，原理的提炼和范畴的稳定则是在以后的进一步探索中逐渐完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运行方式和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是现代社会分裂和对立的根源，对现代社会存在论基础的解剖应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进行。但对资本运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与现实性批判和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运动内在相关。因此，即使在后期十分专业化的经济学分析中，马克思总是不忘记画龙点睛地指出这些分析的一般意义，指出资本的原则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浸透和贯彻。在马克思批判思想中，“资本论”不是资本运行的实证经济学，也不是实现资本增值的工程技术学，“为资本立论”是基础，而“以资本立论”展开现代性批判才是目的。当然，马克思十分清楚经济关系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并且指出了经济学是在何种意义和何种限度之内谈及其他社会关系，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可以用经济学的批判取代其他的批判视角，将所有存在关系还原为经济关系，最终陷入经济还原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基础存在论”，这里的“基础”意味着“必要性”，而不是“充分”、“充要”乃至于“惟一”。亦即是说，没有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就谈不上揭示资本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中的贯穿，就不可能正确阐释现代性的本质及其特征，更难以理解后资本社会的社会历史走向，但是，单纯解剖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本身并没有完成现代性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从根本上超越了将现代性仅仅阐释为一种特定价值取向、叙事风格和意识形态的“观念论”批判路线，但它只是奠定了现代性存在论批判的基础。以现代性批判为总体视角，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视野中，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种“基础性存在论”性质和意义。任何还称得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批判，都必须确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的价值抽象、劳动力商品化、自然工具化、雇佣劳动和资本、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等等，它们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存在关系，是资本中介的存在形式。
马克思之所以集中后半生精力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一般地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则的贯彻，但更重要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生活获得了主导地位，政治经济学成了现代市民社会“唯一的科学”，所以对现代性的批判必须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基础性的维度。很难想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马克思阐释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批判和社会分析会需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展开。所以，不能脱离历史实践基础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抽象化，更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是经济还原论的现代性批判者。
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将经济学、哲学和政治思潮的批判交织在一起形成明显的总体性文本，比如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等等，而是以一种非常专业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展开。但是，马克思总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画龙点睛地指明政治、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随时突破政治经济学专业化批判的封闭路线，使之获得更加一般的理论意义，经济学的专业化批判没有取代而是在实现和完成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任务，为现代性批判奠定理论基础。我们经常看到在后期的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总是恰当地引用以前的思想成果，将以前批判意识形态和一般哲学的见解有机地融合到经济学著作中，以表明经济学研究的真正意义。不能将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割裂开来，认为后期才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才代表科学形态的完成。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野，就极容易将马克思的理论看成是经济决定论的，看成是唯科学主义的，看成是实证主义的。
其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并不是一种一元论的派生关系，也不是一种二元论的独立关系，这是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时必须明确的。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区分是一种理论的必要抽象，实际生活中没有不浸透着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也没有完全处于社会存在之外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这里的“决定”是并且只是意味着一种“必要性”概念，上层的东西不可能还原为基础性的东西，就像意识不可能还原为物质，但没有物质就没有意识一样，“基础”的意义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活动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强化，使得经济生活中资本原则向其他生活领域浸透，社会制度、意识观念乃至于心理结构都受到侵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成为理解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
所以，从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看，马克思并没有认为经济学批判可以取代其他方面的批判，而只是强调基础性工作完成了，其他方面就容易展开，没有它也能够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等等的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专门的讨论和研究，这是受到理论视角和理论任务的限制，不能将这种限制夸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现代性批判奠定了基础，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线，搭建了现代性批判的开放的理论平台，政治批判、文化批判、艺术批判、制度批判等等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展开有效对话，发展出一种总体的现代性批判形式，克服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分裂。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基础存在论”实现几大理论领域的贯穿
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这一命题的提出，着眼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就马克思思想体系而言，试图揭示被学科分化解读的马克思理论内部之总体性；一是就马克思思想与外部理论的关系而言，试图在现代性批判和存在论之间建立关系，并突出强调马克思思想在这一话题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今的理论界，就现代性批判之脱离存在论基础，存在论阐释再度变成思辨玄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阐释之分裂与衰退而言，这一命题的有效阐释，可以承担起某种基础性的重构作用。
现代性批判是在后现代语境中被命名和专题化的，它有着很深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现代性”被用来指称启蒙精神，现代性批判变成了对启蒙精神原则的批判，从而变成了对理性和主体性的批判和反思。这一批判路向，秉承从启蒙思想家到黑格尔的“理性时代”这一概念，将现代性的困境和灾难看成是启蒙精神的后果，从精神和观念的层面来检讨现代性的困境和出路。差异在于，启蒙思想家为“理性时代”的来临到处奔走呼告，黑格尔则开始以绝对理性批判启蒙理性的“抽象性”和“形式性”，而在当代思想中，则出现了极力批判乃至于否定现代的主体性和理性的倾向。但是，它们恰恰没有批判对现代的理性命名，没有揭示现代理性的历史基础，而是分享了现代性理性主义观念论批判的思想前提。
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于理性和主体性批判，而在于是就精神原则而批判精神原则，还是深入到对精神原则社会历史基础的呈现和挖掘。从当代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这种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出现还同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一定的联系，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还原论，将社会主义看成是立足于形而上学预设的乌托邦。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提出并正确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在现代性批判话语中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引进存在论，将现代性批判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批判的基础之上。这种存在论批判，将现代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分析密切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揭示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观念论批判的理论局限，并将理论的批判同实际改造历史的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变成实践批判的内在要素。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现代经济基础的解剖和批判，也就是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基础存在论分析。生产方式是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核心范畴，存在论分析就是阐释特定生产方式对不同时代的自然、社会、人及其观念的规定，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既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也区别于当今后形而上学的存在主义存在论。像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是从内在感受和情绪体验中建构起来的，时间是在“向死而在”中确立起来的本真时间性，生存论结构在本质上不具有实践对象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像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私有制、分工等等奠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论范畴，就不会直接进入海德格尔的理论体系，这从根本上使得其存在现象学没有离开“主体”立场，就像海德格尔后来自己指出的那样，在《存在与时间》中还有此在主体性的残余。意识现象学走向存在现象学之后，虽然变成了对此在生存论结构的呈现，但此种结构在本质上却成了没有时间性的“人类生存状况”。以生产方式为基本范畴的存在论分析则不同，生产方式作为对象化实践结构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恰好从根本上将社会性、时间性、历史性、实践性等一系列同等性质的范畴引进了存在论。可以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代表了后形而上学思想氛围中存在论最为本质的方向。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存在论批判的“基础存在论”，目的就在于：在现代性批判话语中引进存在论批判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基本性质，明确它同其他存在论哲学的基本差异。
没有了对社会存在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阐释，不仅现代性批判会走向观念论批判的路线，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范畴的理解也完全可能走向抽象的思辨，而且，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的内在总体性就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解。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史中存在的基本问题。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加强，经济学越来越离开政治学的视野成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而政治学本身也逐渐变成了一门技术性的管理学，离法哲学的批判性反思立场越来越远。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建立了本质联系，并使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这样就打破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专业学科的限制，使其融合为一门总体性的科学，而不是各个学科。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历史中，由于学科分化解读进路的切入，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实际上是被肢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成果不仅没有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中得到体现，甚至在哲学本身的范围之内也没有得到巩固。比如说，当我们抽象地谈论“物质”绝对存在的时候，这个物质的历史性在那里呢？当我们将客观规律性等同于辩证法概念的时候，运动的历史性又在哪里呢？再就实践方面来说，面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衰退，政治经济学批判变成实证主义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价值的社会主义，而哲学再度变成思辨的学院玄学不是当今显而易见的事实吗？如果说，过去我们曾经错误地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所谓“资产阶级科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今天的实证化过程不也是又在简单的倒转中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吗？从如今对抽象民主的崇拜、对抽象自由的崇拜、对抽象人权的崇拜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在马克思那里，正是因为有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基础存在论，历史唯物主义才没有成为抽象的思辨哲学，资本现代性才没有被看成历史的终结。同样，正是因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同现代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经济学划清界限。如果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差异，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失去了理论基础。同样，正是因为离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许多现代性批判话语才陷入了观念论批判的路向，陷入了语言和思维内部的自娱游戏。阐释并巩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这一命题，意在将被分化解读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统一性巩固起来，克服学科分化解读带来的局限乃至于根本的理论错误，将现代性批判重新有效地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批判的基础上，为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中确立真正的存在论哲学奠定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中发挥最为本质的力量。
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存在论”上拓展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它只是提供了赖以出发的思想基地。一方面，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众多的中介环节和复杂过程，马克思只是通过经济基础的剖析指明了理论方向；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加速发展，资本原则的贯彻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马克思时代所未曾面对的，加上理论论战对象的特殊针对性等等，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表现出必然的限度，有待于与当代的实践和理论展开批判性对话以得到有效的拓展。在我看来，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需要切实的展开和推进。
马克思确立了内在于实践的历史概念，其历史范畴不是根源于形而上学的目的论预设。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某种目的论因素的话，可以说它是一种内在于实践的目的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对现代性的超越是内在超越，此种超越的动力来自资本本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没有时间缺口的必然性过程，经济决定论牺牲掉了实践主体之能动性呢？在马克思的时代，自然科学还没有揭示出宇宙和地球的生命，资源的资本主义利用还没有触及生存环境的底线，同样，人类社会内部的对抗能力也没有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因此，马克思没有从资本绝对扩张中看到人类毁灭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社会扬弃资本现代性的必要性，没有从这种“死亡”意识中得到论证。如今，资本原则的强化已经触及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底线和社会底线，如果没有超越性的能动实践，人类完全可能终结于资本现代性的肆意扩张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应该以此突出共产主义之必要性，阐释共产主义的终极意义，将社会主义革命概念真正奠定在主客体辩证实践的历史基础之上，以实践性消解那种僵硬的自然必然性概念。
由于批判黑格尔观念主义国家观的需要，马克思充分强调了国家对经济基础的从属性，主要是从资本的原则中透视现代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国家更多被看成是资本的“随从”⑥，而没有全面地考察国家可能的“超越性”及其限度。的确，马克思也一般地谈论过国家的能动作用，但国家职能的当代强化确实超出那时的想象。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如今看来，正是市场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巩固才完成了资本本身，因为只要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变，马克思说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同样，其实权力也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国家和市场只是资本运转的两个因素。国家干预可能调节市场自由交换的缺陷，同样，市场交换的自由诉求也可能对抗国家权力的越位和滥用，但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走出资本现代性的困境，至多随着时间的发展来回摇摆。今天的现代性批判，既要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存在论”，更应该看到这些方面阐释的不足，批判的重心要移到对权力与资本的辩证运动的考察，将资本的异化和权力的异化当成现代性状况的一体进行批判。
有一种极大的误解，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种历史哲学，而且是一种斗争性的哲学。这种误解产生了两个思想后果，要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历史观，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概念，因此需要自然唯物主义作为基础来补充；要么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阐释的自然概念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主体主义的范畴。归结到一点：面对当今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无用就是有害。的确，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一些关于环境破坏的零星论述，但并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入现代性批判，而这一点已经成了当今现代性批判的重要主题。不过，今天环境问题的现代性批判更多是从“主体主义”、“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入手，试图重新恢复自然生命的神圣价值，某些方面甚至于退回到了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事实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来看，当实践性和历史性被引进存在概念的时候，意味着自然（自然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和性质）是被历史中介的自然，而不是绝对的、无历史规定性的抽象物：进一步从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环境问题、能源的透支问题等等就应该密切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代性存在论架构来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仅仅成为有用物，劳动异化中已经包含自然异化等等，这些思想为环境批判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展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只是思想原则，经济基础如何在上层建筑，尤其是如何在人们的意识观念中发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理论化。如今人们不是单纯在生活于经济关系的异化中，经济关系的异化导致了生活的全面异化，乃至于人的本能也被资本原则规定，成为“非人的存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人格结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显现出现代性的特征，虚假意识和虚伪意识交织成了意识形态的幻相。现代性批判不可能不触及个人内在的心理领域，此一领域如何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呢？一方面，要强调不能仅仅从观念论批判的方面来阐释这些内在的意识和心理现象，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些方面没有得到全面的拓展，以至于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人学空场”这样的论断。如何将现代性存在论批判的方法论原则贯穿到对现代人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状况异化的批判之中，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弗罗姆、马尔库塞等人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但应该说还是一项有待被彻底课题化的理论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在经济运行的客观性和阶级革命的主体性之间建立内在联系，实践主体是现代雇佣劳动关系中的无产阶级。这一理论在当代遭到了两个方向上的批判：一种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了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基础；一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建立在宏大历史主体假设之上，作为总体的无产阶级并非不再存在，而是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超越现代的实践不应该再立足于这种宏大主体，而应该具体而微地在环境、性别、种族等等多个主题上展开。今天，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阶级革命理论做出新的阐释，回应挑战。我想，从理论上讲此种阐释要点大致有三：其一，重新以“雇佣劳动”这一范畴科学地、严格地阐释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概念，这样才不至于将无产阶级革命等同于饥民的造反，以经济的发展否定革命的可能性；其二，作为阶级革命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唯科学主义的实证概念，它包含现代的主体性和超越现代主体性的阶级价值取向，以此批驳各种对劳动价值论的实证主义证实或证伪；其三，要从主客体辩证互动的立场看待革命，它不是由自在自发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而包含着超越资本现代性的主体能动性。显而易见，这几个方面的阐释既需要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要能正确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才能有效地展开。
注释：
①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罗骞：《“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不同定向》一文，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7期。
②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性”引进对自然以及历史本身的理解，可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相关阐释。在那里，恩格斯把“非历史”的自然观和“非历史”的历史观看成是近代唯物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23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页。
④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形成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正是它推动了马克思在巴黎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努力实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性结合，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回顾了这一思想历程，充分说明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和意义。马克思将那段经典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看成是这一时期研究的“总的结果”，只不过这一概括是一种回顾性的表述而已。因此，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成是马克思早期作品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常见做法是极其有问题的。在此我们不能详细论及。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⑥比如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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