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兰[1]2001年在《选择·变异——论新感觉派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接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主义”文艺又称“现代派”、“先锋派”文艺。它是西方（主要是欧洲）各国在19世纪末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垄断的帝国主义，进入资本主义全盛期时崛起的一股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勃兴于上海的新感觉派是深受日本新感觉派影响的现代主义的小说流派。它对现代主义的接受经历了选择——变异——同化的过程。 一方面，新感觉派顺应时代与艺术发展的要求，通过创办书店、刊物的形式倡导新潮，接受现代主义的因素。他们放弃了传统的描写方法，转向以感觉作为艺术表现的核心，在荒淫与挣扎的强烈对比中表现他们所看到的上海——感觉中的都市，“及时的写出了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在促进都市文学风格多样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在他们接受的过程中出现了变异。纵观他们的创作，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民族传统的潜在作用。无论在作品主题、创作方法，还是在表现方式上，新感觉派都流露出回归传统的倾向。 本文试以新感觉派对现代主义的接受为对象，探讨这一流派乃至中国作家群体接受现代主义的基本表现、特点、出现变异的原因以及历史启示。
吴霄岳[2]2004年在《中国新感觉派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接受和变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果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主义成分的小说流派是前期创造社以郁达夫、郭沬若等为代表的自我派小说，那么真正在小说创作领域把现代主义方法向前推进并且构成了独立的小说流派的，是二十年代末期到叁十年代初期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他们自觉运用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形式技巧，在小说领域进行大胆尝试，确立了自己在叁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试图对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接受作一较全面的审视，并着重分析接受外来影响的中国新感觉派小说较之以往小说有了那些现代主义的特征，而接受中由于种种原因产生的偏离和变异，也是此篇论文关注的重点。 第一章主要分析日本新感觉派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详细讲述了以刘呐鸥为代表的几位作家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小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扩大了新感觉派在中国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中国的新感觉派的过程。 第二章山对文学史实的追述转向了对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现代性的挖掘。从主体意识的现代转变，到都市人生的全景关照，再到小说体式的现代改造，论者详细阐述了新感觉派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第叁章主要将目光落到了中国作家接受日本新感觉派、形成自己小说的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及其表现上，差异背后潜藏的原因也是该章的论述重点。
皇甫晓涛[3]2003年在《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再阐释与现代文化的重构》文中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整合是中国文化重构的重大时代课题与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之道，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又促成了比较文学的理论自觉与其跨学科整合的系统构筑与学术体系建设。本文从文化复兴与文化重构的关系入手，从影响、渊源、媒介的跨文明整合中探索俗雅文化、古今文化、中外文化原创与发展、还原与复兴中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文化发展与思想、文化线索，从文学、史学、美学、文化学、人类学多方面的跨学科综合中探索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力图在历史、文化研究与文学史史学体系、史学理论的探讨中形成比较文学的学术体系。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与重构，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与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中国文学全球化的话语重构与知识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全球化影响、整合，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本文分叁大块、五个部分探讨了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关系及问题：总论与第一章提出问题，从总体上探讨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现代性与本土性文化整合的重大时代理论命题：第二、叁章纵向总结、梳理中国古代文化复兴与现代文艺复兴的文化重构及中国文学再阐释的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跨文明阐发的人文基础；第四、五章横向探讨从新文化到新人文的现代性困惑，文化复兴复线结构与新理性文明重构的文化诗学体系，并从文化转型、文化复兴到文化变异、文化重构探讨了中国文化的整合之道，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跨文明整合的方法、道路与未来抉择；第六、七、八章从理论体系到学科体系探讨中国文学再阐释的中华性跨文明阐发文化诗学体系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问题，以解决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与学科理论问题，完成自己观点的创新体系与学术阐发;在结语中具体总结了当代学术发展、学科建设、人文学科与当代文化发展的关系，探讨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学术使命与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宗旨，并就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文化反思与理论思考，从而在知识构成与知识份子道路及学者使命上阐发了人文学科的价值重构与文化复兴的内在联系。 本文把握住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的内在联系，从中寻找中国原创文化话语重构的思想、文化史过程与世界化、全球化进程，把握住本土化与现代化互动结构的矛盾体系与深刻内涵，在文化变革与文化还原中探寻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史学价值与逻辑结构。从汉儒复兴的文艺初觉到玄学复兴的人文、艺术价值及新工具意义，从诗学复兴的母语文化重构到盛唐之音中亚细亚社会诗心与人文的世俗精神觉醒，从理学复兴与宋明理学的儒家文化重构到中华性、中华理性、中华心性及中华人文体系的诞生，在上古、中古与近古叁个时代、叁大体系中梳理出中国文学原创体系的文化重构与比较文学跨文明阐发的学术、文化体系，从影响学、渊源学与媒介学的多维视角中透视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的发展，“转换升成”其现代话语结构的文化渊源与人文内涵，使之能够在古今、中外、俗雅文化的跨文明整合中更好地进入全球化的文化语义与文化交流、文化融合之中，重构中国文学的阅读视野与读解价值，发掘其文化原创力的丰富人文内涵与艺术意蕴，确立比较文学的史学体系与学科建设的文化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复线结构、原创体系到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从新文化的现代性困惑、争鸣与理论自觉到其两大人文主题、叁大文化思潮、四大显学的文化重构，从现代文化诗学的比较文学体系到新理性文明重构的历史抉择，从现代文化转型的比较研究到中国文化复兴的比较研究体系，从现代学术、文化思潮的比较研究到京派、后期浪漫派的现代文学新人文重构，都做了系统的文化、历史梳理与学术、理论探讨及比较文学学科构筑的系统整合。 本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在理论上总结了从文学人类学的叁重证据法到中国比较学派跨越的第叁堵墙，提出比较文学跨文明整合的“叁重境界”说，为古今、中外、俗雅文化的交流、融合、阐发确立了比较研究的学术前提与学科体系。 2 2.系统研究了儒学复兴、玄学复兴、理学复兴的中国叁大原创文化体系及其互动互补的相互关系;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艺术史的研究完成一系列学术创见;对中国文化重构与打开其全球化视野的生存空间及本土文化的再阐释，做了文学、美学、史学、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梳理与跨文明阐发:对比较文学媒介学、影响学、渊源学的发展，做出相应学术拓展与理论探索。 3.第一次较为全面地阐发了文化复兴、文化重构、文化还原、文化转型、文化变革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及与之相关的阐释学、叙述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关系，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思想，拓
李莉娜[4]2016年在《论新感觉派的文化世界主义追求》文中认为对新感觉派的研究自其出现就已经开始,直至新时期有了新的突破,但研究领域集中在都市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以及文化的角度,而对于新感觉派所呈现出来的开阔的世界眼光以及文化世界主义观念关注较少,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从世界主义的角度入手,以新感觉派的文化世界主义观念为切入点,梳理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探究其文本中文化世界主义观念的呈现及其背后的实质意义。绪论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世界主义与文化世界主义概念的探源、发展流变的梳理、分类、基本价值的概括以及世界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第二部分是新感觉派的研究综述,以及选题缘由与合理性。第一章:新感觉派的文化世界主义观念。上海的魔幻崛起激发了国民的世界主义想象,新感觉派积极跻身世界主义浪潮。首先,他们逐渐形成了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次,拥有广阔的文学视野,尤其关注现代派文学。他们大量翻译介绍了外国的文艺作品,并且通过创办刊物和出版的方式,大力推动域外文学的传播并亲自进行现代派文学创作;新感觉派的文艺观从接受革命新思潮的涤荡、投身革命实践到普罗与现代文艺观的混杂时期,再到褪去政治外衣后对自由主义的选择。他们最终抛弃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而选择了自由主义。第二章:新感觉派文化世界主义的“风景”。新感觉派的作品中呈现出与世界同步的都市“风景”和都市感觉。都市“风景”既包括建筑风景、价值观风景,也包括情感风景。都市感觉包括对时间的感觉和空间的感觉。时间上对当下和瞬间感悟的重视,背离了线性时间观。空间的破碎呈现,只停留城市表面,取消了城市的历史深度。时间与空间历史深度的取消,才能免除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责任,进而复制出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副本,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第叁章:新感觉派文化世界主义的现代性。新感觉派努力打造的西方副本实质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渴慕与模仿,然而现代化是现代性物质层面的体现,因而新感觉派文化世界主义追求的实质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求,“风景”的同步亦即是对现代性的模仿。但是新感觉派笔下的现代性徒有现代主义表征,包括都市的物质繁华与“文明病”、现代派小说技巧的运用,但是缺乏深刻的批判意识,刘呐鸥沉醉于都市;穆时英的感伤情绪驱赶了现代性的焦虑;施蛰存反叛传统时的优柔寡断。因而新感觉派现代性的模仿徒有其表,未及内里。第四章:新感觉派文化世界主义追求的反思。新感觉派文化世界主义的追求实质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与复制,那么他们追求的结果又如何呢?首先,由于专注于“当下”而背离了五四时期的线性现代观,“时代”的身份在他们这里变得可疑,造成了持续经验的缺乏,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空洞,只剩下悲惨的结局。其次,通过对中日新感觉派的比较,我们发现,中国新感觉派几乎是日本新感觉派的副本,从文本到意识形态都追随了其效仿对象,然而这种在文学领域的复制最终造成的是文化流动的等级性,以及自身的消亡。最后,对西方现代性复制的模式真正会导向“成功”吗?同在亚洲的日本,曾通过“脱亚入欧(美)”的模式——对西方现代性的“拷贝”,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是1945年在二战中的毁灭也是对这种模式的回应。结论:通过对新感觉派文化世界主义追求的层层剥离,我们发现新感觉派实质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与复制,但是由于上海的特殊身份,他们的复制只是“表征”。而同处亚洲的日本曾通过“脱亚入欧(美)”方案,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其在二战的毁灭证实了复制西方现代性这种行为的失败。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应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性呢?如何在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
宿久高[5]2006年在《中日新感觉派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日本最早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现代派文学的诞生,同与其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文学一起揭开了日本现代文学史的序幕。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产生并非是偶然的,而是集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因素、欧洲的前卫文学艺术运动、文艺思潮、日本的文坛状况,以及现代机械文明、日本的社会变革等诸多影响因素于一体的新兴文学运动。正像这一文学派别的代表作家横光利一在《新感觉论》中所说:“我认为,未来派、立体派、象征派、结构派、现代主义和如实派的一部分都属于新感觉派。”由此可见,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并非是在西方某一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综合体。在文学方面,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家们不满于文坛的现状和现有的社会秩序,追求“新的感觉”、新的生活方式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式,主张传播前卫艺术和新的文学思潮,提出“文体革命”,试图进行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的革新。所谓“新感觉”,实际上是一种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它的“新”,在于一种暗示和象征,是一种“在表现单纯的现实的同时,通过微小的暗示与象征,特意从一个小小的洞穴中窥视人生全面的存在和意义的微妙的艺术。”①他们在表现人生时,之所以特意选择一个“小小的洞穴”,是因为他们在象征巨大的内部人生时使用的那种小小的外形,其形态只不过是他们受到极端的刺激、产生刹那间感觉时的“点发”。他们之所以从这种艺术表现中感受到特殊的喜悦,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机能,他们的心情、情调、神经和情绪都具有最强烈的感受性。所谓象征,是使内部闪光的外部,即语言的象征性。换言之,是通过语言闪烁的“象征”的光辉,把心情、心境的光辉折射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就需要在“外部”——语言的外在形式上——下功夫,并通过这种努力,把“内部”象征性地表现出来。日本新感觉派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把感觉作为透过事物的表象,探索事物内部的主观的、直观的触媒。认为自我是存在的核心,世界万物是“自我”的表现、补充或阻碍。只有意识才是真正的存在,而物质世界只是意识、感觉、表象、概念的产物。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特别强调表现自我的感受和主观感情,重视主观和直感的作用,否定现实生活,标榜文学创作的无目的性、无思想性和无功利性。在创作方法上,惯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通过人在刹那间的感觉的“点发”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生价值;通过新奇的文体和“使内部闪光的外部”——凝炼而华丽的词藻——来表现主观感觉中的外部世界,描绘人物纤细而哀伤的情感,描摹变态心理的微妙征象。形式往往是由内容决定的,但与此同时,对内容也有着相当的约束作用。社会的变化和随之出现的新的社会内容,必然要求容纳其内容的外在形式——语言、文体——随
赵鹏[6]2010年在《海上唯美风：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指出追求艺术至上、重视感官享乐的上海唯美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或者将其和京派唯美主义混杂在一起,或者仅仅停留在对个别作家或个别社团的解读上,从而缺乏一个整体上的观照。本文主要在梳理上海唯美主义思潮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其主要特征,研究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唯美主义不仅是一种艺术主张,也是一种生活方式。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中商业性和消费性的特点为唯美主义在上海的产生提供了精神土壤。唯美主义对瞬间快感的追求、享乐至上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在上海这个商业文化浓厚的氛围里得到认同。随着域外唯美主义思潮的引进,早期创造社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中的颓废因子以及后期新月派对美的探索都饱含着某些唯美主义的特质,而张竞生关于“性”与“美”的宣言则推动了唯美主义运动的生活化,他们共同拉开了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的帷幕。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唯美主义思潮进入了它的鼎盛期。邵洵美、滕固、章克标等一批围绕着狮吼社和金屋书店的作家群体,公开宣扬要从丑恶中寻出美的,从苦闷中寻出愉快的,体现出鲜明的唯美主义倾向。与此同时,创办幻社的叶灵凤,《真美善》杂志社的曾朴父子以及绿社的朱维基、芳信、林微音等,将文学的感官化和颓废情调当做是共同目标,把声和色、火与肉当作是自觉的艺术追求,带领起一个具有独特品味的唯美主义文学浪潮。而在1930年代的新感觉派、现代诗派以及1940年代徐吁、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作家身上,唯美主义体现出向现代主义过渡的特征。颓放不羁、重视感官享受这是上海唯美主义者创作中呈现出的共同趋向,也是他们与京派唯美主义者理性节制超脱,注重精神情趣享乐特征的不同之处。上海唯美主义与左翼文学思潮之间作为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代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在和京派唯美主义的对比中,在与左翼文学思潮关系的探讨下,更能清晰地展示出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上海唯美主义思潮是一个内涵丰赡的研究课题,它不但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创作实绩,而且对新时期文学也有着重要影响。在回归艺术本身、对艺术自身规律的探索中,许多作家大胆借鉴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的精神,出现了一批带有唯美倾向和唯美气息的文学创作。总的来说,在欧风美雨沐浴下成长起来的上海唯美主义思潮曾经以其强烈的感官色彩和颓废精神在二、叁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占据了引人瞩目的地位。它用“美”来作为反传统、追求个性自由的工具,显示出与“五四”启蒙精神的契合;它以审美的形式呈现日常生活、在颓废中带有的荒诞体验,无不蕴含着某些现代主义的质素,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发展起到过引导作用;而它对文学审美性的强调则彻底将文学从政治和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莉丽[7]2008年在《感性欲望的都市表达》文中认为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上海谱写了新感觉主义的篇章。他们第一次真正发现都市的美,并以其对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个体生命生存状态和情感的关注,以及对小说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的大胆革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本文从日本新感觉派形成的历史背景、文学刊物和文学理论入手,着重分析中国作家对日本新感觉派的接受、模仿、创新,以及新感觉派的文学作品如何进一步开启和传达了现代中国都市风景和都市人性的诸多复杂内涵,并由此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张惠[8]2011年在《“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新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末传入中国,一度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占重要一章。但这一西方外来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未化中国,而是快速被中国化。本文将“新批评”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下进行考察,深入分析“新批评”中国化的内在动因,系统梳理“新批评”中国化的学术路径,以见出在历史的视角下“新批评”中国化的丰富性与立体感。同时,以“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为关切点,描述中国文论在接受“新批评”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揭示“新批评”的中国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范式重建带来的意义与价值。第一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创生动因。“新批评”得以实现中国化的内在动因在于“新批评”文论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论范畴的同质性。其中包括文本观的相合,语义观的相似、修辞观的相近,批评方法的相通。第二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传播路径。“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通过叁种路径实现：一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实践,主要是梳理瑞恰慈与燕卜荪在中国直接思想传承过程；二是“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即在整理译介历史的基础上讨论翻译角度的“误译”；叁是“新批评”在中国的研究,即在中国语境下对“新批评”的重新解读。第叁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学术影响。“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表现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教学等方面。“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在文学观念上唤起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中国学术语言意识的自觉；在文学创作上实现了从词句模仿到诗学重建的创作革新;在文学教学上实现了从观念教育到实践教学的方法转换。第四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话语误读。“新批评”在中国的话语误读,有文学观念上的,也有具体范畴的,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超越性阐释,本章着眼于“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影响较大的四个观念的误读来进行分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误读；“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的误读；“反讽”的误读;“文本细读”的误读。第五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这部分着重于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在理论范式、观念、方法上建构的一套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这是“新批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批评”中国化所引起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构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二个层面是中国现代新诗理论的建构。“新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其思想方法对西方文学理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仍有深远影响,在后理论时代研究“新批评”的中国化问题,有利于纠偏中国文学批评对“新批评”的误解,正视“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为完善当前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学,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观念与范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冯仙丽[9]2003年在《突围与倦怠》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的兴盛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繁荣。这种以广大市民的娱乐消费为主导的商业文化不仅给现代人在视角和心理上带来新景观、新感受，而且它还不断促进现代都市人物质欲望以及其他个体欲望的飞升。但由于当时上海都市文化发展的不规则性和受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使得这种消费文化带有极强的消极因素。新感觉派创作以二叁十年代的上海都市为背景，把现代都市景观及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作为一种文化符码纳入自己文学的表现领域，在文化形态上呈现为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与对立。同时，新感觉派又受商业文化的影响，在审美对象的选择与审美价值的取向上无不隐含着潜在的商业动机。另外，由于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演进，西方各种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上世纪后期开始流行于西方各国的世纪末思潮乘虚而入，在中国也找到了滋生的土壤。在世纪末情绪的濡染下，新感觉派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消极颓废的色彩。新感觉派在他们的都市创作文本中，大肆渲染都市物质世界的新奇、刺激以及对现代人巨大的震撼力量。他们把这些现代科技所创造的硕果完全看作具有人格化性质的事物，揭示现代都市人对物质疯狂的追逐和不可遏抑的占有欲望，并令人触目惊心地暴露了现代社会的机械化、直线型和高速度对人自然生命的异化，以及对乡土田园的侵袭和对现代人诗意情怀的破坏。新感觉派以他们独具的都市目光揭开都市繁华背后的阴影，并透视出都市人在生命激情高涨后的驰缓、失落和无奈。新感觉派对都市现实的烛照交织着理性和非理性精神。他们时而把自己纳入都市消费群体而放纵自己的个体欲望，时而又以具有独主人格的知识分子自居而对都市保持高度的清醒。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感觉派的都市精神和都市意识是有限的和相对的。然而，透过新感觉派所构筑的纷繁、零乱的都市生存世界，我们仍然能打探到新感觉派对都市人生焦灼的心态和忧虑的心情。与同时代存在的京派作家相比，新感觉派这种焦虑是混乱和迷茫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像京派那样能为自己筑造一个纯净、安谧而又坚实的<WP=4>理想境界。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分裂对抗的生存窘境，使他们难以找到精神的归依和灵魂的避难所。他们总是以执着的现实意识体味现代都市人生。虽然这种人生导向缺乏一种生命精神的超越，但它却在现实的生存感悟中提炼出一种既真实又荒诞的都市人生。另外，对新感觉派的精神世界作整体考察我们不可能忽略对新感觉派乡土情结的探讨。因为乡土情结作为新感觉派都市精神的一种转移，它实际上承载着新感觉派创作文化特性的另一种存在。这就是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对新感觉派精神的制约。因为新感觉派这种来自童年和乡土和乡土的记忆总是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着新感觉派所受到的都市压力。但是面对强大的都市文化的覆盖，这种乡土情结又显得相当脆弱。它其实只是新感觉派分裂的都市精神的一种补偿。
胡希东[10]2007年在《1950-1980新文学史着作文学史观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史着作是着者文学史观念的呈现。文学史研究是“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但对文学史着作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着作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的研究却是目前文艺学研究的空白与薄弱之处。本论文就是针对该领域的空白与薄弱之处，以新文学史着作为参照对象，探询新文学史叙述所体现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叙述常受多种因素干扰，它既受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还受叙述者等内在因素所约束。因此，在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地域，以及不同社会语境下，不同着者对同一时段的文学史叙述，以及对同一文学史事件的描述、评价常呈不稳定状态。由于急剧而频繁的社会变迁，这一现象在1950-1980这段历史时期的新文学史叙述尤显突出。而本论文就是以1950-1980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大陆、港台，及海外“汉学”背景中有代表性的新文学史着作进行考察与探讨，探询他们在不同语境下新文学史的建构特征、文学史模式，以及“现代派”的不同文学史形象，分析新文学史叙述的影响因素，揭示新文学史叙述与特定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复杂关联，并进而探询其文学史观。序论，包括论题提出的缘由，并通过本论题的相关研究概述进而探讨本论题的具体实施办法；“现代派”在本文的特定内涵与范围，“现代派”的具体形成过程，“现代派”的文坛格局，它出现于现代文坛的文学史意义；特别是通过考察它在1950年代之前新文学史叙述中已经存在的形象，为探讨1950-1980“现代派”的文学史形象提供参照。第一章到第七章为论文的主体，它分上下两编，第一章到第四章为论文上编，第五章至第七章为论文下编。上编主要以1950-1980大陆新文学史着作为探讨对象，主要考察新文学史“个人着述”与“集体着述”，新文学史着述由“个人”走向“集体”的历史必然，文学史观念的前后差异，以及“现代派”在不同史着中不同形象背后所体现的文学史观。第一章，主要探讨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渗透于新文学的历史建构中。它包括以下内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新文学史观的指导性原则在建国前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的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体现的文学史观通过第一次文代会，通过教育体制中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颁布等具体方式，如何贯彻渗透于具体的新文学史叙述中。第二章，主要探讨王瑶在新文学史观念的理论阐述中尽力彰显毛泽东文艺思想；而他在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中，却又表现出“文学本位”意识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叙述中“文体型”模式的建构，对“新月派”与“现代派”艺术形式的追求均给予正面的肯定等，这种文学史叙述的“文学本位”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了明显张力。这是他文学史一面世即遭受批评，并进而带来着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的重要原因。第叁章主要探讨丁易、刘绶松的新文学史观，主要探讨他们的文学史由“新文学史”向“现代文学史”的“现代”转型中，主流意识形态对新文学史叙述的强制与规范。这具体表现现在他们的文学史观念尽量服务于当时现实，并密切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倾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渗透于他们的新文学史着作中，他们的文学史自觉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图解模式。他们的文学史虽属“个人”叙述，但“个人”的声音却被时代主旋律所湮没。这种文学史观念还体现在他们文学史模式的建构上，以及“现代派”文学史形象的描绘中。第四章主要探讨文学史“集体叙述”。王瑶、丁易、刘绶松的文学史属“个人”书写，但特定时代的政治语境使新文学史“个人”叙述难以为继，这是文学史“集体叙述”出现的原因。首先表现为“学生”集体叙述，其中以复旦中文系学生集体着述最为典型。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进一步渗透并主宰了此时期的新文学史观，新文学史最终变成“革命史”，以及“文艺思想斗争史”。由此，新文学史叙述也面临危机。与此相对照的是以唐弢为代表的“学者”集体着述，在某种程度上，“学者”的集体着述是对“学生”集体着述这一“过左”行为的纠正，有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唐弢的文学史最终成型却历经沧桑，它过多地打上了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迹。其文学史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论带史”与“阶级分析”，这种文学史观也决定了“现代派”在文学史中的“逆流”形象。该论文下编主要以1950-1980台湾、香港、美国“汉学”背景下叁个不同地域叁部有代表性的新文学史着为对象，探索他们各不相同的文学史观。第5章主要考察台湾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他的文学史观念也与大陆一样，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制约，如果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大陆新文学史观的基础，周锦的新文学史观则体现了“叁民主义”精神以及“民族主义”立场，这种文学史观进而体现在作家、作品叙述上，也体现在“现代派”的文学史形象描绘中。第6章主要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体现的文学史观，虽然该文学史照样存在文学史建构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与大陆、台湾新文学史观截然不同的是他对“文学性”的强烈关注，以及在文化价值、艺术标准上的西方中心论。这具体表现在他文学史叙述中宗教与道德意识的引入；现代文学西方视野的中、西比较；文本的“细读”等，这种文学史观也使他用西方现代主义标准来衡量“现代派”这一形象。第7章主要考察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民族性”与“纯文学观念”是理解司马长风文学史观的关键。这具体表现在他文学史叙述中对“民族性”的认同，对文学史事件的选择、描绘所表现出强烈的“非功利”性；因此，“情感”、“语言”、“诗”、“画”是他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因素。这些文学史观念也同样体现在“现代派”形象的描绘上。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观既与大陆、台湾形成了对峙，也与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形成了明显的紧张关系。论文在结论中指出：中国新文学史建构中的地域分化现象，体现了文学史观念从来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它深受意识形态、学术体制以及一定时期主流文学理论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不同的文学史观念使文本中的文学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重写文学史”也因而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重写文学史”不仅仅是挖掘材料、重新评价作家作品流派的文学史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如何认识文学本质的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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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再阐释与现代文化的重构[D]. 皇甫晓涛. 四川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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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上唯美风：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研究[D]. 赵鹏.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7]. 感性欲望的都市表达[D]. 王莉丽. 辽宁师范大学. 2008
[8]. “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D]. 张惠.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9]. 突围与倦怠[D]. 冯仙丽.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10]. 1950-1980新文学史着作文学史观念研究[D]. 胡希东. 四川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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