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史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韩非的史论既丰富又分散，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从变易史观出发，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提出了“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阶段历史分期说；二他“观往者得失之变”，围绕着“抱法”、“处势”、“用术”总结了前人治国的经验教训；三在人物评价方面，他斥桀、纣为暴君，并揭示其国破身亡的具体原因；对尧、舜、齐桓公、管仲、孔子、皆作两面观，既肯定其才智、功业，又指出其过失与不足；盛赞前辈法家商鞅的变法及其成就，同时又批评他“无术以知奸”，其法也“未尽善也”。
韩非是思想家，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但“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语），和诸子一样，韩非也惯于谈古论今，引史论政，因而《韩非子》中有很大史论成分。笔者对韩非史论的内容、形式、特点及其历史观作了初步研究，今不揣谫陋写出来，以就教于史界同仁，并望能对韩非乃至整个先秦诸子史论给予更大关注，以便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韩非的史论散见于《韩非子》各篇。史论的内容很宽泛，既有对具体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也有对某些历史现象（问题）的宏观考察、理论总结；既有关于政治得失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评议，也有关于思想学术的批判总结。因此，对韩非史论的内容只能作些概要介绍。
一、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总结
对“古今之变”问题，先秦诸子已有比较自觉的意识，提出了各种的历史分期说。如《礼记·礼运》篇的“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说、《庄子》的“至德之世”与“大乱之世”说、《孟子》的“一治一乱”说，《商君书》的“上古”、“中世”、“下世”三世说。韩非是先秦诸子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考察似乎更细致、更深入，因而提出了“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阶段历史分期说，《韩非子·五蠹》篇（以下引文凡出自《韩非子》者，只标注篇名）曰：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认为上古时期人少兽多，人们过着采集渔猎、茹毛饮血的生活，是符合原始社会的实际情况的。把“构木为巢”和“钻燧取火”归功于有巢氏和燧人氏这两位“圣人”显然是错误的，但“圣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神，这就等于历史是人创造的，从而排除了宗教迷信的因素，在国家起源问题上，虽然没有从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中去探寻“王”产生的原因，但指出由于有巢氏、燧人氏功德卓著，“民悦之，使王天下”的这种猜想与原始民主制是相吻合的。
韩非的历史分期很明确，把有巢氏、燧人氏时代称作“上古之世”，尧、舜时代为“中古之世”，夏、商、西周为“近古之世”，他生活的“当今之世”，（春秋战国）这样前后就经历了四个阶段。有分期就必然有分期的依据。韩非意识到历史在变，而且发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俗”即社会习俗，“备”则是指以政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治国之道。韩非就是从这两个方面考察古今之变，并进行历史分期的。他认为古时候人口少而财有余，所以大家“相亲”而不争。当时民风惇厚，“寡事而备简”，当天子的也没什么特权，因而“有揖让而传天下者”。后来人口渐多，社会财富则越来越少。“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与此同时，社会内部的分化也在加剧，君主、贵族和各级官吏的权势愈来愈重，于是就出现了权利之争，起初人们主要是“斗智”，相互欺诈，相互戒备，后来发展为“斗力”，“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经过这番纵向考察和前后对比，韩非总结道：“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八说》、《五蠹》）。
韩非的历史分期并不十分科学，他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概括得也未必准确、全面，但比较而言，在先秦诸子中是最系统、最详细的，足以代表先秦诸子关于历史分期的最高水平。不过，称韩非是第一个进行历史分期的则是过誉之辞，因为先于韩非而对历史进行阶段划分的不乏其人。
二、“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
韩非是韩国宗室成员，生当战国乱世，面对韩国日益衰败的局面，试图从历史中去寻找一条富国强兵之道。据司马迁讲韩非的著作是在“观往者得失之变”的基础上写成的，那么他究竟从历史上总结了哪些治国的经验教训呢？
首先，韩非认为“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心度》）“法”就是政策法令，是治国牧民的依据。“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六反》）从历史上看，“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管仲为相，严明赏罚，厉行改革，结果齐国首成霸业，“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楚庄王任孙叔敖为令尹，改革法制，整顿军队，楚国也称雄一时，“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可是，等齐桓公、楚庄王死后，群臣官吏“皆释国法而私其外”，于是“其国乱弱矣”（《有度》）。到战国时期，“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慢，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到战国后期，七雄并争演变成了秦独强而六国弱的局面，韩非认为关键就在于秦明于法而六国慢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饰邪》）韩非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诫人们：“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外储说右下》）如何以法治国，他谈了几点原则。譬如，制订法律要循天顺人，要因时制宜，而且内容要详明，要“布之于百姓”。执法者要公正无私，“有赏罚而无喜怒”（《用人》），“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大体》）韩非特别强调：“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楚廷理以“茅门之法”绳太子，晋文公不避亲贵斩颠颉，对这类行为韩非都大加赞赏。鉴于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韩非主张厚赏重罚。他赞成“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并引用商鞅的话解释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内储说上》）不过，在强调明法治国，轻罪重罚的同时，韩非也反对“妄杀”。他认为“赏无功之人，罚不辜之民，非所谓明也”（《说疑》），并警告说：“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
韩非认为明主治国不仅要“抱法”，且要“处势”。“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对于君主来说，王位和权势是至关重要的。“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功名》）因此，“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难三》）君主的权势主要体现在赏与罚上，有时韩非又称之为“德”与“刑”，或简称“二柄”。为人君者必须牢牢抓住这两种权柄，“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如果“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譬如，“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世”，这就等于篡夺了齐简公的庆赏大权，结果“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宋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司城子罕对宋桓侯讲：奖赏是民众所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刑杀是民众所憎恶的，那就让我来掌管吧，“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二柄失其一即有弑劫之祸，“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二柄》）
在韩非的政治学说中，法、术、势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所谓“术”，即君主驾御群臣的方法和手段。关于“术”的重要作用，韩非曾形象地比喻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对君主来说，用不用术，善不善于用术，情况大不一样。“君无术则弊于上”（《定法》），“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和氏》）譬如，阳虎是有名的乱臣，“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外储说左下》）这是君主执术御臣而建功立业的典型事例。不过，反面的教训也不少。譬如，“淖齿之用齐也，擢闵王之筋；李兑之用赵也，饿杀主父。”韩非认为齐闵王和赵主父的失误就在于“不操术”，防奸无术，“故身死为戳，而为天下笑。”（《外储说右下》）韩非很喜欢谈论“术”，仅《内储说上》就列举了七种御臣统治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每谈一术，韩非都连类比事，举若干史例详加说明。韩非所谈的帝王统治术很是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用人术和防奸止乱术。
韩非对用人问题特别重视，认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八说》）他指出如何择臣用人：“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难三》）由于韩非主张以法择臣量功授官，所以他强烈反对“尚贤”学说。在他看来评价一个人贤与不贤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而君主心目中的贤人未必真的是贤能之辈。他举例说：“晋灵侯说参无恤，燕哙贤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贤不必贤也。”（《难四》）还有，“（鲁）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指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引者）得任事。”（《难三》）由此看来“尚贤”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还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定法》）这样，君安于上，臣劳于下，国家井然有序。
防奸止乱是韩非探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好利的，君臣、夫妻、父子之间都有一层利害关系，“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备内》）因此，君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不为奸不作乱上，而是应该时时提防奸臣弑劫和宫闱之祸。韩非介绍了历史上大量奸邪行为，以及奸邪的活动规律和君主的种种失误。在《说疑》篇中把奸邪的行为归纳为“五奸”：“为人臣者，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圣主之所禁也。”如果当疑而不疑，该禁而不禁，那么轻则君主被蒙蔽，重则被篡位。在《主道》篇中指出：“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观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在《八奸》篇中则分析了奸臣篡权的八种手段：一曰在同床，即人臣贿通君后宫妃妾使之相机惑主；二曰在旁，即人臣通过君主的亲信侍从迷惑其主；三曰父兄，即人臣贿赂笼络君主的伯叔、兄弟及朝廷重臣，使其扰乱君主；四曰养殃，即人臣导君于奢，惑乱其心，以谋私利；五曰民萌，即人臣散公财或行小惠以收买人心而成其私欲；六曰流行，即人臣使能言善辩之士，用浮夸而流行的利害之词去引诱、恐吓或损害君主；七曰威强，即人臣养剑客死士，以恐怖手段挟迫群臣百姓而行其私；八曰四方，即人臣交大国，借大国之威诱迫或挟制自己的君主。“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不过，对君主来说威胁最大防不胜防的还是祸起萧墙，因此韩非又指出“备内”问题。《备内》篇中说：“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
韩非还总结了治国的经验教训。如在《十过》篇中把历史上许多君臣的过失分为十大类：“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对每一种过错韩非都用历史上有关君主大臣因这“十过”而铸成“穷身”、“亡国”、“绝世”之祸而加以说明。《亡征》篇中韩非又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对历史上许多政权四十七种亡国征兆进行了总结。
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韩非子》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包括君主后妃，文武臣僚、隐士游侠、学者策士、名医巧匠、布衣百姓等多达六百人左右，可谓形形色色，应有尽有。韩非对这些人物的评价，重点是昏君佞臣、明主贤佐和学者隐士。现从中选择几组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评价介绍如下：
1、关于尧舜的评价
尧舜是韩非着墨较多的两位历史人物，《韩非子》中有二十余篇谈到尧舜，评价比较分散，角度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古代圣王，是人君楷模。他称颂“尧舜之贤”、之“智”、之“德”。如在《安危》篇中说：“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垂德于万世者这谓明主。”《难势》篇中把君王分为上中下三等，称尧、舜乃“千世而一出”的圣王。王良是古代著名的御马能手，韩非说：“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在《难三》篇中甚至称：“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韩非对尧、舜如此大加赞扬，一因尧舜生活比较俭朴。他说：“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十过》）又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五蠹》）；二是尧、舜利百姓，得人心，于是“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功名》）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常常用法家思想改铸尧、舜的形象，极力把他们描绘成奉法治国的古圣先王。为了强调法治，《守道》篇曾宣称：“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饰邪》篇中又称赞舜和禹奉法办事。“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
其次，关于尧舜禅让问题。儒、墨两家都好谈尧、舜禅让，并视为佳话。韩非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肯定有尧舜禅让这回事，但强调尧舜“轻辞天子，非高也。”《五蠹》篇说：在尧舜禹时代，天子的权势还很薄，生活十分俭朴，而且还不脱离劳动。“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二是怀疑甚至否认有尧舜禅让这问事。在《忠孝》篇中称：“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在《说疑》篇，干脆否定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再次，关于尧舜的道德问题。儒家尚德治，对尧、舜的道德修养推崇备至。对此，庄子颇不以为然，大骂：“尧不慈，舜不孝”（《庄子·盗跖》）。韩非沿着庄子的思路作了进一步阐发。照儒家的说法，尧是圣明的君主，而舜是德化的楷模。尧在位的时候，历出之农常闹田界纠纷，“舜往耕焉，期年，圳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韩非问道：“方此时也，尧安在？”并认为：“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难一》）韩非运用二难式推理，诘难圣尧在位而舜德化的矛盾说法，很有说服力。《忠孝》篇指出：“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舜，“舜逼尧”，自然算不上忠臣；“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舜出则臣其君，人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这显然是不忠不孝之徒，有什么好称誉的？
由上可知，韩非对尧舜的评价相当复杂，但总起来看褒多于贬，肯定多于否定。对尧舜的治国才能和成就评价甚高，尤其称赞其以法治国，以刑杀立威，但对尧舜尤其是舜的道德颇有微辞，这是韩非反对德治的政治观念在人物评价中的具体反映。
2、关于桀、纣的评价
如果说尧舜是“千世而一出”的圣明君主，那么桀、纣便是“千世而一出”的稀世暴君。韩非把桀、纣当作“悖乱暗惑之主”的典型，对其种种昏乱残暴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同时也揭示了他们亡国灭身的原因所在。
其一、生活奢侈，荒淫无道，桀、纣均嗜酒。《说林上》说：“桀以醉亡天下”，足见其嗜酒的程度及其危害。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喻老》），而且还“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说林上》）桀、纣的荒淫绝不止贪酒一项，纣就曾以象牙为著，又好“靡靡之乐”（《十过》）。如此荒淫，岂有不亡国之理？
其二，残虐百姓，无礼诸侯。“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难势》）轻民力，设酷刑，滥杀无辜。《安危》篇批评夏桀“诛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难一》篇指责商纣“斩涉者之胫也”。桀、纣不仅残虐百姓，且无礼诸侯，于是天下叛之。《十过》篇曰：“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纣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无礼也。”
其三，是非不分，用人不当。桀、纣时，贤能敢谏之士往往身遭不测，而奸邪面谀之徒受宠信，“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为贵”（《安危》），“关龙逄说桀而伤其四肢”（《人主》），“文主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韩非认为这些“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难言》）正是由于桀、纣是非颠倒，忠奸不分，所以才使得侯侈、崇侯虎和费仲这些“亡国之臣”倍受信用，祸国殃民。韩非愤怒地指出：“商辛用费仲而灭”（《难四》）。
因有“桀、纣暴乱”，所以就有“汤、武征伐”。对这一问题，韩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反对暴政，又强调君臣名分。从前者出发，他常常称赞“桀、纣作乱，汤、武夺之”（《难二》），并从民心向背来加以解释。他说：“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夺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众之所夺也；辞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岷山之女，纣求比干之心，而天下离；汤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内服。”（《难四》）不仅肯定了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的合理性，而且把这一兴一亡视为“民之所夺”、“民之所予”。这无疑是非常卓越的史识。前人总以为法家尤其是韩非“刻薄寡恩”。其实，韩非固然是君主专制论者，但在“尊君”的同时也强烈地反对暴政。但是“汤放桀，武王伐纣”毕竟是“人臣弑其君”的行为，“臣事君”乃“天下之常道”，故而从君臣名分观念出发，韩非又主张“毋誉汤、武之伐”（《忠孝》）。
3、关于齐桓公、管仲的评价
韩非评人议事，重点是在春秋战国部分。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称雄中原数十年，管仲是早期法家代表人物，且佐桓公以成霸业。因此，韩非对这二位杰出的政治家特别关注，评价较多。
《韩非子》中屡屡称赞齐桓公霸业之盛，把他誉为“五霸之首”、“五霸之冠”。《有度》篇称：“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十过》篇说：“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桓公所以能成就如此辉煌的业绩，《韩非子》认为：
首先是齐桓公和管仲以法治国的结果。韩非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管仲是“法术之士”，“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奸劫弑臣》）。齐桓公以他为相，变法图强，结果齐国大治，终于成就了一代霸业。管仲是如何以法治国的，《内储说上》介绍了管仲“断死人”的事：“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管仲建议以法令的形式向国人宣布：“棺椁过度者戳其尸，罪夫当丧者。”这是借助刑罚移风易俗的例子。《外储说左下》谈到齐桓公选官之事：“桓公谓管仲曰：‘官少而索者众，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因能受禄，录功而与官，则莫敢索官。君何患焉’？”这是主张以法择臣，量功授官，反对私人请托。
君明臣贤，是齐桓公建功立业的另一重要原因。晋平公曾经向臣下问桓公称霸究竟是君之力还是臣之力，叔向认为是“臣之力”，师旷认为是“君之力”。韩非则认为：“叔向、师旷之对，皆偏辞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非专君之力也，又非专臣之力也。”不仅齐国的霸业如此，“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难二》）。显然，韩非的看法比较客观、全面。桓公即位以前，齐国相当衰乱。当他战胜公子纠夺取王位之后，选贤任能，励精图治。管仲本是公子纠的谋士，与桓公又有“射钩之怨”，但“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难三》）。对此，韩非大为钦佩。正是由于齐桓公心胸开阔，信用贤能，所以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贤能之士。据《外储说左下》篇讲：“桓公问置吏于管仲，管仲曰：‘辩察于辞，清洁于货，习人情，夷吾不如弦商，请立以为大理，登降肃让，以明礼待宾，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垦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宁戚，请以为大田。三军既成陈，使士视死如归，臣不如公子成父，请以为大司马。犯颜极谏，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谏臣。治齐，此五子足矣；将欲霸王，夷吾在此。’”齐桓公知人善用，还很注意听言纳谏。有一次桓公微服私访，见“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桓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桓公曰：‘善。’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于是齐国“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外储说右下》）。总之，在韩非看来齐桓公是明主，管仲等人是贤臣，君明臣下，上下协力，齐国的霸业就是他们君臣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在“霸王之佐”中管仲最为突出，所以韩非常常称赞说：“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奸劫弑臣》）
韩非对桓公、管仲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看到他们的功业，也指出他们的缺陷。他对管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泰侈逼上”。据《外储说左下》讲：“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后来，“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韩非也批评说：“管仲不务尊主明法，而事增宠益爵，是非管仲贪欲富贵，必暗而不知术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难一》）。其二，以法治国不够完善。譬如：有一次齐桓公喝醉了酒，“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为了雪国君之耻，管仲建议开仓济贫，赦免薄罪。桓公称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对此韩非很不以为然，认为：“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难二》）还有一件事，“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他怕管仲一病不起，所以特意问：“将奚以告寡人？”管仲认为易牙、竖刁和开方都是奸邪小人，所以很郑重地叮嘱桓公：“愿君去此三子者也。”韩非认为管仲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所以他告诉桓公的“非有度者之言也”。在韩非看来，政治的明暗和国家的安危关键在君主。“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不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于桓公也，使去坚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难一》）韩非的观点虽有些偏激，但自有它深刻的地方。如果齐桓公在治国和用人的原则上出了偏差，那么“去此三子”就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韩非也指出齐桓公两大缺陷。其一，“妒而好内”。《外储说右下》篇说：“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二柄》曰：“齐桓公妒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齐桓公生活上的荒淫为奸邪小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他晚年的悲剧埋下了种子。其二，晚年由明转暗，忠奸不分，用人不当。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都是些善于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齐桓公为了满足私欲而失于察奸，一直把他们留在身边。管仲死后，桓公竟然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于是奸臣结党营私，内政日益衰败，并且出现诸子争立的局面。最后，桓公在内乱中死去。“虫流出户而不葬”。韩非批评说：“桓公不知臣欺主与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专也，故曰：桓公暗主。”（《难二》）
4、关于孔子的评价
孔子是春秋晚期一位非常活跃的政治家、思想家，由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到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显学。对这样一位历史名人，韩非当然不会等闲视之。
对孔子的才智、品德和成就，韩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的心目中，孔子“博习辩智”，是智士的典型，所以经常称赞“仲尼之智”、“孔子之贤”，并记述了不少诸侯或卿大夫向孔子请教的情况。关于孔子的道德修养和学术成就，韩非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又说：“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五蠹》）至于孔子的政绩，韩非称赞说：“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内储说下》）这是法治的成效还是仁政德化的结果，韩非没详谈。不过，从《内储说上》篇所谈的三件事来看，他认为孔子是主张以刑法治民的。有一次鲁哀公见鲁史《春秋》上有“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的记载，问孔子史官“何为记此？”孔子回答说：“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挑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人君乎！”孔子由陨霜讲到临民之道，强调该杀则杀。“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孔子认为：“弃灰于街必掩人”，容易引起纠纷，甚至会酿成“三族相残”的惨事，所以“虽刑之可也”。再说，不弃灰于街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孔子的这番话很对韩非口味，可以为他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法治主张作注脚，所以他引以为证。第三件是关于鲁国救火的事：“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孔子分析说：“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鉴于火情紧急，又不可能“救火者尽赏之”，他建议：“请徒行罚。”哀公从其言，“于是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本来孔子是主张宽猛相济的，韩非取其“猛”而舍其“宽”，极力渲染他以刑罚治民的一面。
孔子的思想核心在礼与仁，韩非的“法”实际上脱胎于儒家的“礼”，二者颇有相通之处，所以韩非对孔子关于“礼”的言论大都持肯定态度。譬如，孔子曾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于是孔子讲了一通黍贵桃贱的大道理，说：“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不然就伤害了礼义，所以要先饭黍而后食桃。这是借饮食谈贵贱有序，不可颠倒（见《外储说左下》）。孔子的门徒子路曾为郈令，当时鲁国发动民众开挖长沟。“子路以其私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郈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不理解，孔子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外储说右上》）原来仁爱也是有规矩的，孔子认为子路的行为是“过其所爱”，错在“擅爱”，用韩非的话说这叫作“越职”。孔子重视“礼”，所以就很强调正名定分。卫文公名辟疆，当他朝拜周天子时周行人逼其改名以避讳，不然不予接纳，因为只有周天子才有开辟疆土的权力，诸侯不能用“辟疆”这个名号。后来，孔子听到这件事评论说：“远哉禁逼！虚名不以借人，况实事乎？”（《外储说右下》）孔子强调正名以尊王，这与韩非尊君重势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对孔子的议论大为赞赏。
不过，韩非对孔子倡导仁义，强调道德教化，则颇不以为然，如孔子曾说：“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一般情况下韩非并不认为君主可以放纵自己，相反在《安危》篇他还主张人主应以尧“自刻”。但一谈到治国临民的原则，他特别强调抱法处势任术，而孔子却强调君主以身作则，所以他批评：“孔丘不知，故称犹盂。”（《外储说左上》）还有，孔子重孝道。“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说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韩非认为：“夫父之孝子，君子背臣也”，“三战三北”理应处罚，孔子却“举而上之”，这样赏罚颠倒危害极大，所以他愤怒地指出：“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五蠹》）另外，孔子曾盛赞舜以德教化民众，又称赞城濮战后晋文公行赏先雍季而后舅犯，对此韩非也提出尖锐的批评，说：“仲尼不知善赏也”（《难一》），“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忠孝》）。
总起来看，韩非对孔子是作了两面观的。他似乎力求把这位儒家先师与其后学区别开来，一面骂周围的儒生是蛀虫，一面又称孔子为“圣人”。对孔子的思想学说，他从法家的立场出发，有肯定也有否定，“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5、关于商鞅的评价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在各诸侯国中历时最长、成效最显著。韩非对商鞅的法治思想和变法活动特别重视。
韩非对商鞅的评价非常高，常将他与伊尹、管仲并列，称他们“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是“忠臣”的典型代表。对商鞅变法的成就，韩非从历史的对比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奸劫弑臣》篇说：“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因末作而利本事。当此之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故轻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被刑者众，民疾怨而众过日闻。孝公不听，遂行商君之法。……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
商鞅变法的内容很广泛，其法治思想也相当丰富。韩非特别赞赏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思想主张。在《内储说上》中这样写道：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
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
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一日，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
去刑”。
表面上看轻罪重罚似乎有些残酷，但罚的对象是有罪者，重罚的目的是“以刑去刑”。韩非认为这是“利民”之道，所以表示赞同。
韩非对商鞅也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缺点和失误也直言不讳。在《定法》篇中就分析了商鞅的两点不足：其一，言法而不言术，局限很大。他说：“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秦虽因变法而富强，但却“无术以知奸”，所以应侯、穰侯等人反而利用变法成果以谋私利，韩非认为这就是秦经几十年努力而没能成就帝王之业的原因所在。其二，“商君未尽于法也”，即商君之法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认为这种按军功选拔官吏的办法是不妥当的。他打比喻说：工匠要靠手艺，医生要会调配药物，假如硬要立有军功的人干这些事，“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同样道理，“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是历史的进步，但让有斩首之功的勇士去当官治民并不恰当。在战争年代这种选官制度的弊病表现得还不明显，那么天下太平，其消极作用便会明显地表现出来。秦一统六国后，地方统治力量的薄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韩非早在统一之前就看出了军功爵制的隐患，可谓远见卓识矣。
后记 《韩非史论研究》是一组系列论文，本文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篇是：《韩非说史》（见《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韩非史论的特点》（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访问学者论文专辑）、《关于韩非历史观的几个问题》（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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