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结构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6］07—060411—0341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FDI（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外资利用持续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并于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输入国。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仅推动了中国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转型，同时，还对增加就业、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作用（蔡昉、王德文，2004）。
国内外关于外资对发展中国家就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FDI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贡献，如蔡昉、王德文（2004）从人力资本分析角度分析了FDI就业对整个就业的贡献率。其二，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主要通过FDI对人均工资的影响，如Feestra和Hansond对墨西哥的研究、Lipsey 、Sjobolm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Xiaodong Wu对中国的研究，都表明FDI扩大了东道国的熟练劳动力需求，提高了东道国的平均工资水平①。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FDI对我国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如黄华民（2000）的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多数把目光集中在了FDI 就业的增量变化及对整个劳动就业的贡献上。应该看到，FDI对就业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FDI通过增加资本供给推动的社会就业人数增长上，而且对我国就业结构也存在深远的影响。与国际借贷资本相比，FDI可以有效避免金融风险及短期化的威胁。作为一种优质的国际资本，FDI不仅为我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还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一致显示，FDI 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述研究大多是从资本、产品、技术外溢的角度出发，但也有研究开始注意到FDI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影响（张二震、任志成，2005），不过只是理论分析，未进行全面的实证检验，并且研究仍然未涉及FDI对就业结构影响所波及的产业结构变迁。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回答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结构是否存在影响？如果有，影响方式、影响程度如何？其二，FDI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否能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变迁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FDI、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迁影响机制及在我国的实践
FDI与劳动力作为要素投入，在规模效益一定时， 通过增加其投入量可以推动产值的增长。但FDI与劳动力之间更多地表现为二者的要素配比关系， 在技术一定的条件下，增加一定量的资本则必然要求增加相应的劳动力投入。因此，FDI对就业存在就业量和就业结构两方面的影响。对就业量的影响表现在：其一，就业创造效应，即通过资本供给的增加实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扩大就业规模；其二，就业替代效应，FDI不仅直接增加了各产业的资本供给，还以技术、培训、外溢等方式增加了产业内的其他要素供给或提高了要素生产率，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增加产业效益，出现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现象。前者是就业总量的增长，后者则可能带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缩减就业量。因此，总的来说，FDI 对就业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FDI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是通过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动态配置来实现的。由于FDI在各产业的分布不均， 以上两种就业效应会在各产业内部分别发生作用，扩大产业间的差距，加剧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伴随出现的即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及就业结构的优化。
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就业人口的非农化，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增加。作为产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业结构更能真正体现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情况。产业结构的高低是衡量社会发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动将同时导致产业内资源配置等各方面的变化，由此带动产业劳动生产率及产值结构的改变，而劳动生产率及产值结构的改变又会促使就业结构产生新的变化，如此交互影响促进了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和变迁。
改革开放初，我国由于长时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占国民经济绝对比重的国有经济不能体现国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而非国有经济因为与国家发展战略不一致，难以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技术。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有力地缓解了我国转轨时期资本积累不足的缺陷，并且由于其所遵循的利益诱导原则，能够将资本投向优势产业，因而这对体现我国资源禀赋优势的非国有经济摆脱资本、技术供给不足的束缚，促进产业结构向优势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由此得以更加充分动员，要素投入增加促进了我国产业产值的增长及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大。因此，改革开放初的工业化初期，FDI 对我国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其后，FDI在不同产业的集聚加大了产业间的差距， 工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壮大，一些高新产业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产业内，FDI的就业替代效应作用增强而创造效应弱化，带动了社会就业结构的改变以及我国比较优势的提升。而今，我国已初步进入工业化成熟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从增加经济总量转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就业结构。当东道国经济足够发达时，可能出现FDI投向与东道国发展战略方向不一致的情况。但无可否认，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继续大量吸收优质的FDI 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应适当增加对FDI的投向调节及使用管理。
三、数据说明及统计描述
1.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指标主要有：三次产业FDI、三次产业就业人数、三次产业GDP。第一、二、三产业FDI分别表示为FDI[,1]、FDI[,2]、FDI[,3]，就业人数为EMP[,1]、EMP[,2]、EMP[,3]，GDP为GDP[,1]、GDP[,2]、GDP[.3]。为避免币制波动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文中FDI值已经以当年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计价。由于我国统计工作中行业标准多次变动，无法获得统一的三次产业FDI数据，研究中的FDI[,1]、FDI[,2]、FDI[,3]根据表1注②的分类标准计算整理。
表1 1985～2004年三次产业FDI变动（单位：亿元）
总计 FDI[,1]
FDI[,2]
IFDI FDI[,3]
1985
185.983.71 73.91 70.02 108.36
1986
97.86 2.15 28.93 27.11 66.79
1987
138.054.65 68.13 66.09 65.27
1988
197.167.77 154.10149.6835.28
1989
210.844.57 178.11175.5928.15
1990
315.515.85 275.05266.3934.61
1991
637.5611.71 519.39512.24106.46
1992
3205.28
37.40 1902.83
1801.44
1265.05
1993
6506.29
68.65 3034.48
2948.63
3403.16
1994
7125.92
83.81 3989.81
3783.51
3052.30
1995
7622.92
144.955308.40
5148.19
2169.57
1996
6092.35
94.72 4363.83
4197.50
1633.79
1997
4228.09
88.31 2864.68
2606.08
1275.10
1998
4313.58
99.70 2930.61
2785.72
1283.27
1999
3412.57
121.832349.83
2259.08
940.91
2000
5164.03
122.783875.82
3807.03
1165.43
2001
5727.23
145.824423.92
4273.05
1157.49
2002
6850.73
139.725146.91
5059.37
1564.10
2003
9524.32
188.397048.14
6909.32
2287.79
2004
12703.15 270.739652.48
9506.08
2779.93
注：①表中FDI为协议外资额，IFDI表示工业吸纳FDI。
②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水利业（1985～1996），农、林、牧、渔业（1997～2004）；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1985～1996），工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1997～2004）；第三产业包括第一、二产业以外的所有行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6～1995）、《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5）计算整理。
2.统计描述
1985～2004年间，FDI在我国三次产业间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多数年份在50％以上，2000年以来则一直维持在75％左右；第三产业FDI在上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上升趋势，占全部FDI的比重达到了52.3％（1993），但在90年代后期却持续下降，占全部FDI的比重也持续维持在22％左右；第一产业的FDI则一直维持在不足5％的低水平。FDI在行业内的分布则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工业部门。1985年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个FDI中的比重仅为37.6％，自2000年以来，这一部分的FDI占整个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一些年份甚至超过了80％（1989、1990、1991）。这一趋势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同时FDI在工业部门的集聚，也反映了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依然处在调整的初期，暴露了第三产业发展较弱的不足。
图1、2、3中FDI、GDP单位为亿元，EMP单位为万人。图上显示，第二、三产业GDP与就业量的变动关系极为相似，均出现了GDP与就业人数同时上升，达到一特定值后，GDP的增长速度超过就业人数增长速度的现象，即GDP与就业量相交后GDP位于就业人数上方的现象，并且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长已经超出第二产业。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一直维持在一较高的水平，就业人数始终位于GDP的上方。可以看出，经过20多年的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第一产业却始终处在一个低劳动生产率的阶段。这也是为什么第一产业吸纳的FDI始终有限，难以提高的原因之一。在FDI与GDP之间，三次产业内都表现出同时上升的趋势。
图1 1985～2004年第一产业FDI、GDP、就业人数变动
注：副坐标柱表示FDI数据。
图2 1985～2004年第二产业FDI、GDP、就业人数变动
图3 1985～2004年第三产业FDI、GDP、就业人数变动
四、实证模型及结果解释
1.FDI与就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1）三次产业FDI与就业变动的协整分析
协整理论从经济变量的数据中所显示的关系出发，研究确定模型中包含的变量和变量是否具有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协整的经济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二：一种是EG二阶段分析法，一种是Johansen的多变量协整检验法。EG二阶段分析法主要适用双变量的协整分析，与本文研究内容相符，故本文采用之。其基本思路为：符合协整分析条件的两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可以认为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cointegration）。其中协整分析条件指进行协整分析的两个变量具有同阶单整性，即保证变量在经过相同阶次的差分后达到稳态，否则就会导致回归谬误（spurious regression）的产生。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前，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常用的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为ADF单位根检验法。
①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在Eviews5.0中，ADF检验有三种形式：有截距项、有截距项并且有时间趋势项、没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本文检验的顺序为：先选择有截距和时间趋势项，若截距项与时间趋势项不显著（P大于0.05），再选择有截距项，若截距项不显著，最后选择无截距项与无趋势项，假如在无截距项与无趋势项的情况下仍无法形成稳定的时间序列，再进行一阶差分重复以上检验过程直到达到稳态为止。对最佳滞后期的选择，本文采用AIC信息准则。最大滞后期为2。
②FDI与就业结构的协整检验。EG二阶段分析法的步骤可归结为：第一步，用OLS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回归；第二步，用ADF法对回归残差e[,t]进行平稳性检验。如e[,t]为平稳序列，则二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协整关系不成立。
借助Eviews5.0，进行回归后，得到协整方程式：
注：本表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计算得出，其中C、T、K、N、Δ表示意义与表2同。
（2）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在确定
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检验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内FDI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变动关系，需要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EC）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此来检验协整方程的短期动态与长期调整特征。误差修正项（EC）即协整方程中的残差。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4）式中，ΔLNFDI[,1t-1]的系数显著，表明第一产业FDI对劳动就业存在直接的滞后影响。根据参数的估计值可以判断第一产业FDI与劳动就业人数呈相反方向变化，FDI增长1％，劳动就业人数将下降0.04％。（5）式中ΔLNFDI[,2t]、EC[,2t-1]均显著，说明第二产业FDI对劳动就业人数存在直接的影响，并且通过短期波动失衡的调整，间接影响劳动就业量。根据参数估计值，第二产业FDI每增长1％，该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将增加0.04％，并且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存在0.59％的调整力度，即劳动就业的实际值与其长期均衡值约有0.59％得到调整。
2.FDI、就业结构、产值结构的两两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是产业结构的两个方面，为了进一步分析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本文对FDI、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两两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
Granger检验的结果（表4）显示，在FDI与就业结构之间，第一产业中FDI与就业存在单向的Granger关系，就业量是FDI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二产业FDI与就业量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第三产业FDI与就业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关系。因此，结合协整分析结果可以得到：长期而言，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对增加FDI在第一产业的比重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说明第一产业有效吸引FDI的方法还在于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水平的提升。而短期FDI的增加则能够促进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减少，有利于就业人口的非农化；第二产业FDI与就业人数不仅存在长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FDI还通过短期波动影响就业量；第三产业FDI与就业量之间既不存在协整关系也不存在Granger关系，表明FDI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在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第一、二产业中，产值与就业人数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人数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吸纳的潜力巨大，第一、二产业的产值增长对扩大就业量的影响已经并不显著，而第三产业则还存在通过提高产值增加就业的机会，同时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为第三产业的产值增长创造了条件。在FDI与产值结构之间，三次产业中FDI与产值均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FDI均作为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对产值变动存在直接的滞后影响。
五、结论性评述
在FDI与就业结构变动关系上，通过协整分析表明，第一、二产业的FDI与就业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第三产业内该二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显示，第一产业FDI对就业存在直接的滞后影响，且FDI每增长1％，该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将下降0.04％；第二产业FDI对劳动就业人数存在直接的影响，第二产业FDI每增长1％，该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将增加0.04％。结合上述分析并通过Granger检验可以得到，长期而言，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有利于增加FDI在第一产业的比重，短期FDI的增加则能够促进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减少；第二产业FDI与就业人数不仅存在长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FDI还通过短期波动影响就业量；第三产业FDI与就业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也不存在Granger关系。Granger检验同时显示，在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第一、二产业中，产值与就业人数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第三产业中二者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表明第三产业通过产值增长促进就业的潜力巨大；在FDI与产值结构之间，三次产业中FDI与产值均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FDI均作为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对产值变动存在直接的滞后影响。所得结论可简要归结为：
第一，FDI有利于促进第二产业就业及实现就业人口非农化。FDI与第二产业就业的估计系数为正，与第一产业就业估计系数为负，表明FDI有利于促进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增加及减少第一产业就业。农业国工业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即为就业人口的非农化。目前，我国落后的农村与发达城市之间形成对比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取得更大发展的瓶颈，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是解决当前一系列“三农”问题的关键。FDI在工业部门的集聚促进了工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其在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对我国农业人口的转移有着很大的贡献。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工业经济发展必然要求增加资本、技术含量或减少劳动力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工业能够吸纳的劳动力本身有限，加之工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较高，这与农业中素质偏低的劳动力不相当，而FDI技术含量又相对国内资本高，因此，FDI在促进第二产业就业上潜力不大。
第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FDI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推动和对第二产业就业的正向促进，以及对第一、二产业产值变动的直接滞后影响，不仅促进了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还直接带动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是产业结构升级最突出的两点表现。FDI对第一产业劳动就业及产值变动的显著影响，可归结为以下原因：FDI作为一种风险小、技术含量高、投资收益稳定的优质资本，虽然在第一产业的投入占的比重不大，但是由于目前农业投资本身存在的投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因而FDI仍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FDI对第二产业就业及产值的双向促进是我国工业化初期大量兴建工厂，企业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所必然出现的现象。一定程度而言，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内外的投资拉动。这种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见效快，增长迅速，但仅仅只是一种短期繁荣，所隐藏的则是交通、能源、原材料短缺所带来的发展瓶颈。然而应该给予肯定的是，FDI对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中70％以上是以设备原材料作为资本投入的。在部分行业，外商的确转让了一些关键技术，但对核心技术封锁甚严，因而这些外国直接投资未必能帮助中国提高技术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FDI对第三产业影响不足，不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是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途径。分析显示，我国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已经趋于饱和，而第三产业还存在相当大的就业创造空间。世界各国第三产业相对国民收入的时间序列表现出的下降趋势，以及劳动力相对比重的上升，也进一步表明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我国沉淀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能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实现有效转移。
FDI对第三产业影响不足，不仅不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显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路径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服务型社会变迁。我国依靠投资拉动成功地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初步跨越，但伴随这种粗放型增长道路出现的则是投资拉动下的泡沫经济、资源利用率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二元结构突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因此，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工业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变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第三产业无论是在劳动力相对比重，还是在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上都应该占有绝对的份额。
笔者认为，FDI对第三产业影响不足，除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存在的总量规模小、结构层次低、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外，还在于我国缺乏有效引导外资的方式和方法。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商业、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利润较高的行业。2003年这几个行业在第三产业中实际利用外资所占的比重为64.91％，而流向交通运输、地质勘探和科教文卫部门等公共部门的则很少。因此，如何引导FDI进入交通运输、地质勘探和科教文卫等领域，是提高FDI对第三产业影响力度的首要问题。
注释：
① 张二震、任志成：“FDI与中国就业结构的演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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