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理论视阈下的城市改造——以巴黎改造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黎论文,为例论文,理论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今的巴黎是世界时尚之都，宽敞的绿荫大道，整齐的欧式建筑，惬意的咖啡馆，随处可见的公园、喷泉和广场。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巴黎能有今天的面貌要得益于19世纪中期奥斯曼公爵的大改造，而这次城市改造也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瓦尔特·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把对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改造的研究推到一个高峰，后人对巴黎改造的研究就面临着批判继承的任务，既要从本雅明中吸取启示，又要打破其局限性，开辟出新的领域。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在这种尝试中寻找到了突破口。哈维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在于：首先，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引入空间研究领域，在城市研究中注重历史对照和空间改造的双重视角，弥补了列斐伏尔等人的不足；其次，他的分析中较多地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方法，同本雅明的美学式分析相比，哈维从空间理论出发论述资本发展的内部逻辑及对现代性所做出的思考更具说服力。
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大卫·哈维运用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以巴黎改造作为剖析的案例，通过“资本空间”这个切入点试图回答“经济发展中，资本需要并创造了怎样的空间”。哈维（2010）对巴黎改造的分析思路主要是：“从空间关系开始，行经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以及意识形成，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在空间改造的影响下，个体和群体因此做出反射性改变，通过竞争、合作、群聚等多种方式颠覆以前的空间体验和空间运作方式，进一步说来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内部的深刻变革，并在这个过程中改造着空间。
一、空间的缘由
空间曾经一度受到漠视，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空间逐渐独立成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并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他之后，福柯、吉登斯、苏贾和哈维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空间展开解释，并运用空间理论分析个人、社会和历史现象。“提到空间，人们头脑中唤起的仅仅是一个空的区域”（Henri Lefebvre，1991）。人们对空间最早的认识是一种体验式的、感性的、通过身体感知所处的空间。随着空间认识的深入，人们用理性和辩证的视角来研究空间。我们无法给空间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必要，就如同我们可以描述自由，却无法定义自由一样。
Lefebvre（1991）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描述空间，“（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他建立社会—历史—空间三元体系下的空间观，将空间的生产归结为三个层次：“空间实践（人们创造、使用和感知空间的方式）、空间的再现（构建的工具性空间，产生于地图、数学、社会工程等知识与逻辑）和再现的空间（生活的和投注了象征与意义的空间）”（张子凯，2007）。他强调社会历史的空间观，认为空间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人们的历史可以看成空间生产的历史，并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以此为依据对人类的历史进行了如下划分：“第一，绝对的空间：处于自然状态的自然空间；第二，神圣的空间：埃及的神庙与君主专制的国家；第三，历史性空间：政治国家、希腊城邦、罗马帝国；第四，抽象空间：资本主义，财产的政治经济空间；第五，对立性空间：当代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第六，差异性空间：重新估价差异性的与生活经验的未来空间。”同时他批判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空间中的生产理论，认为空间可以直接作为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空间中的生产变为空间生产，城市改造总是伴随着这样的空间生产过程，比如大型建筑、都市的建设，都是空间生产的最直接表现。
不同于列斐伏尔，福柯是从空间对个体的控制关系上来进行描述，空间被用做一种统治工具。空间的控制是通过密封发挥作用。朱霆（2006）总结道，权力渗透于社会，这一监视原则具体规定了空间的划分，于是空间成为某种制度的空间：其作用不再仅仅是容纳与象征，而完全与规训权力运作联系起来。这样性质的空间，“对居住者发生着作用”，“控制着他们的行为”，并“对他们恰当的发挥着权力的影响”，这便是福柯所剖析的权力空间。福柯运用监狱的例子，指出如何通过密封性的空间来对人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监狱是密封性达到极致的例子。同样的，早期国家在应对大型传染病时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将得病的人和健康的人群隔离，权力借助这种空间的区隔发挥作用。
哈维的研究重点是以空间、时间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他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关思想，认为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空间在压缩时间的过程中不断扩张。经济危机的克服、早期的殖民扩张、当前的全球化都和资本以及空间的这些特性有关。《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的改造实际是在巴黎当时出现了轻微的经济危机的迹象之下，一种空间和时间修复的过程。
所以，其实谈到空间，最基本的一点是要看到空间不仅仅是外在的场所，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这种属性表现为一种“尺度和区隔”，抹掉这些尺度和区隔，事物就会一团混沌，模糊而无法确指。比如现在的陆家嘴地区，不仅仅是指高楼，更多地是指上海的金融中心。空间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征：首先，空间是一个绝对的物体，可以将属性具体化而形成地方结构，比如商品贸易的空间和国家行政单位的空间，对应空间形态就是百货大楼或者省市；其次，空间是相互关联的，区隔不代表着绝对的隔离，而这种关联性也是实现空间运动的关键，商品、资本、人力在相对的空间内试图通过交通、通讯等多种手段消除空间障碍。而这里又涉及哈维的辩证空间的观点，城市的空间不断扩大，但是随着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速度与时间将空间压缩。这种时空压缩观，在哈维看来就是由于新的科技进步所导致时间的减少和空间被缩减的空间体验过程。
二、巴黎改造
（一）巴黎改造的背景
1850年的巴黎是病态的，这种病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巴黎受到最广泛资本危机的影响，现在看来就是一种过剩危机，这一危机也是哈维的理论所要解释的一个核心问题。这种过剩体现为资本（商品，货币等）和劳动力的过剩，这是资本主义在繁荣发展之后留下的一系列后遗症。其次，巴黎古老的中世纪建筑严重制约了当时巴黎城市的发展。拥挤的交通，城市中商品流通的无效率等阻碍着巴黎的资本主义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试图将巴黎从古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是有宏观蓝图的，即把巴黎打造成欧洲的文明之都。但是奥斯曼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改善交通、环境的目标手段；国家在改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干预；最难的还是政治问题，既要振兴经济，又要避免引起上层阶级的不满，减少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避免工人运动。列斐伏尔提到“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句话中就蕴含了空间的改造首先是社会政治经济的要求，其次改造的结局就是会创造出新的空间。巴黎改造就是当时政治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在1844-1871年间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二）巴黎改造的任务
结合《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以及相关资料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奥斯曼改造的核心是打造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网。19世纪中期，巴黎街道上的马车以及从乡村涌入的大量人口，使得整个街道拥堵不堪，为此大量的道路工程得到开展，通过空间改造吸收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和资本。第二帝国成立后不久，杜伊勒里的建筑工地吸收工人数千名，铁路工程吸引的人力更是无法计算。帝国的经济危机开始缓解，而成果和影响是惊人的，就铁路网来看，从1850年的少数几条路线（1931公里）扩展到1870年长达17 400公里的复杂网络。交通运量与工业产出随之扩大为原来的两倍。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改善，为新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新国际劳动分工打下基础。
除了铁路，奥斯曼在巴黎城内修建相互交错的主干道，且用东西南北的主干道围绕塞纳河把巴黎划分成20个不同的区域，第一次将几何对称的理念带人城市规划中。他还在道路两旁修建乔木，形成林荫大道，开世界风气之先。在修造过程中，奥斯曼的创新之处在于道路两旁兴建统一风格的建筑，被称为“奥斯曼式建筑”。凡是买下街道两旁土地的开发商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高度、风格等来建房，街道两旁形成了一系列的“奥斯曼式”建筑，这种统一门面的做法打造了一个整体和谐的都市空间，使得整个巴黎看起来典雅而气派。
巴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巴黎改造的一个重要任务。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巴黎下水道系统的打造。当时巴黎的下水落后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下水道只能靠雨天来冲刷，而且下水道的不卫生造成了很多疾病，如霍乱等。奥斯曼的下水道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现代化工程。奥斯曼当时的设计理念是提高城市用水的分布，将脏水排出巴黎，而不再是按照以前的习惯将脏水排入塞纳河，再从塞纳河取得饮用水。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就是一座地下城市、地下宫殿，并在地下设置地下水道博物馆，供游人观赏巴黎的排水系统，每段地下水道和上面的道路拥有一样的路名，行人不会在这里迷路。目前，这个百年前的地下水道系统仍然在巴黎的排水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通过这条古老的地下水道排出市区，而这里也成为世界著名的地下水道观光景点，可以称得上是深度旅游的典范。
同时，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在整体构思中不乏对细节的雕琢，他把巴黎当成一件艺术品进行打造，主要体现在巴黎的街道家具中。海报亭、喷水池、街道上的长椅、街道照明系统的挂灯、灯杆、公园的墙角石等，这些方便市民生活的小饰件，具有统一的风格特点，如同一套专门为巴黎打造的家具体系。如今几百年过去，很多街道家具并没有过时，仍然便利着市民的生活，成为巴黎城市的符号与特色。
三、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对巴黎改造的解读
（一）空间修复
以上措施都是奥斯曼城市空间改造的外在体现，这种空间改造的内部动力原理是什么，以及对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哈维认为，时间—空间修复是使资本主义长久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依据，而时空压缩是这一修复过程中的内在法则。时间—空间修复喻指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殊策略。解决这种资本主义内部过度积累的时间—空间修复具体表现为空间改造和地理扩张，也就是对城市内空间结构的改造和调整以及对外空间的扩张。巴黎改造就是对内改造的典型案例。
对以上的巴黎改造我们运用哈维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进行总结。首先，这是一种空间修复过程，主要表现为破除空间障碍。哈维（2010）引用马克思的交换理论指出：“生产越是依赖交换价值，乃至于仰赖交换本身，对流通成本来说——通讯与交通的工具——就会让交换的外在条件显得越重要，资本一方面必须致力于拆除所有空间障碍，并且征服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则必须致力以时间来废除空间。”源于资本积累和逐利的属性，资本总是有着冲破空间阻碍的特点，而这主要依靠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奥斯曼对道路运输系统的改造，消除了当初巴黎资本流通的障碍，重新赋予资本活力。资本主义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总是会倾向于这种大型工程的空间改造来消化过剩的资本、创造就业岗位，比如第二次经济危机之时，罗斯福新政中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这种逻辑。其次，这是资本在空间中寻找区位优势，向低成本、高盈利的空间转移，一旦确定下来，运用其空间优势和资源形成垄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空间被开发出来，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大，低价相对低廉的郊区成为一些工业的争夺之地。在新金融与商业区以及西部与西北部的高级住宅区，快速上涨的租金不是迫使既有工业基础，就是迫使这些工业更群聚而密集地使用具有特定优势的区域空间。资本是带来空间分布改变的灵魂。
当然这种空间分布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奥斯曼出于环境卫生和政治的考虑，将一些有毒或有害的工业（如制革业与化学工业）逐出巴黎市中心。奥斯曼也以各种间接方式（征税、市郊合并、市政服务）等将各项工业赶出巴黎市中心，只留下奢侈品与“精品”业者。所以改造后的巴黎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区域（商业区、手工工作区、工人阶级再生产区域），这些区域是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在交通系统和工具的支持下，相互合作和沟通，促进巴黎的正常运转。除了以上两种，巴黎的空间修复还表现为一种地理扩张，即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消化过剩的商品和服务，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中参与国际市场和劳动分工。
（二）时间修复
另一方面是时间修复，在巴黎改造中体现为进行长期项目的投资，比如道路建设、铁路、住房等大型项目的建设，这些项目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可以缓和当时巴黎的过度积累，并提高未来资本的利用率，实现资本增值。而如何将私人手中的小额资本汇聚成庞大的资本流通用来执行这些大型工程计划，金融的力量在这时凸显，并且在资本联合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耶鲁大学的金融学家陈志武教授（2011）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这样描述金融：“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这个对金融的定义和时间—空间修复理论不谋而合。金融的力量自19世纪以来逐渐凸显，没有金融的改革、金融中介机构和信贷的话，奥斯曼无法将大量分散的资金汇合进行改造，个人也无法获得大笔的资金进行房地产的投资。所以当时的巴黎对金融机构进行了重组，不仅是因为巴黎需要贷款，也因为奥斯曼的计划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占有、开发、建设和经营。以不动产公司的经营为例，其建设资本，半数是以5.75%的利率向土地信贷贷款，计划原本预期的报酬率是8.7%，后来竟达到11.83%。如图1所示，不动产的总股数在这10年间持续增加，公开获利和获利率在1863年和1865年两年间猛增，随后猛跌。当时巴黎的投机事业高涨，这对于巴黎的金融业有很大促进，但是也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遗症，哈维（2010）写道：“信贷体系通过资本联合而合理化、扩大化与民主化，但它却存在着不受控制的投机风险，除此之外，所有储蓄金钱都被吸收到一个集中而等级化的组织体系中，这使底层的人更容易受到具有金钱力量者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伤害。”
金融力量对空间关系的改变取决于金融与土地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表现为一种租金理论。这是哈维空间分析的重要一部分，因为在哈维看来，空间关系之后所讨论的金融资本、土地财产、国家，对应的利息、租金、租税，是构成社会生产的重要理论，而空间关系正是在这三股力量的结合中进行痛苦的调整。租金理论对空间关系的调整简单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在信贷体系的便利之下，金融与土地的结合使房地产事业蓬勃发展，房地产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其交换价值逐渐超过其使用价值，空间吸收资本的能力不断增强，空间开始财产化，空间就是金钱。房地产投资之所以能有利可图，主要是住宅供应落后于人口增长，住房供不应求的现状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为资本逐利的空间。在当时很多大型工程实施之下，拆毁旧区之后，奥斯曼将大量的房地产建设交给少量的大资本家。这些资本家背后是强大的金融资本的支持，他们筹措联合资本，并且大量运用到土地开发中，而且局限于富裕阶级或大商人住宅及商业建设的需求上。中低收入者的开发体系则主要是由一批“相对较为贫困”的地主通过征收土地或土地信贷在巴黎北部与东部边缘的一些价格低廉地带进行开发。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巴黎的住宅区划，而这一过程就是金融力量对住宅空间的改造。
正如前面提到的工业、商业在租金的影响下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空间，可以发现，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和租金在特定资本逻辑下逐渐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功能，而巴黎内部的空间，也通过不同行业以竞价的方式取得空间的控制权。工业、商业、住宅之间彼此相互竞争，瓜分空间，并形成各自的空间特征与空间关系。这样，在巴黎城市大改造表面（道路建设、商业中心崛起、工业外迁、金融机构）的背后，一个相互区隔又彼此牵连的空间关系逐渐建立。
虽然奥斯曼没有刻意对巴黎进行空间的区隔，但是他推动的工程以及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地租效应，直接在巴黎进行空间划分，这种区划体现为一种阶级的区分。房地产投资事业稳定了资产阶级在西区的势力，北部与东部的周边地区因不同的开发体系，形成毫无上层阶级的低收入住宅区。白领雇员集中在商业区以北，手工工人聚居在东北方向的中心，印刷工人与书籍装订工则住在左岸。块状地与零碎地块，市中心与周边地区，乃至各区之间的狭小地区，在1870年时也呈现出远较1848年明显的阶级或职业色彩。
前文提到哈维分析巴黎改造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以空间改造为核心，分析空间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改变，包括行经分配、生产与劳动、消费和社会心理等。是“奥斯曼的大道无意间打开了自我封闭且深奥传统的都市贫民世界”，还是“奥斯曼所造成的空间区隔乃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比如第二帝国后期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哈维回答说，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正确。城市的空间改造牵一发而动全身，伴随都市空间结构的变化，生活其中的个体也会深受其影响，如何从巴黎改造中吸取经验，避免空间割断社会，更好地实现空间融合，是巴黎改造留给人们思考的问题。
四、空间改造下的劳动与生产
（一）劳动力市场碎片化以及空间控制
在这种金融资本支配的空间关系调整下，劳动生产过程、生产区域、劳动力本身都发生着变化。巴黎劳动力市场在地理分布上呈现零碎化，由于住房、人口、工业调整等因素，工作地点和住家的距离越来越远。而在此之前，巴黎的劳动市场已经形成自己的控制方式，他们聚居在一个地方，工人私底下组成法人形式的组织，集体与雇主协商工资率、工作条件与就业年限。劳动力市场采取集中化的做法，并受集体控制，雇主从工人集中地或特定处雇用工人，而工人在这些地方能交换信息，对雇主施压并要求其他工人遵守集体规范。但后期碎片化打破了这种集体下的平衡，原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工人与雇主分隔两地，加速了师徒制的瓦解，也使这种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控制体系难以维持。工人以及其他很多行业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集体力量。
列斐伏尔（1991）说过：“在权力空间里，权力并不以原貌示人，它隐藏在空间组织之中。”奥斯曼用来形塑空间的权力，同时也影响着空间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哈维认为，空间可以被用做统治工具，控制了空间就控制了行使权力的手段。这和福柯的空间统治术有不谋而合的地方。空间统治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分割空间，打乱同一阶层空间分布的完整性，使其碎片化；用资本控制各个空间，使某个阶层成为空间流动的中介人，从而让其他阶层服从于其规则。比如当时基于零散的劳动力分布现状，商业阶层开始担任起中介管理的角色，为其提供信贷和生产，将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属于不同生产流程的劳动者的工作进行整合，为其分配生产任务，配送生产原料，将产品集中等。劳动者必须服从于其安排才能保证正常的生产流程和信贷来源，这种空间控制的不仅仅是劳动者，更是劳动本身。
（二）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虽然在巴黎改造中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剩余劳动力与资本，但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未有很大的提高，反而产生了很多负面效果，比如流离失所的人口、距离工作地点太远、高租金、拥挤和贫民窟等。
巴黎改造的第二帝国期间的工资提升了约两成。据估计，名义上工人年收入的数据男性从700法郎提高到1500法郎，女性从345法郎提高到685法郎，但是实际工资变化却相反。生活成本的提高几乎抵消掉了增长的名目工资，甚至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而这种生活成本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租金。受金融、土地开发与建筑体系影响，巴黎内部形成住宅区隔，这种区隔越来越明显地变现为一种道德秩序和阶层阶级的区隔，工人的住宅区域多集中在地价相对较低的城市周边。快速上涨的租金使工人负担加重，早在1855年，列昂·赛就指出全巴黎房租上涨了二到三成，因此仅是一间单人间的租金就不少于150法郎。科尔邦认为，1862年工人阶级房租比1848年之前高出七成。托马斯则认为第二帝国期间住宅成本每十年增加五成。如图2所示，在1848-1871年的改造期间，巴黎的地价一路飙升，由原来的20法郎/平方米，在1970年达到高峰95法郎/平方米。住宅的价格快速攀升，空屋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
为了应对这种现状，劳动者提高在住宅方面的预算比例，同时家庭中妇女也开始加入劳动力大军，保证家庭的基本收入。市中心的出租房屋数量激增且拥挤不堪，通风不良，一些不足以支付过高租金的劳动者聚居于此，越来越发展为巴黎城中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隐藏在华丽的新建的“奥斯曼式”建筑之后，是工人无法支付足够租金获得体面住宅的产物。
五、共同体的空间归属感
（一）空间归属感的丧失
奥斯曼的空间改造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人的空间体验和空间情感，交通和通讯的进步，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时空视野和地理感受。信息、商品、金钱与人力在1870年时的流通速度大大提高，国际分工不断增强的竞争和依赖，使巴黎从地方的狭小视野中解脱出来。人们的空间情感也在空间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中改变。百货公司、咖啡厅、大型公园等消费景观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体验方式，脱离了中世纪的束缚，更加趋向商品化和现代生活的休闲体验。
哈维（2010）总结道：“工业、商业与金融业的发展与转变；移民与郊区化；劳动市场与师徒制的失去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转变；逐渐增多的空间区域与分区专业化（商业区、手工工作区、工人阶级再生产区等）；住宅的重组、社会福利供应与教育——这些都在金钱力量的压迫下重新组合，共同体意识与经验有了很大转变。”
本雅明曾说过：“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而哈维也提到：“共同体的消失——许多资产阶级观察家哀悼——主要或许源自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崩解，而后者的崩解则是人口快速增长、居住地区隔离与社会供应（从教会到学校）未能赶上社会再生产空间的快速重组所致。”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向心力被空间的急剧改变削弱，人们的群体意识和家园的归属感丧失，更多的人把自己当成巴黎的居民而非市民。人们被分散成没有深度根基的阶层人群，共同体意识变得薄弱，金钱共同体瓦解了以前的社会连带纽带关系，使共同体呈现零散、多元、流动的特点。Simmel（1950）将其定义为现代性城市中特有的“麻木不仁”：“感情抵抗不了往事件奔去的漩涡急流；事件的奔流与逆流而上的努力降低了热情的强度。爱被转化成欲念，而恨则被转化成一时的奇想……在客厅以及在街道上，没有人是多余的，没有人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或绝对有害的……在巴黎，每件事都可以被容忍：政府、断头台、教会、霍乱。你总能在巴黎社会中受到欢迎，然而如果你不在那儿，也不会有人想念你。”
（二）现代性的巴黎
巴黎在第二帝国期间摇身一变成为如今的现代性样板，奥斯曼通过1848-1871年这十几年的时间为巴黎打开了现代性的窗口。在奥斯曼的改造下，随处而见的林荫大道和“奥斯曼式”建筑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纪城市面貌；大型公共工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拉拢无产阶级，稳定社会；对剩余资本的转化和利用缓解了当时出现苗头的经济危机；交通系统的改善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与效率；这段时间兴起了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为主的新资本主义形式以及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房地产市场的膨胀和投机，空间区隔的住宅体系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零碎化，劳动市场的重组；租金对构建产业分布的关键性作用，市中心与周边产业的调整。城市的外貌和社会景观的巨变，带来了崭新的现代主义文化，旧巴黎消失了，出现了一座由现代性精雕细琢的新巴黎。但这一过程也导致巴黎沿着阶级的界限断裂，结果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以及随之的血腥镇压。
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采取了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态度，这也是后世很多人批评奥斯曼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被无情的拆除，人们如今只能通过博物馆一睹这些景观的风采。哈维曾说道：“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在于它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将世界视为白板，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因此，不管现代性是否将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将带来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有关。”创造性的破坏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借用生物学的术语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拓及产业变革就是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实质。他还认为，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哈维则是在空间的视角下，以资本逻辑为动力来分析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正是出于资本为了追逐利润，需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市场、原材料、劳动力等，为资本的过度积累开辟出新的利润空间。这一过程表现出对内的空间改造和对外的地理扩张。奥斯曼的巴黎改造就是内部空间改造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延续性与断裂的非人性。
（三）对中国城市改造的启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唐晓峰对哈维所描述的巴黎改造做出评论：“当你阅读奥斯曼的、巴尔扎克的，以及哈维的巴黎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类似情景。或许，你自己的城市，也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受着痛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巴黎改造的年代和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巴黎改造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城市改造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巴黎曾经经历的一切曾经、正在或者将会在中国的城市中发生。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相伴而行、相辅相成，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则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进程既让城市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从空间的视角对巴黎改造的剖析将为我们反思中国城市化中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城市改造就是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空间生产不仅包括空间结构的改变也包括空间关系的调整。在进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关注城市建筑、基础设施和城市面貌，更要关注城市空间关系和社会问题。巴黎改造中伴随住宅和资本结构的调整，城市的空间布局发生了极大改变，重新分配的城市格局打破了以往人际关系网络的集中化而走向零碎化和区隔化，这种空间分化是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的表现。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城市改造中住宅结构的调整，城市逐渐走向空间分化，贫富分离的居住现状会造成空间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沟通的渠道和途径减少，容易诱发各种社会问题。虽然城市化初期出现空间分化是每个城市的必经之路，但是并不代表空间分化就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空间融合和空间关系的调整是政府和社会管理应该加以重视的问题，以空间正义为原则衡量空间分配，避免空间剥夺，及时对空间关系进行改善才能更好地适应城市空间结构改造的过程。同时，对于居住在城市中的个体而言，城市改造打破了传统的交往习惯和关系网络，巴黎的居民在改造中丧失了家园感和空间归属感，如何减少空间改造对归属感的破坏是城市建设中应该思考的人文问题。
城市的改造对于人文来说是个痛苦的断裂过程，承载着人们情感的旧式建筑被新式的建筑取代。奥斯曼对巴黎改造的过程中摧毁了大量的中世纪建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文化遗产。中国的城市在拆迁改造中也存在着对传统文化建筑和文化符号的破坏，高楼林立取代了破旧的历史建筑。随着认识的加深，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和管理者也加强了对城市现代化进程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上海新天地石库门改造就是城市改造和保护历史遗产的结合。在城市改造中，城市的文化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一个既要保存传统文化，又要进行城市改造的权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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