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生抵制行为与文化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文化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教育制度功能的论述，再生产理论的解释曾经有过突出贡献。但无论是经济再生产还是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其共同点都是强调学校不过是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工具，学校教育制度对于统治阶级的再生产要求大多会被动地接受。显然，学校场域内的许多事例都可以有力地反驳这种观点，于是从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强调学校及教育制度抵制再生产功能的理论开始在西方学界出现并引起了巨大反响。①抵制理论的学者强调，研究教育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功能，必须要考虑到教育制度的相对自主性。[1]学校，尤其是学生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再生产，他们常常会抵制再生产的制度及行为，而这种抵制常常会表现在他们的文化上。发生在学生身上的抵制行为和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有关学生的抵制行为和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呈现了什么样的特点，西方学者的研究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什么启示，这些正是本文所着力要探讨的问题。
一、抵制理论的出现及其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关注
抵制理论的兴起源于对再生产理论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对经济再生产抑或文化再生产的模式提出了质疑，抵制理论正是在这种批判中形成该学派理论观点的。正如美国学者H.A.Giroux在1983年发表的《新教育社会学的再生产和抵制理论：一种批判的分析》这篇抵制理论的重要文献中所指出的，再生产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忽视了存在于学校的矛盾和斗争，也未能从更细致的学校背景去考察教师与学生的抵制行为。[2]
抵制理论的学者都很强调研究者必须要认识到学校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问题。Giroux就认为，再生产和抵制是同时并存于教育制度中的，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仍然还是会占上风，但这种占上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在统治阶级通过外在力量去压迫其进行再生产时，学校却是个相对自主的机构。[3]Giroux进一步指出，学校并不是简单地被统治阶级的逻辑所控制，它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都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学校不仅为抵制的行为提供空间，而且还提供某些资源来抵制统治阶级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利益。[4]比如许多时候，学校的作用与统治阶级对自己的需求并不一致，这是因为，学校还不得不回应社会上来自其他利益群体的部门对学校提出的要求。[5]
而另一名美国学者，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M.W.Apple也强调，学校的教育系统不但生产经济上的知识，还生产意识形态的知识，学校教育与经济、文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符应，学校有其相对自主性。[6]这种自主性表现在学校场域中，也表现在教师和学生身上。
Giroux和Apple对教育制度自主性的强调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学生抵制的行为和文化关注。Giroux指出，学生并不是资本的副产品，亦不全然顺从权威教师与学校，相反，在学校这个充满冲突的地方，会存在学生集体的有意识的抵制。[7]作为抵制理论学派的始创者，Giroux进一步呼吁，抵制理论的相关研究要重视下层阶级的文化的作用，比如来自下层阶级学生的文化。研究者要注意到下层阶级的文化是由他们自己和统治阶级意识组合而成的，这些文化参与了下层阶级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8]抵制理论的研究重点，就是要重构抵制行为的概念，把抵制从过去被定位为“不正常”和“学术上的无能”的概念重新定义为道德和政治上的愤慨。[9]Giroux呼吁研究者全面探究学生在自己经验面临统治阶级的限制时，所采取的把两者融合起来的复杂的方式，以及深度挖掘再生产的控制与个人自主之间的关系。另外，他还提醒研究者还应探索和分清在学生的行为里，哪些行为是真正具有抵制压迫和再生产，并具有自由和解放意义的抵制行为。[10]Apple也持类似观点，不过他从更具体的角度去强调学校是一个充满矛盾、论争和斗争的场所(sites)。[11]在他看来，学生拥有某些价值和规范的文化，这些文化往往与统治阶级的文化并不一致，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看穿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也为他们挑战学校的工作提供了可能。学生甚至和教师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倾向，以对抗学校制度的压力。[12]Apple非常强调学生及其文化的自主性，并始终认为这种文化的相对性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他希望抵制理论的被重视能够使得学界对学校的作用，尤其是对学生的抵制行为和文化认识得更加清晰。[13]从Giroux和Apple以上相关的论述可以看到，抵制理论试图去批判再生产理论的不足，特别是针对再生产理论无法解释学校制度中的抵制和不和谐现象，该派理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在笔者看来，抵制理论相关学者最为可贵之处莫过于对学生文化的重视，他们提倡研究来自底层的学生们对统治阶级在教育系统内的进行不平等再生产的抵制行为及其文化，尽管有其他学者曾经质疑该理论的可行性，[14]但这种提倡无疑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复杂教育制度的认识。
二、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前后英国的表现
在抵制理论兴起的过程中，Giroux和Apple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重视更多的是一种思辨意义上的论述，而在抵制理论正式被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欧美学术界，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最出色的实证研究却是出自英国的学者们。David Hargreaves在考察了二战后仍处于工业时代的英国学校后证实，许多劳工阶级的学生由恐惧他们自己所属的阶级尊严被打击，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反学校的文化”(counter-culture)。学生们的这种文化，意在抵制学校这种与他们所在的阶级性质不同的机构，也抵制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有疏远感和隔阂的老师。[15]而反学校文化的出现在Hargreaves看来主要是因为，学校隐性课程的存在和劳工阶级聚集的社区的消失，这些都刺激了来自劳工阶级的学生们想去寻找和获取一种与他们阶级地位相一致的尊严。[16]70年代前后，抵制理论中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更细致的研究则是来自Paul Corrigan和Paul Willis等人的人类学研究。Corrigan的研究是以70年代英国东部沿海的桑德兰市的两所学校的男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去探讨这些来自劳工阶级的学生是如何对学校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进行抵制的。
Corrigan的研究发现，男孩们在学校里的抵制行为既激烈而又非常有策略。男孩们很少采取粗暴而又直接的逃学做法，因为这会招致严厉的惩罚。[17]他们通常会借口病假不上课，或者上一半课才走掉，或者在上课时懈怠和不专心等来表达他们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无聊”的课程的厌恶，[18]研究者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学校并没有传播对他们有意义的知识，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压迫的场所。Corrigan的研究还指出，男孩因为害怕被罚，所以有时不得不顺从教师的意愿，但这种顺从并不意味着他们遵循和认可学校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教师们所具有的“权力”。[19]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学校的师生关系都很差，教师在这些男孩的眼里更多是的一种“自大者”的形象。[20]
Corrigan的研究主要观察点在于学生们在学校的抵制行为方式，而英国另一个著名的学者Paul Willis的研究则对学生们抵制行为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更深层次总结和反思。Willis在1977年出版了《学习成为劳工——劳工阶级子女如何获得劳工阶级工作》一书。在这本著作中，Willis采取了人类学研究方法对12名英国劳工阶级的男孩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尽管已经过去多年，但该著作仍然被公认为社会学领域最经典的研究作品之一。[21]
Willis 1977年的研究是在伯明翰一个工业化小镇的一间现代中学内完成的。被Willis选取的12名男生都是劳工阶级出身的白人男孩，他们身上最大的特征就是鲜明的反对学校文化。[22]这些被Willis称呼为小家伙(lads)的男孩在学校的表现是一种学生的次文化(subculture)，这种次文化的形式表现为学生在学校许多反常的抵制方式：比如抽烟、喝酒、旷课和穿奇怪的服装，有时甚至还有些暴力和犯罪的行为；而在学校里，他们就几乎不做什么好的事情，对其他学生特别是那些顺从学生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体现了他们一种反智力的轻视知识的倾向；[23]而且他们还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和大男性主义倾向：他们排斥甚至歧视同学校里来自亚洲、高加索和西印度群岛的同学；他们排斥女同学但又不是不喜欢，而是强调女性要对他们温顺、服从和忠诚。[24]
Willis还特别对这些学生的所谓的轻视知识，或者是叫反智力的行为和文化进行了特别的说明，这种论述是和他们对一种男性阳刚气质(masculine)的推崇结合在一起的。在小家伙们看来，知识是无用的，他们逃避智力活动和学术性工作，他们更喜欢用体力和身体的强壮程度来定高下。身体的强壮与否，具体指肌肉的发达程度，是一种侵略性的表现，也是一种敏捷和机智的表现，是展现成人品味的手段，更是吸引女性的魅力。而劳心的工作，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女性化的工作，这和他们所推崇的男性阳刚的气质是不相容的，也是他们无法认可的。[25]
Willis进一步指出，劳工子弟的这种文化特色与他们本身的阶级特色，即一种叫工厂—地板(shop-floor)的文化是相对应的。这种工厂—地板文化强调强有力地控制工厂过程，控制生产的方法，[26]而这和劳工子弟的反智力和对阳刚气质的推崇的特质是基本相似的。也因为如此，这群小家伙们毕业后自然更容易进入工厂工作，他们在学校的经历也是为他们去工厂工作所做的准备。总的来说，劳工阶级子弟由于其文化和背景上的不同而与中产及上层阶级所控制的学校主流文化格格不入，这种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教育结果及毕业后的职业地位。
Willis等人的研究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取得了突破，尽管这些研究曾经被有的学者视为是太过想当然的浪漫主义的想象，[27]但他们出色的质性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完成于70年代前后的研究为学界描述了后工业时代到达之前学生在学校的抵制行为和文化的真实形态，这些丰富、翔实而又不失严谨的资料为抵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从后工业时代到电子科技时代——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在当代的新表现
从Willis等人70年代的研究至今，经历了将近30来年的发展，西方各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后工业化时代后，已经进入到了现今的电子科技时代。近些年，Willis在系统地回顾了西方社会近30年来的沧桑巨变后，开始重新思考和总结了他自己过往研究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时代文化的变迁历程及其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影响，这一成果反映在他新近发表的《现代化步兵——文化消费和21世纪学校的辩证法》一文中。以下，笔者将简要回顾Willis对后工业化时代和电子科技时代里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所表现的新特征所做的精彩的分析。
(一)后工业时代的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出现的新变化
英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后工业时代，在Willis看来，这一时代的来临对教育制度的最大影响是制造业等手工工作岗位的大量消失导致了大规模失业的出现。许多年轻人，包括许多的劳工阶级青年刚接受完教育就面临着失业。[28]失业的劳工子弟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待业预备军，为了让他们更好找到工作，英国政府展开了许多就业技能培训计划，但这种计划作用有限，许多年轻人仍然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靠父母施舍，甚至贩毒、卖淫和诈骗为生。[29]
许多年轻人因为失业的压力而不得不推迟结婚，不得不减少消费，这使他们觉得自己很无能。[30]这种无能感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对社会的不满和因无法融入社会而产生的被隔离感：他们感觉到自己被社会抛弃了。[31]这些社会的新变化完整地反映到了学校文化中来：年轻人在学校总是充满了愤怒和反抗，他们不满自己接受了教育但仍然没法找到工作的窘况。
由于失业的压力，青年学生对学校的抵制失去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劳工阶级传统的对男性气概的推崇因为许多男孩没工作可干以致无法养家糊口而变得大打折扣，反智力主义也因为男性主义的没落而失去了对应。学生对学校的抵制，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均出现了新的变化。[32]
劳工阶级的子弟们是80年代英国社会剧变的牺牲者之一，他们把对社会的不满和被隔离感转换成愤怒直接地在学校表达了出来，这也是80年代英国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的诱因之一，Willis提醒我们注意，对后工业化时代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关注，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不满和被隔离所导致的学生们产生的某种言行上“轻浮的”特点，他们的这些行为和状态甚至还带某些潜在的病态特征。[33]
(二)当代学生的抵制行为和文化的新特征
从20世纪末期开始，电子科技时代来临了，科技的发展促使电子产品大量出现，而这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交流形式。在社会结构上来说，新时代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年轻一代已经很少能从阶级上进行定义了。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指出，英国社会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群出现，而劳工阶级的人数却相应的减少。[34]Willis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传统意义上被我们称呼为劳工阶级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不乐意别人视他们为劳工阶级。[35]
当代新生代的年轻人，他们在文化上体现出很多新的爱好和特征，比如说他们喜欢流行音乐、戴棒球帽、吃垃圾食品、穿耳环、特别喜欢某一特定的品牌来寻找更多的感情和自我定位。[36]Willis指出，在新的时代里，文化消费呈现了新的特征，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能都能对属于自己的商品赋予文化意义，这是一种符号创造和文化创造的过程。[37]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上的创造，年轻人会感受到自己有不被重视的感觉，所以，他们中某些人会终身都戴耳环来显示自己的某种归属。文化消费时代对人群的分类已经不是简单按照阶级、种族和性别来分，而是在文化上应该把这个人视为何种人。[38]文化产品和消费的普及产生了一种被Willis称为“通俗文化”(common culture)的文化。通俗文化不同于以往的统治阶级的文化，它是多元的和无中心的，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在感受和运用着这种每个人都可以赋予意义的文化。[39]
尽管传统的阶级因素被淡化，但当我们仔细考察现在那些不愿意被称呼为劳工阶级的年轻人的通俗文化时，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某些隐藏的阶级特质。比如，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健身、咆哮和街舞等活动，都是强调身体素质的运动，这就和前面所提到以往工厂-地板文化中对男性阳刚气质的推崇和反智力是相对应的；还有对女性化和同性恋的排斥和厌恶，对犯罪和暴力的崇尚也能反映过去某种劳工阶级的文化特质仍然存在。[40]
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新的时代，年轻人的文化行为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但是，以上所提到的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却是交叉在一起共同存在于学校场域中的，例如，在当代，失业仍然在继续，因为收入低和没有收入而无法消费那些新的通俗文化，这刺激和导致了年轻人产生了更多的抵制的行为。[41]
而学校仍然是这种抵制文化和行为的主要场所，现今的学校往往存在着不同的身份系统，而其中还有一种起着支配作用的流行文化。不同的身份系统为了使自己的文化成为学校的占优势的文化而进行激烈的斗争，不同类型的学校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42]比如劳工阶级子弟多的学校，学校里占统治地位的流行文化就是那些强调身体素质的文化；而在中产阶级学生占多数的学校，以崇尚学业表现和成绩的文化则会占优。和学校官方系统文化一致的流行文化会受到扶持，而与他们相反的流行文化则会被削弱。显然，在社会和学校起支配地位的官方文化仍然和中产以上阶级的文化相近。[43]
Willis对新时代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阐述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特征，学生对学校的抵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或者是对高失业率不满的抵制，还是一种渗透了流行文化和娱乐消费的抵制。那些被我们过去称呼为劳工阶级的子弟们，在新时代的学校，运用无所不在的文化产品作为载体，寄予和表达自己的认同和情感，他们以这种方式去抵制在整个社会以及在学校的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主流文化。这种新的抵制方式使得学校仍然是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方，Willis的研究提醒我们，要从学校的层面去理解再生产的过程，这种新的以文化为载体的抵制形式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四、西方有关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研究的启示
在以上部分，笔者详细回顾了西方学者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相关研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思维深度上均有值得借鉴之处，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对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能产生以下有益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对相关研究问题的确认和重视。西方学者有关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卷帙浩繁，其文献之丰富，观点派别之多样让人惊叹。相反，纵观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却是少之又少，已有的对学校乃至学生文化的研究，多是思辨式的总结研究，其观点和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相关问题界定存在问题。
在我国，阶层或阶级研究是相对敏感的研究课题，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来临，教育公平已经成为了突出的社会焦点问题，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学生的境遇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国的阶层状况尽管和西方国家的状况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西方学者对弱势群体学生的关注，也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我国的弱势群体的学生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抵制行为和文化，他们的这些抵制行为和文化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问题都是有待国内研究者去探究的。西方学者的研究让我们意识到，关注这弱势群体学生的相关文化问题，必须要从系统的社会历史脉络去加以理解和梳理，要从深层去挖掘这一群体学生所具有的文化意识特征，这也是理解和帮扶这一群体学生的基础。
第二个启示是对相关研究问题时代背景的把握。对于中国这么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的特征的确有不同之处。但是，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后工业时代的失业现象，所谓的电子科技时代的娱乐和消费等流行文化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学生对商品赋予自己的意义等等，这些时代特征恐怕近些年来在我国也已一一得以兑现。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对这些时代背景的关注却很少，国内同类研究能从理论高度去总结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对学校及学生文化的影响还是凤毛麟角，这是相关研究有待加强的地方。
第三个启示是对相关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的选择。西方学者对学生抵制行为及其文化的研究，既有理论的总结和反思，更多的是通过严谨、细致的质化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看过Willis著作的人，都会对其书中对相关质性材料长期的、一贯的、不遗余力的搜集，以及对所搜集到的质性资料事无巨细的分析印象深刻，其炉火纯青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严谨而又细致地对相关研究发现的分析，无不体现了研究者扎实的质化研究功力和技巧。可以说，人类学等质化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使用是西方抵制理论相关学者能引起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学者的尝试提醒我们，要对中国学校的学生的抵制行为和文化进行研究，需要从深层次去挖掘相关学生的抵制行为及其文化所具有的特点，严谨的质化研究方法的采用，是一种必要而又可行的切入点所在，考虑到我国相关研究目前较缺少对此种研究方法的认识和运用，这也是同类研究一个有待挖掘的创新点所在。
①西方学者所论述的resistance 一词在中文中的翻译可以有多种：抵制、反抗、抗拒、抵抗等，在中文著作中，以上各词均有学者使用。为了避免混乱，笔者在本文中采用国内学者使用较多的“抵制”一词来对应英文中的resistance。如吴康宁的《教育社会学》一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35-36)就使用了抵制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