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政治参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破口论文,民生论文,政治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个新命题。但是以理性的态度找准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突破口并非易事。这需要在深刻检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制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因素作出准确诊断，进而“顺藤摸瓜”地分析出有助于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难点及论争
近年来，在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议题中，学者重点探讨了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所面临的突出难题。
第一，思想禁锢论。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任何行动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做出的。因此，学者在分析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所遭遇到的阻力时，充分认识到了思想禁锢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巨大掣肘。“对待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上的不解放鲜明的体现在错误的总结历史，认为搞民主，社会就动乱了，搞政治体制改革会造成社会动乱。”①对于很多人来说，“民主—动荡—社会不稳定”的思维定势一时挥之不去，以至于经常援引“稳定压倒一切”来论证当前不适宜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俞可平先生直接提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重要原因即源于一种似是而非的思维方式。其基本思路为经济发展需要稳定，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利益调整因而会导致社会秩序不稳，因此政治改革需缓行”。②客观而言，在一个国家向民主过渡之际，民主或许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但这种阵痛毕竟是暂时的，以一种因噎废食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并非理性。
第二，传统意识形态阻滞论。这里首先要明确提出的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指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及至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而是说，“过去以革命和斗争为主题的传统意识形态与建设实践主题之间不统一、不协调的张力变得逐渐明显起来”。③“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革命意识形态的回流始终与改革开放相互伴随并且相互纠缠，也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要么质疑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并向“左倾”传统回归，要么为改革开放正当性辩护而申述宪政民主主张的对立性思想局面。”④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观念羁绊更多，解放思想难度更高。
第三，非规范的党政关系制约论。“在当代中国，任何改革和发展试图回避或绕开党政关系都是不可能的。”⑤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得不谈及党政关系规范化的问题。早在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⑥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在实际生活中，尚未出现真正推动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切实可行的举措，相反有人担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调整党政关系会削弱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党政关系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得到了调整和完善，但其不规范、不协调却依旧制约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第四，权力结构功能滞后论。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在一定的权力结构框架内进行的。因此，权力结构功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所发挥的直接影响作用不能忽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面临的一大难题也就在于权力结构功能的滞后。这既有党政权力结构之间的不规范，也有党与其他国家机关、党与社会等领域内的权力结构关系的不和谐。“当代中国政治过程的偏差大多来源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权力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而执行机构的权力恰恰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但是人大的监督功能却被长期虚置了。”⑦这个核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决定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绩效高低。当前，权力受制约程度较低已成为人们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所指。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深入推进的“总病灶”。
第五，既得利益阻障论。改革本身就是一次利益调整，利益重构必然涉及一部分人的利害得失，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和阻挠。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如此。“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困境重重，主要原因就在于现有体制已经使某些人获得相对稳定的利益，对未来政治制度的安排，对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总体把握等，都要由在现体制中取得实际收益的人来做出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往往需要他们自己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首先做出一定的牺牲。”⑧
因此，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既得利益的阻碍。以上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检视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遭遇的困难，不少分析也不无深刻洞见。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有些分析过于简化，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政治体制改革固然离不开思想引领，但是不是思想解放了，改革就大功告成呢？显然不是这样。改革固然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健全的公民政治素养，但这只是其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民主政治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和最终目标，对于需要全面考虑、颇具复杂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其样本意义和代表性是有限的。
其次，没有深入考察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空间。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难点，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党政关系在制度方向的建设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拓展，如果坚持突破这个空间，最后的结果可能与改革的目的和愿望背道而驰；党政关系的制度化很难从技术上解决党政分工问题，政治改革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党政各自应该管辖的范围”。⑨
再次，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道路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考虑得不够充分。新中国的建立不过60余年，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性、内聚性和复杂性程度因之不够完善，这是难以回避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权力结构运行不规范等困难是正常的，由于体制性迟钝等因素而导致的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也是不难理解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唯有依赖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化。
因此，作为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期待人们坚持历史的、系统的、长远的眼光来进行考察和分析。
二、政治文化的深层规制：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
虽然“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解决”⑩的论断未免有些绝对化，但它对文化之深层作用的强调并非没有道理。对于政治生活而言，文化的浸润作用亦不容否认。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进一步深化的难题，固然有前文所综述的诸多障碍，但是，关键性的制约因素还在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规制。
虽然同文化的概念一样，政治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其核心含义是公认的：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标志和价值，是一个政治体系集体的历史和目前组成这个体系的所有个人生活历史的共同产物。它植根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体现为一个社会的中心价值。(11)可以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的文化根基，它以政治制度、体制和政治行为为外在表现形式，以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观为核心内涵。“它通过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体系、政治过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影响及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舆论、政治发展等方面。”(12)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政治文化能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政治合法性在本质上说到底是政治体系中的社会成员从内心深处对政治权力的深层认同，而这种政治认同正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看，当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逐渐转化成其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时，这种政治制度就具备了“合法性”基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赶跑皇帝后依旧不愿意废除封建帝制，而是继续沿袭封建制，走“王朝更替”的套路呢？农民起义领袖与封建皇帝本来是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但是在对待封建君主制度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显然，这不能仅从其阶级属性、社会矛盾等方面予以浅层解释。那道理何在？在农民起义领袖看来，被其推翻的封建王朝欺压百姓，固然天理不容，但自己要带领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们“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与封建制度所不同的政权体系，似乎也是祖宗之法所不为的，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合常理。因此，在赶走一个罪恶的皇帝之后，他们依旧要承袭旧制，建立一个新的封建政权。这种历史现象恰恰说明了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成员从深层次上认同政治体系，继而提供合法性的基础支撑。在这种基础性支撑作用下，社会成员坚信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是“合乎情智的”，因而不愿意去破坏它、违背它。所以，对于建设崭新的政治制度来说，奠定其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但是，倘若没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即使物质基础再牢靠也难以避免轰然坍塌的危险。总之，作为对政治生活的客观反映，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的灵魂，政治文化转型对政治体制的意义非同一般。
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向现代性转型之中。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的转向。但囿于推动者及时代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政治哲学文化予以甄选的艰辛尝试以失败而告终。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也面临着重构政治文化体系的问题，但由于它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不仅无法构建新的政治文化体系，而且助长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觉发展的势头。这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封建政治制度的文化根基，民主、自由、独立的政治理念开始在中上层群体中广为传播，也为后续的政治文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但从总体上看，这次转型是不成功的。以皇权本位为核心，以人治、服从、等级、伦常为主体，以一元性、封闭性、盲目性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文化基因依然留存，新的政治文化远未在广大民众心里扎根。这些因素至今还在政治体制中发挥潜在影响。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建设凸显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统领的社会主义文化。但由于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在刚刚起步阶段就遭遇了封建文化的冲击，致使转型再次未竟。在政治生活中，权力崇拜、官僚主义、民主匮乏、法治脆弱、人治盛行、畸形的平等观念等再次沉渣泛起，终致催生了“文化大革命”。政治体制改革所需的民主法治制衡等现代理念沉沦在专制、人治等封建文化糟粕之中。
虽然这两次转型都具备一定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终究未能成功，现代政治文化所需的民主理念始终未能战胜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高度集权，尊重个体自由与权利的政治理念未得以充分展开。传统政治文化所极力强调的褊狭的集体主义强大无比，惯性十足，从而使得个人权利、自由无存身之地。绝对的权威观念日益深入，传统的权威主义人格、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日益强化。政治道德主义基于人的美好德性，描绘出了令人艳羡的政治“乌托邦”图景，结果导致了中国特有的清官祈助盼意识、人治观念和人情政治原则。相反，平等、法治意识和自由观念无法生长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从深层次上形成了制约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历史积淀。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虽然生长、发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种新社会因素对其发挥着直接性的滋润作用，但从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的等级、人治、依附等观念依然潜在而又深远，从而造成了政治文化的扭曲。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主体一方面萌发出主体意识，希望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理性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比较青睐“依附主义”，在具体问题上易失去自我主体意识，被动参与较为普遍，“双重政治人格”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尽管权利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个体权利的保护要求不断得以满足，但仍对权力本位敬畏有余而制约不足；尽管平等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而深受认可，但“摆座次、列等级”的等级观念亦非鲜见；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不时发挥效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形形色色的亚政治文化，以及极端利己的政治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政治文化，都在发挥影响作用。
综上观之，当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前提条件转移到彻底摆脱政治道德化的束缚，不断强化政治理性化，改变程序规则不严密不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时，解决之道就在于寻求文化层面积极因素的支撑。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转型均未能成功，“权力本位”、“人治观念”、“政治道德主义”等思想意识观念，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依旧累积，并发挥甚是持久的消极影响。再加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复合型特征也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缓慢。这些因素的共同结果即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发挥深层次的规制作用。诸多改革举措并非是规则设计得不够详尽，体系不够严密，而是缺乏现代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现代文化基础，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了文化丛林法则，直接消退于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自觉”之中。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法治，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法治依然艰难。究其原因，一是制度执行的主体因缺乏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当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时，难以对权力滥用形成有效制约，致使制度难以收到应有的成效。二是当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时，他首先想到的也许不是依照制度、法定途径有序维权，而是试图找“熟人”、“把门路”来私下解决。在他们看来，自身参与的缺乏并不足以影响问题的公正解决，依法维权虽然理想，但还是“熟人”、“有门路”更可靠。这无不显示出依附主义、人情政治的阴影。在这种文化背景的积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难度可想而知，即使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也会因现代政治文化基础的薄弱而无法支撑其有效运转，甚至会导致社会民众的政治冷漠。由此反过来讲，要想彻底解决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些难题，理性的办法就是积极促进政治文化成功转型，尽管这一进程并非易事。
三、民生政治参与：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有效路径
1.政治文化转型的路径
从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看，促进政治文化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两条：思想启蒙和政治参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转型也不例外。然而，在人作为一个综合利益体的客观现实面前，单纯依靠思想启蒙来促进政治文化转型，总会有其局限性和不彻底性，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继而促进政治文化转型。
从宏观的角度看，政治文化是与政治结构相协调的，而政治结构又是在社会成员的日常政治参与当中慢慢形塑的。从世界范围的民主政治实践看，成熟、积极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基石，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则是培育这种政治文化的温床。根据蒲岛郁夫的观点，政治参与简而言之就是普通公众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和过程。就其基本功能而言，政治参与不仅可以维护和增进公民利益和权利，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参与者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觉悟、素养。总体上看，政治参与主要从三个方面推动政治文化转型。
首先，政治参与能激发政治生活主体的主体意识。政治文化转型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产生和进行的，丧失主体的积极参与，政治文化转型将成为空中楼阁。而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让社会成员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不仅可以让其切实体会到参与政治生活的实际受益，而且还可以激发其主体意识，缩短社会成员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心理距离，继而奠定现代政治生活所必需的心理基础。这将会促使社会成员切身体会到自己是现行政治体系的一员，意识到自身与政治体系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慢慢淡化盲目、附从、依赖的消极观念。
其次，政治参与能培养政治生活主体的政治效能感。政治生活主体往往是根据自身的生活交往感知来形成对政治体系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当其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体会到因自身的实际参与而确实能影响政治体系的运作和政府行为时，他就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效能感，并希望这种效能感能维持下去，进而继续参与政治生活。由此，政治生活主体逐渐找到了一种政治归宿感，培养出对其赖以生存的政治体系的真挚情感，进而以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批判建构”的理性态度对现行政治体系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础作出深刻全面的反思。
最后，政治参与能培养政治生活主体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文化转型说到底是政治生活主体的认知和行为能力转型，“读万卷书”固然能够获得参与的知识和技巧，但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更加深入人心。“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3)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试图以思想启蒙为路径推动政治改革，之所以未能彻底成功，重要原因就是它过多的倚重于思想观念层面的“启发”，而缺少政治生活的“实际演练”，没有转化为政治生活主体的认知，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内化。
总而言之，“公民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实践活动来培养自己的民主意识，提高自己知政、议政和参政的能力；还可以通过政治参与成长为具有民主观念和民主能力的公民，塑造公民人格，体现自身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政治参与，可以提高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感和自身政治社会化的程度”。(14)对于促进政治文化转型而言，政治参与的这些功能，都是思想启蒙所不能及的。
论述至此可以看到，破解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之难题，理性的态度在于深入到政治文化这一深层次来分析，而要突破政治文化之阻滞因素，积极推动政治文化转型，当务之急则毫无疑问地落脚于积极推动政治参与。其一，政治参与是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的问题。“政治改革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但我们往往以为这只是政府的事，或者是领导的事，如果没有像经济改革那样大多数人参与，政治改革将很难成功。”(15)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涉及面广，但其最终指向是民主政治，而广大公众则是民主政治的运作主体。对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而言，主要问题就是政治参与，一方面公众对政治参与的呼声和要求日益增强的特征已经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参与，公众可以切实提高其民主政治的水平和技能，这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有益的。其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公众参与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进度和深度等方面还略逊一筹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积极回应这种要求，并以之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其三，政治参与的深入累进可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其重要性已深为人知，但由于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环境的多变性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作用，可能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足。而政治参与的深入累进发展可以从提升参与意识和民主政治技能等方面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深入持久的动力。
2.民生政治参与
在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正当性无须赘言的前提下，政治参与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模式有助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则是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一般仅简单地停留在政治参与的形式上，把民主化简单地等同于公民政治参与人数的增加。因此，现实中往往会把拥有更多公民形式上投票选举的政治参与模式作为衡量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标尺”。(16)
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实践表明，通往民主的道路不是简单线性的，而是复杂、叠加的。一种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切实有助于一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参与模式要建立在对现实政治社会条件、历史积淀、预期目标和政治体制等多重重要因素的综合而又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政治参与模式是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和机制等核心要素的有机融合体。在政治参与形式一定的情况下，要拓展政治参与的发展空间，理性的选择就是丰富内容、健全机制，以此实现内容、形式和机制的合力。
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利益是一切政治行为的诱因，在此基础上找准有效路径，将有助于丰富政治参与的内容，健全政治参与机制。而民生问题的解决直接维系于公众切身利益的维护。可见，民生问题实际上蕴含着这样一个内在逻辑：一方面，在民生问题已成为公共议题之际，如何推动执政党将解决民生问题的决策意图转化为现实的公共政策，并付诸实施，继而反过来优化执政党自身的执政环境，完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作为民生政策的主要指称对象和受益者的公众，如何能切实有效地知晓有关政策的进展情况和实施绩效。而从根本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则直接关联于公众的政治参与。
由此，民生政治参与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以改善民生为直接政治指向，以民生议题为政治政策和资源配置的重心，通过引导公众有序的、合法的政治参与来富有成效地解决民生问题，继而实现民生福祉改善、政治体制优化和民众政治文化素养提升的政治参与模式。在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下，民生问题的解决会有长效机制予以支撑，政治体制的优化会因之获得更强劲和充足的动力，政治文化的提高会奠定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思想基础，政治合法性因此得以提升。
同选举政治参与相比，优先推进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势是显见的，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选举政治参与主体的有限性。选举政治参与的过程和程序具有复杂性，参与主体很难详尽地考虑选举过程中的所有因素，“往往不仅信息匮乏，而且对自己所占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类方面也显得无能为力。同一个人，常常对持完全不同立场的候选人予以完全一致的赞同。他们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候选人的立场知之甚少”。(17)二是选举政治参与结果公平的有限性。选举政治参与必须有现代选举文化的支撑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这种现代选举文化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要素。在一个现代政治文化尚未完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当公平、正义的理念与亲情、友情因素发生碰撞时，选举主体往往选择与其具有某种联系的社会成员，选举政治参与也沦为“仅仅是一种民主授权形式”。(18)
在这两大有限性之下，选举政治参与的效用大打折扣。一是会无形之中加大社会运行的成本，甚至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选举主体意识的非理性而导致的选举结果的不公，当选的代议者或许因代议能力有限而在公共决策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代议功能，甚至作出错误的决策；或者因品德缺陷在公共决策时，按照自身的个人利益去进行政策创意和规划，较少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二是容易导致政治冷漠。囿于有限理性，选举参与主体可能会在选举中面对很多模糊与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难以作出准确和理性的判断，继而导致不仅很难选出合格的代理人，而且还难免不受制于这些代理人。出于选民的有限理性，结果便是“那些有意志，尤其是有道德、智力和物质手段的人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别人，领导他们，对他们发号施令”。(19)在选举的过程中，选民一不留神就会陷入被代表和被领导的境地。在这些情况下，选举参与主体会觉得选举只是一种形式和象征而已，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官僚。长期浸润在这种氛围之下的结果就是，选举主体的自我效能感不断减退，政治冷漠随之而来。而经验告诉人们，一旦政治冷漠出现，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都将面临严峻挑战。
值得肯定的是，民生政治参与模式能规避这些问题。它既不苛求参与主体要具备何种高度的民主技能，也不求全有多复杂、健全的运作规程，所以它的运行成本不高，也不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民生政治参与模式具有以下五大特征：其一，深厚的实践根基。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以关联于公众利益的民生问题为直接指向，试图以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解决，同时还要接受问题解决绩效的民主检验。它排除宣教和鼓吹的民主教条模式，而将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民生问题作为根基，从而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强大的吸引力。其二，渐进有序的发展策略。渐进有序的政治参与一是可以避免因参与方式不当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动荡，最大程度的降低改革成本，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认同；二是立基于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政治参与主体的民主政治综合素养，更具现实可操作性。其三，人民主体的广泛参与。在民生民主互动促进的平台上，切实保障人民主体对公共决策、公共事务的参与机会和权利。其四，党政主导的推进路径。民生政治参与既关联着公众的民生福祉和利益需求，又影响着党的执政绩效和政治体制的提升与完善。其五，便捷简明的依托条件。它对参与主体的基本要求是能正常表达自身的合理诉求即可，至于是否接受过教育、是否识字，它不做过多的要求和限制。对运作规程的要求也是简明的：倾向于参与主体的直接参与而不苛求“代议”，因而能有效的规避委托—代理中的弊病；提倡充分协商后形成一致性意见，因而可以排除多数裁定中的少数人权利被无形剥夺的无奈结局；强调“协商+票决”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因而能革除程序性原则下的形式主义诟病。
在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民生政治参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更加直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夯实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制而言，合法性是其必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不仅仅维系于意识形态的宣教，而且还要以政治体制发挥的实际效率、满足公众的社会需求能力为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经济增长以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20)然而，受制于世界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多重影响和经济发展变数的增多，任何一个理性成熟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单纯地依靠经济增长来维持其政治合法性。这就是亨廷顿提出的“政绩围局”命题：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21)所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显示出当前中国已由追求GDP作为合法性支撑的时代，进入崇尚民生改善、福祉增加的民生政治新时期。因此，适时转变观念在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巩固和政治认同的提升。
其次，契合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3月曾经讲过：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更具敏感性、深刻性，对外在社会环境的要求更高。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难以启动，而且还会触礁搁浅。古今中外的不少实例已经清晰地证实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从两个最为基础的层面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它以民生利益为直接指向，鼓励公众参与政治生活，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政治冷漠。而政治冷漠一旦形成，将会导致政治体制正常运行所必需的监督和制约无从谈起，继而使官僚寻租的空间和可能性增大，损害公众利益，最终引发社会冲突。(22)另一方面，民生政治参与不像选举参与那样对参与的知识技能有较高的要求，它只要求参与主体对事关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深感兴趣，进而主动积极参与即可。参与的低门槛性，容易减少民主政治生活中因条件苛刻而难以有效参与从而滋生社会怨恨的可能。与此同时，由于民生政治参与对象的利益攸关性，参与主体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他还会在参与过程中积极带动其他主体参与政治生活，由此实际上也就扩大了参与主体的规模，形成橄榄型的参与主体结构，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再次，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如前所述，政治文化能否顺利转型，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而政治参与又是促进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路径。因此，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而必须正视的重点问题。根据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论述，当某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演化为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时，那么它就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可见，正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普及，才能使民主政治得以巩固。“通过直接参与可以使公众以最直观的方式感受和了解政治的运作过程，获取有关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信息，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特别是通过长期的政治实践，可以提高公众的政治技能，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确立民主政治的竞赛规则、价值取向，强化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感。”(23)在这种参与过程中，理性的参与态度、开放合作与宽容的政治心态、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逐渐得以确定，政治体制改革所需的文化土壤根基得以夯实，公众与政府之间逐渐走向合作、和谐，民主也由观念层面升华为一种可观可行的生活方式，民主价值得到真正实现。
当然，以上是理论层面的探讨。理论上的东西能否变为现实，还要在实践中予以检验。
四、民主恳谈：民生政治参与的初步经验
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东部沿海小城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可以看作是以民生政治参与模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案例。
1.民主恳谈的实践成长
温岭是浙江省台州市行政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其民主恳谈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主要经验是通过充实和拓展参与渠道，以解决民生问题，进而优化政治体制。在十余年的拓展和深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纵向上有村(居)、乡镇(街道)、市政三层级协调推进，横向上有一般意义的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试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多种形态综合发展的良好局面。笔者在这里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村(居)民主恳谈。其主要内容是同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大到村(居)建设规划、土地经营调整，小到村(居)道路交通改造维修、环境卫生整治。基本程序是由村两委或群众联名提出议事主题及其初步意见，参与者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讨论结束后以适当方式进行表决，继而作出相应决策。涉及全体村民的重要利益问题还要实行公决。以2006年温岭市扁屿村的新农村建设民主恳谈会为例，这次恳谈会主要涉及新民管理、(24)村庄规划、环境卫生、村庄绿化、村域经济五大主题，每一个主题都要求深入到具体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决策意向。组织者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产生了25位民意代表，涵盖男女老少、富裕贫困、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驻村部队也有2位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和既有的村民代表共计84人参加了恳谈。由于涉及主题较多，恳谈分五场，每次讨论分为6个小组。大会集中讨论的发言者从每个小组中随机抽样，发言者可以回应其他发言者的讨论，也可以对村干部提问。就这样，五大主题的民主恳谈会从2000年3月17日开始到6月26日结束。尔后，在7月初将参与者的讨论意见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表决，8月初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表决结果为民主恳谈的最终结果。
乡镇(街道)民主恳谈。乡镇(街道)的民主恳谈虽涉及面广，但也主要集中在民生问题上。以泽国镇为例，民主恳谈在其旧城改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2月9日，泽国镇旧城区改造指挥部召开了第一次恳谈会，共计有240名拆迁户代表和政府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参加。经过热烈讨论和协商，参与者形成了共识：旧城改造是必要的，而且还要尽快拆建，不要半途而废，要有决心拆建。会后，为支持和推动旧城改造，部分区域的居民还选举出了旧城拆迁业委会。但是，对某些细节问题，部分居民的意见还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有效意见。为此，泽国镇党委政府决定召开第二次恳谈会，主要讨论《泽国镇老城区房屋拆迁办法》(征求意见稿)。共有60名居民代表参与了这次恳谈会。恳谈结束后，组织者还让拆迁户填写了调查问卷，就如何拆建进行民意搜集。在仔细分析问卷和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拆迁指挥部制定了新的《泽国镇老城区房屋拆迁办法》，并提交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集体研究决定，确定拆建政策，接受群众监督。
市政民主恳谈会。2002年10月9日颁布的《中共温岭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机关(部门)深化民主恳谈实践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新增加的服务、收费项目，制定出台新的管理试行办法、办事程序要试行听证，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二是通过民主恳谈会的形式实施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的咨询，或者就某项工作、具体事务与群众平等对话、沟通、交流和协商。(25)据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至今，温岭57个市级部门的负责人先后分别深入到乡镇(街道)、村居、企业，与群众面对面的开展民主恳谈活动。
从民主恳谈的实践看，通过不断的“演练”，民众在参与过程中逐渐由起初的急躁、抱怨和争执转向妥协、商讨和宽容，一些重大公共事务决策前的信息来源日益健全和广泛起来。然而，推动者也逐渐看到，“一切重大决策都经民主恳谈是很难通过民主恳谈本身来实现，因为，民主恳谈是体制外的安排，无法做出具有约束性的决策”。(26)换句话说，民主恳谈过程结束后的信息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相关组织、机构在决策时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还没有制度、规范上的约束和保障。于是，客观上产生了推动民主恳谈向体制内转轨的要求。经过反复思考，主要策划者最终确定以民主恳谈为平台，将乡镇(街道)、村(居)的民主恳谈实践分别与乡镇人大、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接，将体制外的民主恳谈发展为体制内的沟通、协商和决策。
以泽国、新河两镇为代表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就是例证。简言之，参与式预算试验就是通过预算恳谈的初审、小组讨论、大会审议等环节，让人大代表及其他民众认真地相互交流，理性妥协，改变偏好，最终趋于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参与式预算试验不仅仅是要让民众来决定政府的“钱袋子”如何开支，而且还要充分发挥民众在政府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发言权和监督权，变政府单向决策的传统模式为政府与民众互动以促成决策的现代模式。
泽国参与式预算试验始于2005年。以2009年泽国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为例，镇政府在年初就综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专家给出的预算分析说明，列出了2009年政府预算明细表，随后将细化说明提前发放给民意代表，鼓励民意代表与其他村民交流。与此同时，对197名民意代表进行预算计划项目问卷调查。(27)2009年2月21日，176名民意代表和30名人大代表参加了民主恳谈会(人大代表列席旁听)。民意代表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被分成11个小组展开讨论，围绕预算执行计划发表看法。小组讨论结束后，民意代表和人大代表参加大会集中讨论，主持人在讨论小组提交的发言登记单中随机抽取民意代表，请其进一步阐述个人意见、建议。其他民意代表若持不同看法，可以当场予以驳斥；发言者对政府有关工作不了解的，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还要予以现场解答。大会讨论结束以后，再进行同样程序的第二次小组讨论和大会集中讨论。第二次大会集中讨论后，民意代表再次填写与第一次问卷内容相同的问卷，用以分析讨论前后民意代表的态度、取向发生的变化，并对预算计划项目进行修改。
民意代表的预算恳谈结束后，泽国镇人大主席团于2月23日组织召开人大初审会议。107名人大代表对修改后的预算计划项目展开进一步讨论，民意代表列席会议。讨论采取分团讨论和大会集中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分团讨论根据代表生产生活的区域划分，重点关注民意代表认为要调整预算计划投入的项目。大会集中讨论首先要听取各团团长的初审讨论报告，重点是汇总讨论的意见和结果。人大初审会议结束，又形成了第二次新的预算项目。同民意代表在第二次民主恳谈以后产生的预算执行计划的意愿、趋向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动。这说明，这两类群体在预算执行计划项目上的态度逐渐走向一致。对于人大初审会议的讨论结果，镇人大主席团将提交人大会议讨论，按照人大会议的程序采取票决方式进行表决。
2.民主恳谈实践之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意蕴
作为民生政治参与的重要形态，民主恳谈实践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意蕴是深远的。
第一，促进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合理分化。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时而裹足不前，同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没有充分合理分化不无关联。因为，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能否实现合理分化是政治体制能否有序运作的重要变量。一般情况下，利益表达结构、综合结构、政策转换结构和输出结构构成了政治系统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
对于利益表达而言，合适的民主模式可以为民意表达铺平道路，让利益相关者在自由、平等的氛围中真实、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的渠道，对于政治结构的功能发挥至为重要。无论是以决策为主要目标的民主恳谈实践，还是以信息沟通为主要目标的民主恳谈实践，它们的第一步都是做好需求表达。利益诉求的多元表达给政治结构带来了大量的信息资源，但它多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如果不对这些分散的信息进行整合，将难以发挥政治系统的功能。温岭民主恳谈实践通过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者)经过谈判、协商、仔细权衡、相互体谅甚至妥协让步，对彼此关切点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利益综合。
在参与过程中，参与主体经过讨论改变个人原来的意见，则可以实现利益诉求转换。这样，既不受褊狭的追求个人利益的干扰，也切实防止了“多数人的暴政”，努力保护了多数人的利益。如在泽国2005年城镇建设项目预算恳谈过程中，参与者做了两次问卷调查，当时估计“城乡规划设计项目”可能最多排在20位左右，因为“城乡规划设计”是与群众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且在近期内不能见效的项目。但恳谈之后，该项目名列第二位。这说明，真实有效的参与是促使利益主体实现利益诉求和偏好转换的重要过程。
对于政策输出而言，民主恳谈实践表明参与能为政策输出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得公共决策一旦输出就处于一种积极的民主运行氛围之中，不会遭到执行的障碍或阻力。
第二，促进民主参与的有序发展。民主参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素。在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中，参与渠道是一个量的问题，有序参与则是一个质的问题，实现质与量的有机统一，是其本质要求。温岭民主恳谈实践首先表明参与并非仅仅只有“选举”这华山一条道。参与公共意见的表达、公共决策的讨论，公共事件的意见反馈等，都是参与的当然范畴。民生政治参与不需要参与者有多高的文字输出技能，只要参与者能正常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见即可，具备了选举参与所没有的优势。其次，它可以避免选举参与情形下的竞争冲突。虽然它也可能存在因争取利益相关者、政府支持者的竞争，但从总体上看，它是一种软性民主，倡导的是坦诚交流，取胜的法宝是理性说服，不太可能滋生非正常化、非制度化的参与。
民生政治参与模式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也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从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看，较低的门槛不仅大大扩充了公民的有序参与，从而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选择在选举民主之外的参与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而且也使参与主体较低的政治文化素养在民生政治参与中得到提升，形成了民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它在拓展民主参与渠道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政治冲突的机制，促进了参与的有序化，使不同利益群体在沟通、参与过程中释放利益诉求，并尽可能得以解决和满足。参与渠道畅通有序了，利益诉求得到了满足，政治稳定也就不会面临大的威胁了。
第三，夯实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所必需的社会基础。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但民主政治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基础就是参与主体能在宽松、自由、相互信任和支持的氛围中，在公共精神的指引下，遵守基本规则，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与他人合作。温岭民主恳谈实践正是在这些社会基础要素的框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其实践不仅能激发参与主体对话和讨论的热情，培养公共精神和协商能力，而且还有助于形成包容、妥协的良好美德。
那么，这些基础要素到底是什么？结合帕特南的研究可以发现，它就是对民主实践赖以生长和发展起重要基础性作用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在一个共同体中，能推动共同体成员进行横向社会组合，继而实现公共参与和社会繁荣的社会关系结构和心理结构。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的经验表明，社会资本是其生长发展的重要支持性因素。反过来，民主恳谈实践又会进一步增强社会资本的存量。首先，它进一步训练了参与者理性反思和批判的品质，进而能提高其道德素养。民主恳谈并不苛求意见完全一致，它强调的是以双向沟通与积极参与为核心的“说理”，让公民对彼此的意见进行反思、反省，从而养成“被道理说服”而不是“被权力压制”的理性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其次，它推动参与者成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结合体。民主恳谈的参与者也是一种典型的理性“经济人”，其活动的主题几乎都是同当地民众的利益追求密切相关：要么是事关政府财政支出计划安排的预算，要么是同村居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乡村道路修复、村落改造、环境整治等乡村公共服务项目。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参与者具备了理性“社会人”的特质：将自己看作是其生活共同体中的一员，参与公共生活不仅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应尽的义务。
第四，推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政治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牵涉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与民众之间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基础。民主恳谈实践积极推动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民主恳谈的最初实践就是源于纠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匮乏和不力。无论是村(居)层面的民情沟通，还是乡镇(街道)层面的恳谈，还是市级机关(部门)下基层开展民主恳谈，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自始至终都存在，而且非常明显。为了确保恳谈会不流于形式，恳谈之后政府要将发言和提问进行汇总整理，将需要解决的问题转交给镇政府或者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做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政府与民众之间互动开始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政府的参与不是单方面的控制，而是发挥裁判和监督的作用，对民众提出的疑惑作出解答和回应，并引导恳谈活动在积极的发展轨道上进行。
五、推动和完善民生政治参与的路径设计
在明晰民生政治参与模式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具有显见作用之后，不断完善民生政治参与的路径设计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1.树立民生执政的理念和价值取向
在目标定位上，执政党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从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性价值转变为追求经济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有机统一，树立民生执政、崇尚公平正义的制度理念。在民生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时，必须转变观念，更新理念，充分认识到民生问题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以民生利益作为执政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标准。因此，政府要妥善处理“作为”与“不作为”的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对待民生问题时，政府应该积极担当起“作为”的角色，而不能像对待市场发展一样，笃信“退出”。因为，一方面诸多民生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如果政府在财力已经具备的条件下依然过度放弃“作为”，将会激起“民怒”，引发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绝大部分民生工程都属于公共产品，在公共产品本身具有非垄断性和公共性的特征下，唯有政府能担当起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在价值取向上，民生政治参与首指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就意味着始终坚持关注民生的基本价值取向，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评价政府工作也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作为重要依据，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形成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社会和谐并不是苛求社会不存在矛盾，而是说矛盾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建立在没有挑战社会之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因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是引导民生政治参与有序推进的重要保障。
2.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导作用
“现代民主政治是在政党的组织和协调下运行的。因此不难发现，民主的治理绩效，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政党对民主的理解和把握。党组织对民主问题如何理解，党自身的作用如何发挥，对运用民生参与的方式去解决民生问题，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关键的作用。”(28)作为民生政治参与模式的典型实践形态，温岭民主恳谈实践就鲜明地体现了执政党的引导性作用。如在松门“焦点访谈”的实践向全市逐层铺开之际，为推动民主恳谈实践有序发展，温岭市委市政府就予以积极引导。2001年，温岭市委就提出了《中共温岭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就民主恳谈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等内容作了比较抽象的界定。一年之后作出的《中共温岭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则进一步就民主恳谈实践的重要意义、组织领导、运作形式等问题作了规定。2009年1月，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开展预算初审民主恳谈，加强镇级预算审查监督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为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与基层人大工作的结合，加强预算审查监督，促进预算审查监督由程序性向程序性与实质性并重转变，规范政府预算行为作出了指导意见，并对预算试验的具体开展情况作了详细规定。市委在文本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直接推动了乡镇(街道)、村(居)的行动，各乡镇(街道)、村(居)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适合其发展的各种制度文本规定。这说明在民主基础尚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民生政治参与模式发展的过程中，党组织的引导作用至为关键。它关系到民生政治参与实践能不能起步、起步以后能否正常运转、能否不断向前发展。唯有借助党组织的指导作用，它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因此，党组织要从确立指导思想、宏观布局、细化路径、发展策略等层面入手，积极推动建设民生政治参与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既要坚持“民有所呼，官有所应”的原则和导向，围绕群众的民生诉求开展工作，合理调配资源，又要做好沟通、协调、整合工作，确保参与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3.以制度化的方式来积极拓展参与的渠道和空间
对于民众来说，民主不仅仅是为了“当家作主”，而且还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追求属于自己的东西。民生政治参与的直接指向是民众的切身利益以及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提升和累积，因此，在思考丰富和完善民生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时，更应结合实际转换视角，坚持以制度化的方式来积极拓展参与的渠道和空间。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积极拓展参与渠道和空间；二是参与渠道和空间的拓展要上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
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看，参与的方式和渠道很多，如民主选举、参政议政、信访、检举、投诉、合法维权等。但在很多人看来，民主即是选举，参与也即是选举。对于民生政治参与而言，“选举”自然是一条重要渠道，但与之相对应的“协商”也是一种既具现实必要性也具可行性的参与方式。从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看，选举与协商不是彼此对立的。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协商鼓励自由平等对话的公民，借助对话、讨论、审议和协商，提出各种理由，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因此，在充分关照选举的过程中，必须让协商充分走上前台，成为参与的广阔渠道，让它既能在“选人”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又能成为“管事”的重要机制。而“管事”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民生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因而更没有理由忽视协商在其间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在正视协商之于民生政治参与的重要价值后，如何提高参与者的协商技能、确保协商结果的实际运用及其监督落实、完善协商机制，则成为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下拓展协商参与渠道而要认真思考的重点议题。
“信息是和权力并进，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政治的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29)因此，在看到协商是拓展民生政治参与渠道的必要着力点的同时，还要看到网络是拓展民生政治参与空间的现实平台。2010年7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突破4亿关口，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与2009年底相比提高了2.9个百分点。(30)作为一种虚拟空间，网络具有虚拟性、交互性、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特征，它能为参与清除时空和代表性等问题的障碍，其巨大的容纳量减少了现实政治参与生活中要产生“民意代表”的麻烦，所有公民的平等参与权和机会在这里从理想变成事实，因而更有利于打破权威垄断，更能实现参与平等，为广大民众的意见表达提供广阔的运作平台。从现实情况看，每当有重大或焦点事件发生时，民众的网络参与热情即会立即被点燃，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论坛上展开各种各样的辩论和思想交锋。在网络里网民可以与政府官员进行直接对话，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意见。“一方面借助网络，民众可以随时表达意见，增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政府更能广泛的了解民意，有利于集思广益，做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31)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参与决策的讨论，从而使得决策是在民众的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多方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某一方强令的结果。因此，民生政治参与空间的拓展，理应充分尊重网络社会日益发达的客观现实，通过从规模上扩充互联网建设的面，让更多人成为“网民”进入网络世界，又要在确保量和规模的基础上提升网络媒体的运作质量，以及积极构筑社区网络公共论坛等方面入手来有效构建网络参与平台。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道德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建设可以为参与的有序、稳定发展提供保障。在明确“以制度化的方式来积极拓展参与的渠道和空间”的第一层意思后，还必须深入其第二层含义：从制度层面对协商渠道和网络空间的有效运转予以规范化。制度建设应将重点放在民生政治参与模式下拓展协商渠道中的协商主体、客体、场域、过程、方式和结果运用的规范上，使其一旦确定就不会因环境和人的因素改变而改变。“对网络平台建设来说，重点在于构建网络立法体系，立法应该重点考虑权利与责任、回馈与反映，尤其是要以明确的法律法规对网络参与中政府与公民的权利义务作出详细的规定，确保互动畅通，要把政府的有关决策要求吸纳公民网络公共论坛的公共意见作为一项常规步骤，使政府与网民能最大程度的相互了解，坦诚沟通，交换意见。”(32)
4.促进民生政治参与的技术提升
民主价值的实现，不仅要借助民主制度，而且还必须依靠民主技术工具的积极推动。因此，在明晰民生政治参与模式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价值的前提下，采取何种操作技术就成为落实这一民主模式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民生政治参与来说，民主技术的优化和改进更具直接的现实意义和突出价值。温岭民主恳谈实践之所以能蓬勃发展，除了其发展动力持久不衰、符合民心所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积极开发并运用民主技术，如运用随机抽样的办法确定参与者和发言者、设置预算辩论程序、由“局外人”担任主持人、恳谈议题提前公布等等。通过这些操作技术的跟进和提升，确能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33)
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是要通过技术更新能让民众以便捷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使其体会到民主“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过于抽象思辨的民主说教和缺乏实际操作平台的参与模式，留给参与者的也许只有“虚幻”和“不着边际”。因此，完善技术条件是当下民生政治参与模式建设亟待解决的一大基础性工程。这种技术层面的提升包含：采取多样化和灵活化的方式设定具有现实性和吸引力的议题；简化“进入”程序以吸引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运用通俗易懂的技术推动参与全过程的有序运转。
尽管当下谁也无法准确地划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政治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已经形成共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找准有效路径，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不二选择。“政治参与的有效方式→民生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逻辑关联和发展路径告诉我们：以民主为最终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是内生的，它来自民众对以政治参与的方式来促进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优化政治体制的期待和追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内生的动力是充足的。对执政党来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其必须面对且大有作为的必然议题，关注民生、以民主的方式促进民生问题有效解决是提升其执政合法性和促进政治体制完善的理性选择；对民众来说，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促进政府能以积极的态度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因而有助于这一功能发挥的民主模式就是值得建构和运用的，并且也是能取得成功的模式。民生政治参与正是这种有助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有益模式。认清这一点，必将大大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
注释：
①蔡定剑：《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状》，《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②俞可平：《走出政治改革—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董郁玉、施滨海主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50—51页。
③宇文利：《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④徐善登：《制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难题》，《天府新论》2009年第6期。
⑤朱兴磊、周振超：《党政关系规范化研究》，《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⑦谢岳：《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
⑧董郁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之路》，董郁玉、施滨海主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第64—65页。
⑨谢岳：《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
⑩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第3页。
(11)Hand 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转引自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12)姜涌：《政治文化简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13)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
(14)王秀娟：《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参与》，《理论探索》2004年第1期。
(15)茅于轼：《每个人都来积极参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改革论坛网，http://people.chinareform.org.cn/M/mys/Article/200311/t20031128_22850.htm，2003-11-28。
(16)刘建明、史献芝：《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历史演进的梳理及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第69页。
(17)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美国民主的讽刺》，张绍伦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18)杰克·奈特、詹姆斯·约翰逊：《聚合与审议：论民主合法性的可能性》，谈火生编：《审议民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19)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20)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21)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9—64页。
(22)当前，基层社会矛盾多发与此密切相关。近期，笔者专访了一位信访“老户”。这位信访农民在近三年里长期到所在区的信访局反映村干部伙同乡镇干部侵吞集体财产问题，并在2011年4月下旬邀约了同村其他13位村民一起到区政府“闹访”，在政府门口拉起横幅，高喊口号，阻滞交通半个小时。他告诉笔者，村里长期不公布账务明细，以至于村干部大胆侵吞集体财产。而深究财务不公开，最重要的现实原因是长期浸润于空洞的说教，村民对村务不感兴趣，逐渐产生了不愿参与村庄公共政治生活，从而为村干部徇私舞弊留下了可乘空间，而村干部的不实行为继而引发村民的不满和愤恨，社会矛盾由此而生。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政治冷漠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联。
(23)方盛举：《参与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5期。
(24)其居民把因务工、求学等暂居在村庄的人员，即一般意义上的外来人员称之为“新民”。
(25)参见《中共温岭市委关于进一步深化民主恳谈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意见》，慕毅飞、陈奕敏主编：《民主恳谈——温岭人的创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26)陈家刚：《地方治理中的参与式预算——关于浙江新河的案例研究》，李凡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8》，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27)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泽国镇2009年没有重新抽签产生新的民意代表，而是沿用了2008年的197名民意代表。这样做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节约成本；二是有经验优势，沿用前一年的民意代表可以对今年的预算审议和讨论更加熟悉，而且还可以对前一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以熟悉政府预算执行情况。
(28)余逊达：《公民参与与公共民生问题的解决：对杭州实践的研究和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29)托夫勒：《预测与前提》，辽宁社会科学院新技术革命课题组编：《托夫勒著作选》，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0)数据来源：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79171593d2348.html。
(31)陈剩勇、钟冬生、吴兴智：《让公民来当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制度创新的浙江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9—321页。
(32)齐卫平、陈朋：《网络公共论坛：虚拟空间中的协商民主实践》，《理论探讨》2010年第6期。
(33)黄永炎、陈成才：《21世纪网络技术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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