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的一般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金融创新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货币供求问题历来是货币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一国货币政策抉择的出发点。在当代的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货币供求理论的研究亦在不断变化。自70年代形成高潮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全球大规模全方位的金融创新，使世界金融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广泛采用的新技术，不断形成的新市场，层出不穷的新工具、新交易、新服务，浪潮般地冲击着金融领域。不仅革新了传统的业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方式，模糊了各类金融机构的界限，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打破了金融活动的国界局限，形成了放松管制的强大压力，而且对货币供求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对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虽自80年代初才开始尝试金融创新，逐渐吸纳各国的创新成果，但在转轨时期，随着市场化金融体制的建立和运作，在竞争和利益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和吸纳活动会日益活跃起来，现有的和将有的金融创新也必然对中国的金融运行和宏观调控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决不能忽视的问题。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的影响，考察创新活动中货币供求机制的变化，对于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一般影响
由于货币需求是货币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故研究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量和货币需求稳定性的变化，是考察创新对货币政策影响的基础。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
1.减弱了货币需求，改变了货币结构
尽管经济的发展、交易规模的扩大和通货膨胀下物价水平的上升都导致了货币需求绝对数量的增加，但金融创新却通过金融电子化和金融工具多样化减弱了货币需求，人们在既定的总资产中以货币形式保有的欲望下降，在经济活动中对货币的使用减少，降低了货币在广义货币和金融资产中的比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1 ）金融工具的创新涌现出了大量货币性极强的新型信用工具和新型存款种类，如信用卡、各种票据、NOW帐户、货币市场互助基金、 自动转帐服务、91天存单、超级NOW帐户、可转让支款单帐户等等。 这些新型的金融工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流动性需要，从而减弱了人们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导致了货币需求的下降。
（2）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电子化和支付结算系统的革命， 缩小了狭义货币特别是现金的使用范围，使人们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例如随着多功能信用卡、自动电子柜员机、自动转帐服务、银行电话付款、售货场终端机、电子化资金转移系统（EFT）等的普及和广泛应用， 使快捷便利成为现代支付系统的特征，数秒之内完成一笔跨地区甚或跨国的巨额支付已非难事，转帐结算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普遍通用的支付方式，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现金的使用，在创新活跃的国家甚至出现无“现金社会”的迹象。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对活期存款的需求也大为减少，用少量货币便可完成大量的经济活动。这种变化通过货币结构比率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按国际货币基金的口径，货币结构比率包括三项内容：一是通货占货币的比率（C/M）； 二是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率（M/QM）；三是广义货币占金融资产的比率（M+QM/Assets）。表一是当代创新高潮前后（1965-1993年）16个国家货币结构比率表。
表中，通货（C）是银行系统以外的现金；货币（M）等于通货加上银行机构吸收的活期存款之和（相当于大多数国家的M[,1]）；货币加准货币（M+QM）即为广义货币；金融资产（Assets ）是广义货币加金融机构的全部资产之和。
表中数据显示，60年代中期至今，各国通货与货币之比都有下降的趋势，1965-1990年，欠发达国家从平均0.654降至0.496；较发达国家从平均0.477降至0.456；发达国家从平均0.309降至0.224。而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率（M/M+QM）也无一例外地全部下降了， 发达国家从平均0.661降至0.316；欠发达国家从0.751降至0.528。
表中数据还显示，创新十分活跃的发达国家C/M、M/M+QM的比率均大大低于创新迟缓的欠发达国家，也低于较发达国家，这决非是偶然的巧合。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现金占货币的比重下降和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下降，与该国家金融电子化和支付结算系统现代化程度逞正相关。
另一个实例也颇具说服力。金融创新最为活跃的美国，经济活动中的货币需求却很小。1993年以12303亿美元的货币（其中通货为3275 亿）便实现了63779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 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5.184，通货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19.475。同年， 创新落后的中国却以18695亿元货币（其中通货为5865亿）实现31380亿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1.679； 通货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5.350。形象地说，同是实现1元国民生产总值，美国只需要0.05元的现金，中国却要0.19元的现金，前者是后者的1/4左右。 这充分表明，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电子化和支付结算系统现代化，可以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相对减少对货币的需求量。
表1 16个国家货币总资产比重表单位：10亿本国货币
①此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1994年报编制
（3）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证券化趋势， 使资本市场和介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之间的金融工具大量增加，这些新型的金融工具普遍兼备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成为人们资产选择的主要对象，日益受到公众的青睐。特别是由于它们能给持有者带来较多的收益，提高了持币的机会成本，人们就会在其资产组合中尽量减少货币的持有量，增加非货币性的金融资产，其结果是货币需求减少，使货币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统计资料计算，1965-1990，货币在总资产中的比重，5个发达国家从平均0.195降至0.130；较发达5国从平均0.348降至0.147；欠发达5国从平均0.528降至0.286，详细数据见表一。
2.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稳定性的影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发生：一是金融创新改变了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引起货币需求构成的变化。借用凯恩斯的概念就是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减弱，而投机性动机增强，表现为用于媒介商品和劳务交易的商业性货币需求比重下降，而用于投机获利的金融性货币需求比重上升。从货币需求稳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商业性货币需求受规模变量（主要是收入）的影响较大，规模变量短期内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商业性货币需求具有可以预测和相对稳定的特点。金融性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机会成本和个人预期等因素，市场利率的多变性和人们心理预期的无理性导致了金融性货币需求具有变幻莫测和很不稳定的特征。因此，商业性货币需求比重的下降和金融性货币需求比重的上升，将减弱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二是金融创新使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稳定，各因素的影响力及其与货币需求的函数关系的不确定性更为明显，从而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例如金融创新使得市场利率更为复杂多变，而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亦不稳定；又如货币流通速度虽有加快的表现，但这种加快并非是匀速或呈线性运动，而是变得更为扑朔迷离，难以把握和测算，市场利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多变和不稳定性，使微观货币需求和宏观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都有所下降。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几点：
1.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供给的主体。金融创新所导致的业务综合化、金融化趋势，模糊了存款货币银行（商业银行）和非存款货币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类金融机构在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上的本质区别。特别是随着存款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发达，“脱媒”现象日益严重，商业银行的存款大量流失，非银行金融机构将其诱变为自己存款的能力大大增加，他们同时还开办电子资金划拨系统，可转让存单、电话付款、证券化贷款业务，这使得存款货币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都有创造存款货币的功能，随着创新的深入，这种能力还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因此，金融创新以后，在开始混业经营的国家里，货币供给就由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级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级主体。
2.金融创新加大了货币乘数，增强了金融机构创造货币的能力。由于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都可以看作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这两类集合变量的乘积，因此，在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既定时，货币乘数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变量。在20余年的金融创新中，各国的货币乘数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大了。例如，从1965年至1990年，5 个发达国家的货币乘数从平均5.53增至12.80；较发达5国从平均2.90增至6.03；欠发达5国从平均1.85增到3.20。 金融创新之所以出现加大货币乘数的作用，是因为改变了货币乘数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因素一般公认的是通货比率、定期存款比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创新使这四个因素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降低了通货比率。 通货比率是指公众所持有的通货（现金）与其持有的活期存款的比率。通货比率与货币乘数之间是反比关系。通货比率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持币的机会成本、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公众偏好、支付习惯等）。金融创新从提高持币机会成本和促进金融制度发达这两个方面对通货比率产生向下的压力。前者是通过提高通货以外的金融资产报酬率而增大持币机会成本，使公众减少通货持有量；后者则是通过提高转帐结算的速度与便利程度，降低成本费用，改变社会支付习惯等，使公众愿意保有活期存款而相应减少现金持有。在通货比率的下降中，货币乘数反比例升高。
（2）定期存款比率有所变化。 该比率是指公众所保有的定期存款与其保有的活期存款之间的比率。定期存款比率与货币乘数存在着反方向变动关系。在金融创新中非存款性金融工具大量涌现，金融市场发达，证券服务日臻完善，从而提高了银行存款以外其他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当银行定期存款作为价值贮藏手段的吸引力降低时，公从在资产组合的调整中就会将一部分定期存款转换为证券类金融资产，这将降低定期存款比率，加大货币乘数。但若银行在创新中也不断推出新型的定期存款工具，增强对公众的吸引力，当活期存款不变时，该比率又会有所上升。因此这个比率的下降虽不是十分明显，但却经常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致使货币乘数不稳定。
（3）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实际提缴率下降。 虽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在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中经常被视作外生变量，即不受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的支配，然而金融创新对这类观点的存在前提及实践效果却提出了挑战。由于各国中央银行一般都对不同计提对象采用差别准备金率，即对商业银行和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高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定期存款，这就为金融创新通过模糊计提对象界限，减少商业银行和活期存款实际计提的法定准备金提供了余地。商业银行创造出了介于活期、定期存款之间或逃避计提法定准备金的新型负债种类。象美国自动转帐服务（ATS）、协议帐户、超级NOW帐户等、同时开立活期户和储蓄户，不用支票付款时钱都在储蓄户上生息，故活期户的存款余额通常仅为1美元，自然减少了法定准备金的提缴额； 又如可开支票的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s）、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s）被划入M[,2]的范围，并且个人帐户不提缴法定存款准备金，非个人帐户也只缴3 %。创新结果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实际提缴率下降，货币乘数得以扩大。
（4）银行超额储备下降。 超额储备是指银行保有的全部存款准备金中减去法定准备金的部分，在存款货币的创造中与法定准备金具有同样的倍数收缩功能，因而与货币乘数是反向变动关系。金融创新主要从三个方面减少了银行保有超额储备的机会成本；二是因同业拆借市场十分发达，降低了借入准备金的价格而提高了便利程度；三是公众对通货的偏好减弱，银行保有库存通货的需求量下降，三方面影响之和便是降低了超额储备比率，加大了货币乘数。
3.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主要是指其受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支配的程度，它与中央银行的可控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发挥减少货币需求、充分动用闲量资金、节约头寸、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等作用，改变货币供应相对量；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货币供应主体，加大货币乘数，创造新型存款货币等对现实货币供应产生决定性影响，致使货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而越来越多地受制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的支配。换句话说，经历了金融创新以后货币供应量不再是完全受中央银行绝对控制的外生变量了，除基础货币以外，它受经济变量和金融机构、企业、居民行为等内生因素的支配性大大增强，货币供应内生性的增强，严重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
三、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影响的利弊评价与中央银行的对策
综上所述，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产生了重大而有力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货币供求机制。不少中外文献认为金融创新的最大弊端在于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其中货币供求的变化是重要的原因，有人据此提出了必须控制创新的建议。笔者认为，金融创新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用“有利”或者“不利”来定论，因为事实上金融创新对于货币供求乃至货币政策的影响利弊兼而有之。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影响并非都是不利的，其有利的一面不仅存在，而且还是重大的。这种有利影响主要源于货币效率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具体来看，一是减弱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可以相对节约货币，节约流通费用，更重要的是减轻了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压力；二是扩大了货币乘数，在既定的货币总量下，可以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三是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和信用方式的多元化，拓宽了非货币性投融资渠道，可以在低货币增长中满足社会投融资需求，使实现低通货膨胀中的高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当然，创新对货币供求和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创新降低了货币需求和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使货币供求形成机制变得十分复杂而多变，从而加大了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难度，使中央银行对货币量不易进行准确的控制。同时，由于扩大了货币供应主体，增强了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从而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并使这种控制能力在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时分布不匀，即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的能力大于其减少货币供应的能力，这种控制能力的差异不完全是中央银行本身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金融创新环境中减少货币供应有强大的阻力。
正确认识并把握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和货币政策影响的两面性是有意义的。一则可以使我们对创新活动有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金融创新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总体上利大于弊，而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是利弊兼存；二则可以促使中央银行调整对创新的态度，改善货币政策的决策与操作。因为创新引致的货币供求变化只是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不存在因此而无法实施货币政策的问题，只是难度加大了（这种难度其实也是相对于过去中央银行从面对的简单金融结构和运作而言的），新的要求与挑战对于中央银行未必是件坏事。因此，中央银行应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创新，不能因为创新给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困难而否定之，更不能靠压制创新来保持货币政策的传统轨迹（何况创新并不能压制住）。
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现实，中央银行的明智选择是顺应潮流，变被动应付为主动驾驭，采用边引导边调整的策略。一方面，在鼓励创新的前提下，加强对创新活动的引导，使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将创新活动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扬利抑弊，维持金融业的安全、稳定与良好运作；另一方面，则应加强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应变能力，去除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的观念，主动进行调整与转换，使之能不断适应新的情况。例如将调控范围扩大到全部金融机构和所有资产、负债形式、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和活期存款；适时调整中介指标的定义，可采用综合性而非单一性的中介指标；灵活运用一般性政策工具和选择性政策工具，并尝试创造出新型的政策工具；加强监测和调查统计分析，提高预警系统的灵敏性和准确性等等。这对中央银行的决策水平、操作技巧、业务能力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银行既要有灵活自如地调整货币政策的权力，又要有准确恰当地处置货币政策的技术能力。为此，必须以法律形式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地位，同时，也极为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改善决策系统、操作系统和预警系统，使货币政策的实施日臻完善，真正能驾驭这门“高超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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