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历史演变和时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人民服务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4)05-0116-06 任何一个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社会的呼唤和实践的需要，都有其实践依据、时代特征和时代价值。任何一个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确立，都要在生活和实践中，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思想也不例外。 一、从“民众”到“群众”，从“评价对象”到“关心对象”，不断提升对“民众”的认知，为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探寻革命的依靠力量指明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和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群众”的认知和重视是逐步提升的。毛泽东是较早把目光转向“群众”的革命领袖之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组建进步学生社团“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其雄心壮志可圈可点。“新民学会”的核心是一个“民”字。“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为了谁?“民”字在朦胧中已经成为目的和方向。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已经开始把“民”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为了更好寻求为“民”的道路，毛泽东积极创办《湘江评论》，并且于1919年7月21日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社会改造的方法很多，但是有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里的民众包括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这时正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已经在运动中提出，但是革命的主体是谁尚不明了。毛泽东提出了“民众”的概念，已经意识到革命的主体应是“民众”，且对“民众”的内涵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这时的“民众”，只是代表当时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及其学友们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过程中，初步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民众在革命中应担负主要角色。但是，这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站在群众之外，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意识到“民众”在革命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着重研究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他在1925年12月1日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明确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左翼会跑到革命一边，右翼会跑到反革命一边；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可靠的同盟军；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多数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等，他们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其中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革命性最坚决、彻底，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首次对“民众”进行的阶级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观察“民众”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从站在“群众”之外评价群众到站到“群众”身边密切关注并研究群众。从置身于民众之外的旁观者到置身于群众之列的关注者。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尤其是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湖南、江西等省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响彻云霄。一切反动派对他们恨之入骨。然而，这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跟在国民党右派的后边，对农民运动发出了种种责难、攻击污蔑，甚至谩骂。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1]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了十几个县的农民运动。他亲自深入到农民中间，召开各种座谈会，在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科学分析，最后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并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群众一边，坚决支持农民运动。他这时已经把自己置身于农民群众之中，尤其是他对农村中的贫农大加赞扬。他认为，农民包括富农、中农、贫农。富农的革命态度不热心，中农态度游移，“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2]。这是毛泽东首次把贫民叫“大群众”。虽然，这里的“大群众”是专指贫民，范围很狭窄，但是这个“大群众”的概念越来越具体化。这是因为毛泽东已经把自己的立场完全转到“大群众”一边，已经完全把自己融于“大群众”之中了。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工农群众”一词，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将小资产阶级也包括在群众的范围当中，指出忽视小资产阶级力量的观点是错误的：“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3]这表明其对群众的范围进行了扩充。毛泽东认为，这些群众都是我们依靠的对象。面对群众，我们要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1929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明确提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4]。此后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又提出党要用“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5]，而且“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6]。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7]。很显然，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群众”不仅包括工农，而且还包含小资产阶级。他站在党和红军领导者的立场上，把“群众”作为党宣传的对象、组织的对象、争取的对象、领导的对象。 1933年毛泽东在《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首次使用“人民群众”一词。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包括经济工作，目的是“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只有人民群众不为生活发愁，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毛泽东在1934年1月27日所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对这个问题有过专门论述。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8]“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9]“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10]他认为，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群众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工作的重心。共产党不能只是站在领导者的角度和立场上，对群众指手画脚。他要求共产党员要放下架子，要到群众中去，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此时，毛泽东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和立场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从群众之上站到了群众之中。这种态度和立场的转变，适应了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需要。同时，大大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 二、从“群众”到“人民”，从“关心对象”到“服务对象”，对人民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强调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 首先，对“人民”的内涵和外延的认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加深。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的方针。为了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提出：“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11]，现在我们应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12]“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13]我们必须“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14]这是因为“敌人营垒”有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15]“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16]“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17]此时，毛泽东根据新情况，进一步将“人民”的内涵重新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代表民族利益的广泛的力量的集合，它的外延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阶层。这可以说是对人民内涵和外延的科学认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的“人民”概念是指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阶层和集团。 在对“人民”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同时，“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层次和境界也在不断地提高。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18]。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9]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致张闻天的信中批判了儒家旧道德之勇，认为那种勇只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20]。这是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的最早提出。1939年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高度赞扬白求恩在为人民服务中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高度赞扬白求恩为人民高度负责、高度热忱、为救人民而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不能被“少数人得而私”，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1]我们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解决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问题后，怎样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方法也同样重要。紧接着，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2]他指出，领导干部和群众相结合，在组织中、在斗争实际中建立正确的关系非常重要。“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23]“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24] 为人民服务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是人民的要求。如果说，以上文章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角度来讲人民的内涵和为人民服务，那么在此后的演说和讲话中，毛泽东改变了位置，眼睛向下，着重从普通党员、普通一兵中去发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25]，“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26]。 事实上，身处基层的普通一兵，普通共产党员，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他们身体力行，用老老实实的行动，随时随地都在忠实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张思德就是其中的一员。张思德，生前是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炭窑崩塌，因奋力将战友推出窑外，自己却被埋而牺牲。为了纪念张思德，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作了《为人民服务》的专题演讲。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27]“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28]“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29]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作为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怎样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中提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此后，“为人民服务”一词便频繁被毛泽东提及。1945年9月，他给《大公报》的题词，也是“为人民服务”。由此看出，毛泽东越来越强调共产党员的立足点、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不应高高在上，而应放下架子，深入群众，谦虚向群众学习。 三、从“为人民服务”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地位由服务对象上升为尊重对象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被作为党的宗旨写入党章。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也明确提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30]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再一次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1]“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32]“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33]“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4]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意识到了历史任务的转换。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在这个新时期，我们党仍然一如既往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明确自己的职责，时刻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四、从“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到“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升华 邓小平用概括的语言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35]他一生都忠实地履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中最突出、最精彩的篇章是他领导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取得了巨大胜利。 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一部分人喜欢用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标准看问题，对新生事物看不惯，评头论足，横加责难，社会上产生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为了澄清是非，邓小平于1992春天视察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深圳、珠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6]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更明确地指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在此，邓小平抓住了时代要求，完全站在人民利益一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内涵，为在新时期检验共产党员是否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供了符合现代要求的现实新标准，从而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常讲常新，永远保持新的生命活力。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江泽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比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37]。这是新形势下“人民”新内涵。 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和为人民服务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们都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这是它们共同的宗旨和目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又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侧重。它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在新环境下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8]，“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39]，“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40]。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内容和集中体现，它既伟大又平凡，可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是为人民服务；同志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为人民服务；热心公益、扶贫帮困、扶弱助残是为人民服务；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是为人民服务；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也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多层次、多形式的道德规范，是对我国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要求，人人都能够而且应当实践为人民服务，而共产党员则应率先垂范。他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在新世纪，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要求党在执政上必须依靠群众，在思想上必须尊重群众，在感情上必须贴近群众，在决策上必须代表群众，在工作上必须为了群众。这表明了新时期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内容，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的新目标。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一个很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对新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了全面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明了方向。他指出，在经济建设上，“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1]；在政治建设上，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42]；在文化建设上，坚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人民群众不仅有经济和政治利益，也有文化权益。在社会建设上，要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43]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要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特别是要做好关心困难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党，端正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当前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前提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说，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他澄清的是党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你手中的权力是用来谋私利的，还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他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他同时明确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当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集中精力搞一段时间是不行的，必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应该深入做好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党的十八大提出我们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非常切中时弊的。 习总书记向全党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讲排场比阔气，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应坚决抵制。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不折不扣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防止虎头蛇尾，让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习总书记还表示，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综上所述，党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始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党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其内涵和外延是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服务客体内涵和外延由“民众”——“群众”——“人民”，服务主体的认知由“评价对象”——“关心对象”——“服务对象”——“尊从对象”(全心全意)，服务实效(价值)由“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务实清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与时俱进，不断升华。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永葆活力、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