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爱国主义论文,宋庆龄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她的爱国主义既充溢着挚爱祖国的激情，又蕴含着拯救和发展祖国的理性内容——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结合，探求独立、民主与富强之路。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她的爱国主义不断获得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高峰。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爆发于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最持久的反侵略正义战争，也是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抗日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相互联系的双重贡献——一方面，保卫自己的家园祖国，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另一方面，完成了应尽的国际义务，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中，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结成统一阵线，并肩奋战，击溃了猖獗一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从而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开拓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如江泽民同志的《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浩劫，也教育了世界人民。世界人民赢得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和平与进步”。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完全论证了上述的科学判断，中国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得了社会的进步。在把日本军国主义逐出神圣的国土后，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条件和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3500万军民的伤亡，1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和5000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所以如此，固然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军黩武；同时，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造成的贫弱和“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也为侵略者提供了可能性。因之，只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高扬，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发挥出难以估量的精神动能。人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义无反顾，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的主流并非历史传统的单纯承继，而是赋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丰富社会内涵。作为激情与理性的结合，它不仅蕴含着炽烈而朴素的对祖国的热爱，并且升华为理性——关切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力求拯救和发展危难和贫弱的祖国，致使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才无愧为团聚、引导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辉旗帜。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亦复如此。
（一）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近代时期的发端，具有特殊的深刻意义。新阶段舞台的帷幕的开启，竟是由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拉动，强烈的外烁作用迫使近代中国逸出了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轨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种为殖民主义枷锁所桎梏的畸变的社会形态。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往往居于最为突出的地位。严酷的事实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帝国主义采取了各种手段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把它推向贫困落后的深渊。殖民主义者十分迷信军事手段，非常醉心于坚船利炮，而朽败反动的统治者——无论是清朝政府，抑或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媚外卖国和专制独裁，则使得旧中国总是处于“挨打”的地位，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役，每次都是以丧权辱国为结局。甚至中国在战争过程取得一定程度的、局部的胜利，也不能改变割地赔款的厄运。要之，广大军民虽然进行了英勇斗争，甘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却只能抱终天之憾。
抗日战争第一次赢得了彻底的胜利。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14年的斗争历程可以划分为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两阶段。大体而言，抗战不断深化与拓展——从分散抗争到团结战斗；由防御、相持到战略反攻。在这期间，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日作战大小约165000次，歼灭日军150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的70%。
中国人民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还赢得了社会的进步。进步的基本内涵和主要标志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和国民党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相互消长：前者不断发展壮大，后者愈益遭到人民的唾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在根本上为后来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使得中国的命运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后的短暂时间中得到了根本解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历经“艰难顿挫”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至此划下了一个光辉的句号，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开拓了道路。
事实证明，持久的、艰苦的抗击侵略者的过程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逐步发展的过程。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制订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贯彻了科学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并把他们汇成抗日斗争的洪流。共产党人无愧为敢于和善于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忠贞战士，因之成为人们的希望和信心。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决非——如同某些出于政治偏见的“学者”所诽谤——“坐大”，而是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成长，这种长足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在备受侵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阶级和政党敢于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并且善于把民族解放战争引向胜利，它就一定成为领导人民群众的核心力量。
在那艰苦悠长的战争岁月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人心所向的“圣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民兵承担了对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的作战任务，对敌作战125000余次，消灭日伪军171万余人。“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都取得了克敌制胜的辉煌战果。正是与这个过程同步并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抗战初期，抗日根据地主要仅有人口不过150万左右的陕甘宁边区，军队则只有30000余人。抗战胜利前夕，抗日根据地已经遍布于祖国大地的东南西北，区内人口约达一亿，军队和民兵分别为100万人和200万人。正是这种为先进思想所武装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才是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因素。
至于国民党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蒋介石统治集团无视日蹙国百里的严峻现实，却仍然热衷于“围剿”红军，只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加以“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才使得蒋介石们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不参与抗战大业，并在初期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其作用是应当给予肯定和估计的。但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片面抗战，实行独裁专制，制造摩擦分裂，乃至酿成反共反人民的“皖南事变”，屠杀抗日有功的新四军，囚禁著名的将领、新四军军长叶挺。蒋介石统治集团虽然极力在抗战中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实力，但人心的背离成为后来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
判明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就不难理解蒋介石统治集团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欢庆胜利的锣鼓鞭炮的声音刚刚停歇，便向共产党和人民挥起屠刀。但是，1946年已非1927年，抗日战争中发生的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消长极其有利于人民，国民党政府的800万军队绝对阻挡不了历史的潮流。
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壮大，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壮大。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又赢得了社会的进步。
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人民的抗日洪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爱国主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归根结蒂是全民爱国主义高扬的结果。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的主要精神支柱，是动员广大群众奋起御侮的鲜明旗帜，是激励人们前仆后继奔赴战场的巨大感召。
（二）
然而，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是：为什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曾在近代时期多次抗击过侵略者，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但是，结局大都是悲剧性的——既未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未赢得社会的进步。只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洗国耻，爱国主义结出了硕果，不仅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应当对爱国主义进行具体剖析。
爱国主义，大抵是激情与理性的结合。人们总是为自己祖国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多娇的江山和优秀的人民而自豪，并积淀了炽烈的朴素的挚爱。然而，深刻的、丰厚的爱国主义不能局囿于此，它还必须包涵理性的内容——面对备受侵凌的、落后与贫困的祖国，定需寻求救亡和富强之路；对祖国的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体现为把爱国主义与当代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爱国主义由此蕴含了拯救和发展祖国的社会内涵，浸渍了时代精神。
从鸦片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役，中国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家的权力为清朝政府所控制。这个朽败政权主要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并随着帝国主义侵凌的深化而逐步与之结成联盟，充当“列强”的“鹰犬”，甘为奴隶总管的角色。他们是卖国主义者，对侵略者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然而，封建地主阶级与侵略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及其代表确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主张抗击侵略者，甚至积极投入了正义的战斗，但是，除掉少数的优秀人物外，他们的爱国主义并不蕴含着先进的社会思潮，难以较为完满地回答来自外部世界的双重挑战。因之，战争的屈辱结局无法避免。赢得胜利与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卷入抗击侵略者战争的还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主要是农民阶级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至于无产阶级虽已诞生，却未成为自为阶级。农民阶级无疑是反侵略的主力，从三元里抗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但是，落后的生产方式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使得他们不能把爱国主义与先进的社会思潮与运动结合，提出科学的民族解放纲领。资产阶级的政派之一，维新派也把这个课题作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正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把维新运动推向高峰，把爱国主义与维新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确认爱国必需变革。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赖以凭借的物质力量，又对帝国主义存在着轻信和幻想，所以他们的奋斗未能取得真正的重大成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爱国主义跨出了新的步伐，与当代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潮和革命运动相融汇，相激扬。他们竭力避免中国惨遭“瓜分”或者“共管”的厄运，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而奔走呼号。严峻的事实是必须从爱国走向革命——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粉碎反动腐败已极的清朝政府和后来的军阀统治，才能拯救中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未真正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政权，对帝国主义又曾缺乏深切的认识，以致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未能提出鲜明的反帝国口号和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之，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不克得到充分反映和取得重大的成果。资产阶级曾把爱国主义提到历史的新高度，赋予它以时代精神和社会内涵，丰富了爱国主义传统，起了震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只是历史的局限使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彻底胜利，自然也不能真正完成反侵略的首要任务。
近代中国总是处于“挨打”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根本改变了这种屈辱的历史。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爱国主义与当代中国最先进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即附丽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几经曲折与反复，终于完成了近代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通向胜利的途径——新民主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解决了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诸问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因之，也就科学地解决了它所内涵的民族解放的课题。这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趋势的社会思潮和运动，把爱国主义深化和拓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致令人民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高扬的爱国主义，结出了空前的硕果。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这种领导，首先体现为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的制订和贯彻。正是共产党最先举起了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制订了相应的战略、策略，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阐明了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的战略，消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干扰，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
人民战争的理论，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思想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特别是十年内战的经验，把已经形成的人民战争思想运用于民族解放战争，制订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的战略和方针，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形成势不可挡的抗日洪流。为了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必须开展战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之与正面战场的作战相配合，形成抗日的燎原大火，“兵民是胜利之本”，绝不能仅仅依靠国民党军队实行的片面抗战。
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深知为了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乃至暂时的同盟者，使得全国各族人民聚集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共产党人作了不懈的努力，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个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以及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为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不顾军政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谋略和命令，在正面战场上抗击了日寇。
正是这种与先进社会思潮和运动结合的爱国主义，普写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曲。人民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赢得了社会的进步。
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所以结出空前的硕果，根据就在于此。
（三）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乃是宋庆龄爱国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在对外缺乏独立、对内毫无民主的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爱国主义为了获致深广的社会内涵，它的理性必须蕴涵着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臻于富强的要义，即拯救和发展中国。因之，从爱国走向变革就成为近代爱国主义深化与拓展的最初步伐。对宋庆龄来说，亦复如此。家庭的影响，“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孙中山的导向，加以“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薰染”[①]，使她的爱国主义在初始阶段业已包含改革观念。她企盼“祖国要有一个根本性变革”。至于把爱国主义与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中国旧民主主义的高峰相融汇、相激扬，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无疑是宋庆龄的爱国主义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飞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这样：旧阶段的终结标志着新阶段的到来。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临到了自身的转换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揭开了世界和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无产阶级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宋庆龄——和孙中山——一样看到了“大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反思和探究，孙中山在晚年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高峰，把旧民主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而对于孙中山后期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宋庆龄显然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仅因为她出色地承担了助手的职责，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思想的双向影响。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相融汇、相激扬，因而，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推向高峰。
正当革命风暴从南方向全国扩展，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而非时逝世。在这严重的关头，极其悲痛的宋庆龄深为忧虑的是革命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严峻的形势业已展现，阴影和逆流正在革命凯旋行进中潜滋蔓长。她执着于救国拯民的真理，无畏地迎向错综复杂的斗争，付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但难以挽狂澜于既倒。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变和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路线错误，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代表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新军阀攫取了革命果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1927年春夏之交的腥风血雨中转入低潮。但是，辛亥革命的悲剧并未重演。斗争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实际是退却中的进击。实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伟大的战略决策开拓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经历了这次历史的剧变，严酷的实际向所有爱国者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论旧民主主义革命多么辉煌，总难摆脱悲剧的结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但是，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再次面临着意义更为深远的历史选择。
在中国革命处于极为困难的关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忠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孙中山把三民主义统称为“救国主义”——的宋庆龄一刻也没有停息战斗，同时，开始了新的奋进。为了把中国革命的真相告诉世界，揭露叛徒的狰狞面目，她前往苏联和欧洲，在列宁和马克思的故乡先后居留了四年。在那里，经历了火与血的洗礼的宋庆龄“沉缅于书籍之中”，[②]广泛阅读了许多书报，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响导》。她与先前聚集在当地的中国革命青年和不久前流亡的中国革命家——如邓演达等——保持着联系，着重研讨了中国的农民与土地诸问题，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战士蔡特金、多列士等相过从，进行思想交流。她还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目光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确认它们已开始入于“垂死的阶段”[③]。新兴的无产阶级正在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压迫的人民“从事斗争”，阶级斗争的结果只能导致“人民中绝大多数的统治”，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新观念，显示了宋庆龄政治思想的飞跃：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正确地作出了第二历史抉择。当然，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观念更为具体丰富地展示了她的自我超越的内涵，她认为当前中国革命仍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乃是桎梏中国发展的主要枷锁。所以，必须“击败”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当“全力应付”，“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④]同时，人民还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是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能有任何进展”。[⑤]现存的国民党政权已成为革命对象；它已经沦为“欺压群众、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代表”。至于革命的主力军非工农阶级莫属，它们“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建设新自由中国的新柱石”。[⑥]在革命领导权这个至关紧要的重大问题上，宋庆龄明确树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坚信“唯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宋庆龄的思想飞跃，表明她认同和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而，得以科学地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领导力量、主力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断言，她在30年代初成为社会主义者，并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让自己的终生不渝的信仰和理想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深化和拓展。
因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这个历史时期，宋庆龄的爱国主义高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她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飞跃相应，她的爱国主义愈益自觉地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无愧为当时的最先进的理论和实践。而作为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组织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抗日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乃是克敌制胜的必由之路。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以之构成理性的内涵，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趋向和历史的必然。
确认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显然是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她从十余年的斗争实践中深切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当代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经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悟而把认识上升到理论。她认为“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因之承担了伟大历史使命，领导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农民从事斗争”。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还在1927年就已指出它是“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和“最大动力”，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30年代初期确认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唯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宣称“中国有一个共产党，这就是新的希望所在”。[⑦]这种至关紧要的确认，集中表现为她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深刻和全面的理解。她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视为中流砥柱，在与共产党的步伐一致中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
对人民战争理论的科学认识，则是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在日本军国主义猖狂进攻的关头，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形成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才能消灭法西斯。“兵民是胜利之本”，宋庆龄充分肯定了工农阶级的中坚作用，指出“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而且，他们还是“建设新自由中国的新柱石。”[⑧]在她看来，“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⑨]她发人深省地提问道：“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员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唯一的正确答案只能是“要使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她尖锐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压制群众的错误方针，十分明确地指出：“有人认为中国要免受日本的侵略可不必唤起民众运动，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为“只有民众群起保卫国家的独立，中国才能够得到解放。”[⑩]宋庆龄不遗余力地从事人民战争的实践，致力于唤起和组织民众的各项工作，不断揭露和打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给予了一切可能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社会基础，所以，也就必然成为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还在30年代之初，宋庆龄就已意识到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团聚一切可以团聚的抗日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极其难能可贵的是：对仍在“围剿”红军的蒋介石集团的凶恶以及共产党内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干扰，没有影响她对剧变形势的判断，未曾妨碍她对中心任务的把握。她坚信“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的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宋庆龄认为“‘民族’的意思就是说，全国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政党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它的目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我们共同的全民族独立。”至于“‘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她的这种扼要的诠释，赋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她非常清楚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地位与作用：前者是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舵手，后者则是执政党并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前者的领导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后者在一定时期和程度上可能参与抗战。因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面抗战具有“头等重要关系”。宋庆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实践，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于全党确立后更为自觉。她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接受了毛泽东和共产党请她“利用国民党中委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的委托，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竭尽全力促成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她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大声疾呼：“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她对国共两党重新联系的建立和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持久战是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军事理论，因为它完全符合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曾对这个课题作了科学的阐发，它构成了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合乎逻辑的。她通过观察和思考，断言亡国论及各色民族失败主义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所以如此，“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日本工业的基础不健全是很明显的”；“农业社会的不稳定已经表面化，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弱点之一”，此种“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能支持一场对于中国人民的长期战争的”。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①①]宋庆龄在这里还批评了武器决定论的偏颇，指出“武器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仅只依靠“军事技术是不能决定战争的，”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她相信“革命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她更以史为鉴，列举了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北伐战争，淞沪抗战和红军反围剿的事例，论证了中国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不仅“在战场上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反之，日本侵略者最终必将“自取灭亡”。“日本的武力只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这就是她所作出的精辟论断。与此同时，宋庆龄也说明了战争不可能速胜，只能是一场持久战，这是因为“日本海陆空军的技术装备远胜于中国的军队”和其它许多因素使然。
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争取人民民主，乃是反对妥协和分裂、坚持抗战和进步的关键。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包含了这个重要内容，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蒋介石集团的社会阶级本质决定了这个政权的反共反人民和对外妥协的特性，而为了得以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就必然要实行独裁和压制民主。宋庆龄于此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时刻不忘发扬民主，她曾多次指出——特别是在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阶段——当前国内的主要任务就是“民主与团结”。严峻的现实是：“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只有反对独裁，扩大民主，才能制止妥协，防止倒退。正是这样，她紧紧抓住民主这个中心环节，反复申明“缺乏民主也许就是对共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最大威胁，并且给那些想破坏它的人以绝好的机会。”例如，“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她认为当前中国虽有两个大党和几个较小的党，“但是并没有一个充分的民主的代表机构，使每一个党派都能够根据它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大小而在战时政府中担当适当的任务。”她批驳国民党当局散布的“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和战时“民主有害”的谬论，指出“由于国民党是当权的政党，在重庆实行一党专政，所以扩大民主政府是它的责任。”[①②]对于蒋介石集团迫害共产党——抗日的中流砥柱和民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的反动行径，宋庆龄予以彻底揭露和有力反击。皖南事变发生后，她立即拍案而起要求“制止内战祸国行为”，保证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在她看来，“陕北和敌后根据地”正是“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所以“反动势力”进行“压制人民和人民的积极，惧怕并且破坏民主运动而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中国的抗战就摇摇欲坠，节节失利。”宋庆龄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对促成抗战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作用：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壮大，才能赢得胜利和进步。
昂扬的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鲜明特点。她的国际主义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突出了各国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的共同团结主题。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具有世界性。日本军国主义决不会以宰割中国为满足，它的魔爪必会伸向更广大的空间：“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①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同时也是对其它国家的“威胁”——“威胁着所有民主国家，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因之，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决“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而“确乎有着国际意义”；猖獗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肯定无疑地是“人类的敌人”。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宋庆龄致力于组织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勋业。中国抗日战争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宋庆龄的国际主义思想和实践，使她无愧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的爱国主义发展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自身的高峰：蕴涵了丰富的理性内涵，结出了空前的硕果。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是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
抗日战争的光辉结局无可置辩地证明，爱国主义只有与当代先进思潮和运动相融汇、相激扬，才能使人们对祖国命运与前途的关怀有所附丽，才得以使祖国获致拯救和发展。今天，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成为时代要求和历史的必然，只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祖国才能成为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也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宋庆龄：《抗战意见》第30页。
②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4日。
③《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④《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页。
⑤《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1页。
⑥《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19页。
⑦爱泼斯坦：《宋庆龄》第336页。
⑧《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19页。
⑨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
⑩《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6日。
①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67页。
①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页。
①③《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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