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自然和谐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内涵
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与自然共处在地球生物圈之中，人类的繁衍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自然，必须以大自然为依托，利用自然；同时又必须改造自然，让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1][2]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类以狩猎和采集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体现为依赖和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人与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劳动是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区域也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保持相对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或区域性的不和谐现象。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
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应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辩证统一、互动和谐；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应是人与自然双方均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历史经验表明，当人类与自然处于破坏、对抗关系，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时候，自然总会以特殊的方式威胁人类；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总之，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二、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多，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历史悠久，生态环境脆弱，人均资源相对贫乏，自古以来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和规模就远远高于世界上其它国家或地区，根据我们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估算，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要比世界平均人类活动强度高出3～4倍。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起飞”阶段，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对资源能源需求的剧增，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支撑手段，使得目前中国的人类活动规模和强度呈现出非线性的激增态势，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已达到超负荷的临界状态，对中国的人类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极不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以及时空条件等诸多方面的挑战。[3]
1.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人口约束。在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进程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面临的首要挑战的就是人口问题。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尖锐问题。第一，人口总量持续增长。2001年我国人口已达12.8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0.9%；到2030年左右，将达到历史最高峰的16亿。第二，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男女性别比例已达117:100；二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第三，就业压力十分巨大。预计到202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达9亿多，比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还要多3亿；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两亿多。第四，人口总体素质较低。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和人均受教育程度均较低，国外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居世界104位。第五，贫困人口仍然大量存在。2003年，我国仍然有近3000万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人民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这意味着我国持续增长的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及其迅速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将对我国有限容量的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压力与挑战。
2.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在只占世界耕地的7%，大部分重要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战略资源高度紧缺的背景下之下，促进我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资源短缺将始终是约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和利用的特点是总量大、消耗多，人均少、品质差，利用效率较低。2002年，我国钢产量、煤产量和10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资本存量较少的国家之一，人均自然资本存量仅为加拿大、美国、印尼、巴西的7%、16%、36%和38%。土地、水、石油、森林等战略性资源高度紧缺，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值的27%左右，亩均水资源量为世界平均值的60%左右，而且水资源的地区分布和时间分布很不均衡。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074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90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我国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矿产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58%，排名第53位。目前，我国正处于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重要资源供不应求，战略性资源高度紧缺，资源保障风险加大，有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因素，构成了约束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瓶颈。
3.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环境约束。目前，我国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首先，我国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最复杂的多种生态环境问题交织的局面。先天脆弱的生态环境、庞大的人口规模、长期的过度开发、快速的工业发展，以及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中科学规划不够等因素，加剧了我国生态退化的程度和速度，导致了多种生态和环境问题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譬如，点源和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彼此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形成复合污染，在区域和流域范围内呈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影响的系统性污染。其次，我国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从地面延伸到地下，从单一污染发展到复合性污染，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危险物质。特别是我国江河湖海污染严重，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和酸雨污染加剧，城市空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还无法得到治理的、新的危险化学品和废弃物污染又开始出现。某些污染物已经进入生物代谢和生态循环系统，某些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第三，生态退化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9%，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盐碱化土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0%，天然草地的90%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导致我国生物多样性锐减，水旱、地质灾害等频繁发生。
4.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空间约束。我们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突出的内部条件和全球化大趋势下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突出的内部条件和全球化大趋势等，构成了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空间约束条件。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以经济为例，2002年东部11个省市区与西部12个省市区的人均GDP之比达到2.57:1，且差距呈持续扩大的态势。我国自然资源分布也极不均衡，以水资源为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而长江以北诸水系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9%。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以居民收入为例，2002年城市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达到3.1:1。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带来我国超大规模的人流、物流和能流的流动和调配，不可避免地对我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带来极其严峻的挑战。在解决上述差距和不平衡问题时，由于科学论证和科学规划不够，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能源、水资源的调配和人口流动中出现的新问题等。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发达国家中的一些附加值低、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传统产业纷纷向我国转移，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全球性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带给我国的冲击也不容忽视。
5.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时间约束。我们是在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消化，中华民族进行伟大复兴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促进入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要应对和化解历史遗留的多重矛盾相互交织和叠加所带来的重重压力，又要经受未来20年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所带来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我国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既有先天性的成因，又与后天人类长期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密切相关。先天生态环境脆弱所造成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往往是难以克服的，而后天人类长期不合理的开发活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则可以通过保护治理、恢复重建等手段和途径加以缓解和消除。有些区域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获得恢复与治理的，而有些则有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加以解决。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加速推进时期，是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的关键时期。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已经难以支撑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和消费模式。今后1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环境与发展两难矛盾最为突出和尖锐的时期，也是资源和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时期，因此，更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选择
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又是衡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基本核心指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走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认为，当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尽快推进“人口零增长”、“资源利用效率‘十倍’跃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自然资本投资”四大战略，有效解除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约束瓶颈。
1.实施“人口零增长”战略。中国人口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2004年突破13亿大关；约占世界人口的20.90%，是世界上人口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在未来的30年之中，中国人口净增长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仍然十分巨大。我们认为中国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首实现人口“零增长”，只有实现“零增长”，才能从根本上消解人口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才有可能从对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深的忧虑”局面，转变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谨慎的乐观”，为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国内外有关专家对目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强制约力、资源与能源的最大供给能力、生态与环境容量的最大承载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分析，认为中国可以承载的人口总规模最大极限为16亿左右。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人口数量的“零增长”，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最高峰16亿（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1999）。
2030年中国实现人口“零增长”具备坚实的充要条件，其“充分条件”是中国人口增长规律的理论曲线正处于由“指数形式”增长向“罗吉斯谛方程形式”增长的过渡阶段；中国人口总体发展水平已步入“低出生、低死亡”的高级发展阶段；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跨入世界先进水平之列；其“必要条件”是：只有人口压力的消解，才能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最终也才能消解由于生态环境退化所构成的基本威胁。到203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从1999年的20.83%下降到2030年的18.82%，平均每年下降0.07个百分点，它体现在未来30年内，中国对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做出巨大的贡献。到2030年中国人口“零增长”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拉动每年的GDP增长1.2～1.5个百分点；资源和能源利用弹性系数的下降速率将会进一步加快；保证2050年全国人均教育年限达到12年；在原有基础上加速提高人均预期寿命0.15倍；加速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提升速度0.13倍。从过去20年之中，中国每年新增人口消耗新增GDP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下降到2002年的17%，平均每年以接近于1个百分点的速率迅速下降，它体现了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巨大成功。[4][5]
2.实施资源利用效率“十倍”跃进战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处于5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而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一关键时期。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高消耗换来的增长，导致废弃物排放多。环境污染严重，我国单位GDP的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的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瓶颈，要解决这一瓶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构筑资源节约型国民生产体系，从源头上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同时，我国应尽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杜绝浪费性消费，提倡节约型消费，调整食物消费结构，推动居住方式和出行方式的合理化。
1997年，以前挪威首相布仑特莱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为首的国际十名人俱乐部在其“对政府和产业界的卡诺勒斯(Carnoules)宣言”中提出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内，在不增加能源和资源消费的基础上，将国民财富提高5～10倍，以实现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的10倍跃进奋斗目标。1995年以厄恩斯特·冯·魏次察克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小组提出《四倍跃进》(Factor Four)，副标题为“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的研究报告。依据中国国情，我们认为积极推进资源利用效率的“四倍”或“十倍”跃进，对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政策的成功，人口压力正在逐步消解，到2030年实现“零增长”，为寻来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零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由科技革命推动的知识经济的兴起为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零增长”创造了智力条件。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实现资源消耗速率“零增长”或“负增长”，利用较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四倍、仍至十倍的跃进，为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创造物质条件。预计在当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零增长”之后，再用10年的时间到2040年，在中国实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即动态地达到土地资源的平衡、森林资源的采育平衡、水资源的消耗常量、能源的消耗常量和矿产资源的消耗常量。该常量（在资源和能源产出率达到2040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上）大约人均GDP为6000美元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数量。[6]
3.实施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战略。从广义上讲，人力资源是指其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它决定着该国或该地区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及其变动；从狭义上讲，人力资源是指具有财富创造能力的人口，或者是总人口中在经济上可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口数量，它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对于人的体能、技能、智能的结构重组。人力资源不同于自然资源、物质资源等其他资源，人力资源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是具有灵魂力、意识力、推动力、创造力，并能支配、利用其它资源的关键性资源，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本质功能是通过对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结构增效、替代增效、转化增效和产出增效，去有效地克服传统生产力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有效地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有效地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共促亚太地区发展繁荣》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当今世界，人和人的能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基本定则，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方程。研究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能力是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高度统一，体能、技能、智能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简化的“投入—产出”统计规律，我们称之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投入—产出”定则。从投入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于体能、技能与智能的获得，需要社会支付成本之比分别为1:3:9。它表示当保持一个人健全体魄所支付的社会成本为1时，支付其同时获得技能的成本为3，支付其同时获得智能的成本为9，即社会支付成本（相对于体能、技能、职能）为一列等比级数：1:3:9。从产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体能、技能、和智能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与价值的比例为1:10:100。它说明一个仅具有体能的人，他能创造的财富大约仅能维持他本人的生存，而同时具有技能的人则可创造出10倍于仅具有体能的人；具有智能的人又可创造出10信于具有技能的人（即100倍于只具有体能的人所创造的财富），三种能力对社会的贡献即社会获得收益（相对于体能、技能、智能）为另一列等比级数：1:10:100。[7]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国，人力资源是最具有优势的资源，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唯一最具比较优势的资源。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使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动力。20多年人口政策的成功实施，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我国生育率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学龄人口比重逐渐下降，老年人口比例还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总抚养系数偏低，使我国目前以及今后十五年左右时间，处于一个劳力资源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黄金时期。这意味着中国具有巨大的待开发的人力资源，是中国未来开发人力资源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当前，应充分利用收获“人口红利”的战略机遇，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为未来创造一份更为宝贵的“人力资本红利”。
4.实施自然资本投资战略。投资自然资本建设，保育生态环境，提高我国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之策。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8]扩展的财富概念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组要素，自然资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它主要包括空气、水、森林等自然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非物质形态的生态服务和土地、森林、鱼、矿产等为人类提供的物质形态的物质产品构成。2002年，世界知名能源专家埃默里·洛文斯博士发表了《自然资本论》，他认为经过将近200多年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的资源稀缺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自然资本是富足的而人力是稀缺的；今天，人力不再是稀缺而自然资本却是稀缺的。因此，人类在走向新世纪的进程中，必须停止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本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代之以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新的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的核心是通过人类自觉、积极致力于自然资本的投资和建设，使地球生物圈生产出更丰富的自然资源，保育地球生态系统服务，减少环境破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9]2000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现状》指出[10]：随着全球经济的扩张，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正在加速。以50年前所无法想象的对环境的恶意破坏为基础，全球产品与服务的产出已从1950年的6万亿美元剧增至2000年的43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总量递增了7倍。而增长的另一面是，人类的“自然资本”正被迅速地耗竭，生命系统的衰退正在加速，并已开始失去其维持生命过程的能力及延续能力，已经达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根据世界银行估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发展中国家，每年由于自然资源的耗竭（森林、能源和矿产）和二氧化碳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其GDP的5.8%。全球因环境引起的健康损害高达全球疾病总负担的20%。全球因气候变暖而会出的代价可能每年高达5500亿美元。[11]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经济高速增长是以自然资本的高损耗为代价换来的。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1992年我国环境损失高达986.1亿元，占当年GDP的4.04%（夏光，1992）。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1993年我国部分环境损失高达1085.1亿元，占当年GDP的3.16%，1995年高达1875.1亿元，占GDP的3.27%（郑易生等，1997）。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认为我国自然资源损失占GDP比例1990年为15.4%，1995年约为7.8%，约为4.53%（胡鞍纲，2004）。中央党校学者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中付出的自然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损失及其它社会代价，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全部代价竟占GDP的42.2%，即GDP每增加100元，就要支付42.2元的代价成本[12]（梁言顺，2000）。根据世界银行估计，1997年中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GDP的8%（世界银行，1997）。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赤字”持续攀高，自然资本处于严重的“负债”状态，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约束我国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因此，应大力推进“自然资本投资战略”，保育生态环境，减少资源耗竭，提高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解除自然资本这一约束我国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促进早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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