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关系：感恩的中介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幸福感论文,物质论文,中介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物质和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物质、不断丰富和发展物质的历史。当前，随着物质和财富的空前丰裕，人们对物质或财富的追求与占有日益强烈。然而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占有和消费是否能带来所预期的幸福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研究发现物质主义(materialism)与个体自尊、心理健康水平、积极行为有显著负相关，物质主义者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购物(Fitzmaurice & Comegys,2006)，更少节约(Goldberg,Gorn,Peracchio,& Bamossy,2003)，更热衷于花钱和借债(Watson,1998)，同时具有较多的吸烟(Williams,Cox,Hedberg,& Deci,2000)、物质滥用(Vansteenkiste,Duriez,Simons,& Soenens,2006)等负性的或偏激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当前，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兴起，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少实证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会侵蚀人类幸福感(Kau,Kwon,Tan,& Wirtz,2000; Sirgy et al.,2012; Vansteenkiste et al.,2006)，然而对物质主义如何影响幸福感、或其内在机制如何，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缺乏研究。
中国人有着深厚的物质主义文化基础，注重财富、面子、身份、社会等级和地位，而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丰硕的经济和物质成果，更使得物质主义在目前的中国大行其道，不论在成年人群还是青少年群体中都极为流行(李昊，2011；张红霞，王晨，2003)。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探讨我国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不论对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物质主义和物欲横流现象，还是对幸福概念的理解与构建幸福社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1 物质主义与幸福感
物质主义又可称物质倾向、物欲中心主义等，对它的具体界定和理解非常多样。如牛津字典对物质主义的界定是“全心沉迷于追求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导致忽视精神层面的生活，将物质兴趣视为生活的重心”。杜维明和卢风(2009)指出物质主义的表现就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等，物质主义者认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难得之货”。Richins和Dawson(1992)的观点也是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认为物质主义是一种核心价值观，物质主义者喜欢将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及物品与他人进行比较，将其结果视为成功与失败的主要依据，认为占有财富才代表着成功、才是快乐的源泉。其基本的内涵都主要强调“以追求或占有金钱、财物等作为生活、行为的最高标准”(李昊，2011)。
幸福感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已较早得到学界的认可(Keyes,Shmotkin,& Ryff,2002; Ryan & Deci,2001; Ryff & Keyes,1995)。主观幸福感起源于快乐论，认为幸福是通过人的情感而表达出来的，对生活的满意，拥有多的积极情感和少的消极情感就是幸福，其测量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Campbell,Converse,& Rodgers,1976)。心理幸福感是从实现论发展而来，认为个人潜能的实现才是幸福，幸福并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体验，其测量指标包括自主、环境控制、个人成长、良好关系、生活目标和自我接受共六个维度(Ryff,1989)。有研究证实，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是相对独立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McGregor & Little,1998)，也有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Ryan & Deci,2001; Ryff & Keyes,1995)；与此同时，以往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存在共同的影响因素如年龄、教育状况和人格特质(Keyes et al.,2002)等。鉴于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谈及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整合(宛燕，郑雪，余欣欣，2010；严标宾，郑雪，邱林，2004；Keyes et al.,2002)。
又有学者指出，幸福感研究不应仅局限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还应该更为全面地对幸福感的指标进行考察，这样才能更加吻合社会实际，才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张侃(2010)提到：“心理学家们指出幸福感研究不应仅局限于主观幸福感，就一般群体而言，还应包括心理幸福感、身体健康(健康是福)等”，佐斌(2010)提到：“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家庭福、外在福、健康福、个性福(福德)的四维结构”。近年来，生理测量(如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测试和反射压力)方法越来越多被用于幸福感的评估中，这说明了身体(生理)因素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如苗元江(2003)所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包含了健康关注和生命活力这两个核心指标，所用题项“保持身体健康”、“拥有健康和活力”、“保持良好的健康水平”、“没有疾病”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说明了身体健康是幸福感的一部分。而国外也已有不少研究将身体健康作为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加以测量(Milyavskaya,Philippe,& Koestner,2013; Suk－sun Kim,Hayward,& Youngmi Kang,2013)。幸福感应包括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身体健康(健康是福)的新幸福感观现已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0；张侃，2010；佐斌，2010；Milyavskaya et al.,2013; Suk－sun Kim et al.,2013)。因此，本研究拟选取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作为幸福感指标，较为全面地考察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关系。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于物质主义对幸福感认知方面的影响，例如生活满意度(Christopher,Lasane,Troisi,& Park,2007; Keng,Jung,Jiuan,& Wirtz,2000; Ryan & Dziurawiec,2001)，这些研究表明物质主义者普遍对生活和生活的特定方面如家庭生活水平(Swinyard,Kau,& Phua,2001)较不满意。物质主义者对生活的负性评价源于他们将地位和财物看得比社会联系更重要(Rindfleisch,Burroughs,& Wong,2009; Ryan & Deci,2000; Solberg,Diener,& Robinson,2004)。也有少部分研究探讨了物质主义对幸福感情感方面的影响，比如正性和负性情感，结果发现物质主义者感受到更多的负性情感和更长时间的不快乐(Christopher,Saliba,& Deadmarsh,2009; Christopher & Schlenker,2004; Hudders & Pandelaere,2012)。另外，物质主义也是诸如打架、斗殴、酗酒和赌博等风险行为的关键预测因素，这些风险行为将显著降低幸福感(Williams et al.,2000)。
1.2 感恩的中介作用
重要的是，在多数以往的研究中，物质主义和幸福感的多种指标的相关系数并不高(r＜－.25)，这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于幸福感是一个由众多融合性因素所构成的复杂概念(Diener,1984)，一些研究者开始寻找物质主义和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因素，如自我印象策略(Christopher et al.,2007)、经验的回避(Kashdan & Breen,2007)和控制感(Christopher et al.,2009；王凌飞，2012)等。本研究在对以往众多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认为感恩可能在青少年物质主义对幸福感起作用的具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变量的角色。
已有的研究发现，感恩是影响人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感恩可以提升幸福感。就感恩促进个体主观幸福感而言，以往的研究证实了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McCullough,Emmons,& Tsang,2002; Wood,Joseph,& Maltby,2008)。Hill和Allemand(2011)的研究表明，与不感恩的个体相比，感恩个体报告更少的消极情感和悲观，更多的积极情感和乐观、更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在控制了大五人格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后，感恩仍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他横断研究、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Froh,Yurkewicz,& Kashdan,2009；孔配贞，郑雪，余祖伟，2010；Wood et al.,2008)。在感恩促进个体心理幸福感方面，喻承甫等人(2012)证实了感恩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幸福感；另外的研究也发现，感恩与心理幸福感显著正相关(Kashdan,Mishra,Breen,& Froh,2009; Wood et al.,2008)。就感恩促进个体身体健康而言，目前也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感恩确实能够促进个体身体健康(Froh et al.,2009; Wood,Maltby,Gillett,Linley,& Joseph,2008)。
同时，不少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与感恩存在负相关，物质主义得分越高的个体在感恩特质得分上越低(杨慧，2011；Froh,Emmons,Card,Bono,& Wilson,2011; Lambert,Fincham,Stillman,& Dean,2009; McCullough et al.,2002; Polak & McCullough,2006;)。对于物质主义与感恩的负相关关系有多种可能解释，其一，物质主义者只关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并可能为之不择手段，相反，感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再认、感激和品味自己所拥有的东西(McCullough et al.,2002; Lambert et al.,2009)，即物质主义和感恩是相互阻抗的。其二，感恩可以让个体感受到自己身边处处都有好心人，即高感恩的个体其安全感较高，而高安全感可以减少物质主义(Polak & McCullough,2006)。其三，物质主义者普遍缺乏社会融入感和归属感，他们与邻居及朋友的关系较为疏远，很少会为邻居、朋友和社区提供帮助，即物质主义者的感恩及回馈意识较为缺乏(杨慧，2011；Froh et al.,2011)。其四，物质主义者往往忽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同时往往会抱着功利的心态与他人建立关系，所以物质主义者报告的家庭和同伴支持较少，从而削弱其感恩意识(Roberts & Clement,2007)。
因此，鉴于物质主义和感恩对个体幸福感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及感恩对减少物质主义的可能作用，在我国青少年群体物质主义价值观较为流行的大背景下，本研究拟考察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并探讨感恩在其中可能的中介作用，以期为减少物质主义对青少年产生的不良影响、增进其幸福感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H1：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负性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显著负相关。(2)H2：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广东地区多所中学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四个年级的学生共701人。其中，男生293人，女生396人，12人性别信息缺失；初一183人，平均年龄为13.62岁；初二174人，平均年龄为14.56岁；高一165人，平均年龄为16.63岁；高二179人，平均年龄为17.76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采用Richins和Dawson(1992)编制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MVS)来测量。该量表共18个项目，涉及以获取财物为中心、通过获取财物追求幸福和以财物定义成功等三方面的内容；量表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Richins(2004)元分析表明，MVS总量表α系数范围为.77－.88，平均为.85；研究表明，MVS对我国青少年群体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李昊，2011；李静，郭永玉，2009；张红霞，王晨，2003)。研究表明，物质主义的三个方面对幸福感的效应均是负性的，没有特异性，因而大量研究倾向于采用物质主义的总分来探究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Froh et al.,2011; Lambert et al.,2009)。本研究中，该量表由多名心理学专业教师，多名心理学专业、英语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行多次直译和回译，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对于本研究样本，这些项目是单维的。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82。
2.2.2 感恩
“感恩”采用喻承甫等人(2011)修订的感恩问卷来测量。该问卷共包括6个项目，如“我的生活里实在有太多值得让我感激”，其中反向计分题为项目3和项目6，采用7级评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记1～7分。在对反向计分项目进行相应处理之后，计算所有六个项目的平均分代表被试的感恩水平，分数越高表示越感恩。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85。
2.2.3 幸福感
本研究中幸福感包括三个方面：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
“主观幸福感”采用Diener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和Bradburn编制的情感平衡量表进行测量(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人，1999)。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5个项目，如“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接近于我的理想”，采用七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7分。计算所有五个项目的平均分代表被试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73。情感平衡量表共有10个项目的是非题，其中5个项目描述正性情感，5个项目描述负性情感，被试回答“是”记1分，回答“否”记0分。
“心理幸福感”采用Ryff和Keyes(1995)修订的心理幸福感量表(Revisite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RPWBS)来测量。该修订版量表共18个项目，包括自主、环境控制、个人成长、良好关系、生活目标和自我接受共6个维度；采用七点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该修订版量表在幸福感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并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Wood et al.,2008)。研究表明，原量表PWBS适用于我国青少年群体(崔春华，李春晖，王欣，杨海荣，2005；刘捷，2009)。当前，采用RPWBS测量心理幸福感的研究表明缘于各维度项目较少而使得分量表信度不高，因此往往计算量表总分来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中该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80。
“身体健康”采用Froh等人(2009)研究中使用的身体症状问卷来测量。该问卷包括12个项目，分别为头痛、头晕、胃疼、呼吸急促、胸痛、流鼻涕、很冷或很热、厌食、咳嗽或咽喉痛、肌肉酸痛、反胃或呕吐以及其他，要求被试报告两周内这些症状是否发生，“是”记0分，“否”记1分；研究表明，症状指标数量与个体实际身体症状显著正相关(r＝.72)(Froh et al.,2009)。该问卷由多名心理学专业教师，多名心理学专业、英语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行多次直译和回译。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代表被试的身体健康状况，分数越高表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2.3 施测过程
主试为事先经过系统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在征得学校和青少年本人的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根据指导语的要求认真作答，独立完成。被试作答完毕后现场回收问卷并致谢，时间约为30分钟。
2.4 数据处理
原始数据录入在Excel软件中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受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仅采用被试自我报告来收集数据资料，变量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为尽可能减少这种偏差，我们在问卷设计阶段特意将具有相似测量内容的问卷(如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分开，适当变换变量的指导语、计分方式、反应语句等。在数据回收后，又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是否严重进行了统计确认(Podsakoff,MacKenzie,Lee,& Podsakoff,2003)，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都得到20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0.73％，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5.93％，皆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
3.2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见表1)，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感恩、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显著负相关，与其负性情感显著正相关；感恩与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显著正相关，与物质主义和负性情感显著负相关。这为进一步检验感恩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支持。
3.3 感恩的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采用多层回归分析检验感恩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此外，根据Frazier等人(2004)的建议，我们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控制了性别(男＝1，女＝0)和年龄。
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2)，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物质主义能有效预测正性情感、负性情感、
结果表明，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正性情感关系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Z＝－3.69，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5％；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负性情感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Z＝1.70，p＜.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9.23％；而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Z＝－2.76，p＜.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7.65％。
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心理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物质主义能有效预测心理幸福感和感恩(
＝－.22，
＝－.15，ps＜.001)。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的影响外，再控制感恩的作用后，物质主义对心理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但预测系数显著减小(β＝－.16，p＜.001)；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表明，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心理幸福感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Z＝－3.12，p＜.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8.64％。
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身体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4)，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物质主义能有效预测身体健康和感恩(＝－.10，＝－.15，ps＜.01)。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的影响外，再控制感恩的作用后，物质主义对身体健康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但预测系数显著减小(β＝－.09，p＜.01)；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表明，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身体健康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Z＝－3.12，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2％。
4 讨论
4.1 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关系
鉴于物质主义和感恩对于个体幸福感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及感恩对减少物质主义的可能作用，本研究考察了我国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幸福感的关系，以及感恩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结果表明，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负性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身体健康显著负相关，这与研究假设H1一致。物质主义水平低的青少年幸福感水平高于物质主义水平高的青少年。
因为幸福感涉及到心理、生理、动机、个人和文化等因素，所以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对其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2000)将追求的目标区分为两种：外在目标追求和内在目标追求。大量相关的研究支持以下观点：内在目标追求(例如亲密的关系、互助的社区、身体健康)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外在目标追求(例如社会认可、财富、物质主义价值观)则可能会削弱幸福感(Vansteenkiste et al.,2006)。其中物质主义便是外在目标追求的一种具体形式(Kasser,2002)。物质主义者频繁地对自己的生活水平进行评估，结果导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水平(例如物质生活水平)感到更不满意，这将严重影响他们对主观幸福感的总体评价。Christopher和Schlenker(2004)认为物质主义者过分关注自我表现，即渴望获得他人认同及担心他人的消极评价，从而降低其幸福感。Kashdan和Breen(2007)发现，物质主义者通过经验回避的增加(不愿意面对负性评价)而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另外，李静和郭永玉(2012)发现物质主义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价值观存在着相互冲突，即同时拥有高水平物质主义和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个体将体验到更多的心理冲突，因此表现出大量的心理紧张从而降低其幸福感。
4.2 感恩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表明，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关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物质主义通过侵蚀感恩而降低幸福感，这证实了研究假设H2。物质主义对感恩起削弱作用。物质主义者只关注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其与个人主义的动机、外在目标的追求和低层次需求的实现相联系，而感恩个体再认、感激和品味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其与他人取向的动机、内在目标的追求以及高层次需要的实现相联系(Kasser,2002; Lambert et al.,2009; McCullough et al.,2002; Polak & McCullough,2006)，即物质主义和感恩是相互阻抗的；物质主义者认为占有代表成功和占有是快乐的源泉，因此他们特别看重财物的获得，往往将物质财富的获得与占有视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日标，他们甚至可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牺牲他人利益(Richins & Dawson,1992)；物质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忽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与亲人、邻里和朋友的关系较为疏远，他们难以融入社会，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不愿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因而他们的家庭、同伴和社会支持较少(Richins & Dawson,1992; Roberts & Clement,2007)；物质主义者大多不愿意去帮助邻里、朋友和为社区作贡献，即使愿意，也往往出于功利的目的，他们严重缺乏感恩意识(杨慧，2011；Froh et al.,2011; Roberts & Clement,2007)。另一方面，中国人具有更深层的物质主义文化基础，不同于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中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以往大量的研究表明，身处于集体主义国家的个体的物质主义水平要比身处于个人主义国家的个体更高(Cleveland & Chang,2009; Karabati & Cemalcilar,2010; Tatzel,2002)，而强调社会等级的儒家文化传统和更注重面子、身份和地位的社会现实更促进了中国人物质主义的形成(李昊，2011；张红霞，王晨，2003)；同时，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因而促成了物质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流行，进而导致中国人感恩水平的下降。
相较于不感恩个体，感恩个体有更强的社会融入感(McCullough et al.,2002)、更高的亲社会动机和更多的亲社会行为(Graham,1988)，他们对诸如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本的投入更为看重，他们乐于帮助他人，在他人处于困境时，他们主动伸出援手，不计回报；感恩个体有更好的人缘、声誉和口碑，当他们身处困境时，他人普遍都愿意提供帮助，对于他人给予的帮助和恩惠，感恩个体会报以积极的反馈(Graham,1988)；感恩个体怀着积极的情感和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较高的安全感能够有效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Christopher et al.,2009; Hill & Allemand; 2011；喻承甫等，2012)。另外，研究表明，感恩个体其自我报告的大量身体症状(如头痛、头晕、胃疼、咽喉痛等)较少(Emmons & McCullough,2003; Froh et al.,2009)，感恩有助于维持充足的睡眠和提高睡眠效率，提升个体睡眠数量和质量(Wood,Joseph,Lloyd,& Atkins,2009)，感恩能够通过增加副交感神经活动控制主观压力和高血压(Wood,Joseph,& Linley,2007,Wood et al.,2008)，这说明感恩确实能够使个体身心更为和谐和健康，感恩水平的降低会给幸福感带来负面影响。综上所述，物质主义通过侵蚀感恩来降低中国青少年的幸福感具有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双重基础。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检验假设模型，因果推断受限制，为弥补横断研究所带来的缺陷，后续研究需要结合纵向研究的优势，探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的长期作用机制；本研究发现感恩对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不是特别高，在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变量可能还涉及到其他方面，而且这些中介变量之间可能还存在着相互影响，这些都有待于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5 结论
(1)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负性情感显著正相关，与正性情感、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显著负相关，即青少年物质主义倾向越强，其负性情感越多，正性情感越少，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幸福感越低，身体状况越差。物质主义对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2)感恩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生活满意度、负性情感、心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关系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青少年物质主义与其正性情感关系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