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占强[1]2003年在《志愿服务活动与高中学生品德发展的相关研究》文中认为志愿服务活动在国内的开展和其它国家相比还不十分广泛，但是志愿服务活动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而志愿者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自己的品德也得到了发展。本文先后对志愿服务活动的社会意义和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对品德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为了深刻挖掘志愿服务活动对品德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本文列专章对国外品德发展的流派及理论进行了研究。另外，这些理论还对教育实验的实施，调查数据的分析以及测量工具的理解都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本文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包括自制的“志愿服务活动调查问卷”和作者翻译的“社会责任感量表”和“道德判断测验量表”，其中道德判断测验量表的中文版得到了原作者乔治·林德教授的初步认证和版权。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除经过教育干预的30中以外，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很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学生与不经常参加的学生相比，在社会责任感、自我效能、利他态度和道德行为方面存在显着的差异；在道德判断上差异不显着；帮助老人、保护环境、宣传、捐赠等志愿服务项目都分别和社会责任感、利他态度、自我效能、道德行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 为了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活动对学生品德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提出了以下的建议：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切实加强德育工作；学校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要做好组织、协调、培训、考评工作；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促进学校志愿服务活动的制度化和经常化；逐渐改变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方式，充分发挥志愿精神的精髓。
庄绍文[2]2011年在《义务工作的教育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是急速转变的年代,随着资讯科技急速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一体化与知识经济的来临,引致新思维与新事物不断涌现。随着21世纪的来临,世界各国教育当局对新时代的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作出了研究和思考。1996年Jacques Delors以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综合全球多位教育专家的意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教育-财富蕴藏其中》①的一份重要报告。报告内容乃根据委员会对未来教育所面临挑战的研究和思考,提出可供高层决策者作为教育革新和行动依据的建议。报告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及学会做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的发布,为终身学习的发展,开启了另一个新纪元,更启动了全球教育改革之新方向,对全球化下的教育改革有着深远的影响,更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依据指标。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在面对急速转变的年代、在资讯科技急速发展的年代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培养学生在关注社会、关心他人的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富有责任感并有能力服务于社会的人。义务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股活跃力量,在全球掀起了开展义务工作的热潮。义务工作的相关议题也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研究的焦点,更成为教育改革的路向。潮流所趋,义务工作在全球已普遍成为公民参与和实践公民责任的新策略,在校园中,结合社区服务和学习目标的[服务学习]方案,更开始蓬勃地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0年9月公布了《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落实了全面的香港教育改革。当中在新高中学制的课程中,除了于核心科目的课程部份引入了[通识教育科]外,亦于课程中增加了[其他学习经历]的组成部份,包括了德育及公民教育、社会服务、与工作有关的经验、艺术发展和体育发展。根据新高中课程结构, [其他学习经历]是叁个组成部分之一,与核心及选修科目相辅相成,让学生达至全人发展。香港教育当局仿效国外教改的经验,规定高中学生须参与社会服务作为新高中课程中[I其他学习经历]的一部份,可以说是明确宣示了义务工作的价值与意义。然而,规定中学生们须参与义务工以作为新高中课程中[其他学习经历]的一部份,在香港的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的进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研究者相信,义务工作在香港学校的发展,既要注意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又要发扬香港社会独特的中西文化传统,特别是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更需要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学校推行义务工作,亦需要做到积极稳妥,以确保其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蕴藏的教育功能及巨大潜能。因此,研究者期待能透过此次研究,探讨义务工作的教育功能,并着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详细地介绍由义务工作与学习活动结合而成的[服务学习]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特别是国内外相关之经验与研究、实践方式及在实务工作如何与理论结合等。期望可将研究结果作为日后推动青少年义务工作的参考,为香港的教育改革提供可资借鉴之处。同时也为相关的后继研究提供系统、准确的参考数据。研究者期待能透过此次研究,探讨并回答的问题包括甚么是义务工作?义务工作有哪些教育功能?如何实现这些功能?学校在实施义务工作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如何解决?本论文由引言和正文组成。引言简单介绍了选题的背景、本研究的意义及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正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从考察中西方义务精神的历史演变过程入手,对义务精神、义务工作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定义,对义务工作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归纳,并对西方国家义务工作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概括。第二部分从研究国内外有关义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入手,对义务工作的教育功能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是详细论述了在香港开展义务工作的历程、功能优势、历史机遇,以及香港中学生参与义务工作的现状从而作为第四部分的依据。第四部分着重了解香港的学校在实施义务工作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如何解决?第五部分是结合国内外有关义务工作的实践经验,透过参与[从服务学习到通识教育计划],并仿效美国教育当局,以[服务学习]方案设计的方式,将社会服务和知识学习相结合,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运用知识,并从经验的反思中获得新知识,得出启示。第六部分是结论部分,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及后续研究建议。
郭延飞[3]2016年在《综合素质评价视域下中学活动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活动之中蕴藏着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即人的发展。古今中外,各种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莫不以学生的身心发展为最终的旨归。特别是随着素质教育和学生评价生态的逐步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已成为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活动作为与综合素质评价紧密相关的事物,其教育价值更加凸显。然而,目前已有的活动实施现实在教育理念革新的观照下显现出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对活动的认识理解流于表层与形式,活动形式的单一与固化,活动作用的缺失与重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学校活动实施促进学生的发展,真正实现其本身固有的教育意义与价值?本论文通过将活动与综合素质评价相联系,试图从二者的关系中寻求学校活动实施的有效途径。本论文以理论研究为基础,通过梳理与分析学者对“活动”的已有研究,及在“综合素质评价”和“活动”的研究文献中寻找“综合素质评价视域下的活动”研究,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对综合素质评价、活动、综合素质评价视域下的活动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解读,并通过分析综合素质评价视域下活动的价值取向与特点,厘清综合素质评价与活动的关系,进一步论证本论文的研究论点。接着,本论文又以实证研究为支撑,通过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调查研究方法,对中学活动的开展现实样态进行了剖析,发现目前中学活动的实施主要存在活动目的不明确、活动指导不到位、活动类型单一、活动频率较低、活动后的跟进与教育反思缺失等问题。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思想认识的制约,传统评价方式对活动的长期影响,综合素质评价视域下活动实施的内动力不足,活动实施过程中缺少完整的统筹规划,学校活动实施的资源不足等。基于此,本论文结合全国中学活动实施具体案例,提出了贯彻综合素质评价政策与精神、更新学校及教师的活动理念、加强活动实施准备、完善活动开展过程、科学利用活动结果、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六点活动实施策略,以指导中学活动体系的更好建设。
李肖静[4]2015年在《成长记录袋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德国着名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鼓励、唤醒、鼓舞。”评价是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对整个教育教学起着导向和制约作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基础教育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教育评价活动都离不开学生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教育教学的微观评价。根据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开展综合素质评价的校本化实施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步骤,它是实施素质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有力保证。同时,成长记录袋作为新课程改革大力推行的新型评价手段,如何将这一质性评价手段灵活应用于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中,是理论呼唤与实践需要的自然产物。本论文经过阐述已有研究者对评价、综合素质评价、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成长记录袋概念的相关研究,提出本研究对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成长记录袋的认识。紧接着对成长记录袋和综合素质评价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的基础上,理性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结合的优势所在。并认为成长记录袋应用于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发展性评价理念指导下的学生评价,在价值取向、评价主体、评价过程与方法上体现了学生评价的多元化,注重了过程与结果并重的质性评价,充分发挥了学生评价的主体能动性。本论文通过文献法、调查法、案例分析法进行调查分析,呈现小学生成长记录袋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原因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主要问题有:成长记录袋认识度低、使用意识淡薄;成长记录袋收集内容缺乏多样化;评价主体多元化流于形式,参与评价的积极性不高;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不够客观真实;成长记录袋使用效果不理想。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未能突破考试的约束力;评价的功能倾向于管理服务职能的发挥;不同评价主体在思想认识上的落后;缺乏成长记录袋使用的“因校制宜”。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案例分析提出成长记录袋应用于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具体应用过程和总体实施策略。
吴燕丹[5]2007年在《生命关怀视野下调适性体育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则更多体现在人文关怀。在我国，随着人权意识提升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生理上存在某种缺陷的身体练习障碍学生在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均等的形势下，跨入大学校门。与此同时，中国残疾人口的增加、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颁布以及青少年学生普遍体质健康水平逐年下降的预警，使特殊体育教育研究必须进入我们的视野。我国普通学校身体练习障碍学生的体育呈现基础教育阶段基本空白，大学阶段虽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政策指导，但执行情况不容乐观，教育的不连续性使特殊体育教育很难有完整而科学的体系。我国大学特殊体育教育由于起步较晚，在政策法规的完善与执行力度以及课程系统设计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本研究以我国普通高校身体练习障碍学生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比较研究、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行动研究方法等，将切入点锁定体育教育应指向对每一个学生的生命关怀。在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大学特殊体育教育的现状进行调查并结合中学特殊体育教育的衔接情况，深入剖析其存在问题；从特殊体育教育的角度诠释生命关怀的四个维度，并从生命关怀视角确立身体练习障碍学生身体、心理、社会的叁维调适理论，对大学特殊体育课程、教学对象做明确的界定，提出调适性体育课程和身体练习障碍学生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以关怀理论、公平理论等六大理论为依据，设计调适性体育课程的理论框架；确立了“增强学生体质，补偿缺陷，发展健康体适能”为首的八大课程目标；运动技能、健康体适能等六大内容领域：互动教学、合作学习等四大教学策略；个别化原则、扬优补缺原则等七大教学原则；替代性评价为代表的新型评价理念和评价方式；以及教育管理、教学支持、课外服务叁位一体的特殊体育教育支持体系。实施为期一年的教育行动研究，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方面考察本研究的理论假设。结果提示：调适性体育课程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对于身体练习障碍学生身、心、社叁维健康的调适作用明显，通过丰富的案例有力证明了学生的关怀意识和关怀能力正在形成，从四个量表与对照班前后测比较结果观察，调适性体育课程对于学生的健康自我评价、自尊以及锻炼态度等都有明显改善，体适能指标与对照班前后测比较结果也提示课程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从两个主题的行动研究中均可看出，特殊体育教育最大的症结在于观念的滞后和社会支持力度的薄弱。中国的大学特殊体育教育，应努力实现社会公正、重视政策扶持、健全相关法规、建设中国特色的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以适应和谐社会对学校体育的新要求。
屈花妮[6]2017年在《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推进深化考试招生制度的新高考改革进程中最大的亮点之一是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录取机制,其中“一参考”指的是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它不同于传统的以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的“唯分数论”录取模式,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认识和发现自己,从而促进学生实现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浙江省和上海市作为新高考的首批试点地区,改革工作的一举一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两省市分别发布了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意见,对评价内容、评价程序等做了系统的设计。两省市的高中学校根据实施意见相继发布了本校的实施细则,通过在活动和实践中对学生各方面的基本素养进行纪实性观察和记录,通过各方面素质的评价结果来综合考评学生的发展情况,以此作为学生的升学和毕业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文通过对收集的浙江省和上海市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主要从国家到试点省市宏观政策和学校微观具体实施两方面来梳理目前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的现状,通过立足于对浙江省和上海市实施的现状的把握,分析其中的问题,主要从评价素质的内隐与外显、评价指标的分解与合成、评价标准的模糊与精确、评价结果的软参考与硬挂钩等方面的来分析,而导致实施问题的原因从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建立,综合素质自身制度还欠完善以及传统的评价思路对现行评价的制约这叁方面来阐述的。最后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分别从政府层面、高中学校和高校层面来提出解决建议和策略。
金戈[7]2009年在《内隐利他与外显利他和道德判断的关系》文中认为利他行为是指助人者自愿帮助他人而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的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利他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社会心理学中被包含进许多理论模型中。近几年,一些心理学者对利他的研究向更深层面发展,开始由研究外显利他逐步深入到对内隐利他的研究上,并揭示出利他具有无意识性。道德判断是运用已有道德概念和道德知识对道德现象进行分析、鉴别、评价和选择的心理过程。本研究探索外显利他和内隐利他的关系,以及外显利他、内隐利他和道德判断的相互作用,从而丰富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学校如何培养大学生利他行为以及道德判断的能力提供一些启示与建议。研究一探讨了外显利他和内隐利他的关系。本研究以同伴提名表为测量外显利他的指标,以内隐联想测验(IAT)为测量内隐利他的指标,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互相独立,内隐利他效应显着,且无性别差异。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以同伴提名表为测量外显利他的指标,以内隐联想测验(IAT)测量内隐利他,以道德判断测验(MJT)测量道德判断能力,探讨了外显利他、内隐利他和道德判断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在MJT上的得分不存在性别、家庭所在地以及专业等因素的差异;IAT指标与MJT各个阶段之间相关均不显着,并且非常低;外显利他与C分数之间呈显着正相关,MJT的第四阶段、第五阶段与第六阶段与外显利他之间的相关都是显着的;道德判断能力对外显利他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陆鑫[8]2013年在《高中学生发展性评价现状及其对策》文中认为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纲要（试行）》强调“评价”要发挥学业评价、潜能评价、激励评价的作用。从《纲要》强调的“全面发展”、“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发展中的需求”、“原有水平上的发展”等用词来看，学生评价的关键是“发展性”。如何建立高中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虽然备受关注，但也是批判最多、问题最大的一项难题。过去的测评，发展性评价的定位不清或错位，评价维度单一，评价方法失当，评价动机模糊，评价主体一元，评价激励缺失。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了学校教育以及新课改的健康发展，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评价导向，尤其是家长对教育过多的功利期待，导致教育的异化，学生素质的急剧下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发展性评价是以学生发展为本，关注个体的特点和需求，尊重个体差异，强调自主、合作和自我完善的评价方式。在评价目的上，注重学生的终身发展；在评价方法上，注重全面性、发展性、多元性和校本性；在评价过程中，重视真实性、形成性评价。它的价值向度可表述为提升人的自信、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是结合本学校、本区域的特点，多种评价方式的优化与集合，是多样化的评价体系。高中生思想道德素质是学生的基本素质，是学校德育活动的基本素养和基本品质，它在人的所有素质中处于核心地位，直接影响个人的成长与成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提升学生的人格素质，将有助于学生顺利实现个性的社会化，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国外学生思想素质评价在教育份额中的比重高于国内学生评价，学生个性特长的发挥，兴趣爱好的落实，探究创新意识的培养等等显得相对重要。纵观国内学生思想素质发展性评价研究，大多依附于课程评价、教师评价来阐述学生评价，没有很好地确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评价理念。为大家认可的发展性评价模式似乎比较少。由于当前应试教育的众多因素影响，没有上升到学校制度和管理层面来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本研究第一部分在探究高中生思想政治素质评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基础上，从国内外研究综述入手，分析了相关概念、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通过学生发展性评价的标准和内容的分析阐述，从多元智能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不同的理论角度阐明学生发展性评价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方法，探究高中新课程中有效实施学生发展性评价的主要目标、基本方法和实施途径。第叁部分主要是学生发展性评价的标准内容、评价基本方法、评价主体和评价反馈的现状调查情况。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对发展性评价的标准和内容、评价基本方法、评价主体和评价反馈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第四部分主要通过发展性评价标准和内容的的对策研究，寻求与课程目标一致，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有机结合，以促进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为方向的评价体系。通过发展性评价基本方法的对策研究，根据不同的评价内容和对象选择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要将认知评价和情感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有机结合，提高评价的真实性、有效性。通过学生发展性评价主体的对策研究，加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互动，鼓励学生个人和小组进行自我评价和合作互评，反思学习过程，自觉地调控学习状态。本研究主要采用现状调查法、行动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重视学生发展状况的过程性评价，实现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手段多样化，强调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反思性评价与激励性评价相结合。其目标多元化，即关注学业成就、升学率，也重视多方面素质与潜能的发展。其方法多样化，即考试与测验外，还使用观察、访谈等多种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将通过实验班对比案例、成长记录袋案例、发展性机制建构案例等，解剖发展性评价存在问题和解决途径、策略。重视了学生思想素质发展性评价的建构分析，即通过德育活动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个性特长评价等各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研究和实验，提供学校开展校本化的各类评价实践，以此作为各类活动的参照，规范学校教育行为，探索区域校本化评价改革实践，丰富学生发展性评价的理论和实践。
苏娜[9]2013年在《学生责任伦理教育研究》文中提出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首次提出责任伦理概念以来,责任伦理已经成为众多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责任伦理不仅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之社会属性的彰显,学校教育的内在使命。理性审视我国当前中小学生责任伦理教育现实,责任伦理水平与责任伦理教育的实效堪忧,因此,推进和加强责任伦理教育势在必行。论文首先系统考察了伦理学经典理论视野下的不同责任伦理观：美德(德行)伦理学的责任伦理要求人们追求崇高德行以达幸福生活；义务伦理学的责任伦理指人们的行为不止要符合义务更要出于义务；效益伦理学的责任伦理则认为责任是促进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全面幸福；儒家主张“兼善天下”的责任伦理观；当代责任伦理主张超越人类与当下,倡导对于人类所依存的自然以及人类之永续的未来社会的长远责任。责任伦理强调人应谨慎选择并为其行为后果负责,与强调信念高于结果的信念伦理形成鲜明的对比,责任伦理教育旨在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实际水平培养学生敢于、乐于、勇于为行为结果负责任,凸现了人对自我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规定性的肯定和认同的价值合理性基础。责任伦理主张人不能将他人当作手段和工具,而应视为目的本身,主客体关系应该是一种主体间关系。责任伦理要求人们应对自我与家庭、他人与集体、国家和社会、未来社会以及自然持续发展负责,而每一个面向的责任都包含强制性责任和选择性责任,公民社会责任是责任伦理体系的价值核心。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责任伦理的生成具有一定的规律。责任伦理是在责任伦理知觉、责任伦理动机、责任伦理判断与责任伦理品性四大要素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演化生成的。责任伦理的生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主要表现为内部建构、观察模仿、角色扮演以及社会交往机制。其中,内部建构机制主要揭示了主体如何在同化与顺应中形成新的责任认知的过程,观察模仿机制则揭示了处于他律阶段的儿童的责任伦理行为的形成过程,角色扮演机制揭示了个体通过移情、吸纳他人观点与态度以形成不同责任认知的过程,最终个体的责任伦理最终是在社会交往这种综合性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发展与升华的。论文采用访谈问卷的方法直接调查了中学生责任伦理及责任伦理教育现状,并在现有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目前我国中小学的责任伦理实践与责任伦理教育的现状。结果显示：当代中小学生在对自我与家庭、他人与集体、社会与国家、自然与未来方面都存在着“知行不一”问题,这使基于责任行为与意志的责任品性更加堪忧。面对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文化的影响、家庭结构的变迁与家庭教育的偏向、因应试教育而急功近利的学校教育,都对学生责任伦理教育与责任伦理发展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责任伦理教育是按照社会发展和学校德育的道德要求,主要培养学生能够独立自主为行为后果负责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活动。论文从两个层面对学生责任伦理教育内容进行研究,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类”责任与具有特殊性的角色(学生)责任两类不同的责任伦理教育内容。类型Ⅰ是作为个体“人”的普遍性责任伦理要求,构建了由自我与家庭、他人与集体、社会与国家以及未来与自然“四层级”构成的阶梯式责任伦理教育内容。类型Ⅱ是个体作为“学生”身份独特的角色责任伦理内容,包括对教育活动、教师群体、学生群体“叁方面”的责任伦理。“四层级”和“叁方面”的责任伦理中的每一层级与每一方面,都有责任伦理的最低要求与理想要求。论文最后探讨了责任伦理教育的途径设计问题。我国现有的课程渗透、班级经营、角色扮演、习惯养成等责任伦理教育的主要途径存在着浅尝辄止、有其形无其效等问题,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为行为负责的优良品质,因此本文在访谈调查数据、现有途径优势、以及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课程建设、班级经营、社会实践、公民教育、习惯养成、社会协同、政策支持、评估机制等方面的改进与优化学生责任伦理教育的相关策略。
王倩[10]2011年在《媒体时代大、中学生处理暴力和色情信息的德育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道德危机向学校德育提出了新课题。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所营造的传媒环境下信息爆炸所带来的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和激荡,既广泛深刻地推动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折射出新的思想冲突、道德问题和社会心理危机。特别是在80后、90后出生的大、中学生一代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全球化、商业化和网络化的时空境遇下,各种社会复杂因素相互交织模糊了大、中学生对不同场景下角色和行为的界限,造成了个体在不同角色标准和道德规范的转换中失序,面对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如暴力攻击、性罪错等危险行为,缺乏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其社会化适应过程中人际交往的心理冲突与困惑、暴力冲动和性欲望压抑后的宣泄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践行的困境。针对信息社会对传统道德教育的消解现象,对此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敏感地发现了人类道德问题上的新情况,并指出,随着人类信息交往方式的变化,人类还将出现新的道德问题,这就需要有新的道德观念和规范来与之对应。为适应信息社会全新德育环境的要求,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信息道德伦理教育理论,并寻求媒体时代新的道德教育方法和途径。因此,本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正好顺应了这一社会需要,选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本论文对当代大、中学生的道德人格的建构不仅是“应然”的理想建构,更是“实然”的描述,具体研究方法、思路和内容如下：首先,分析暴力、色情信息发展历史,了解其涵义与特性；其次,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德育理论为出发点,结合大、中学生身心发展阶段性特征,通过了解媒体时代大、中学生道德心理结构和道德行为基本状况,分析媒体时代大、中学生在处理暴力、色情信息时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态度的共性和个性差异,为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提供依据。第叁,介绍了对大、中学生信息处理实践产生普遍和重要影响的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与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道德教育哲学理论、道德认识发展理论、道德情感理论、道德教育心理学理论、媒介传播学理论等。通过对1177名大、中学生的暴力、色情信息接触与感知现状进行问卷调查,以及对部分大、中学生及教师进行访谈后获得结论表明：暴力、色情信息对大、中学生的身心、行为和态度、情感等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复杂形态；其影响因素有媒体渠道、媒体接触时间、媒体内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大、中学生对暴力、色情信息的处理既显示出个体差异,也有一定共同性。媒体暴力、色情信息对大、中学生的影响程度受到不同变量因素的制约,其中性别、年龄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最大。第叁,媒体暴力信息与色情信息由于信息内容不同对大、中学生影响效果有较大差别。暴力信息对中学生尤其是低龄的中学男生影响更大,而色情信息对大学生尤其是男性大学生影响更大。从信息接触调查现状中分析媒体时代大、中学生处理暴力、色情信息时的困境和抑制因素,考察大中学生信息处理活动中体现的道德素养高低,探讨他们处理信息的道德素养与社会整体道德文化氛围、家庭道德教育理念和控制策略、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与导向、媒体消费主义的诱惑以及网络伦理道德规范的缺失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发现我国现有德育工作在信息道德素养培育方面的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大、中学生处理暴力、色情信息的德育途径提供对策。鉴于本文所反映的大中学生处理暴力和色情信息所存在的问题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所以相对提出的对策也有共同性和差异性。主要途径有：政府的社会控制、文化、法律及社会心理调控是抑制暴力、色情信息泛滥和暴力倾向蔓延的有效外部保障；家庭道德教育是引导大、中学生正确处理暴力、色情信息的奠基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媒介道德素养教育和性教育为大、中学生提高信息鉴别、判断能力提供智力支持、道德心理引导和技术支持；媒体应减少利益驱动、加强自身道德责任感和“自我审查”；大、中学生个体道德自控是增强对暴力、色情信息不良影响的免疫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志愿服务活动与高中学生品德发展的相关研究[D]. 赵占强.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2]. 义务工作的教育功能研究[D]. 庄绍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3]. 综合素质评价视域下中学活动实施研究[D]. 郭延飞. 河南大学. 2016
[4]. 成长记录袋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D]. 李肖静. 河南大学. 2015
[5]. 生命关怀视野下调适性体育课程的理论与实践[D]. 吴燕丹.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6]. 新高考背景下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问题研究[D]. 屈花妮.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7]. 内隐利他与外显利他和道德判断的关系[D]. 金戈.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8]. 高中学生发展性评价现状及其对策[D]. 陆鑫. 苏州大学. 2013
[9]. 学生责任伦理教育研究[D]. 苏娜.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媒体时代大、中学生处理暴力和色情信息的德育问题研究[D]. 王倩. 南昌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