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通俗小说中的“睡示真形”母题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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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常谈起明清小说中的“发迹变泰”主题,其展示了古典小说对人的自身命运的关注,同时,也寄寓了市民阶层受商人伦理影响,企盼着在经商活动中时来运转,也反映出文人雅士不甘于沉沦下潦,期望着跃登龙门的惯常心态。然而,人们却罕有注意到,古代通俗小说又每每为那些起于卒伍的著名武将,由寒微困顿到功著名显,设计一个为慧眼识英者预先洞察、扶助的母题套路。这一母题因连带着英雄的必经磨难、天佑英才等神秘主义思维,而往往显示出迷离惝恍的仙幻色彩,在传统文化心理对小说描写技巧的影响中,占有一个不应忽视的位置。

1. 较早的一则“睡显真形”母题,见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2,其已较为稳定地同“慧眼识英”建立了内在有机联系:

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惊骇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往复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至夜尽欢,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蕲王后立殊功,为中兴名将,遂封为两国夫人。

这就是为后世小说家屡屡称道的梁红玉识英雄于寒微的故事原型。它的叙述重点在于梁红玉的幸睹英雄之真形,远见卓识且当机立断,但却为后世小说塑造英雄本为冥冥神定,在未发迹前已露征兆,为明眼人赞助等相关描写,开启了久远的情节结构模式。不独在文言笔记中,宋元时代的说书人已较为广泛地谈论此话题了。象《五代汉史平话》讲刘知远故事,说是李敬儒闻群马嘶鸣,“但见知远在地上睡卧,有一条黄蛇从知远鼻孔内自出自入,旁有一人身着紫袍,撑着一柄黄凉伞,将知远盖却”,于是醒悟这人日后必当大大发迹,遂为女儿三娘子招入赘婿。《五代梁史平话》写朱温在刘崇家放猪,刘母夜见朱温“睡后有赤光”,一日从东冈回,见朱“在日中眠睡,有赤蛇贯从朱三鼻里过”,于是醒悟此人禀赋不凡,让儿子与朱温一起入学堂读书。“黄蛇”、“赤蛇”其实即龙的微缩,乃睡者的真形显现出游。这些慧眼人幸运地目睹,顺乎天意,又为身处寒微者提供方便,以人力助天命,开启了其幸运人生的光辉起点。

由贫至富,由微至显,古典小说总是力图揭示个别中的一般,偶然中的必然。明清小说对上述母题的借用,所表现的题材更加宽泛,手法更加多样,象明人就将此母题由帝王将相拓展到落难秀才的发迹变泰上。如南昌府丰城县的李实甫,是个家道中落的清官之子,因作词露才被太守纳为婿,小姐激其进取,他考前在按院前打盹,“不期代巡梦中,梦见一条大黑龙,蟠在西廊下,惊醒道:‘必有奇人!’……”于是派人暗访,知是李公子,后者果然高中了〔1〕。 作品在对炎凉世态的揭露中,将母题结构移至主考官的潜意识中,既突显了李公子必得贵显的早有定数,又不致于在暴露众亲戚趋富疏贫的势利时,让小姐也蒙上贪慕富贵的些微嫌疑。

如果将该母题与“成婚考验”结合,至少能突出英雄才干和识英者的审慎。说是雁公子落难时在文府隐藏,恰与文小姐有缘,好日小姐:

忽闻楼下天井内鼻息之声,回头一看,只见芭蕉树下,月光之中,睡着一只吊额金睛斑斓猛虎。翠琼小姐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只见那张藤凳上睡着一位少年书生,面如满月,两耳垂肩,真是非凡之品。心中暗想道:“此必是雁公子乘凉睡着了。方才见他白虎现形,后来必是一员大将,必有大富大贵,只不知他内才何如,不免待我试试他看。”……

经考验雁公子确系文武双全,这才以身相许〔2〕。 英雄睡时的“白虎星光现”,只是一种提示,经当面验证,小姐才“赤绳系足成”,赠物励其“早干功名”。

近承上作,远步《五代汉史平话》中李敬儒的梦见门楼上有条赤蛇,变为青龙露出两爪等,清人还写了沧州大刀韩成公之女韩红玉,自幼从父学得一身本领,暂在勾栏安身,一日早饭后闷睡,“梦见一只白虎扑向自己而来,正在无处藏躲……”原来此时张广太正向她走来。两人果一见钟情订了终身〔3〕。由《鹤林玉露》中的梁红玉到韩红玉, 已经过不少中介承转,但侠女的慧眼识英对英雄人物的烘染,此母题结构却经久犹存。“睡显真形”变奏为“梦示真形”。

“睡显真形”母题经古典小说的长期传扬,相关的民俗心理不断嗣续流播,又扭结着多种期待与劝惩意蕴复归于野史传闻之中。相传某提督,陕西人,微时替人佣工,后遇兵入营教受枪法,得以录用。有个善相面者告诉他:“某燕颔虎额,万里封侯之相,须善遇之。”将女儿嫁给他为妻。但岳丈死后,舅兄却屡屡虐待刁难。一日被责打后他夜饮倦睡,“酒铺老翁,梦一黑虎,卧于酒案之侧,起视,见公熟睡于此,侍立而思:此梦即应若人乎?”于是时常接济他,后来他果因战功屡创,官升三品,回报老翁,升其子为官,还报答岳母,并教训了势利的舅兄〔4〕。在针砭炎凉世态、势利小人时,观相知人、 善恶有报等相关套路交融在上述旧有母题框架之中。

时间上绵延久远的该母题,还超越国别之限,加诸域外人物的传说上。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记载, 抗倭英雄郑成功之父竟也有此奇历:

郑芝龙幼逃入日本,为人缝纫,以糊其口。余赀三钱,缝衣领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妇新寡,立于门内,见而问之,芝龙告以故。妇曰:“以汝材力,三百万亦如拾芥,三钱何至于是?”盖其妇夜有异梦如韩蕲王夫人也。遂以厚赀赠之,而与之夜合。芝龙后得志,娶以为室,即赐姓之母也。

英雄的由潦倒困顿到幸运显达,记载者以先在的既定母题模式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推测。倭妇生活在一个不同于华夏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她怎么可能得悉韩世忠与梁红玉那段佳话?但却不影响载录者“盖其妇夜有异梦如……”的悬想增饰。至于说妇有异梦,又显系不同于梁红玉的亲睹真形,乃是“梦示真形”;然而无论如何,总是昭示了英雄未来的辉煌前景,有这类幸运的女先知们帮助英雄走出低谷,实现向胜利的坦途转折。于是梦显真形,成了诉说英雄本原与必然发达之命运的特有话语。

2.由上面粗略的描述可以看出,英雄“梦显真形”常常连带着慧眼识英者的幸得“梦示真形”,不论是母题的复制还是变奏,英雄与识英者总是呈现出互为角色对象,彼此幸得相遇相交的关系——或是女子(女之父母等)识得英雄,或是未来的部下、臣下(部下、臣下的父母等)识得英雄,又总是显示出一种夫妻(君臣)鱼水相得,共同乘载着幸运之舟前行的稳定性结构。

在“士不遇”的文化心态普遍恒久存在的社会里,上述母题结构的深层意蕴仍是人才知遇的渴慕。古代通俗小说在平民心理支配下,总是乐于谈论;英雄不会永远沉埋于蒿莱,久居池中终有腾飞凌云之日,而这也正是雅俗文化层共同的应然企盼。英雄“睡显真形”偏偏被有心的明眼人目睹,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能够当机立断地抓住这难得的机缘,却是“伯乐”们共同的可贵之点;有如“梦示真形”,上天将此机缘于梦中揭示,也是需要当事人不失时机把握命运的。而这之中又分明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旨:对英雄的关心施助,本质上又正是对当事者自身(有的自然延及子孙、家族)命运的能动性变革。此番意旨洋溢着对当机立断、识英助才者的嘉许,如清代小说在复述梁红玉故事时所叹赏的:

这一回单说一个妓女中的英雄,裙衩中的侠妇,有一双识王侯的俊眼,又有一副助忠义的胆气。后来封了梁国夫人,助丈夫封为宋蕲王,岂不是一个妓女!固然是她托身得人,原有些英雄胆识,才做得一番大功业来。说来可羡。〔5〕

识英者也获得了“英雄”以及“侠妇”的美誉,然而这远不是扶助英才所获酬报的全部。与对识得人才的“伯乐”的推重相关联的,是施恩必受报答的母题。古人常道“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除了讲求受施者应尽的伦理义务应大于当初接受的恩惠,似乎还强调了应如涌泉般连绵不绝、永久地铭记着困顿时那宝贵的扶助的来源。既有这偿不完的情感债,那么酬恩的最佳方式又莫若结为秦晋之好、君臣之谊、主仆之契了。

有如英雄的终竟显现出龙腾虎跃般的风采,慧眼识英者也因此而风光,前后巨大的反差昭示出鲜明的抑扬褒贬倾向,以此儆戒、针砭浇薄世风是有相当力度的。在中国历史上,如《战国策》写苏秦的先穷后达,《汉书》写朱买臣的先贫后贵等,都曾让人印象弥深。据说翟公任廷尉时,宾客盈门,罢官后门可罗雀,官复廷尉后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6〕的确,在专制王权的长期挤压下, 官本位的文化带来了人们对权势的崇拜,小农意识的短视偏狭使国民劣根性持久而普遍存在着。草野英雄在被慧眼识英者垂青时,母题又每每对那些目小如豆的势利之徒着意刻画,仿佛没有这类嫌贫谀富的势利亲戚从中作梗、刁难,就无从强化、烘衬慧眼识英者爱才尚义的高风亮节。象《五代汉史平话》称刘知远与三娘子成亲后,两个哥哥李洪义、李洪信却埋怨爷娘无见识,将妹妹嫁与穷汉,知远岳丈岳母一死,哥俩就要赶他出去;《咫闻录》也写舅兄向营主检举妹夫典当号衣,还“窃取”自己号衣蒙混长官,以致这个未发迹的英雄遭受责打。势利亲戚给英雄们造成的较多磨难,非但未能摧折其志,往往构成其发愤励志、进取奋斗的决定性契机。维持生活现状的无望,无奈之际这母题结构的主人公才挣扎着走向新的生活领域,从而适逢发迹之良机。

如同韩信当年未报无赖子羞辱之仇,还封其为武官,称为壮士,英雄发迹后对当初显露恶相的亲戚常常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即使有轻微的教训惩戒,似乎也充满了对炎凉世态下众生相的正视和理解。《咫闻录》的作者议论道:“古今来贱而为贵,贵而为贱者多矣,其真能识之者,百无一二。”然而英雄的发迹本身,不就是对那些有眼无珠者的绝妙嘲弄吗?故而,该母题所牵动的故事,其尾声往往带有轻喜剧的意味,具有独特的儆世讽俗的教化旨趣。

英雄“睡显真形”母题形象地展示了以武勇之士为主人公的个体,如何在识英者协助下由寒微或落魄中崛起,凭个人努力建功立业为将封爵的过程。其以武勇为才,是对传统文化中文人雅士独尊观念的一个巨大冲击。许多下层民众,凭着匹夫武勇,而非孜孜诵读得以登高位为显达,这也是俗文化因子介入雅文化层的一个具体体现,具有不可低估的传奇性魅力。

3.“睡显真形”母题,是绵延久远的东方神秘主义观念的一个必然性归聚。它由萌芽到成形,有着一个历时性发展的过程。首先,该母题似启于较为古远的变形母题,象《左传·庄公八年》即描写公子彭生化豕向齐侯雪怨;《风俗通义》写李冰化牛与江神斗。其次,是史书中屡屡见到的“梦感神生”故事的浸染,象《左传·宣公三年》载文公之妾梦兰得幸,《史记·外戚世家》载薄姬自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遂得高祖之幸。《管锥编》认为此类描写“后世不乏葫芦依样者”,其“宫嫔之无心暗合,抑记事者之有意仿古,不得而知矣”。这一叙事模式为图强调得蒙君主宠幸、喜生贵子的有兆必验,与农耕民族的注重经验,偏好于对既往经历同样、近似之事的兆验进行总结有关,当被视为“梦示真形”母题的较为直接的源头。那么,本文所主要论列的“睡显真形”母题,是否还有更为切近的成因呢?

除了上述较为间接的影响,睡显真形,既是人在熟睡中片刻间还原出真身,说明其前世曾有此真身,这必定同佛教从异域带来的轮回转世观念直接相关。早自《隋书·隐逸传》中,就记载精研佛典、善谈玄理的李士谦,与不信佛家轮转之说的某客辩论:

至若鲧为黄熊,杜宇为,褒君为龙,牛哀为兽,君子为鹄,小人为猿,彭生为豕,如意为犬,黄母为鼋,宣武为鳖,邓艾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乌,书生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变受异形之谓邪?

这些人化异类之载均似有根据,如《北齐书·神武帝纪》写高欢微时,有青衣神人持刀夜护,邑人好奇地窥视,“唯见赤蛇蟠床上,乃益惊异”,于是尽力资助他,后果为齐高祖。又如《宋书·五行志》就称三国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骞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鼋”,后来人们见其跃入远潭,再不复还,还说此事与汉灵帝时黄氏母事同。佛家轮回学说为众多早已有之的中土传闻,提供了新的阐释与接受视界,于是后人言此类事便已有所暗示了,如“偶读臧荣绪《晋书》称:‘郭璞,有人见其睡形变鼍(猪婆龙),云是鼍精也。’予乃知前辈张乖崖浴为猿,蔡君谟睡为蛇,其说不诬也。”〔7〕宋人《杨太真外传》还称唐玄宗派人夜里侦视安禄山,见其“醉卧,化为一猪而龙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猪龙,无能为。……”六朝志怪至唐传奇也不乏这类轮回变形的记载,《太平广记》卷471即收录了6则“人变水族”的传闻。如《神鬼传》载东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鼋,入于深渊,其后时时出现。初浴时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续搜神记》称曹魏时清河宋士宗母,在黄初年间某夏正洗浴时,“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鼋,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水,在原始巫术中有祓除的作用,早年学者曾据《管子·小匡》“鲍叔祓而浴之”等记载,认为“这种除凶的浴于清洁行为的浴以外,且行以巫术行为的祓”〔8〕。受“物老成精”观念影响, 这两则老年妇女浴而变鼋的故事,是因为水这一带有巫术性质的物质和“浴”的类似巫术的活动引起,似乎其因为水与浴的作用,无可挽回地化为异类,当是祓除妖邪信奉的一种逆向思维所致。

然而另外一类“人化水族”故事却是经历水族生活体验后,又复变回人。象上面6 则故事中的最后一则(出《续玄怪录》)即称薛伟病了七天后,忽然在高烧昏睡时梦魂得以出游,入江潭求凉,经河伯批准化为赤鲤,贪饵被钓,入厨遭戮了才醒悟复苏。小说史家指出:“此事当受佛氏轮回说之影响,李复言遂衍为此篇,宣扬彼法。唐稗喜以佛道思想入文者,此亦一例也。”还注意到《太平广记》卷132 引《广异记》,也有一段类似故事,与此“大抵互相祖述”〔9〕。 受轮回观念浸染,两则故事又不等同于轮回,而是借人在重病昏睡的梦境体验,敷衍出“身化水族”的一段惊险奇历,颇为类似“冥游母题”。只不过后者是魂游地府又重返阳世(一般是阳寿未尽,为冥间鬼使所误追)〔10〕,而身化水族则是病中求凉而魂游水中动物世界。所游的空间场合不同,却共同体现了“人生如梦”与轮回转世综合一处的倾向。在后世流传不衰的此类趣闻里,“身化异类而不知”,而后又“回归于人类”这两个要素,仍较普遍地存在于此母题结构之中。此外,清人又曾经总结过“身本异类而自知”者:

宋盛大监勋,绍兴初知襄阳府,治有一楼,为公退时燕息之所。大监常独居楼上,命一老兵守其下,卧榻前置大浴斛,取汉江水满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窃视,乃一大鲤鱼,金鳞頳鬣,游泳斛中,如觉有人注目窥者,疑然久之。老兵惊惧趋下。自是撤斛不复取水。见宋郭彖《睽东志》。宋杨戬为节度使,署后一楼,戬屏左右,独处其上。一日,有偷儿昼伏其室之梁间,见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虾蟆,奋迅而戏,转瞬不见,而杨已偃息在床,偷儿惊坠于地,杨若预见之者,掷一银毬与之,似嘱其勿泄。自杨公去任后,始敢稍稍言之。见《宋稗类抄》。宋米海岳知无为军,晨兴,呼谯门鼓吏,问夜来三更,何以不闻鼓声,对曰:“中夜有巨白蛇缠绕其鼓,故不敢击。”米颔之,叱吏去,不复问。人于是皆疑其为蟒精。见《襄阳志林》。钱武肃王宫中,一日有人见一甚巨蜥蜴,金晴闪烁,伏于油缸之上吸油,大惧而退。次日,王谓宫人曰:“吾昨夜三更,梦有人请食麻膏过饱。”宫中人有泄昨言于上者,亦颔之而不责也。见《鹤林玉露》。盖转轮中有所谓星精僧者,并皆有之,此其精类也。阿大鼠,禄山猪龙,岂妄纪哉?〔11〕

与英雄的“睡显真形”母题相比,上述故事的叙事结构类似,但母题要素又同中略有不同。诸如“偷看”而睹真形,与无意之中的发现英雄真身,都构成了“暗知真相”的动机,为故事的神秘性布下了氛围。可以说,英雄“睡显真形”母题是借用了先前大量类似母题的这一要素。至于上述故事主人公们“身本异类而自知”,则增大了故事的可信度,与前揭“薛伟鱼服”等故事不同,薛伟等人是“人化水族复为人”,而上述诸公是“异类为人偶现原形”。英雄们的“睡显真形”却自己全然不知晓,其真相只是由识英者慧眼看到,从而作出“后必发迹”的成功预测,显示了人才“发现”的重要,以强调特定英雄成长的“人际要素”,即“识英者”这一角色伴侣的不可或缺。识英者,在英雄的成长过程中之所以往往事实上起到了铺路奠基的作用,当离不开英雄的“显真形不自知”要素。否则,英雄恐会自矜,未必会顺乎自然,克难而进地发展,而诸般相关的情节、复杂的人物关系,也很难充分展开。英雄的成长离不开他人的扶助,母题特定的结构似乎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蕴涵。

4. 阿兰·丹迪斯指出:“任何一个民间故事中的主题的段落,都将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抉择的主题,也就是说,将出现相关主题。如果我们对一个故事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我们就可能对任何一个主题群的相关主题的范围是什么,有一个清晰的了解。”〔12〕

如果我们借鉴一般的英雄神话表现模式,将古典小说的英雄传奇分为英雄的诞生→英雄的成长→英雄的磨炼(历险、考验)→英雄的勋业→英雄的死亡等母题系列,那么,“睡显真形”母题则属于“英雄的成长”。与此相关的,则还有“危时显真形”与“露形遭误伤”母题。前者属“英雄的磨炼”,后者属“英雄的死亡”。露真形显真身这一母题要素,亦贯串在这两个母题之中,潜在地昭示着英雄命运的某种必然性。

危时显真形,往往有震慑敌仇、佑护英雄的功能,其并非英雄有意为之,而是真形在关键时刻的自然呈露。《大唐秦王词话》写李世民危时,每每头顶上飞升起一条金龙,使敌将不敢加害。《杨家将演义》(《北宋志传》)第22回写岳胜追赶杨六郎,六郎马失前蹄,就在岳胜刀劈之际,“忽一声响处,六郎头上现出个白额虎,金睛火尾,突来相交”,惊惧之下岳胜忙下马扶起六郎,祈恕归降。第23回写六郎中伏被擒,处刑前“忽六郎顶上冒出一道黑气,气中现出白额虎来。咆哮掉尾”,惊得焦赞也醒悟拜伏。有时,所谓真形是外在于英雄自身的,如《三国志平话》写刘皇叔有金蛇盘于胸上,令孙夫人不忍杀之。然而更多时候是“泥丸宫”即两眉间现出真形,有时这真形还会使英雄转败为胜:

那王豹见犬已咬住,即忙举起铁棍,望郑恩顶门打将下来。郑恩招架不及,只把头一低,心中慌急,只听一声响亮,泥丸宫一道黑光冒起,见有一只黑虎,张牙舞爪,抓住了铁棍。王豹一见,唬得心惊胆怯,望后便走。……早被郑恩用力一刀,分为两截。〔12〕

危时显真形,不止是天佑福将,而且力图较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英雄能成功地摆脱一次次险境,符合接受心理中对英雄命运的应然企盼。

然而,潜于英雄体内的“真形”,这种不受控制的自由习性,有时还会给英雄带来无可挽回的损伤,是谓“露形遭误伤”母题。清代无名氏《说唐三传》第41回写薛仁贵在白虎山被围困,“心中昏闷,看见天色已晚,坐在拜台上,朦胧睡去,泥丸宫透出原形,是一只白虎。望山林奔出,正逢丁山领兵前来。五将杀上山来,史见林中奔出一只吊睛白虎,众人一惊。”当薛丁山射中虎头时,射死的其实就是乃父,只得抱住父尸大哭。台湾学者认为故事暗寓着弗洛伊德所谓“仇父”(伊底帕斯)情结〔14〕,仅由作品孤立看也未尝不可;萧兵先生也认为其根源可远溯氏族社会父子冲突〔15〕。问题是,该母题中的人物有时又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君臣甚至别的。如《杨家将演义》第45回写八王射中一白额猛虎之项,虎带箭跑走,不见踪迹,惊得旧病复发;而杨延昭这里则也忽感重疾,据他向令婆自述此命难保的原因:

昨日当昼而寐,偶游东阙下,适逢八殿下与群臣退朝。殿下发狠,弯弓放矢,正中儿之项下,便觉骨肢损痛,想是命数合尽。

八王与六郎是好友,同为辅国重臣,且他一向扶助杨家,不期误伤,悲愤中也病重身亡了。《飞龙全传》第47回写赵匡胤在戏龙楼中游玩,见一条乌龙盘绕在画梁上舒牙露爪,于是照头打去,中其腰胁;另一边病势沉重的周主则在弥留前自述:“天数莫非前定?朕适才梦登戏龙楼,又被红脸贼打我一棍,醒来自觉满身疼痛,料来不济于事。”可见,这一母题中的人物关系不独父与子,而是随机性地视上下情节结构选设,大致说总是力图较合理地解释英雄的死亡来自“定数”,他所亲近的人(亲子、好友乃至命中规定的仇敌克星)对其“真身”的误伤,只不过成为实现这冥冥之中定数的不自觉的执行者而已。

可见,“危时显真形”与“露形遭误伤”母题,是与“睡显真形”相互印证的,它们的共同点是均揭示了英雄真形显露于不自觉、无意之中,英雄具有虽为人实为龙、虎之真身。英雄真身多为虎,此与民间虎崇拜有关,民俗心理亦乐于将武将与猛虎相比附,称为“虎将”。因而连贯性地展示英雄人生轨迹的这三个母题,具有人神互化、英雄命定的共同内在神秘机制。上述两个相关母题使英雄微时“睡显真形”更加真实可信,同时也是其逻辑上的必然发展和延伸。

5. “睡显真形”母题在勾通古典小说的神秘思维与艺术思维联系方面,有着独特的功用。首先,其作为预示英雄命运转机的重要关目,虽旨在对英雄命运转机作出较为权威的解释,客观上却丰富了文学表现手法。英雄之人、神二重性,直接同“真”与“幻”相对立,且真幻人神间可互为置换,此极大地活跃了艺术想象力,拓展了小说表现的审养空间。其次,母题颇为借重小说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极为关注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活动,其相关母题“梦示真形”索性紧扣梦境与英雄神性联系,启发了小说家努力向人物的深层心理开掘,尤其是将某人物命运指向的显露,移置到其角色伴侣视点上,产生一种奇特的戏剧性效果。其三,母题及其相关模式以宿命解释、阐扬英雄的成长、历险到死亡这段人生曲线,固然带有局限性,但其交织着英雄崇拜,也迎合了民众的应然企盼。英雄神化,品位提高了,一定程度上使仙气缭绕,冲淡了英雄死亡应有的悲剧性美感效应。

注释:

〔1〕陆人龙《型世言》第18回。

〔2〕无名氏《大明奇侠传》第13回。

〔3〕郭广瑞《永庆升平·前传》第29回。

〔4〕慵讷居士《咫闻录》卷五。

〔5〕紫阳道人《金屋梦》第51回。

〔6〕《汉书·郑当时传》。

〔7〕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

〔8〕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

〔9〕汪辟疆《唐人小说》2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0〕参见《冥法与复仇》,《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

〔11〕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七。

〔12〕《相关主题的象征类同:分析民间故事的一种方法》,《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第2期。

〔13〕吴璿《飞龙全传》第57回。

〔14〕颜元叔《谈民族文学·薛仁贵与薛丁山——中国的伊底帕斯冲突》第129—140页,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版。

〔15〕《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第980—981页,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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