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服务优化
——基于 CHARL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邓大松，张晴晴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运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以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以及代际因素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龄老人、接受过教育的老人越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自评健康良好、日常生活能力强、个人收入的增长、参与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经常参与社交活动、与子女经常见面与联系以及子女提供经济支持都对老年群体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促进作用；心理状况中抑郁指数的提高对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实证结果，文章建立了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服务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提出整合养老服务资源，建立老年人分类管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注重老年群体心理健康服务等相关政策建议，为养老服务体系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养老服务
一、引 言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当下，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也在经历剧烈的变革。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1.9%，老年抚养比为17.0%，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①。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不仅关系着单个家庭的幸福和睦，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有重大影响。随着空巢家庭的数量增加，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萎缩并且老年群体自我照顾能力薄弱，亟需社会养老服务弥补家庭照料的不足。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5.5万个，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44.8万张，比上年增长2%，每千名老年人仅拥有养老床位30.9张。由此可见，社会化养老服务在我国发展并不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我国多数地区的养老服务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养老服务既包含制度化的社会保险与非制度化的其他服务，又包括市场化的机构养老与非市场化的居家养老，不同的服务类型发展出多样化的服务模式。在国新办举办的2018年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提出将加快发展养老服务和福利慈善事业，民政部报请国务院审议通过加快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实施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可供广大老年人选择的养老服务方式将越来越丰富。养老服务的供给需要与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相对应，而养老需求具有多个层次、内容多样，如何完善和优化养老服务使养老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相对等，从而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与晚年幸福感，促进我国养老服务均衡发展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研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能够更好地确定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对社会养老模式的发展以及提高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质量，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数据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服务优化进行研究。在实证分析时，侧重于从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代际因素五个层面选取变量，考察各变量对老年群体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颇为关注，研究成果丰富。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养老服务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既增加了养老金给付等经济负担，还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日常照料而影响老年人口的精神和心理健康，从而降低老年人口的幸福水平[1]。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相对迟缓，使得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照料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以及老年群体的认知问题比较突出[2-3]。
(一)关于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研究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 是老年人对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它能够综合反映生活质量的好坏，更能为决策者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政策提供依据[4-5]。1998—2005年间中国大多数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居中上水平[6]。2002—2011年的近十年间，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稳中有升[7]。在研究影响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时，一部分学者聚焦于某一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超过了负向作用，随着年龄增长，生活满意度越倾向于积极评价[8]。国外一些研究也发现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报告积极的生活满意度[9-10]。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11]。社会互动，运动休闲都会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12-14]。居家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子女在老年群体的日常照料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5]。预期照料可得性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预期照料不可得的老年群体显著低于预期照料可得的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并且经济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差异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1]。另有一些学者研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张景秋等对北京老年群体的研究发现，总体上北京城市老年群体生活满意程度呈中上水平，娱乐、文体活动和社交等因素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有正向影响，而空巢、医疗和物业管理水平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16]。胡斌等通过调查发现健康状况、慢性病、医疗服务态度、医疗水平、就医方便、养老方式、社区服务等对徐州市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5]。罗维等研究发现上海市静安区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佳，自评健康状况、自评视力状况、生活起居情况、下楼活动能力、护理服务使用经济压力、每周感到孤独时间是高龄悬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17]。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养老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试图对以上研究进行解释和补充。
(二)关于养老服务优化的研究
在现今的形势下，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健全和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3,18]。庞大的“银发群体”催生出“银发产业”，这为养老服务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带来契机，“银发产业”有着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已成为推动市场经济产品升级的新动力[18-19]。养老服务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不规范和过度商品化等乱象的显现，主要表现为养老服务供给引导需求偏离、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养老服务的潜在需求很旺，有效需求却不足，要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发展与老年群体老有所养的目标，需要“对症下药”[20]。老年群体对于高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也对养老服务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如何有效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更快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21]。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智慧养老、互联网+养老服务、文化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智慧养老是智慧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延伸，它能有效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实现养老精细化[22]。耿永志等提出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互联网和养老服务两个领域有机融合，利用互联网优势区分不同养老服务需求，开发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产品和服务项目，解决老年人实际需求[23]。王佳姝等提出我国养老模式应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24]。大部分学者都提出，要实现社会养老服务的精准发展，供需的精准定位，通过建立健全老龄数据管理制度，实现服务多元化，不断优化养老服务系统结构。
综上，相关学者提出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发展，就要推翻之前以供给引导需求的局面，从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入手，让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获取更多优质服务体验。因此本文研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定位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体系。上述学者多把目光放在个体特征、健康因素与经济状况，而忽略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自我保障能力以及老年人心理状况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代际因素的关注度也不高。然而，养老服务已经从生理性养老，逐渐延伸至老年人心理和社会需求上，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对其的影响与社会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紧密相连，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养老保障也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密切相关。养老保障与心理状况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是否有影响还需进一步评估与检验。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代际因素5个层面选取变量，考察各变量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为养老服务的优化建言献策。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在于：第一，在实证分析时，将老年群体心理状况与自我保障纳入模型，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第二，运用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于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及其反映的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养老服务内容相互对应，旨在优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在内容设计上具有特色。
三、关于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中老年人的年龄(p <0.1)与文化程度(p <0.01)对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评价的概率提高64.8%(OR =1.648)。老年人在刚开始进入到老年生活时，会因为不适应角色的转变而不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经过心理调适后，他们逐步进入了老年人角色，开始对生活感到满意。接受过教育的老人选择积极评价的概率比文盲老人高17.7%(OR =1.177)。文化程度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与社交关系网，受教育有利于对自我的肯定和促进社会责任感，发展稳定而又满意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化解负性情感，保持高昂的生活热情，对生活的评价保持积极。
本次筛选的样本中，60—69岁老年人占比57.0%，80岁以上老年人仅占8.5%，低龄老人比重较大。男性占50.4%，女性占49.6%，总体来说较为均衡。文化程度多集中在小学及以下，占比81.2%，可见目前我国老年群体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有配偶或同居对象的老年人占68.7%，离异、丧偶以及从未结婚的老人占31.3%，无配偶陪伴的老年人比重较大。样本中，13.2%的老年人居住于城市，大部分老年人居住在农村。有85.3%的老年人认为自身健康状况不太好或一般，仅有14.7%的老年人评价自身健康状况为好及以上，这反映出我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度较低，仅有9.2%，而医疗保险的参与度较高，占91.9%。这基本符合中国老年群体现状，因此本文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样本特征参见表1。
研究发现，患者家庭CHE发生的概率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低收入者的就医经济风险度较大。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低收入的慢性病患者常常要么不寻求医疗服务，要么寻求廉价的不恰当的医疗服务，世界银行的研究[19]显示，在2008年，应接受而未接受住院治疗的患者中，35%是农村低收入慢性病患者，在这其中有82%的患者是由于经济困难。井珊珊等[20]的研究也指出，经济困难仍然是农村慢性病患者不去就医的重要原因。
表1 样本特征
注：样本总数2 614个。
(二)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与描述性统计
1.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因变量为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即问卷中DC028问题：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在本次筛选出的2 614个样本中，无人选择一点也不满意选项。故本文将生活满意度分为两类，选择极其满意与非常满意赋值为1，表示高生活满意度；选择比较满意与不太满意赋值为0，表示低生活满意度。
老年理论是对老年人的状况、特征、规律和老年问题及其处理进行的分析与概括。其中由社会学家库利(C.H.Cooley)、托马斯(W.I.Thomas)和米德(G.H.Mead)提出的角色学老年理论，在老年阶段，老年人失去以前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得到新角色。一旦人们失去旧角色而无新角色替代时，其社会身份和自尊就会受到损害，就有可能降低生活满意度。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指出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能适应社会。老年经济问题论表明在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增长的当下，生产期不变意味着退休期的延长，而退休期越长，经济越无保障。老年人的收入不足，也会影响其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本文根据老年理论与前人的研究发现将核心解释变量分为五大类，即：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②、城乡分布、文化程度)、身体状况(是否残疾、自评健康③、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④)、自我保障(个人收入⑤、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养老补助)、心理状况(社交频率、抑郁指数⑥)及代际因素(健在子女个数、子女见面频率⑦、子女联系频率、子女经济支持⑧)，研究五类解释变量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2.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大部分物流企业在成本核算时不能对所有的费用进行归集。对有些物流人员消极怠工或者工作效率低而增加时间成本也没有重视起来。
[注 释]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属于二分类离散变量，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Y i 代表第i 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取值为1表示“高满意度”，取值为0表示“低满意度”。在回归分析中，使用变量所对应的风险比OR (Odds Ratio)来解释其对被解释变量发生概率的作用。本文将基本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1)
p =p (Y i =0|X ki )=1-p =p (y =1|X ki )
(2)
其中，X ki 代表老年人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代际因素等方面的变量。β k 是各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反映老年人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心理状况、代际因素等不同层面解释变量X ki 对生活满意度Y i 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其值为正且具有显著性，说明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logit(p )随对应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由于β k 不能直接用于解释分类变量的概率，因此，本文将公式两边取指数，采用风险比(odds ratio)的形式进行估计和解释。将以上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线性变换后为：
(3)
OR (X k |对于任意固定的X m (m ≠k ))=e βk
(4)
对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各解释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5的回归结果以风险比(Odds Ratio)的形式呈现。文章实证分析的步骤如下：第一，在式中首先引入个体特征层面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城乡分布、文化程度)，得到模型1；第二，在模型1基础上，引入身体状况层面的变量(包括是否残疾、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得到模型2；第三，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自我保障层面的变量(包括个人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养老补助)，得到模型3；第四，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心理状况层面的变量(包括社交频率、抑郁指数)，得到模型4；最后，在模型4的基础上，引入代际因素层面的变量(包括健在子女个数、子女见面频率、子女联系频率、子女经济支持)，得到模型5。在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选择的18个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根据相关系数矩阵显示18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为微弱，总体水平低于0.4，其中最大值为0.396 6。Mason(1999)研究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低于共线性存在的阈值0.7，可以初步排除解释变量间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18个解释变量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小，可以将变量纳入同一个实证模型。
(四)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2015年CHARLS横截面数据分析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对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5个模型非常显著(Prob >chi 2=0.000 0)，模型1—5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用ROC曲线预测模型的准确率，从模型1至模型5，预测的准确率不断上升，模型5预测的准确率为79.07%，可以看出加入新的解释变量能较好地解决遗漏变量误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由于logistic模型不存在平方和分解公式，故无法计算R 2，那么判断拟合优度的另一方法就是计算预测准确的百分比，5个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均接近90%，也证明了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最终，选取模型5作为本文研究与分析的回归模型，这是一个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比较完善和准确地反映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logistic回归模型。
表3 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结果
注：使用Stata13.0计算得出。其中，*表示p <0.1，**表示p <0.05，***表示p <0.01。
1.个体特征的影响
本文采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该数据是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从调查范围、调查方式和样本容量上看，CHARLS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符合本研究的数据要求。为了研究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本文只选取了样本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研究，由于部分样本变量缺失，最终分析数据包含2 614个样本。
重理论，轻实践 机器人学课程教学为32学时，全部为理论教学，缺少实践教学环节和典型机器人应用案例。这就容易导致学生只注重理论知识，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只掌握了表层意思，而没有理解课程的精髓。
身体状况因素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p <0.01)与日常生活能力(p <0.05)都对老年群体积极的生活评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健康状况好的老人选择高生活满意度的概率是健康状况不好老人的3倍多(OR =3.146)。在日常生活能力方面，得分每增加一分，高生活满意度的概率就上升8.0%(OR =1.080)。这表明，老年群体身体状况是影响生活满意度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进入老年后，疾病发生率也在日益上升，身体灵活程度也大不如前，限制活动和导致疼痛的疾病都会使老人无精打采、缺乏活力，最终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好的身体状况能够让老年人多参与社会交往，避免社会脱离，提高生活满意评价。
3.自我保障的影响
①数据来源：《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人口老年化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和比例提高的问题，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老年人的民生保障问题，而是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影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关系到所有人的晚年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年化是全社会的责任，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综合性、系统性的任务。
4.心理状况的影响
关于心理状况因素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交频率(p <0.1)与抑郁指数(p <0.01)对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经常参与社交活动的老人选择高满意评价的概率会上升29.0%(OR =1.290)，抑郁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老人的积极生活满意度评价的概率会下降11.8%(OR =0.882)。正如老年理论所指出的，进入老年后，老人的角色会发生转变，身体状况、经济状况以及社会交往都会与之前有很大差异，这有可能对老人的心理状况造成冲击。与此同时，我国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空巢化也使得老年人缺乏日常的精神慰藉，孤独感增强。因此，关注老年群体的心理状况是提高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关键之一。
5.代际因素的影响
华堂村桃形李种植历史悠久，但普遍种植、销售还不到10年时间.村里在产业引导上也做了一些工作：一是有统一印制的礼盒包装，在水果市场上打出桃形李品牌；二是建有一个桃形李市场，供农户和外地客商交易；三是组织过一些桃形李种植技术的培训.另据村支书介绍，村里还与台湾客商合作开发过桃形李果酒，但因为桃形李淀粉含量少没有成功.
模型5在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与心理状况的基础上，引入代际因素。代际因素中，子女见面频率(p <0.1)、子女联系频率(p <0.1)与子女经济支持(p <0.01)对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影响。经常与子女见面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的概率会提高41.5%(OR =1.415)，经常与子女联系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的概率会提高28.9%(OR =1.289)，获得子女经济支持越高，老年群体越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OR =1.094)。由此可见，目前我国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主要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来自于子女，老年群体在与子女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愉悦、满足、爱等积极的情绪，良好的代际关系对提高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和生存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使用在CHARLS2015数据中筛选出的1 468个中年人样本进行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以证明上述结果与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与老年群体不同的是，中年群体的性别、健在子女个数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年龄、独立生活能力、个人收入、是否参与养老保险、是否参与医疗保险、社交频率、抑郁指数、子女见面频率、子女联系频率对中年群体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模型预测的准确率也仅有62.53%，logistic模型并不能准确预测中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由此证明，模型5的回归结果是受老年群体特征的影响而得到的，具有解释力度。
6.利用中年人样本做证伪检验的结果
四、生活满意度与养老服务相互作用机制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已经成为我国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但如果做好充分的准备，制定适当的策略，人口老龄化可能会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当社会向老龄社会结构转变时，众多经济要素也必然会围绕老龄社会的发展而重新组合，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空白必须引起市场的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市场是目前具有较高生命力的市场，恰当的养老金制度以及开发“银发产业”不仅能够提高我国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也能够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处于老龄化发展初期阶段，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并不完善，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养老需求密切相关，通过将影响因素、养老需求与具体养老服务产业相互对应，就可以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化，从而优化老年人的养老体验，提高生活满意度。
钾是植物生长必需的三大主要元素之一，氯化钾是高浓度的速效钾肥，也是用量最多、使用范围较广的钾肥品种，适于水稻、麦类、玉米、棉花、果蔬等作物。据了解，中国是世界钾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占世界钾盐消费的20%左右。发达国家农作物氮、磷、钾肥的施用比例为1∶0.42∶0.42，而中国的平均施用水平仅为 1∶0.42∶0.16，即便如此，我国钾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仍然在50%左右。
根据老龄学专家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共同需求提出的最初供求观念——“3M”需求，即物质需求(Money)、医疗需求(Medicare)和精神需求(Mental)。将上文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与三种需求相互对应，明确养老需求，通过市场竞争与政府扶持，刺激市场供给朝着养老需求的方向运转，再将三种需求与养老服务内容相互对应，最后通过各项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作用于各影响因素，进而实现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我国由于经济条件所限，目前不可能全面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各个领域，因此，必须选择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即根据中国老年群体的需求特点和实际情况选择优先发展领域。
图1 影响因素与养老服务作用图示
图1显示了上文研究得出的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与养老需求、养老服务产业的对应关系。在显著影响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12个因素中，年龄、日常生活能力、个人收入、养老保险、子女经济支持5项与老年群体的物质需求相关；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能力、个人收入、医疗保险、抑郁指数5项与老年群体的医疗需求相关；文化程度、社交频率、抑郁指数、子女见面频率、子女联系频率5项与老年群体精神需求相关。与养老服务的内容对应，制度化的养老服务可以满足老年群体的物质与医疗需求，老龄服务业与老年群体的三种需求都相关，老年文化产业多注重于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的供给，老年医疗保健产业主要满足医疗需求，老年人再就业产业不仅能够提升老年群体的收入满足物质需求，同时社会交往的增加对老年群体的精神需求的满足有积极作用。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也会通过与影响因素间的作用机制提高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制度化的养老服务可以提高个人收入，提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并且对子女经济支持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老龄服务业可以提供高龄、患病、生活无法自理老人的日常照料服务，一些心理咨询服务还可以预防老年抑郁。老年文化产业可以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交频率，减少老年抑郁发病率，对子女见面与联系也有一定替代效果。老年医疗保健业主要关注老年人身体状况与心理状况。老年人再就业产业可以提高个人收入，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基于此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应着重于建立完善的制度化的养老服务，在非制度化的养老服务中，老龄服务产业、老年文化产业、老年医疗保健产业与老年人再就业产业与现阶段老年需求紧密相关，应该优先发展。
2.身体状况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5)研究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特征、身体状况、自我保障能力、心理状况与代际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评价。其中，高龄老人、受过教育的老人越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自评健康良好、日常生活能力强、个人收入的增长、参与养老保险、参与医疗保险、经常参与社交活动、与子女经常见面以及子女提供经济支持都对老年群体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老年群体的抑郁指数的提高对总体生活满意度评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老年群体在社会群体中是一个相对脆弱的和具有依赖性的群体，身体状况、自我保障能力、心理状况和代际因素等都会对老年人的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使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评价发生变化。因此，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丰富的背景下，老年群体对晚年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需要根据生活满意度与养老需求、养老服务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不断健全和优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不仅幸福长久，而且健康安乐。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第一，加大对老年大学、老年文化交流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的投入，积极推动老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老年群体素质。应针对老年群体的兴趣爱好，大力发展对老年人有吸引力的休闲文化，开办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课程，追求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养老”。教育人员要有意识地引导老年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进行社会互动，使老年人掌握学习的自主权，使其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第二，建立和完善新型居家养老服务，将居家养老服务站与所在地医疗、交通等资源进行整合，最大程度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社区应该提供多样化的照料服务，例如家庭服务员队伍、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并进一步提高社区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使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以及康复护理能够在社区医院完成。第三，建立老年人分类管理机制，针对不同经济收入情况和个人养老需求来安排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服务供给多样化。通过人性化的专业养老服务和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主体，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第四，健全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与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在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对老人生活状况改善的积极效应。与养老产业相衔接的商业护理保险相结合，满足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第五，注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服务，建立以居家养老为核心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广各项老年社群活动，使老年人融入相对应的社交生态体系，引导老年人的养老生活社会化发展。由人口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口流动加剧，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代际支持的减弱急需社会化的公共养老服务予以补充。
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如下特征：在2 614个老年人样本中，有2 349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评价高，占89.9%，这表明我国大多数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被研究个体年龄分布偏向于低龄老人，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受教育程度多为文盲或者小学文化水平。无配偶的老人比例较大，占31.3%，农村老年人居多。老人的身体状况并不良好，残疾老年人占21.3%，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良好的老人仅占14.7%。被调查的老人，日常生活能力总体评价较高，评分均值在17.143，最高分为18分。老人的自我保障能力较弱，个人收入较低，一年收入均值在700元左右，参与养老保险制度的仅9.2%，参与医疗保险的人数较多，占91.9%，一年内领取的养老补助均值仅为171元。从老年人的心理状况来看，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的占36.4%，抑郁指数均值为9.977，存在一定的抑郁倾向。样本中老人平均健在子女数量接近4个，与子女经常见面的老人占27.6%，与子女经常联系的老人占62.2%，老人一年内从子女处获得的经济支持集中在5 000元左右。具体结果见表2。
在自我保障能力方面，个人收入(p <0.1)、是否参与养老保险(p <0.1)与是否参与医疗保险(p <0.05)对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养老补助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而言，个人收入越高，老年群体越倾向于积极的生活满意度评价(OR =1.078)。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制度都对生活满意度评价具有积极作用，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老人比未参与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评价的概率增加77.0%(OR =1.770)，参加医疗保险制度的老人选择高满意度评价的概率增加59.6%(OR =1.596)。需求理论(Need Theory)指出，当经济资源被用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时，其可能是与生活满意度最相关的。老年人的个人收入与养老金一般用来支付日常开支，由于老年人疾病发病概率的升高，医疗保险能够解决日常医疗支出，高的收入以及参与医疗保险会使老人做出更加积极的满意度评价。基于此，我们得出自我保障能力越高，生活满意评价越倾向于积极。
②婚姻状况中，选择已婚、有配偶但分居和同居视为有配偶，赋值为1；离异、丧偶以及从未结婚视为无配偶，赋值为0。
③将选择极好、很好、好的视为健康状况好，赋值为1；将选择一般、不好、很不好的视为健康状况不好，赋值为0。
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研究……………………………………………………… 李云霞（1-40）
④CHARLS2015问卷中，用6个问题来描述日常生活能力，根据完成困难程度对选项赋值，将日常生活能力设为数值型变量，随着数值增加独立生活能力增强。
③噪声由78 dB(A)增加到80 dB(A)，增加了2.56%，增加后的数据满足客户的噪声指标，可以接受。
⑤个人收入与养老补助用金额来衡量，通过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计入模型。
CRSwNP呈现高度异质性特征，临床表型通常无法洞察疾病本质，而内在型是建立在细胞、分子和免疫机制基础上的分型，也就是CRSwNP的发病机制。然而，内在型非常复杂，目前研究尚不透彻，通过CRS内在型的探索，可能找到特异性个体病情发展的关键因素，即某些特定的生物学分子标识物，以这些标志物为靶标可实现临床上对于CRSwNP个性化的精准治疗[15，17]。
⑥CHARLS2015问卷中，用10个问题来描述抑郁程度，通过对选项赋值，将抑郁指数设为数值型变量，随着数值增加抑郁程度增强。
若需对破损处进行修复，则首先对整体零件进行修补，并对所修补零件进行提取，同时可应用Imageware或Pro/e软件进行曲面造型和结构设计，从而得到零件的缺损部分的3D打印实体模型(图8)。此模型即为与所修复零件破损处曲面相同的最终反求模型。将此实体模型输入到3D打印机中，即可打印出与复杂零件待修复表面相同的所修复复杂零件的缺损曲面。根据所修复零件的材料，后续可以进一步通过不同的精密抛光方法，对所修复的实体零件表面进行后处理得到最终所需求的实体零件，并采用相应的链接方法安装到原破损部位之中。
⑦子女见面频率与子女联系频率均为虚拟变量，每月多于或等于1次为经常，赋值为1；每月少于1次为不经常，赋值为0。
近年来，在化肥减量增效、产能压缩、环保压力、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肥料行业进入变革期，企商纷纷开始各具特色和优势的转型升级之路，以期在肥料行业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乘风前行。面临2018上半年多方面因素的持续发力，负重之下的企商不断交流沟通，谋划下半年发展。
次日黄昏，男子回来，神情憔悴。她什么也没说，在厨房里给孩子们做饭。吃完饭收拾餐桌和厨房。让他们洗澡。讲故事唱歌哄他们入睡。忙完一切。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体育频道。她走进卧室，看见他躺在床上，空气中都是酒精的气味。他喝了烈酒，但还没有喝醉，也许只是想感觉舒服一些。
⑧子女经济支持用金额来衡量，包括金钱与物的支持，通过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计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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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atisfaction and Old -age Service Optim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ARLS2015 Data
Deng Dasong ,Zhang Qingqing
(Center for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 Using the 2015 China Health and Pension Tracking Survey data, the elderly group was employ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physical conditions, self-support,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ctors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group.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very old people and the educated elderly people tend to have positive lif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good self-assessment of health, strong ability of daily life, personal income growth,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insurance and medical insurance, frequent social activities, frequent meetings and contacts with children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all promote the positive life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group significantly; the increase in the depression index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life satisfaction and old-age care service, and mak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integrating the old-age care service resources, establishing a classified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the elderly, improving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of the elderly group. All these provide a reference to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 elderly population; life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ged care services
收稿日期： 2019-05-06
网络出版网址： http:// kns.cnki.net/ kcms/ detail/ 13.1356.F.20190621.0903.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6-21 14: 05: 4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邓大松(1950-)，男，广西全州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张晴晴(1995-)，女，安徽亳州人，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DOI ：10.13253/j.cnki.ddjjgl.2019.10.009
[中图分类号] C913.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 2019) 10-0062-09
(责任编辑：张丽阳)
标签：老年群体论文; 生活满意度论文; 影响因素论文; 养老服务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