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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23(2003)04-0036-04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 体制和结构的转型，必将引起政治结构的相应转变。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 现政治现代化，已成为引起各方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六 大党章也作出了相应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定。
(一)
中国人追寻现代化的梦想自1840年以来已持续了100多年，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我们才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关于现代化，战后西方学术界出现 了众多不同流派，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综合的概念，不仅包括经济 的现代化，还应包括政治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内容。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统一协调发展的过程。经济与政治 之间的因果链条的紧密关系已被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所验证。例如，日本在刚接触西方 文明之初曾幻想既接受“西方科学”，又保持“东方伦理”，但他们渐渐发现在经济、 政治和文化之间并没有泾谓分明的界限。这一认识促使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坚决废除了 长达几百年的封建幕藩制度，代之以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其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化道 路。而同一时代的中国却始终未能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所以，无论是 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整个中世纪也曾享有过世界性的辉煌。但近代中国却 因几次丧失了现代化的时机而落伍了。中国现代化的延误有其复杂的内外因素，但集权 官僚制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首要因素。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变革“是以自己的帝国为中轴心进行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对古老东方帝国的一次冲击，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从 根本上对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产生大的影响。紧接着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震惊了清 朝统治者，于是有了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清朝统治者 仅仅认识到自己武器的落后，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反省制度的落后，在实践方面，它走的 是“官督商办”的路子，这是一条典型的反资本主义的官僚体制现代化道路，注定是走 不通的。
后来的1898年的戊戌维新，所颁布的法令虽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方面 的内容，但因顽固派的抵制而失败，顽固派们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由于无法 从根本上触及集权的官僚体制，这种变革也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各级官僚和卫道士 们(儒学士)为了既得利益而激烈反对社会变迁，压抑社会创新，使社会发育与个人发展 都受到极大限制，严重地窒息了社会生机，这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
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总体的战略目标，早在2 0世纪50年代初，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问题。1964年，在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 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 标，但这一目标并没有涉及政治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的领导 下重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 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 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1]“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 化。”[2]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它还包括民主、文明等方面的 进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文化和人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整体的现代化。1981 年，党中央将现代化的目标深化为“建设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 会主义强国。”
(二)
20多年来，通过不断的改革，我们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使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经 济体制相适应)的矛盾与冲突日渐显现出来，它已构成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最大 障碍。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曾指 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 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诚然，经济是影响社会发展的终极原 因，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仅有经济制度的创新是不够的，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 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4]
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较之经济体制改革其难度要大得多。因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 比，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敏感、更为复杂，因而也就更具风险性。如何在经济发展与政治 民主之间寻求平衡点，这是广大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如同经济 体制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样，政治体制的健全也同样需要时日。在社会经济发展 的不同阶段对于政治体制的要求是不同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引以为傲的、 并作为民主政治范本的民主制度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并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才日臻 完善的。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矛盾较为尖锐、突出，社会秩序的稳定尤 为重要，民主政治建设只能循序渐进。因此，如何把握好政治体制改革的“度”，既不 能操之过急，以免整个局势失控，又不能滞后，使之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这是我 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作为回避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错失政治改革的良机。当下有一种 令人忧虑的倾向，谈改革只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2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重点也仅限于 经济领域。诚然，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如果只有经济的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的现 代化不可能使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强盛。韦伯(MaxWeber)认为，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 本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外在强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更在于“内在强盛”——国 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 在他看来，一个落后民族在经济崛起走向“外在强盛”的过程中，并不会必然走向政治 上的“内在强盛”。换言之，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并非经济发达的必然产物，否则，就 无法解释一些迅速在经济上崛起的国家，却面临“一流经济”、“二流政治”的尴尬。 韦伯就曾经对德国从当时欧洲较为落后的国家迅速成长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而深感忧虑 。他认为，一个长期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的突然强大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潜在危险，即经 济快速发展与“政治不成熟(politicalimlnatudty)”之间的巨大反差不仅使民族振兴 难以实现，甚至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历史的演进无情地证实了韦伯的担忧。韦伯 以后的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不仅给德国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德 国分裂为东、西德)，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反差，是由于经济兴盛时期的政治主导力量 和既得利益阶层惧怕因政治改革而导致失控，从而导致领导权和既得利益的丧失。因此 ，在他们看来，开明的政治远不及秩序与稳定重要。韦伯将其称为“鼠目寸光的法律与 秩序市侩主义”。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慢性政治自杀主义，因片面强调稳定的秩序而一再 丧失政治改革的时机，必然造成一个民族政治机制的不健全，并与日益现代化的经济机 制产生矛盾和磨擦，最终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失序、动荡。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面临的另一个严峻挑战，是如何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平等，等等。全球化的进程也不断 地将这些人类共有的价值标准整合到各民族国家。但我们不能将西方国家作为参照系， 将它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由于西方国家的“中心”地位， 使西方民主政治成为唯一的模式，人们往往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化，而民主化又等同 于西方化。然而，西方民主政治根植于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忽略本国经济基础 、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与西方的差异性，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必然后患无穷。尤其是当今 左右着全球化的西方国家正在实施“新世界秩序战略”(包括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将 自己看作人类“救世主”的美国，更是要将其价值观、意识形态作为人类“共同的原则 和价值观”强行在全球推销。因此，必须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排除西方的干预和干扰， 根据本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选择、试验和采纳本国实际需要的、有实效的民主形式和 民主化道路，切不可迷信西方(甚至仅仅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模式。应警惕来自西方的 廉价的自由许诺、狂热的民主煽情，而多一些理性的思考，作出一种现实的选择，否则 ，有可能将本民族推向无序的、动乱的深渊。中国人民从近现代的沉重历史教训中深深 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我们已用这20多年来的“中国奇迹”向世人证明，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民族，坚 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正进入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并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未来。
(三)
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在历届全国党代会和党的其他重要会议上，政治体制改革 均被列为重要议题，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被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 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经过十几年政治民主化进程，我们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1.实行党政分离。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十分突出。“ 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 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 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5]因此，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正式将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 开，而并非否认或削弱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从过去的以党代政转变为政治领导、思想领 导和组织领导，转变为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2.下放权力。从政治现代化方面看，下放权力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问题， 改变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的做法。从民主化进程来看，最重要的是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 性质；地方政府既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必须执行上级国家政府机关的决定、命令、指 示和规定；另一方面，它又是同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必须执行其决议，并 向其负责和报告工作，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则具有讨论和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 、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的权力。这就赋予了地 方人大重大决定权，同时又使地方政府成为其执行机构，这是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的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
3.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 主的重要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大的各项职能得到了不断完善，如赋予其 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决定权、监督权、政府(包括司法)主要官员的任免权，等等，使人大 真正成为权力机关，进一步完善了选举制度，改进了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和介绍方法，实 行差额选举，等等。
4.加强了基层民主建设。党的十三大提出“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是保证工人阶级 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十四大 进一步明确“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切实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 作用”；十五大则更详细地指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 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 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5.依法治国。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人治，这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也依然未曾改变 。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现从人治向法制的转变至关重要。因而，“依法治国”被 提高到“基本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并在实践中力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并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法制体系。然而，相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我 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影响 根深蒂固。尽管“民主”一词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但其意并非“人民作主”，而是“ 为民作主”。西周政治家周公曾说过：“天惟时求民主”，其意是上苍根据时势的变化 ，为老百姓求得贤明的君主，它反映了君权神授的思想。谭嗣同也曾经说过，中国两千 年之政，秦政也。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唯一的政治形式就是集独 裁制、终身制、世袭制为一体的君主专制。
1949年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上的标志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从理论 上讲，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它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 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但在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中，实际上并未体现出民主化的要求，由 于种种原因，在政治体制、政治行为方式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权力过分集中、家 长制、终身制、官僚制、特权思想、个人崇拜、重人治轻法制等传统政体的弊端。从根 本上讲，这种政治体制依然是一种将多数国民或普通民众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 制。
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既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有现实上的需要。因为高度集 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必然要求国家直接占有、分配几乎一切社会资源，从而也就必然要求 集中一切社会权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开始 分殊化，因而，传统的将大多数民众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已越来越难适应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它已无法解决如何将高度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纳入一 个政治过程的难题。因此，韦伯强调，一个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应 的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以使社会大众都能参与其中。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 治现代化时发现，一个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政治体系远比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政治体系稳 定和强大得多，他认为，“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吸收同化因现代化而产 生的新社会势力的政党体系。”[6]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社会高度分殊化的条件下 ，强化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是扩大大众民主。
邓小平在1980年时就深刻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 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 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7]20多年过去了，权力高度集中 的政治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人们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越 来越高。因此，党的十六大对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具体的部署 ，这是人民的意愿，也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实现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 和任务，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认真地探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
收稿日期：2003-03-25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体制改革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