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权为本青年工作：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本论文,理论论文,青年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1）03－0005－07
一、引言
过去，青年工作主要建基于“辅导－治疗模式”和“发展模式”。“辅导－治疗模式”视青少年期为充满问题的人生阶段，认为青少年需要专业人士如老师及社工的指引，才能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辅导－治疗模式”以个案工作为主，主张青年工作者不断应用和改良各种辅导及心理治疗技术以帮助有需要的青少年（Besley,2002; Griffin,1997; Wyn & White,1997）。“发展模式”则强调青年工作的目标不单是解决青少年在青春期出现的种种问题，更着重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帮助他们全面健康成长，使他们能为了成为有贡献的成年人而准备就绪（Hamilton,Hamilton & Pittman,2004; Pittman,Irby & Ferber,2001）。因此，青年工作者应该致力于为青少年设计并提供全面的培训计划来培育他们的发展资产（developmental assets）（魏雁滨，2009；魏雁滨、陶兆铭，2010；Cheung & Ngai,2004）。
但也有学者认为：以上两种模式自有其重要之处，然而，两者均忽略了现存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剥削和压制了青少年的发展机会，特别是那些资源匮乏的青少年（赵维生，1999）。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及青年工作者采取并应用另一种理论——充权理论——以协助制订青年政策及规划青少年服务（赵维生，1999;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2002; Claus & Ogden,1999; Foster,2001; Lee,1999; Wallace,2001）。充权理论肯定青少年有能力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解决生活上面对的困难（To,2007），它还提出在超越个人发展取向的同时，将焦点放在提升青少年的社会意识，审视现时的社会制度缺乏完善之处，了解其如何妨碍青少年的成长，以及寻找改善的方法等方面之上（赵维生，1999,2002; Ngai,S.S.Y.,2006; Ravindran & Duggan,2001; Rees,1998）。然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指出传统的充权理论有欠清晰与具体，更容易被人淡化其具改革色彩的目标，如：保护青少年的权益、协助他们争取应得的资源及倡议青年政策的改变等，他们认为传统的充权理论其实甚至扭曲了充权的真正意义（Adams,2003; Humphries,1996; Parsloe,1996）。
究竟何谓充权？这个理论源自何处？目前它有什么最新的发展呢？它如何影响青年政策的制订及青年工作的实践呢？这些问题实在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充权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充权这个概念是由Barbara Soloman于1976年提出的。她是一位服务美国黑人社区的社会工作者，当时眼见有色人种在社会内备受排斥与歧视，而这些排斥与歧视往往令黑人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以致不懂得为自己及其所属群体争取合理的权益。根据她的定义（Soloman,1976,p.19），充权乃指：一个过程，这过程是由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从事一系列活动以降低其属于被标签群体的一个成员所遭受到的负面评价而产生的无力感。它包含确认引致问题产生的权力障碍（power blocks），以及发展与执行特定的策略以减少间接权力障碍（indirect power blocks）所带来的影响及缓解直接权力障碍（direct power blocks）的运作。
Soloman也指出，前线工作者要熟悉弱势群体的无力感是如何产生的，并且要努力协助案主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而通过工作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可以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Soloman努力的推广，充权概念越来越受到认同，并与当时在心理学及社会工作学开始流行的生态取向（ecological perspective）相结合（Bronfenbrenner,1979; Germain & Gitterman,1996），它关注如何在微观社会系统（microsystem）、中层社会系统（mesosystem）及宏观社会系统（macrosystem）实践充权。Carol Germain是社会工作生态取向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位将充权理念应用于青年工作当中的一个主要范畴——学校社会工作之中的。她提出如何提升儿童及家长的有能感、如何向案主身边的重要人物充权、如何与学校及社区专业人士互相协作，以及如何与政策制订者、资源提供者及行政人员交涉。她还指出，充权概念（Soloman,1988,p.265）挑战学校社会工作者以政治、经济和社会视角思考在实务工作时所遇到的各种情况；不断地分析在学校如何被“消权”（disempowerment）及排斥；协助儿童及成人重新发现与发展其解决问题的认知能力、抉择能力，以及在学习、教育及其他学校活动上的有效参与；联系并获得所需的资源；促进及支持儿童和成人发展其个人能力所需要的元素，包括人际联系、能力、自我导向、自尊及身份建立；同时亦改进带领小组、提供咨询、建立团队、组织分析、内部倡议、政策分析及立法倡议的技巧。
三、对传统充权理论的质疑与批评
与生态取向结合的充权理论虽强调前线工作者在协助案主时，要针对微观社会系统、中层社会系统及宏观社会系统作出全面的评估和介入，然而，批判社会工作（critical social work）（下面会详细介绍与阐述其观点）则一直批评生态取向的以下主张：现存系统内改变个人及其社会环境，从而维持系统之间的稳定，却不针对不完善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Fook,1993; Mullaly,1997; Payne,1997）。换句话说，建基于生态取向的充权理论往往着重协调个人与系统之间的矛盾，从而提升个人的社会功能。近年来不少研究指出前线工作者较强调在微观层面应用充权概念，如提升个人及家庭的有能感，而忽略了社会、政治及经济的视角（Miley,O'Melia & DuBois,2004）。事实上，充权概念应超越系统思维而关注人如何被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所压迫、探讨不同族裔、性别及阶层的人如何受到剥削、倡导政治醒觉及推行社会改革运动（Breton,1994; Parsons,Guti é rrez & Cox,1998）。
在青年工作方面，文献回顾显示青年工作者较多于微观层面应用充权概念以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如Nystrom（1989,p.163）指出“被充权的学生能发展信心及动机以在学业和学校活动中取得成就”，Kurtz（1997,p.211）也指出充权概念“与能力、自我效能和内在控制相似”，而O' Connor and Korr（1998）亦认为青年工作者应向老师进行充权，协助其提升自我效能以处理教学问题。然而，若我们只从个人层面探讨充权理论的实践，则充权只等同于“使能”（enablement）（Adams,2003），其抵抗压迫的精神亦大大减低，青年工作又恢复到解决个人问题、培育个人成长的旧有模式上。
另外，充权理论往往假设案主是一群无力者，而专业的前线工作者则可以增加或赋予其权力（Pease,2002）。正如Soloman定义“无权者”为一些缺乏掌控自己的情绪、技巧、知识和资源的人，他们需要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作员的帮助以脱离“无权”（powerlessness）的境况（Soloman,1976），但这种看法却出现两个谬误：首先，工作员与服务使用者之间仿佛一方是有权者，而另一方则是无权的人，但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只会带来“消权”（Smith,2008）；其次，若工作员真的能增加或赋予服务使用者的权力，那么只会提升服务使用者的依赖，而非促进其自理和独立（Adam,2003; Simon,1990; Wilson & Beresford,2000）。
由此可见，传统的充权理论自有其不足之处，也容易被消减为培育青少年个人能力而忽略更深层的社会矛盾的解决，更可能带来工作员与服务使用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鉴于这些质疑与批评，越来越多学者提出以批判社会工作取向（critical social work perspective）补足传统充权理论的限制（Mullaly,2010; Wendt & Seymour,2009）。
四、批判社会工作对充权理论的补充与启发
通过吸收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养分，批判社会工作对权力的运作有了新的洞察，从而补足了传统充权理论的限制，现先阐述批判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再探讨其对充权理论的启发了。
批判社会工作回应了传统社会工作理论的不足之处，尝试发展新的工作模式，及建构新的社会工作理论（Fook,2002; Healy,2000; Ife,1999; Mullaly,2010; Pease & Fook,1999; Rossiter,1996; Wendt & Seymour,2009）。批判社会工作建立于三个基础之上。首先，批判社会工作承传了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即提倡社会公义及促进社会正面发展。它强调从个人与社会层面协助案主满足需要及解决问题，同时倡导个人和社会的转变。此外，它从辩证的视角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创造社会环境，但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Fook,1993; Mullaly,1997）。因此，工作员须留意个人与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条件，以及如何带来社会系统的改变。
其次，批判社会工作源自批判理论。受到批判理论的影响，社会工作实务强调个人的主观经验及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其实是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塑造（Ife,1999）。它主张社会工作应重新反思理论与实务的关系，以及将个人（personal）与政治（political）联系起来。因此，它致力于提升大众抗衡权力与压制的意识，鼓励他们投身于更根本的个人与社会转化。
再者，批判社会工作与积极的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积极的后现代主义保持正面与乐观的态度，主张通过富有弹性、批判性及策略性的方法改变社会（Parton & O'Byrne,2000）。积极的后现代主义对现存的主流论述进行解构，又重新建构多元的社会观点。因此，社会工作者不单要坚守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更要敏感于社会与社会工作的多元性、浮动性及复杂的处境。工作员必须运用多变的策略去回应权力与压制、建构新的理论及善于设置不同的身份（Fook,2002; Wendt & Seymour,2009）。
批判社会工作结合了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它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充权的意义。首先，权力不单存在于社会结构之内，也以网络形式运行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与知识相结合而产生主导论述（Smith,2008）。因此，充权不单是指协助案主发挥自己的能力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转变，更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与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相角力。充权始于深入分析工作员、服务使用者、服务伙伴及社会人士如何行使权力及如何被权力关系所影响，同时强调工作员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以促进服务使用者及服务伙伴去保护青少年的权益、建构新的论述、维护社会公义以及关注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社会工作者在实践充权的过程中必须提升自己及服务使用者的自身反思（reflexivity）。Parton（2003）指出自身反思是指个人不断质疑自己所抱有的假设，并且采用多元视角以创造不同的观点。换句话说，社会工作者的自身反思是指持续地审视自己的身份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被建构，如在传统的“辅导一治疗”模式中青年工作者着重协助青少年解决个人问题而忽略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Besley,2002; Griffin,1997; Wyn & Whire,1997）。
正如前文所述，不少学者指出“消权”现象往往出现于工作员及案主的关系之中（Parker,Fook & Pease,1999; Pease,2002; Smith,2008）。因此，工作员须解构（deconstructing）“有权者”与“无权者”这个二元对立思想，并且通过平等对话与服务使用者共同建构富有反思的身份。工作员与服务使用者的相处不应单单被视为评估和介入的工具，更应该被视为社会工作者参与服务使用者的生命之中，从而提升其意识以回应社会结构的压迫。正如Ife（1997）指出，社会工作者是“街头知识分子”（street－level intellectual），他的工作是提升被边缘化的人的社会意识，协助他们发展知识和技巧以抵抗各式各样的权力压制。更重要的是，工作员与服务使用者之间要维持一个协作的关系，衷心聆听他们的声音，采纳一个“不知道”（not－knowing）与“非专家”（non－expert）的立场，学习与使用他们的语言，以及尊重他们的智慧和经验（Greene & Lee,2002）。O' Melia（2002）与Fook（2002）也指出社会工作者要有策略地运用语言和不同的社会处境，从而在主导论述和规训机制中（disciplinary mechanism）寻求突破。从语言运用、日常服务、到倡导社会改革，这一切都是前线工作者实践充权的地方。
吸纳了批判社会工作的理念与实践方向后，本文尝试界定充权为本青年工作（empowermert－based youth work）的定义：青年工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策略促使青少年及其身边的重要人物如家长、老师、其他青年工作者、社区人士及社会大众一同维护青少年的权利与福祉、培育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创造有利于他们成长的环境以及推动家庭、学校、社区及整个社会作出正面的转化，以回应现存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对青少年的压制（To,2007,2009b）。
五、充权为本青年工作的实践
青年工作者可以从多个视角理解充权，并借不同方法实践充权。首先，充权可简单分为个人与政治两个层面；其次，青年工作者可以在四个领域实践充权，包括个人、人际、社区及社会；再者，实践充权可视为游走于共识与抗争之间、大运动与小策略之间、以及周详计划与即兴行动之间（Fook,2002; Healy,2000; O'Melia,2002; Parker,Fook & Pease,1999; Parton & Byrne,2000; Pease & Fook,1999; Rees,1991），以下详述之。
（一）个人与政治层面
充权为本的青年工作大致可分为个人与政治两个层面。个人方面，青年工作者通过协助青少年确认自己的能力，发掘其内在与外在资源，促进他们经历个人的转变、解决面对的困难，以及鼓励他们与其身处的环境作出正面的互动（Miley,O'Media & DuBois,2004; To,2007）。这种个人层面的充权工作与传统的“辅导-治疗”模式最大的分别之处是，青年工作者不以专家自居而给予所谓“专业”的意见。而是通过青少年叙述他们的生命故事和成长历程，使他们重新发掘自己的生命关怀（life concerns），以及寻找满足其成长需要的方法。在政治层面，青年工作者努力提升青少年的社会意识，使他们聚焦于现存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制造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并组织他们参与社会行动以回应这些压迫（Adams,2003; Parsons,Guti é rrez & Cox,1998）。举例来说，过去青少年甚少参与制定青年政策及规划青少年服务，而在充权为本的理论下，青年工作者可通过组织青少年举办“青年高峰会”或成立“青年议会”，鼓励他们就社会政策与服务发展提出意见，并邀请有关当局与他们直接对话，从而令青少年的声音得以进入政府。
再者，青年工作者可以在四个领域实践充权，包括1.个人领域：令青少年重新肯定自己的能力以面对生活挑战及争取自己的权益；2.人际领域：工作员如何与青少年身边的重要人物如家长及老师合作，以维护青少年权利及社会公义；3.社区领域：工作员如何倡议改善学校政策及动员社区资源，以促进青少年的全人发展；4.社会领域：工作员如何与青少年携手，在不同界别如教育界及社会福利界扮演倡导者角色。
（二）个人、人际、社区及社会领域
个人领域方面，除了协助青少年重新肯定自己的能力以外，青年工作者可以促进青少年关心社区情况及投身义工服务（Claus & Ogden,1999）。事实上，不少青年工作者致力组织青年义工服务队，当中工作员只给予适当的扶助，却将管理团队与策划服务事宜交由青少年全权负责。另外，青年工作者也可以通过协助成立学生组织，鼓励学生讨论他们关心的事情、收集其他学生的意见、以及针对学校行政及政策提出建议，从而提升他们参与学校事宜，监察学生被校方不公平地对待之类的事宜（To,2007）。
人际领域方面，青年工作者可以通过家长教育，协助父母重觅亲职的意义，将焦点从子女的学业成绩与行为问题转移到父母的个人成长与亲子关系的改善，从而令下一代能尽情发挥自己（陶兆铭、姚简少薇、蔡冠华，2011）。青年工作者更可以协助家长对家长教育的重点和方向有更多掌握，于推行家长工作方面有更好的装备，让他们积极参与未来的家长教育工作，为家长教育增添新的同行者，帮助推广和联系其他家长，从而建立强大的家长支持网络。此外，青年工作者也可以运用不同的策略加强与老师的联系，促使老师能敏感于学校行政与制度的不足之处，以及现存教育制度过分着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而忽略他们全人发展的问题（To,2009a）。青年工作者也可以协助老师推行整全的生命教育及培育青少年正面发展的活动，以及拉近老师与学生的距离，让他们携手一起关注青少年的福祉。
在社区领域，青年工作者除了联系学生、家长及老师以关注学生成长及促进学校正面发展和改革外，青年工作者也可以主动邀请政府部门、社会服务机构及其它志愿组织，为共同关注的青年事务作深入的讨论，一起走到前线来主动接触青少年（Ngai,S.S.Y.,2006; To,2009b），尤其是接触来自弱势社群或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收集他们对社会政策及青少年服务的意见，并认真思考改革的方向。另外，不同单位可以联手举办大型活动鼓励青少年参与，也可以建立朋辈支持网络以提升青少年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领域，青年工作者可以组织服务使用者及服务伙伴，针对某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成立关注小组，发起社会行动，提升大众参与社会的意识，针对社会政策及服务提出实质的建议（To,2009b）。举例而言，现时有一些失业青年及外来务工者受到较严重的社会排斥和不公平的待遇，更有离乡别井的外来务工青年在工厂自杀轻生，这些问题均值得青年工作者与青少年的关注（Ngai,N.P.,2006; Wong,Li & Song,2007）。事实上，要想社会不断进步，青少年的活力与创新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若在制订社会政策和筹划社会服务时能吸纳青少年的意见和让其参与，则相关政策与社会服务便能更紧贴时代的脉搏、也将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对社会改革有长远的裨益（魏雁滨、陶兆铭，2010）。
（三）浮动多变的充权实践
总括而言，充权为本的青年工作可比喻为时钟摆动，亦即从来不固定于某一方，而是游走于两端之间。首先，充权实践游走于共识与抗争之间。一方面，青年工作者致力于让青少年与其身边的重要人物及社区人士加强联系，建立联盟，并与政府及政策制定者对话；另一方面，青年工作者向阻碍青少年成长的学校、社区及社会政策提出质询与抵抗。其次，充权实践游走于大运动与小策略之间。一方面，青年工作者与服务使用者及服务伙伴联手策划大型运动，以使大众对社会问题及现存社会制度的缺失有更深刻的认识，并鼓励青少年关心社会，参与政治；另一方面，青年工作者善用多元化的策略，建构新的青年论述、提升青少年及服务伙伴的自我反思以及制造更多机会让青少年发表意见。以上种种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青年工作者通过每天艰辛的实务工作累积而成的。最后，充权实践不只是一套宏大及长远的策略，而是一点点的苦心经营，有时更是即时回应，没有剧本可言，要依赖青年工作者的灵活性及敏感度（Ngai,S.S.Y.,2006; To,2009）。由此看来，充权实践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以一系列复杂多变、创新及切合处境的方法来应对的。
六、总结
要有效实践充权为本的青年工作，青年工作者需要不断自我反思，以及促使青少年及服务伙伴自我反思，一起挑战社会的主导论述，并建立其他论述取而代之或者改善主导论述，以及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重觅培育青少年的真正意义。他们可借不同的方法实践充权，如视之为对话过程、意识提升、论述建构、多元介入、策略经营及集体行动等（To,2009）。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便形成以充权为本的青年工作实务框架。这个框架为青年工作者提供一幅“地图”，指示他们如何在实务工作中实践充权。同时，本文亦希望激发其他学者及青年工作者发掘青年研究与青年工作的未来方向，特别是如何更有效地实践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