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代领导集体争取国际和平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领导集体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8)05-0106-07
战争与和平问题关系到人类文明和命运的生存发展。摒弃战争，寻求和平是绝大多数国家致力的主要目标。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与“战争与和平”问题紧密相连，战争与和平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中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兴衰成败的大事，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①
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和平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突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论传统，也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早在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区别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之处，指出和平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国际关系原则。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鲜明地提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②列宁在实践中将科学社会主义和平性质由理论变为现实。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和平属性，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指出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③这就明确地将“和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质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属性表现在对外关系中，就是坚持将维护国际和平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和平是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外交的宗旨。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与时俱进，提出了实现国际和平的不同途径和方法。本文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护国际和平的不同思想，希冀更鲜明地展现中国和平外交的主线。
一、以发展促和平的思想
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科技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冷战格局日益式微，政治多极化初现端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领导集体紧扣时代发展脉络，在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统筹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确立为中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及第二世界的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在邓小平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发展”遂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手段和途径。邓小平的“以发展促和平”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
第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④他还多次谈到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当今世界不安宁因素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等。1985年3月，邓小平更明确地点明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者，他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⑤1986年4月他再次指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⑥美苏争霸威胁到世界和平；而一些地区霸权主义则是局部地区动荡不安的根源，如若处理不当，则也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触发点。据此，邓小平进一步完善了“霸权主义是战争的主要根源”的论断，提出无论是世界性霸权主义还是地区性霸权主义，都是当代战争的根源。
第二，针对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三条基本途径：一是突出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加强对外开放。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霸权后时代，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逐渐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制高点。为此，中国一方面“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⑦发展高科技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夯实牢固的基础。中国的壮大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必须融入国际体系，实施“走出去”战略，将自己的命运日益同全球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将世界和平事业融入中国国家利益之中。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是反对霸权主义。这里的反霸并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种社会制度，而是针对一国的对外政策，对事不对国。“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⑧中国不仅反对霸权主义，而且向全世界承诺永远“不称霸”。邓小平在1984年就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⑨1990年，邓小平再次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⑩三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暴制暴既可能带来暂时的和平；也可能导致争端升级以及冲突的强度、烈度和范围的加大。
第三，发展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根本途径。避免或延缓世界大战只是权益之计，并没有消除战争的根源。邓小平等认为，如果南北国家都能均衡发展，是可以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个主要的战争根源的。邓小平“发展观”的核心思想体现为：发展是一种世界趋势；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既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何独立发展的问题，也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发展也是中国外交的总战略。(11)这种发展观具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观的雏形。发展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了世界和平：一是各国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有助于消除区域和国际动荡的国内根源，冷战后期至今，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而局部“战争、紧张和动荡”大部分根源于一国国内在发展问题上遇到的问题。二是世界经济的总体均衡发展有助于缓解南北矛盾，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全球经济总量的增加可以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的支持，增加更多更广的国际公共物品，这有可能最终导致英国学派所期许的包含着“共同理念”和“共同价值观念”的国际社会的出现。(12)总而言之，发展不仅能缓解甚至消除战争根源，而且还创造条件促进世界和平的生成。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国际关系实践表明，以发展促和平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紧紧抓住发展这一主线毫不动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的第六位，中国的发展壮大也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紧跟世界新科技革命步伐，纷纷制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总体发展使他们更加祈求、维护世界和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建立起了平行而不是垂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不仅迫使霸国不敢轻启战端，而且迫使它们更加关注和协力解决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世界和平得到了确实的保障。
二、合作和平、秩序和平及新和平思想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国际局势处于剧烈的大变动大调整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党和政府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了维护国际和平的思想。研究江泽民领导集体的国际和平思想，必须把握三个基本判断：第一，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江泽民是论述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最多、最深入、最全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尤其在1998年，江泽民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讲话中专章阐述了这个问题；(13)在2002年10月与安南的谈话中，江泽民认为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出于大变革时期的世界的两个基本特征；十六大政治报告从战略高度总结了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特征和利弊。总体而言，党和国家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持肯定态度，并将它们作为中国国内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当然也是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第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是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作出科学判断的重要依据。第三，避免世界性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在逐步增长，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这一重要判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十六大》报告更加坚定了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信念。此一时期为因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其中重要的有三条：
1.合作和平思想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第一次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与“和平、发展、合作”的中国国际战略旗帜相提并论，反映了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在世界和平问题上，中国不仅继续坚持“以发展促和平”的基本战略，而且恰逢其时地提出了“以合作求和平”的另一战略思路。
“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战略旗帜是为了适应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新问题而提出并逐步发展完善的国际战略新理念，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突出国际合作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其意义深远。国际合作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突出，是国际政治的特征之一及发展动力。(14)外国学者认为，“人类致力于控制冲突，促进合作的努力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旋律之一。”(15)将合作提升到国际战略旗帜的高度，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对于合作与和平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只有合作才能互补共荣，只有合作也才能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走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也只有合作才能在求同存异、共同开发中缓解国际矛盾和冲突，减少和淡化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对抗，维持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保持双边与多变之间的友好关系。”(16)合作和平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首先，通过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间接地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合作即国际行为体为“共同得益”而相互调适政策的行为，它的逐利目的性非常强。合作与共同发展是同义语。邓小平指出：“没有全人类协调、平衡、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已经实现的和平与稳定也难以巩固。”“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7)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确定为中国在新世纪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之一。2003年胡锦涛在法国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上发表了加强国际合作和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提出合作下的共同发展的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重申了合作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加明晰了中国的国际合作战略，即：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包括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以及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为世界持久和平建立牢固的基础。
其次，通过国际合作直接维护世界和平。后冷战时期，恐怖主义、全球环境污染、毒品泛滥和传染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因素日益上升为世界和平直接而紧迫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实施主体多样化和危害范围国际化与普遍化的特征决定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和手段必须有别于传统的主要以单个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个体主义行为，而必须通过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合作解决的方式主要有：加强国家间信息共享，跟踪事态发展；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协调机制，为跨国界行为提供合法依据及其他便利；增强国家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技术交流，为全球提供充足的安全公共产品；尊重别国的利益关切并扩大共同利益面等。国际实践表明，正是各国卓有成效的合作，才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治理全球生态和建立国际金融安全长效机制等事业上取得明显的效果。
最后，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有助于世界和平意识的形成，进而从观念上根除战争。加强国际合作可促进某种国际和平共同体意识的出现。国际和平共同体意识是在国际交往中整合各国文明中共通的和平观念而形成的具有全球普世性的思想理念；它不追求世界及人类发展的最高标准，而是共同体和平共处的基本要求。国内外学者对于国际和平共同体有朦胧的论述，如有学者认为和平世界的基本要素是“民主、发展与和平”，(18)和平无疑是未来世界的定义性内核之一。合作对于世界和平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功能显著：合作中信息的交流可以销蚀各文明间的屏障，确立的共同话语就是全球和平意识的表达工具；各国人员的频繁接触和共事消除了“自我中心主义”式的世界观，普遍的全球意识逐渐取代狭义的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合作事业的人类进步意义赋予各参与方以道德感和正义感，而合作事业的成功则为各国政府的行为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外溢”到其他领域，它进一步刺激了各国政府深入参与国际合作的信心，全球共识逐渐成为各国政府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通过合作而形成的世界和平意识对维护国际和平的作用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2.秩序和平思想
秩序和平思想是江泽民国际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世界和平建立在新秩序之上；和平是一种秩序。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认为，和平是一种特定的秩序，是各种不同的、甚至部分敌对的元素的一种有意义的多元统一体，即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表现在政治的层面，和平则是人类社会一种非战争的政治关系状态，同时又是借以维护和调整这种政治关系的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和手段。我国学者依此从三个角度解读和平：其一，和平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是“社会政治体系运作的一个特殊过程”或“稳定发展阶段”。这种社会政治状态，或是特定战争的结果，或是来自于有关矛盾各方相互妥协或势均力敌的结果。其二，和平是主体的“行为方式”，它的外在表现就是群体间的交往方式；内在表现就是主体的“主观心理意识”，即对和平的信念、思想和战略等。其三，和平还体现为一系列社会规则、规范或制度。以规则、规范或制度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社会联系，是维持和平的基本方式和手段。(19)江泽民的秩序和平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既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产生的温床，又是世界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期，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对和平的最大保障和维护。“多极化趋势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削弱、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的风险促使各国把经济安全放在突出位置，“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也日益强烈起来。”(20)后冷战时期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对新秩序的渴求与对和平的渴望是相辅相成、协同展开的，和平成为新秩序的应有之义和当然表现；新秩序的公正合理就是对和平的最好注脚。
第二，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国际关系史中，曾先后出现了多种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途径如霸权途径、均势途径、大国协调共治途径和大家庭式途径等，这些途径实现的只是霸国、强国的局部和平与发展，就世界整体而言，它是一种压制下的和平和失序的发展，也是一种短暂的和平与发展。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从整体主义的“天下”观念出发，指出只有“建立新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21)2002年，江泽民在访问德国期间再次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体而言，新秩序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样性、经济全球化以及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22)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重任，而且在主观上积极作为：一方面坚信世界和平因素在增加，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主流，从中国古代优秀的“和合”文化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属性中吸取人文素养，信奉和平思维、和平信念与和平战略，认为这正是东方文化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则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树立了爱好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三，国际新秩序中各个层次、强度和领域的国际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切实保障。国际新秩序也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些制度包括：经济上有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制度安排，政治上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军事上有大国互信制度（如军事热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制度、安理会维和制度、国际武器交易登记制度等；生态上有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在同样肯定了规则、制度对于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存在国际制度的事实“表明国家在发挥各自政治作用过程中可以相互进行合作——同时它们也是制成这种合作的手段，……象征着国际社会的存在。”(23)“结构—功能主义”和因果解释路径同样说明国际制度的秩序功能。江泽民及中国政府始终认为，国际新秩序必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24)国际秩序是实现国际和平的正确途径，国际制度是国际和平的牢固基础。
3.新和平思想
在世纪之交，江泽民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是它的合理内核。安全是和平的核心内容，和平是安全的另一种表述，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安全观也就是新和平观。
新和平观的“新”主要体现在它寻求的是和平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这与之前国家追求的和平的狭义性、片面性、局部性和单方面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和平思想有两个理论基础：一是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在全球化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世界和平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这就否认了历史和现实中某些国家追求绝对和平的合理性；单个国家的和平只能存在于世界整体和平之中才是有保障的和平。二是个体主义（单边主义）行为不仅难以避免集体行动的逻辑，也会带来“安全困境”，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在全球化时代，维护世界和平是每个国家的责任，其中大国的责任更大；只有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世界和平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抛弃个体主义行为，树立全球主义观点，首要的在于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将世界共同利益内化于国家利益之中；另一方面则要将国家利益置于世界整体利益之中加以考量。
在合作和平、秩序和平与新和平思想三者之中，秩序和平思想具有建构意义，它有别于大国协调下的和平与霸权治下的和平，是目前及未来国际社会奋斗的主要目标；合作和平思想具有可操作性，指出了获得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路径；而新和平思想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具有更高层次的指导意义。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实践表明，在三种和平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和平外交及对世界的总体影响日益深入：它缓解或有效控制了全球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南北差距扩大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矛盾、全球化过程中收益分配失衡的矛盾，以及金融、能源、粮食和饮用水危机等；在传统安全领域，以全球性国际组织、功能各异的区域性组织和双边组织为经，以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为纬的全球安全合作网络初具规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能源、环境、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流行疾病和洗钱等关乎人类发展和各国切身利益的领域均构筑了合作机制。国际新秩序在曲折中渐进发展，世界和平得到切实的保障。
三、以和谐世界永葆持久和平的思想
中国党和政府历来追求世界的持久和平，并把它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和党代会的重要文献中。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外交的总体政策是：“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25)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及决议中，“持久和平”出现了五次。但由于当时中共党主导的外交逐步滑向革命外交的轨道上，因此，“持久和平”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动员口号和斗争策略；到了世纪之交，江泽民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再次提出了“持久和平”，并逐步把它上升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高度。在1999年访问泰国期间，江泽民首次提出世界各国政治家和人民面临着“努力把一个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新亚洲和新世界带入二十一世纪”的紧迫课题；(26)在2000年的新年贺词中，江泽民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前景充满信心，认为新秩序之下的“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是大势所趋；(27)随后江泽民在《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虽然挑战和考验难以预料，但人类“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28)直至2005年胡锦涛提出并全面阐述了“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持久和平思想才逐步具备了理论形态。和谐世界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本质特性，(29)因此与建国初相比，世纪之交的持久和平思想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是一种“天下主义”的国际和平思想。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建设和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这里的持久和平有了新的内涵和更为切实的保障。我国学者全面概括了和谐世界理念中的持久和平思想：“它不是短暂的和平、而是长久的和平；它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统治下的和平、而是按照公认国际法和联合国宗旨、原则维护的和平；它不是消极颓废的和平、而是积极向上的和平；它不是某一或某几个国家、集团私谋专有的和平、而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建共有的和平；它不是和平与发展割裂的和平、而是和平与发展和谐的和平；它不是贫富悬殊加剧的社会和平、而是主张和实施共同富裕的社会和平等等。”(30)可见，这里的“持久和平”理念完全摆脱了“没有或避免战争就是和平”的传统思维，既否定了消极避免战争的行为，也肯定积极主动创造条件建立与维护和平的行为；它不仅追求和平状态，而且更加注意对和平生成条件的创造。和谐世界理念对建立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途径有着科学周密的设计。
首先，建立世界持久和平，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抓住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解决对世界和平最主要和最现实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包括：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就是创造条件建立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过程。具体而言：在安全上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在经济上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在文化上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在世界事务上，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摒弃单边主义提倡多边主义；坚持各国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全球环境保护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世界各国只有实现了安全、经济、文化、社会和环保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世界和平不仅得以维护，而且能够持久。
其次，作为和谐世界理念的积极倡导国和参与建设者，中国已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国家意志。在建设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伟业中，中国选择并有信心担当好两个角色，为其他国家做表率：一是内建和谐社会，只有首先在国内建立了和谐社会，中国首倡的“和谐世界”理念才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越发展，和谐世界理念在世界上就越深入人心，建设世界的持久和平就越容易。二是外促和谐世界。中国不仅首倡和谐世界理念，而且提出了我们的行动方针是“积极推动建设”。它包含了三层涵义：第一，态度积极而不是消极。第二，中国秉持“决不当头”的战略思想，并不想当建设和谐世界事业的旗手，而是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参与和谐世界的建设；但中国的国家和平性质、大国意识和国际责任又需要它或者作为实践者，站在建设和谐世界队伍的前列同各国一道前进，或者作为宣传者、鼓动者，为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第三，和谐世界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口号，而是确实的建设目标，建设世界持久和平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排除、克服和解决非和平因素，促进、维护和创造有利于和平的因素的过程。总之，在建设和谐世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中，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中国外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和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拓展和深化；中国在多边外交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努力推动解决热点问题，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在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得到切实的维护。和谐世界理念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各国媒体、学界和智库等都对它给予了充分肯定。(31)生成世界持久和平的积极条件和基础更为充实。
四、反思与总结
世界持久和平是新中国历届政府始终不渝的追求。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平的内涵在不断地扩大，中国务代领导集体维护国际和平的思想才有所不同。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维护国际和平的手段和途径上，而且还体现在中国对国际和平的认识上。以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为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认识和期盼就是“不发生战争”，或者“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世界和平；这种认识更多地着眼于中国的国家和平。这种思想将战争与和平简单地对立起来，避战等于促和，这是狭义的和平观。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中国面临的紧迫的安全利益，这种和平观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以正义战争谋和平的战略符合当时的国际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维护国际和平思想的主要变化就是由消极和平观（反对直接暴力维护和平的观念）向积极和平观（反对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维护和平的观念）的转变。邓小平科学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把发展作为维护国际和平的根本条件，从而开始摆脱“战争是和平的唯一威胁”的僵化思维模式，认为贫穷、落后等也是和平的威胁；发展经济是维护和平的根本途径。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由消极和平向积极和平的转变。江泽民等提出“和平、发展、合作”的战略旗帜，在以发展求和平的基础上，更强调世界各国应加强合作，积极维护和创造世界和平，其对和平的主动进取又更进了一步；秩序和平思想和新和平思想高屋建瓴，从国际体系层次而不是从一般的国家个体层次探讨了实现和平的正确途径。胡锦涛提出共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则将中国在维护和建设世界和平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信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表明中国完全摆脱了“战争与和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只要各国携手合作，共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地球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类就可以获得持久和平。这是广义的和平观。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到“创造”世界持久和平，这一思想的重大转变突出了中国的主动进取意识在增强，其背后的深层意蕴难以言表。
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维护国际和平的思想，其变化显而易见：一是在认识层次上经历了由国家和平到区域和平，最终达到世界整体和平的高度。表明中国对本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国家和平与世界和平密不可分。二是在和平问题上，从认为“和平只是短暂的”到“可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理念的转变。这表明中国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观的坚持和自信。三是由消极维护国际和平向积极主动争取、创造国际和平的转变，这反映出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越来越全面深入融入国际社会并对世界事务发表看法，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的主动姿态。四是维护国际和平的手段和途径越来越多样化，其中依靠暴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成份越来越少，和平逐渐成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和途径。最后，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基础越来越广泛，由最初主要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转向寻求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际组织、政府和各国民众支援与建设和平。
注释：
①李慎明《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③⑤⑥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104、233、279-280、156、56、363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页。
(11)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12)(23)［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59页。
(13)(20)(21)(26)(2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206、313、406、495页。
(14)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222页。
(15)［美］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6)陈必达、刘胜湘《论和平、合作、发展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17)《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18)［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433页。
(19)商景龙《秩序视野中的和平》，载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2)(28)《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475、107页。
(24)《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
(25)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9)姜作培《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本质特征》，载于《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
(30)戴德铮《构建和谐世界的和平理念分析》，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31)张幼文、黄仁伟《“和谐世界”新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反响》，载于《红旗文稿》2007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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