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五十年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道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度发达的文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已经有了五十年的历史，其间充满了多少有声有色的悲剧、喜剧、正剧。而从一个更广阔、更长远的时空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之一个浪头。
由于现代化进程的起因是工业革命，所以现代化内涵的首要因素只能是以大工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恩格斯就说过，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人认识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后的许多学者都认定工业化即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但是，工业革命的后果，在其自然过程的意义上，是否全都具有积极性呢？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人的异化、商品拜物教、残酷的剥削、吸毒、爱滋病、邪教、战争等等）表明，只进行工业革命，再加上市场化、城市化，人们所能达到的现代化社会可能是一个畸形的现代化社会，这种畸形不仅威胁着现代化本身，也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一辆高速列车发生车祸时，其后果肯定要比牛车、马车的车祸惨烈得多。
问题在于，人类的历史不是无机物、也不是一般生物进化的历史，而是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的高级生物自由创造的历史，当以文化或文明形式出现的自我意识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以至于不能对这种发展作出人性的驾驭时，人类社会这个有机整体（有机整体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政治、文化、经济的统一）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危机。
因此，认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恰当地予以定位，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的现代化观认为，一切民族的历史之路在于，“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0页），即是说，理想的现代化状态应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文化的高度统一。
二、毛泽东：从经济、文化双高潮到“文革”悲剧
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用马克思的现代化观宣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应当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656页，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这里，政治自由、经济繁荣、文明先进三者合一，构成一幅完整的现代化图景。
建国之初，毛泽东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路，认为经过政治革命解除了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建设，他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视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高度科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这里， 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现代化中的文化内涵的存在，坚持了整体的现代化观；另一方面又恰当地规定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应当是“随着”经济而来的，不能孤立于或先行于经济，必须将现代文化置于工业化基础之上。
在新中国最初几年的发展中，基本上走了一条整体现代化的道路，的确出现了两个高潮。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指标（如电力、钢铁、棉布等）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说，这本身就反映了新中国教育、科学、精神文明的巨大进展。没有党和政府积极恢复、筹建大中专学校及科研机构，引进外来文化（以苏联及西方古典文化为主），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发展艺术创作，进行群众性扫盲，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其中当然也有“左”的因素）……，又怎么能为如此大规模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的素质的支持呢？！对五十年代文化建设的成就，邓小平在1989年还是充分肯定的，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四有’。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8页）
取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以后，毛泽东本来的想法是，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来促进经济现代化是可行的，那么在思想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了其主要步骤的时候，应该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他宣布技术革命时代开始了。
尽管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的思路是对的，但由于急于求成，对技术革命的内在规律茫然无知，再加上民主机制未形成，堵塞言路，终于酿成大跃进的失败，这是建国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次大挫折。
大跃进的失败表明，没有科学、民主的文化精神相配合，经济现代化也难以成功。
熬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泽东在经济现代化这一点上头脑清醒了许多。1961年和1962年，他两次谈到，要使中国的经济强大起来，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少还要一百年。
基于这样一个估计，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人，本该更加努力在实践中探索经济规律，争得技术革命的自主权，可惜事情并未这样发展下去。这里，也许有回避创伤的心理因素，以及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企盼，毛泽东的注意力又从技术革命转回到文化革命——逐渐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思路。
毛泽东进入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既然经济上的现代化至少还要上百年，那就再也急不得了，自己这一代是无法看到了。唯一能够以“只争朝夕”精神去干的，就是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文化革命。这样既可以促进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又可以形成比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更现代化的现代思想文化。列宁就说过，“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何况，毛泽东还错误地对社会风气、 党风、干部状况作了估计，认为已经发生了落后的资本主义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复辟之事，文化革命自然成了当务之急。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现代化性质的事件，而不能简单地看成反现代化事件。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说过，不能简单地把“文革”这整个历史事件说成是“反革命”。
毛泽东之所以把“文化大革命”当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乃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灵魂的革命比器物的革命更艰难更带根本性。创造出来最先进的社会所需要的人，这样就能使现代化的生产力、现代化的社会制度、现代化的人完满地结合起来。1966年12月，在审阅一篇文章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东方巨人毛泽东》第4卷，第5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毛泽东甚至把文化的现代化与经济的现代化等量齐观，1968年，他在关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问题上作了批示，指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这里，毛泽东谦虚地否定了“史无前例”一语， 但坚持认为“文化”革命与“器物”革命一样，都是超前、先进的革命，都是现代化性质的事件。
由于离开经济的现代化去抓文化的现代化，甚至不惜以牺牲经济为代价，以至于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由于把人的灵魂的改造看成一件可以强制解决的事情，甚至采用野蛮的、不人道的手段去对付人，在文化的名义下搞文化专制主义，给文化界留下不可愈合的创伤……这使得“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遭到历史的否决，成为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大挫折。
“文革”从反面证明：现代化只能以经济的现代化为龙头；文化以人为本，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违背现代化规律者，必然受到报复。
三、邓小平：“最大的政治”与“最大的失误”
邓小平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四个现代化”成为时代的号角，成为引导国民前进的灯火。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历史给了他总结毛泽东时代的机会与权力。邓小平一方面肯定“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恰恰忽略了现代化的最基本内涵——经济现代化的追求。他多次指出，建国以后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忽略，因此特别要注意建设物质文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四个现代化”，首先是指经济的现代化，而不是指文化、思想政治。
作为历史转折点上伟大代表人物的邓小平深知，讲政治，是共产党人的传统，它在实践上是行之有效的，“四个现代化”必须与之挂钩。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才三个月之后，就亲自出面做这一工作。他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 页）
邓小平承认，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整体工程，“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250页）
可见，在对现代化的整体性内涵理解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但对何为根本内涵的理解，他们又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学者施拉姆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对此作了比较，他说：
“毛泽东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保证人们沿一条正确道路走向新的无私社会，要是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放松了警惕，那么从农村游击战争艰难岁月以来所得到的一切革命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与此完全不同，邓主张只有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还反复指出，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才能建立必要的基础。……凡是只是用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的人，都是在沙滩上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这一差异绝不意味着邓小平忽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只讲发展经济。耐人寻味的是，在1989年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先后三次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教育发展不够，这实际上就是对只抓经济现代化、忽略文化现代化的倾向的批评。
为什么说文化建设上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呢？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可以向西方看齐，而在文化层面上则必须保持社会主义色彩。因为，在思想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是有可能或者说事实上已经达到了现代化，这体现在与资本主义制度、文化观念的比较中。
邓小平在1980年说过，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实际上，邓小平在这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化固已经达到，但又与其文化的非现代化状态发生了不兼容的现象。这一点，西方的有识之士从不讳言。美国丹尼·贝尼尔就深刻地分析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他认为，“文化上的自相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危机”，“后工业社会不能提供先验的道德学——除了少数专注于科学之殿的人们。而反对遵从道德法规的态度使人陷入根本的‘我向主义’，结果疏远了与社会的联系以及与他人的分享。这个社会的文化矛盾就是缺乏一个扎下根子的道德信仰体系，这是对这个社会生存的最深刻的挑战。”（《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531页，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这是贝尼尔在七十年代说的话。而在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市场化及西式的民主化成为全球潮流时，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还是坚持认为，“应突破和超越为发展制定方向和标准的西方的经济、文明和文化模式”，“如果人们强调‘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包含的对共同体和自由的向往，那么人类进化的政策便应该将其彻底实现。如果人们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那么这一目标则应重新树立，而不应停留在空洞的许诺上。”（《地球祖国》第110 页—11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舍弃中国文化建设的既有优势和可能优势，夸大社会主义在文化上的弊端，去引进西方自己也不以为然的文化观念与文明模式，又怎么能避免“最大的失误”发生呢？
当然，改革开放时期的这一失误与毛泽东时期的失误相比，由于改革开放使经济现代化迈开了大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令世界瞩目，这就为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9 页）
应该说，只要不把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教诲当成套话、形式主义，便可以大大减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误。
四、世纪之交的历史性课题
九十年代初，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承担了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推进到21世纪的历史重任。
人们看得到的是，通过对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这个领导集体的现代化观念是成熟的、辩证的。
这一点当然首先表现于对经济现代化的坚定不移”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1992年确认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实践证明，这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然手段。
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展开，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也更复杂了，市场经济给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一时间，呈现出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之景象，连竭力推进市场经济的知识界也惊呼“人文精神失落”。
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会上庄重宣告：“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一年以后，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如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和遏止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防止和消除国外的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此后，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总书记专门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这一问题，提出了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文化内涵的认识的飞跃，标志着整体现代化观的进一步完善，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体而辩证的现代化观念指导下，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将融为一体地得到实现，21世纪中叶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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