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进口能否抑制我国的通货膨胀：理论和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实证论文,抑制论文,我国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5.4%，远超年初设定的4%目标。而如果将CPI连续四个季度同比上升超过4%视为通货膨胀，那么自1994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期间，我国就发生了三次通货膨胀：1994Q1～1997Q1；2007Q3～2008Q3；2010Q4～2011Q4。伴随着每一次通货膨胀的发生都出现了大量有关通货膨胀成因及治理对策的研究文献，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把扩大进口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一项手段或措施似乎最近才开始受到专家和学者们的重视。例如，“……抑制国内物价上涨过猛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千万别忘了短期即可见效的一招：大手增加进口”（周其仁，2012，p141），“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周其仁，2012，p145）。
查看已有的其他相关文献，李惠芬和郝小军（1991）研究认为，一国进口不仅牵动着资本输入的规模和结构，从而平衡供求，抑制通胀，同时还以它在国民收入增长以及债务偿还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对通胀的根本性治理发挥决定作用。张明玉（199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改革以来，进口贸易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出口贸易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具有加剧作用。其相关机制是，改革以来我国出口与进口的关系基本上是“出口为了进口”，进口不但直接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而且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进口贸易增长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陈全功和程蹊（2004）分析指出，由于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量在我国总供给量中的比重并不太大，它对国内物价水平影响有限。但是，近几年随着我国进口量迅速扩大，要注意它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下压作用。姚洋（2011）也指出，要想解决当前经济增长和通胀的一对矛盾问题，就需要扩大进口。扩大进口是最好的办法，不但可以花掉一些外汇盈余，而且还可以平衡外部经济。从理论上讲，出口是通胀，进口就是通缩。只要盈余降下来了，通胀的压力也就自然降下来了。
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例如，闫先东和冯克然（1997）基于1979～1994年的年度数据对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与进口总额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进口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通货膨胀。
那么，扩大进口到底能否抑制我国的通货膨胀呢？由于上述论述大多都是定性分析，尽管闫先东和冯克然（1997）做了回归分析但他们用的却是1994年以前的数据，而张明玉（1998）的实证观点只是在其研究对外开放、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时得出的一个“副产品”，因此，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就显得很有意义了。
本文下面将首先进行理论机理分析，从理论层面分析扩大进口能否抑制通货膨胀；然后基于一个修正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和机理分析
根据已有文献，支持“扩大进口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理论主要有三个：货币数量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和“进口贸易生产率效应”说。反对“扩大进口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理论只有一个，即输入型通货膨胀理论。
（一）货币数量说
这里主要是指传统货币数量说中的费雪现金交易数量说。美国经济学家费雪（Fisher）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
MV=PY （1）
式中，M、V、P、Y分别代表流通中的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和经济中交易的商品数量。费雪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由经济中影响个人交易方式的制度和技术所决定，由于制度和技术的变革相当缓慢，它们只有在较长时间中才会影响V，所以在短期中V相当稳定。因此，在V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Y不变，则M减少必然会导致P下降；如果M不变，则Y增加也必然导致P下降，这正是进口影响通货膨胀两个机理。具体地说，如果进口增加，则经济中交易的商品数量Y增加，根据方程（1），如果V和M保持不变，则P下降；如果进口增加，由于进口商要拿本国货币去外汇部门兑换成外国货币支付进口货款，就会减少流通中的本国货币M，换个角度来说，进口增加，有助于减少贸易收支顺差，在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下，国家外汇储备就会下降，从而减少流通中的外汇占款，①则M减少，根据方程（1），如果M减少V和Y保持不变，则P下降。当然，这两个机理也可合二为一，即进口增加，导致经济中交易的商品数量Y增加和流通中的本国货币M减少，根据方程（1），在V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则P必然下降。简单地说，货币少了，商品多了，物价必然下降。
（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也是货币数量说。该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的过度增长所引起的，也就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因为物品与劳务的需求超过按现行价格可得到的供给，所以一般物价水平便上涨”（胡海鸥和贾德奎，2007，p249）。这里总需求可用开放经济下的国民收入等式表示：
=C+I+G+（X-IM） （2）
式中，表示总需求，C、I、G、X、IM分别表示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和进口。显然，扩大进口，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商品和服务的总供给，另一方面也是减少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因为进口表示收入流到国外，同时，也不是用于购买本国产品的支出”（高鸿业，1996，p457），因此扩大进口可以减轻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
（三）“进口贸易生产率效应”说②
该理论认为，进口贸易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进口贸易主要通过“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两条途径影响进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高凌云和王洛林，2010）。
关于“溢出效应”，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研究表明，进口贸易作为物化型技术溢出（Embodied Spillovers）渠道，不仅可以引进国外高质量的最终制成品，而且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善进口国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进口国生产率的提高。一国通过进口贸易往往能更直接分享到贸易伙伴国研发投入的成果进而促进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Broda和Weinstein（2006）的研究也表明，进口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就进口国而言，进口商品大多为进口国的新产品，进口贸易导致了新思想的跨国流动，触发进口国的学习效应，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增长。Coe and Helpman（1995）提出测算国外研发溢出资本存量的具体方法（简称CH模型），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作了开创性研究，并得到了发展中国家获得正溢出效应的证据。CH模型可表示如下：
另一方面，关于“竞争效应”，Lawrence（1999）利用美国制造业中进口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Pavcnik（2002）利用智利企业的数据，从低效率企业退出的角度，也发现进口极大地促进了进口竞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Melitz（2003）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虽然单个企业的生产率不发生变化，但由进口导致的、同一行业内部市场份额的正向再配置过程，也会促进行业生产率的提高。④
在国内，赵林海和叶灵莉（2010）通过实证检验表明，资本品、中间品的进口对技术进步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我国进口存在技术溢出，且中间进口品的技术溢出作用较强。傅东平（2010）利用我国1990～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进口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进口的技术溢出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生产率的增长。许礼生和高凌云（2010）则通过对国家宏观经济数据分析，发现进口竞争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之间具有正向关系；而且进口竞争在国内竞争程度较低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效应较大。
我们以“进口贸易生产率效应”说来解释扩大进口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是因为从逻辑上讲，通过进口贸易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下降，这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分析。宏观层面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意味着在等量投入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产出，从而使总供给能力快速增长，由于价格总水平是由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因此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将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微观层面上，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企业技术进步、工人的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以及企业组织管理方面的改进等因素带来的效率增加。如果所有企业能够通过采用新工艺、新材料降低产品成本，从而促使商品价格下降，同时通过技术进步促使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使原有产品因技术含量较低或型号落后而降价，那么全社会的价格总水平就会下降（周帅和黄燕芬，2010）。
总之，无论是由货币数量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还是由进口贸易生产率效应说都可得出“扩大进口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一命题，如图1所示。
（四）输入型通货膨胀理论
输入型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经济下，由于本国与国外市场的关系紧密，国外商品价格上涨和资本流动，通过本国与国外市场的传导途径传递至本国，从而引起本国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现象（郭其友和陈银忠，2011）。一般而言，输入型通货膨胀主要通过国际贸易传导路径、国际金融衍生品传导路径以及贸易顺差引发的货币投放路径等几个传导途径将国外的通货膨胀传递至本国，见图2。
由于贸易顺差货币投放路径其实就内含在上述货币数量说传导机理中，而金融衍生品路径主要是通过成本上涨预期影响国内通货膨胀，因此，根据本文研究主题，这里我们只需关注图2中的国际贸易路径。
所谓国际贸易路径，主要是指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通过加成定价机制传导至中间产品价格和下游产品国内价格，进而引发或加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由于国内资源严重短缺，资源浪费和破坏现象严重，长期以来我国大宗商品存在供需缺口，需要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以寻求平衡，而我国企业对国际大宗商品多不具备定价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定价，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导致煤炭、天然气、金属等相关产品价格上扬，进而导致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等行业经营成本上升，促使各类物价上涨和提高产业经济活动成本，最终便形成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例如，刘子斐和邓婷（2008）研究指出，由于在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结构中作为工业原料的粮食、棉花和油料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大幅增长，而近年来的世界性粮食减产使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价格刚性机制的作用下，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快速上升被迅速传递到经济的其他部门，造成国内结构性通货膨胀。纪敏和陈玉财（2011）也通过分析指出，由于大宗商品属于初级原材料、上游产品，进口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会导致国内基础原材料价格和中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并传导至最终产品，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
既然对理论机理的分析表明，扩大进口既有抑制通胀的一面也有输入通胀的一面，并且如上所述，众多学者已经论证了这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在我国都是存在的，那么，最终的综合效应是怎样的呢？显然这更多的是一个实证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实证检验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三、模型设定
要实证检验上述理论机理的综合效应，首先需要设定一个合适的实证模型。Scheibe and Vines（2005）曾利用中国1988年到2002年的季度数据估计了一个四因素新凯恩斯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
他将汇率（e）包括到菲利普斯曲线中是考虑到进口占了中国经济的较大份额。其研究结果表明产出缺口、汇率和通胀预期在解释通货膨胀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其他一些学者也研究了中国的新凯恩斯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刘斌，2003；Funke，2005；曾利飞等，2006；Ligang Liu and Wenlang Zhang，2007；陈彦斌，2008；杨继生，2009），他们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一条兼顾前瞻性和后顾性的新凯恩斯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
因此，参考上述研究，特别是Scheibe and Vines（2005）的四因素新凯恩斯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设定了如下修正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
四、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94Q1～2011Q4，共72个样本。根据前面的模型设定，我们用到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进口额占GDP的比重等数据，分别说明如下：
1.通货膨胀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同比变化率表示，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只公布了月度数据，季度数据由当季月度数据简单平均得到。
2.产出缺口。所谓产出缺口，是指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占潜在产出的比率，这里我们采用名义GDP的缺口。原始GDP数据来自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由于我国只公布季度名义GDP的累计值，我们首先用当年后一季度累计值减去前一季度累计值获得当季名义GDP，然后对名义GDP进行CensusX12季节调整后取其HP滤波值作为潜在GDP，再由公式“（名义GDP-潜在GDP）/潜在GDP”得到名义产出缺口。
3.进口额占GDP的比重。进口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进口额（当月）”，通过简单平均可得到，季度进口额数据。然后利用公式“m=进口额/GDP”计算得到进口额占GDP的比重m。
（二）模型估计
由于模型包含预期变量，对于采用何种估计方法更有效尚存争论。目前比较流行的是采用Hansen and Singleton（1982）提出的GMM方法（如Scheibe and Vines，2005；曾利飞等，2006；杨继生，2009）。理由是GMM方法限制条件较少，因而估计前瞻性方程比较有效。为此我们也采用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使用GMM方法的主要困难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根据Stephane Dees et al.（2008），有效的工具变量一般是外生变量和模型中内生变量的滞后值，因此我们采用了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的1～8阶滞后值（见表2）。
在进行GMM估计之前需要首先检验各个变量是否平稳，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1。表1的ADF检验结果显示，CPI和GDPGAP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只有进口比重序列不平稳，但由于进口比重序列的对数一阶差分（变化率）是平稳序列，故在实际估计中我们用其对数一阶差分数据。
另外，模型（5）中的滞后阶数K需要慎重选取。Scheibe and Vines（2005）采用K等于4，即滞后四个季度，但由于本文样本个数较少，K越大，就越减少模型自由度，况且GMM方法中的工具变量也要占用大量的自由度，另外还考虑到在抑制国内物价上涨过猛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中，大手增加进口应该是短期即可见效的一招（周其仁，2012），因此，参考陈彦斌（2008），本文选取K=1。
在进行GMM估计时，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出现在模型方程的右侧，残差序列相关性的Durbin-Watson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效的（高铁梅，2009），因此这里我们使用Ljung～BoxQ统计量进行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左侧（因变量CPI）。由表2可见，四阶滞后（p=4）Q统计量对应的P值大于0.05，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另外，J检验表明我们对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
并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说明在我国如果扩大进口确实会对通货膨胀产生抑制作用。当然，根据所用数据，其经济含义是进口额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例如1%，当期将使通货膨胀率下降0.0086个单位，即0.0086%，滞后一期后将使通货膨胀下降0.0135个单位，即0.0135%。显然，从数量级上来说，与通货膨胀的前瞻性成分和后顾性成分相比，扩大进口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还相当小。
考虑到从整体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把GDP平减指数的上涨率作为通货膨胀率可能更为全面，更为合理，因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涉及的商品，不仅有消费品，而且有投资品、出口和进口（沈利生和王火根，2008）。周其仁（2012，p66）也认为，物价总水平不仅仅只是消费品之价，也包括生产资料和各种资产之价。因此，为了验证表2左侧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用GDP平减指数⑦取代CPI对模型（5）进行了再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右侧部分。
由表2可见，右侧各变量估计系数虽然数值大小有所变化，但数量级与左侧各估计系数基本相当，系数符号则与原估计结果完全相同。因此，原估计的结论是可信的，即扩大进口确实会对我国的通货膨胀产生抑制作用，虽然这个抑制作用在数量上很小，在统计上却是显著的。这就是前述各理论机理对立竞争的综合效应。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有关“扩大进口能否抑制通货膨胀”的若干理论机理，如货币数量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进口贸易生产率效应说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理论等等，然后分别以CPI和GDP平减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并基于我国1994Q1～2011Q4的数据和一个修正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实证检验扩大进口对通货膨胀的综合效应，结果表明，扩大进口确实会对我国的通货膨胀产生抑制作用，虽然这个抑制作用在数量上很小，在统计上却是显著的。根据有关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尽管扩大进口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在数量上很小，在统计上却是显著的，因此可以考虑将扩大进口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一项辅助政策措施。
2.要增大扩大进口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应从调整和优化进口贸易结构入手，特别是应该多进口一些能够推动我国技术水平提升，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品。
3.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可能会抵消扩大进口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应采取必要的战略和政策措施，不断提升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方面的话语权。
4.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为扩大进口创造有利条件。
注释：
①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周其仁，2012，p268）。要知道，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中央银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举例说，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基础货币转入商业银行系统，经过商业银行系统的存款创造过程，致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以基础货币的若干倍数增加（乘数效应）。虽然央行不断对因购汇而放出的基础货币进行冲销，但是一方面由于购汇每日每时发生，而冲销则是阶段性地进行，过量的基础货币还是利用“时差”进入了市场（周其仁，2012，p265）。另一方面，我国对冲工具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对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货币当局冲销操作的难度不断加大，无法完全冲销（何慧刚，2007），随着外资流入进一步增强，国内冲销缺口将不断扩大（袁小玲和刘建国，2008）。可见，持续通过外汇储备这个渠道被动扩大的货币供给，已成为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根源。
②这一理论名称由作者自己设定，“进口贸易生产率效应”一词出现于高凌云和王洛林（2010，p394），我们认为该词对相关理论具有很好的概括性，故以此为相关理论命名。
③加入该控制系数是考虑到一国的进口占其GDP的比重越高，从国外获得的研发溢出量就越大。
④转引自高凌云和王洛林（2010）。
⑤我们用进口额占GDP的比重m取代了Scheibe and Vines（2005）模型中的汇率e，实际上，如前所述，Scheibe and Vines（2005）将汇率e包括到菲利普斯曲线中就是因为考虑到进口占了中国经济的较大份额。
⑥这与刘斌（2003）和陈彦斌（2008）等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⑦GDP平减指数是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于在我国没有政府公布的季度GDP平减指数数据，参考（谢国忠，2011）我们利用公式“GDP平减指数=名义GDP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计算得到所需数据。其中名义GDP（累计）和实际GDP增长率（累计）的原始数据都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ADF检验表明，GDP平减指数序列是平稳的（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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