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中共党组织在太行山区的“战略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党论文,太行论文,山区论文,初中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与问题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于华北敌后实施战略展开是中共在本区得到迅猛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此论题与抗战游击战之大战略、大格局有直接关涉，故历来为军史、党史学者所关注，先行研究已属充实。①其中，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的战略展开尤其被视为典型，中共抗战时期最为坚实有力之太行根据地也由此奠基。与全面实行游击战方略时军事上的分兵出击、开辟阵地相并行，太行山区之中共党组织也在抗战初分头行动、建党建政。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在1945年整风期间即认为：“当时(抗战初——引者注)的省委筹划、准备了另一方面的战略展开。”② 这里的“省委”即是指1937年10月由原平汉线省委改组成立的冀豫晋省委。1937年5月，白区工作会议后③，北方局将原河北省委一分为二：河北省委只负责冀东及平津地区工作；另成立平汉线省委，负责领导平汉沿线北平以南到河南安阳一线的党的工作，河北地下党著名农运领袖李菁玉任书记④，李雪峰出任宣传部部长。 但在日军席卷而来的乱局下，力量单薄的平汉线省委根本无法完成既定目标，只能一路西撤。1937年9月中旬，李菁玉和李雪峰在石家庄遇到周恩来。周指示他们赶赴太行山区阳泉镇，去同八路军一二九师会合，再图发展。⑤10月中，拿着周恩来介绍信的李菁玉、李雪峰等人在山西阳泉找到一二九师师部，总算有了安身之所。当时，由于北方局人事改组⑥，特别是原北方局书记高文华等领导人突然调离，北方局机关未能在七七事变后及时从平津撤出，归属此系统的地方党组织因此陷于混乱而普遍失联。⑦因故，成建制撤入山西的河北、平津地区党组织唯有平汉线省委机关。⑧ 可以说，沿平汉线发展组织、组建武装的想法已难实现，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一二九师屯驻之晋中、晋东南。此情势下，一二九师政委张浩安排平汉线省委以师编辑部名义开展活动。在他协调下，抗战爆发前夕到晋中活动的正太特委书记彭涛⑨及山西老地下党干部、阳泉工矿区工委书记何英才⑩均表示愿意接受平汉线省委节制。(11)10月下旬，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组成为冀豫晋省委，管辖范围为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其中以晋中、晋东南为基本阵地。(12) 李菁玉、李雪峰留任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为尽快适应山西“水土”，北方局决定调地下党山西省委秘书长徐子荣(13)到冀豫晋省委任宣传部部长。此外，尚在冀西的杨秀峰留任省委委员，彭涛、何英才、安子文加入省委会。应该说，从省委班子组成看，已明显侧重于山西境内工作，由李菁玉担任省委书记的必要性已大为减少。而李雪峰既是山西人，也与平津地下党出身的安子文、彭涛及杨秀峰等人相互熟悉，其作用逐渐凸显。 不久，北方局活动分子会议召开，李菁玉被指派随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到他熟悉的冀南地区开展工作，李雪峰接任省委书记。(14)原省委委员何英才、徐子荣、杨秀峰、安子文不变，李雪峰在石家庄的老下级吴作民任省委秘书长(15)，东北流亡学生领袖关山复任副秘书长(16)，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宋任穷任军事部部长。(17)加上时常参与省委会的陶希晋(18)、彭涛，省委领导层共计10人。 概言之，太行山区地方党中枢源于河北地下党组织，而抗战大形势之急速变迁导致这样一支“客党”转进山西，在一二九师的直接支持下，开始以晋中、晋东南为主阵地，领导三省交界五六十县的抗战、革命事业。总体来说，入晋后的省委上层人事安排顺应了工作地域转移的大形势，呈现一定程度“本土化”趋势。(19)但在前述10位干部中，只有李雪峰、何英才是山西籍干部，其中李雪峰虽曾短暂出任山西临时工委宣传部部长，但那是组织遭遇严重破坏时的无奈之举，当时李雪峰才刚入党不久，在山西地下党中资历也很浅。(20)因此，严格说来，此时的冀豫晋省委仍应定义为“外来党”。 此时，冀豫晋省委可直接依靠的干部有30来个，即李雪峰、陶希晋从河北带来的一些干部，如陶鲁笳(陶希晋弟弟)、朱涟(陶希晋夫人)、陆清廉(21)、杨奉林(22)等。稍晚归入其麾下的还有三方面干部：一是随徐子荣从地下党山西省委转岗过来的个别干部，如裴孟飞(23)、刘建勋(24)等；二是彭涛领导之正太特委部分干部，如池必卿、周璧(26)等；三是何英才领导之阳泉工矿区工委部分干部，如王孝慈(27)、侯富山(28)等。加上冀西、中条山区、豫北的一些关系，能联系上的党员也不过100多人。(29)但就是这样一个带有“空降”性质的地方党，在省委组织框架大体建成后，背靠一二九师，以反客为主之姿态，将原有少量干部逐渐配置到太行山区各县，并将地方党组织在太行山区扩展开来。 近年，黄道炫从更多元之角度对抗战初中共在华北力量扩展问题有精彩论述。(30)这些研究的关旨，已从军事史扩大到中共发展战略、军政机制、财政运作方式等隐藏于历史叙述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但黄文中的历史主体一般是“中共”，即将中国共产党在军、党、政等方面的行止化约为一个共同体而展开论述，兼顾诸方面之历史进程。这种史述方式自有道理，便于以整体视野观察中共抗战初在华北的进入与发展问题，却较难照顾到军、党、政各自的不同发展特点及复杂互动关系。因此，本文欲结合一手档案、干部个人材料及各种已刊史料，对抗战初太行根据地范围内中共组织扩张与干部任用问题即所谓地方党之“战略展开”过程做一具体研究，也对抗战初地方党、军相互关系，地方党与地方社会互动问题予以有限之回应。篇幅和论题所限，本文的落脚点在县域的建党问题。至于中共组织如何继续向区乡、村落、民众间延伸，则需另文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论者，多强调牺盟会与八路军对太行山区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关键推力作用，这大体正确。但是，八路军作为外力和军事依托，牺盟会(山西境内)作为外围统战组织和社会基础，是共性因素。笼统的论述方式常常让人感觉太行根据地党组织自始至终是铁板一块。实际上，与八路军不同，党组织的“战略展开”并非上令下行的一致化行动，不同根据地建党情况不尽相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太行根据地最初的建党主体来源并不一致，八路军、牺盟会等推力也是轮替、交叠发生作用。李雪峰等领导人顺应了当时的复杂形势，促使党组织迅速恢复、扩展，却也给中共在这一区域内的组织调整、党力聚合均带来一定程度的障碍，对此后根据地发展、干部队伍演变产生深远影响。这便是本文的思考起点。 二、晋中：先行先试与整体接管 李雪峰曾回忆：“在根据地初创阶段，晋中特委的工作是全区最好的。”(30)确实，抗战爆发后晋中地区一度出现“政治真空”状况，日军在占据交通要衢、政经中心后，主力大多继续南下参战，国民党、阎锡山的势力因正面战场失败撤至晋西南。再加上晋中作为原来阎锡山统治腹地，也不存在多少地主武装或土匪枪会势力，因此，除了驻扎在交通要点的少量日军，屯兵于晋冀交界山区的一二九师几乎是晋中地区唯一有力武装。如此有利条件下，中共在太行山区的组织扩展也由晋中始。 只不过，晋中多数县域党组织早在李菁玉、李雪峰等人尚在河北省或入晋之初即大致建成。例如，平定县党组织即主要靠正太特委组织起来。1937年8月，依靠一二九师武力支持，正太特委在平定县境内建立起来，彭涛、王达成等人参与特委领导工作。特委甫一成立，彭涛等人就在平定县着手建立党组织，创建了以孙竹庭为书记的平定县工委。应该说，当时的平定党组织内有三部分人，一是富家公子孙竹庭和他发展的一批地下党员(包括王谦)，原有两个支部；二是原在太原求学的几个平定籍学生，如池必卿、周璧等人，他们被彭涛安排返乡参加县委工作；三是何英才、王凤山等人领导阳泉煤矿工人支部。(31)其实，平定县委基本是由第一部分人领导，其他两部分人并未积极参与。 平定县党组织能迅速建立，也得益于当地的革命传统。1931年7月4日，地下党山西省委曾发动著名的“平定起义”，创建了北方第一支红军武装(红二十四军)。虽旋即失败，却也在平定县及晋中、冀西一带埋下革命火种。同时，平定县在明清两朝，是省内著名文化繁荣之地。民初之后，新式教育也较发达，聚集较多青年知识分子，平定中学更成为组织发展的中心。早在1926年，平定人甄华建立中共平定县特别支部之初，就在母校平定中学内发展一些党员。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党员被捕，甄华也外出深造，平定党支部一度停止活动。但孙竹庭等人依旧坚持信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将王谦等人先后发展入党。以后见观之，这批边缘知识分子确实堪称“革命的普罗米修斯”(32)，因为仅平定中学初25、26班就成长出王谦、周璧、池必卿、赵雨亭、刘征田等10余位知名的“三八干部”，他们大多成为晋中、晋东一带共产党中层干部的骨干，在新中国成立后王谦、池必卿均官至省委书记，其他人也多为省部级干部。(33) 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原则上隶属于地下党山西省委(初称“山西省工委”)，可实际是北方局直接指示组建的，又与一二九师关系密切，这就造成在建党问题上正太特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直接违背省委意图自行建党。后来因境内大寨村闻名于世的昔阳县即属此例。 1936年初，中共地下党员李一清回到自己老家昔阳县，组织领导民众进行了“砸烂官盐”斗争并迫使政府妥协，不仅震动全县也奠定了此后昔阳县党组织发展的群众基础，一批昔阳籍的青年学生党员(如赵武成、宋乃宽等)也追随李一清返回故乡。不久，李一清在牺盟会力量推动下于平定县、昔阳县一带组建了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五团，掌握了数百人的武装，赵武成等人也参与其间，共产党员赵光寅(平遥人)也出任了昔阳县牺盟会特派员。这些都为昔阳县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一度称“平定特委”)已在晋东一带开展工作，他们和赵武成、赵光寅等一道又发展一些新党员。七七事变后，李一清奉命率教导五团南撤，赵武成等人则留在了昔阳县。此后，彭涛在谈到昔阳建党过程时说，在李一清等人走后不久，有人告诉他说山西省工委将派人来组建昔阳县委，让他配合，他把此事告知赵武成等人后，他们主张立即建立县委。彭涛感觉有些仓促，就让他们先期组建一个县工委，稍后再正式建立县委。(34)彭涛的说法暗示赵武成等本地党员似乎是担心上级安排他人组建县委而提出要求，出现这一情况确有可能，但彭涛似乎并未说出全部实情。后来李雪峰曾点名批评道：“一些特委领导为了与山西省委抢阵地，让下面同志仓促建立县委，如昔阳，结果造成有的同志离开，自己孤立无援。”(35) 抗战初期，在名分、治辖未定的情况下，争取首先自主恢复、创建党组织也并无特别可指摘之处，尽管这样的竞争有时确实会在局部造成力量的分散。不过，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一二九师进抵昔阳县，给予昔阳县地方党很大的支持。一二九师政委张浩专门听取县工委书记赵武成的汇报后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很高评价，倪志亮、宋任穷、王新亭等人更是具体帮助昔阳县委发展组织。不久，昔阳县工委改称昔阳县委，赵武成继续担任书记，对外称“昔阳县八路军工作团”。 但在八路军主力尚难触及的榆次县，其党组织则主要是由山西地下党组建的。榆次地处晋中盆地东北边缘，是进入省城太原的咽喉要冲。同时，榆次工商业一直比较发达，“榆次商帮”在清代更是驰名天下。(36)榆次晋华纱厂是山西省兴办较早的近代纺织企业，其中1300多工人从五卅运动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点发展对象。1926年初，正是以晋华纱厂的共青团组织为基础，共产党人建立了党支部，随后改组为榆次县委。(37)在大革命的火热形势下，榆次党组织发动了“晋华纱厂工人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榆次党组织的工作陷于停滞，但晋华纱厂内部分地下党员潜伏了下来，仍时常组织罢工。1937年6月，晋中老地下党员阎定础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来到榆次。他依旧选择在晋华纱厂工人中重点发展牺盟会组织，很快便有几百名工人加入牺盟会。在这些牺盟会会员中，阎定础并未直接发展党组织，而是在发现人选后反映给党组织，再由受阎定础领导的地下党员于林等人介绍入党。(38)即便如此，凭借牺盟会的组织载体，榆次很快就有了几十个工人党员，如郑鹤麟、宋琪祥、张绍文等。1937年10月，刘少奇在太原成成中学约见了刘伯承等人，在会面中刘少奇指示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赖际发留在榆次，准备创建根据地。因此，赖际发率一个排的八路军来到榆次，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则是正太特委联络站，负责正太特委与地下党山西省工委的联系。这让阎定础等人信心大增。(39) 如此看来，阎定础等人在牺盟会的序列之中，但就建党工作而言，阎定础为首的榆次共产党力量主要是接受地下党山西省工委领导。他在制定出组建工人武装、建立党组织、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后到太原专门向省工委书记张友清汇报，得到同意后，方才同工委派出的军事干部周桂生(原一一五师干部)一道返回榆次准备具体实行。(40)前地下党晋中特委书记裴孟飞也曾专门检查榆次的工作，并将部分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到阎定础等人那里。 随后，阎定础以榆次公道团团长的身份，组织成立了榆次工人自卫队。(41)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在乡青年知识分子多对牺盟会、公道团这样的官办机构戒心较重，他们大多在10月份榆次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后，经赖际发介绍去平定县一二九师师部参加了八路军。(42)例如，史子谦是老国民党党员，当时担任职业中学教务主任；在职业中学教历史和地理的范新三在当地也素有声望，他们二人皆是当地武术界闻人，师徒关系广泛。(43)据载，他们很快从平定县返回榆次，在职业中学师生中也试图组织抗日武装，史子谦还向阎定础表示未来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却因校方提前放假遣散学生未获成功。(44)后任榆次第一届抗日政府县长的范维屏觉得当时牺盟会在知识界的工作是较弱的一环，因为直到1938年也只有十几个教师或学生参加了阎定础、于林领导的游击队。(45)这是为何?范新三后来谈到此事时表示： 我和史子谦最初确实不知阎定础是共产党，没有积极参与牺盟会组织，但从平定回来以后向阎定础解释过，可人家，特别是阎，还是不信任我们，面对紧急也问不到消息，没把同学们带出来至为遗憾。(46) 这样看来，阎定础领导的牺盟会在最初与地方上具有较高威望的史子谦、范新三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阂，与八路军方面也并未协调一致。1938年初，晋中特委书记陶希晋在向省委汇报晋中工作时即指出，榆次把练武的知识分子当帮会分子对待。(47)不过，在日军逼近时，阎定础等人最终将工人自卫队及其他一些人拉到了附近的山区。正是以这支工人武装为依靠，阎定础、于林等人掌握了榆次县政权，选举共产党员范维屏任抗日政府县长，将一些共产党员安排到境内各处的行政岗位上，并相应组建了各区地下党支部。值得注意的是，据阎定础回忆，榆次抗日政府成立时，他们又提请一二九师想调回史子谦、范新三等人，并准备安排史任副县长，但史子谦不愿回来，只有范新三回到榆次任县政府行政科长(后担任县长)。(48) 正是在前述三县党组织初建之际，平汉线省委也撤入山西东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在阳泉镇会合。北方局指示他们暂时待命，同时在平定、阳泉一带做些工作。(49)但这样有些模糊的指示让李菁玉、李雪峰等人有点不好拿捏，因为近在咫尺的平定县党组织已经恢复，而且平定理应是由山西省委、正太特委领导，自己从河北初来怎好插足。同时，工运领袖何英才领导下的阳泉工矿区地下党两年多以前就建立起来，这年4月又升格为“阳泉工矿区委员会”(50)，掌握上百人的工人游击队，李菁玉、李雪峰等人更难指挥。因此，以一二九师编辑部名义活动的平汉线省委起初比较拘束，迟迟不能实现党组织的“战略展开”。(51)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迁至和顺县，冀豫晋省委机关和正太特委也到了和顺县。在理论上应负责和顺县建党工作的是冀豫晋省委。可理论归理论，实际上和顺县的建党主体还是一二九师民运部工作人员和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一二九师民运部部长秦武山派教导团翁可业出面，迅速组建起和顺县委，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开展工作。而正太特委这边，彭涛也让池必卿(当时叫池长胜)参与建党。翁是老红军，而池必卿只是入党两三个月的青年学生，自然由翁可业担任县委书记。一二九师虽希望冀豫晋省委派人建党，但干部短缺的省委竟无人可派。(52) 不过，随着陶希晋率正太铁路工委的人马与省委会合，李雪峰等人终于不再是光杆司令。此时，正太特委正与地下党山西省工委在地方组织领导权问题争执不下，急于脱离山西省工委领导。于是，经一二九师政委张浩推动，北方局以工作重叠为名先将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陶希晋领导的正太铁路工委合并建立了正太铁路沿线特委，随即改称晋中特委，隶属于改换门面的“冀豫晋省委”。合并后的特委由陶希晋任特委书记，彭涛则进入省委班子，以省委委员身份去冀西特委主持工作。紧接着，由于阳泉工矿区委书记何英才作为工人领袖代表提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与阳泉矿工游击队也合编一处，由陶希晋领导，而原阳泉工矿区委的骨干则跟随彭涛去冀西。 这一连串的人事调整，使得冀豫晋省委将晋中一带初具体系的党组织整体接管，堪称巧妙。而作为“实力派”的晋中特委，在李雪峰非常信赖的陶希晋领导下，直接掌握数县党务，终于能让省委接了地气。 但是，在省委驻地和顺县，他们一上来就面对县委闹意见问题。自和顺县委归晋中特委后，陶希晋对当地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在省委会议上专门批评道： 和顺工作很差，县委领导不够，集体领导不够，事务主义而不管党方面的事务，县政府全是旧机构，经费半年□□(字迹不清——引者注)五千，公安局仍是旧的，……二区基干队逃跑未编成。(53) 李雪峰、陶希晋等人原本还是希望让原县委班子继续留任，但隶属关系调整后的第一次县委会召开情况却令人比较意外。当日，会议是由省委、特委共同组织召开的，但县委会开完之后，原来的县委班子成员表示要退出县委。一二九师方面获悉后，立即指示县委书记翁可业不能离任，但之前的组织部部长还是坚持要走，径自去了冀西工作。(54)不难想象，晋中特委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应该对和顺县委依然有较多批评，而旧县委成员集体请辞则还是有“示威”之嫌。 这位年轻干部“执意离去”不难理解，因为和顺县委的建立除了依靠八路军，主要是由正太特委书记彭涛选派干部组建起来的，他是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县委书记翁可业作为初来乍到的八路军工作团团长，对本地并不熟悉，因此工作中主要依靠这位办事干练的年轻人。而且他本人是由彭涛介绍入党的，前期都是与彭涛“单线联系”。看老上级去冀西工作，本来就有些“心猿意马”。而这次挨批更是让他觉得委屈，便不愿在和顺继续工作，想追随彭涛去河北。这件事并未引发太大波澜，却也反映出“单线联系”不仅仅是之前秘密工作时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对部分干部的思维方式形成不小的影响，政治价值观的矫正、规范尚需时日。 面对此情形，陶希晋顺势对和顺县委进行了重组。作为接替者的杨奉林，是当时晋中特委秘书处负责人，他是追随陶希晋来山西的一位天津流亡学生。原宣传部部长冯静安因病回冀豫晋省委，继任者童玉一是个刚刚年满18岁的女干部。他们两个此前都在八路军独立支队“秦赖支队”工作过。由于翁可业此时已回一二九师工作，因此和顺县委实际由杨奉林主持。(55) 随后，李雪峰、陶希晋又安排原在阳泉工人游击队中工作的寿阳人李步瀛、朱熙、赵虎臣，先在和顺县石拐镇开会组建寿阳县委，然后回寿阳县开展工作。(56)这是冀豫晋省委自己组建的第一个县委。 同期，冀豫晋省委又迅速处理了太谷“两个县委”的棘手问题。 自大革命以来，以铭贤中学为中心，中共在太谷县有一定组织基础。1937年9月，地下党晋中特委(最初称“同蒲特委”，由山西省工委领导)书记裴孟飞在巡视太谷时，找到了县内知名人士武光大，武光大在1927年即入党，但不久又脱党，后多以国民党左派面貌参与太谷县内的政治活动，还担任过小学校长、县图书馆馆长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影响力。裴孟飞在与武光大会面后，即决定恢复武光大的党籍，并任命他做太谷县委书记，指派他以县图书馆为基地建立太谷县委。(57)不过，仅仅一个月后，刘少奇秘书兼地下党山西省工委副书记的林枫(58)也来到太谷，指导组建了另一个太谷县委，安排山西“民先”队长、北平地下党出身的侯维煜担任县委书记。(59)这直接导致双方在抗战初期各自开会，互不买账，冀豫晋省委接管此地区党务后，因涉及北方局、地下党山西省委，李菁玉一度拿不定主意。(60)不过，侯维煜是太谷游击队的初期组织者，而太谷游击队在秦基伟统领下成为晋中八路军独立支队(“秦赖支队”)的核心。李雪峰接掌省委后，认为支持侯维煜等人领导县委更有利于和“秦赖支队”的团结，迅速选择认可后一个太谷县委。李雪峰、徐子荣、陶希晋专门去太谷县一趟，以武光大有脱党经历为理由劝其先做政权工作，同时支持武光大等人重组太谷县政，由武担任县长兼牺盟会、公道团联合会长，并安排侯维煜等人亲自登门致歉。这样一来，武作为当地闻人在县政府发挥了更大作用，侯武二人的嫌隙也随即化解，在工作中配合良好。(61) 总括而言，晋中一带较多县域党组织于冀豫晋省委在山西站稳脚跟前已先行组建或恢复，但组织渊源不尽相同。平定、昔阳、和顺三县党组织，由正太特委(名义上为地下党山西省委下级，实际由北方局直接指导)负责组建，而背后则主要得益于一二九师进驻后的人力、物力支持；其中，在和顺县，一二九师直接派出八路军工作团组建县委。但在一二九师军力尚未掌控之榆次、太谷等县之时，地下党山西省委则在建党工作上发挥重要作用。此间，作为客党的冀豫晋省委并非核心建党主体。随后，在一二九师、北方局协调下，冀豫晋省委通过一系列人事动作不仅顺利接管先行建立的部分县域党组织，还逐步巩固了省委对晋中党组织的领导，前期隶属关系频繁变化的局面告一段落，晋中成为冀豫晋省委继续前进的可靠基地。 三、不同的牺盟会不同的党：晋东南的建党情况 随着山西省委撤至晋西南改组成立晋西南省委，晋中、晋东南地区之党务均明确转交由冀豫晋省委负责，双方因工作重叠产生的龃龉算是大致化解，李雪峰等人正式执掌晋东南党务。而一二九师主力南移后，给冀豫晋省委向晋东南的组织扩张提供了“底气”，李雪峰与徐子荣亲自率冀豫晋省委巡视团开启南下建党之旅。 但是，由于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扎根沁州(62)，晋东南一带牺盟会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晋中。当时曾有约定，牺盟会与冀豫晋省委大致以辽县为界，往北由冀豫晋省委主导，而向南则以“凡事经过牺盟会”为原则。(63)因此在这一地区实际的建党工作中，牺盟会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有牺盟会“融化”党组织情况出现。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如北方局驻冀豫晋省委代表朱瑞所言，“牺盟会是一个非常混杂的组织”(64)，不同的牺盟会其实往往内涵差异甚大，而因为有着不同的牺盟会，在晋东南也造就了不同的地方党。 1937年11月底，一二九师到辽县后随即着手抽调干部组织工作团分赴晋东南各县，意图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周恩来在给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曾提出：“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彭真去主持，以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65)不过，中共中央很快取消了此决定，宋任穷又回到一二九师师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突出“统一战线”淡化“独立自主”的观点占据了上风，毛泽东也做出让步，而刘少奇则受到了不少批评。(66)据薄一波回忆，在这样的情形下，受“十二月会议”中“友军不建党”原则的影响，宋任穷等二三十个党员干部离开山西新军返回八路军或地方工作。(67)除此政策环境因素外，有干部后来谈及此事时也透露，宋等人离开多少与八路军干部同牺盟会部分干部关系不睦有关。八路军的主动离开使矛盾并未激化(68)，当然，随宋任穷离开的只是部分人，很多地方上的八路军工作团并未撤走，八路军工作团对晋东南的组织落地仍有重大推动作用。 大体上讲，在晋东南其他一些较早恢复、建立党组织的县份，如榆社县、沁县、沁源县、黎城县等地，党组织的基础均为原来的牺盟会组织及其会员。只是最初的县委书记有不少来自八路军工作团，这令既往很多研究者误以为晋东南党组织也多由八路军创设。但南下巡视的李雪峰、徐子荣也绝非只是给新建的党组织追认名号而已。 例如在榆社，这里原本有较好的组织基础，抗战前，由省城返乡的青年学生任悟僧、任爱生兄弟作为核心，以练武术为名发展了一批党员，初步建立起了中共榆社县工委，意图在榆社组织暴动，但此一时期，榆社县党组织内江湖帮会气息浓重，终因内部矛盾而走漏消息，遭到阎锡山政权的严厉镇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任悟僧也离开榆社。1937年初，薄一波任命共产党员石仪为特派员，到榆社发展牺盟会组织。凭借石仪和当地人马定夫、张静如等人的努力，榆社县的牺盟会得到迅猛发展。(69)他们同时直接利用牺盟会组织发展党员，将比较积极的会员介绍入党。而原来的榆社县工委此时正陷于坍台，牺盟会便将组织关系也接了过来，成立了新的榆社县工委。1937年10月，杨宏民(70)率领的八路军工作团进驻榆社，与当地的牺盟会组织接上了头。杨宏民担任县工委书记，让石仪做副书记，基本将县委工作都交给了原来牺盟会中的骨干。张静如是榆社本地人，此前担任榆社县一区牺盟会主任，此番以刚入党未满月的身份即转任分区党支部书记。于是乎，在榆社，基本是牺盟会“转生”出党组织，连游击武装(基干队)也混为一谈，牺盟会特派员高尔华直接兼任基干队的党代表。 未几，杨宏民受一二九师党委指示将县委交给冀豫晋省委，自己很快返回部队。前来巡视的李雪峰、徐子荣对榆社县的状况显然并不满意，他们不仅将牺盟会的人从县委中抽出去，还将巡视团中的刘建勋和任志远(71)留在榆社任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接管了榆社县委。(72) 当然，冀豫晋省委在对待牺盟会人员在县委任职问题上似乎颇有灵活性。跟随李雪峰、徐子荣南下的裴孟飞被留在沁源、长治一带，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开展建党工作。这年10月中旬，以裴孟飞为团长(实际上依靠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杨勇、傅竹庭支持)的八路军工作团入驻襄垣，很快便将襄垣的党组织建立起来，直接安排牺盟会特派员多运海担任了新建的县工委书记，县里的党政机构也大多由牺盟会的人掌握。(73) 两相对照，为何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多运海后来的回忆多少能说明些缘由。他谈道：“自己在襄垣被周围人笑话是河北侉子，水平不成，子荣同志鼓励我好好干，省委就是要培养一些外地干部，不能全让县里牺盟会人干，特别是工人要培养，榆社也是这样。”(74)尽管多运海担任襄垣牺盟会特派员，可他似乎在徐子荣眼里并不算牺盟会的人。这是因为多运海作为原在河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是山西省委安排加入牺盟会的，一直主要接受山西省委领导。而由此可推测，冀豫晋省委对牺盟会的力量直接掌控县级党组织是加以抑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希望“牺盟会的同志们”暴露身份，更是要平衡地方精英和外部组织力量间的关系。多运海虽然是襄垣牺盟会特派员，却是河北景县人，还是工人出身，自然比较符合省委的标准。 李雪峰、徐子荣等人的顾虑并非无中生有的猜疑。因为地方牺盟会多是深植于本地社会、政治土壤的，由牺盟会而转生、凝成的地方党组织，若不加以平衡，确有可能与外部力量产生矛盾、嫌隙，即使这种外部力量是上级党组织。 沁源即是这样的例子。沁源县的建党基础是在沁源县长期坚持的一批地下党员，自大革命时期宋乃德返乡发展党员起，地下党组织一直在沁源境内艰难存续着。(75)抗战爆发前，太原牺盟会派遣李芝庭来沁源担任特派员，李本人是共产党员，原在河北从事工运，后来经人介绍来山西牺盟会。他到任后与沁源地下党接上关系，一方面积极发展牺盟会组织，一方面又吸收一批人入党。抗战爆发后，受李雪峰指派返乡工作的任瑞廷回到沁源。他们以牺盟会为依靠，逼走旧县长、建立武装，又专门写信请一二九师派人领导军事工作。李芝庭作为一个外地人，远不及任瑞廷在当地的影响力大，再加上任瑞廷被视作李雪峰派来的代表，李芝庭基本将牺盟会组织也交给任瑞廷负责。(76)在发展组织过程中，任瑞廷等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的亲缘和业缘网络，无论是新入牺盟会的还是新入党的党员，其中很多是他们的亲朋故旧。 1937年12月，冀豫晋省委下属之太岳特委(当时称工委)书记来沁源巡视，在见了沁源当地干部之后，正式宣布建立沁源县委。特委书记并未遵循一般牺盟会特派员不任县委书记的原则，安排李芝庭担任县委书记，资历更深的任瑞廷担任组织部部长。县委成立不久，李庭芝调辽县，但特委又让八路军派来指导军事工作的龙光瀛(老红军)领导沁源县委工作。(77) 任瑞廷在回忆中谈到，自己与恋人在饭店中吃饭，遇到县自卫队(县牺盟会组建)队长和他在国民党军中当差的表弟，自卫队长的表弟出于礼貌帮任瑞廷也结了账。之后，有人将此事告知特委书记，特委立即将任瑞廷召回，宣布他是投降国民党的阶级异己分子，决定将任开除出党并立即枪决。后经李雪峰亲自过问才得以获释，却也挨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任瑞廷大致上将自己获罪归结为与安子文个人的嫌隙。(78)但他并没有说出甚或并不了解，在特委书记和上级党组织眼中，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这位特委书记自然可能对任瑞廷多次在公开场合向自己提意见、顶撞自己心存怨恨，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任瑞廷“37年以来，长时间把持沁源牺盟，先是用八路军撑腰，对抗地委，书记管不住只好走，公然要求他哥任志远来才行，后来还与牺盟游击队长一起拉武装不听指挥，县书报告他们与高桂滋有联系，沁源牺盟其他人也不行”。(79)特委书记的看法未必公允，但任瑞廷自己的回忆录中其实也提到自己背着上级将原本该编入正规军的游击队员骨干留下了一部分，之前也同八路军代表肖永智一起违背了上级有关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均属于比较严重的“地方主义”问题。(80)于是，沁源的牺盟会一度解散。 黎城情况似乎更复杂。1937年上半年，一些黎城县高等小学学生最早加入了牺盟会组织，之后一些在外读书的黎城籍青年学生也先后返乡加入牺盟会。这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过境时派出一支工作团曾短暂停留于黎城，他们停留时间虽不长却推动了地方牺盟会的迅速发展，以武力方式逼退旧县长，于是薄一波便把牺盟会干部何公轸调来担任县长。何是湖北人，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但此番是以社会名流身份担任县长，秘密党员身份并未公开。何公轸去黎城时主要带了两个牺盟会干部，一个是牺盟会领导人杨献珍的弟弟杨璞(当时叫杨邦林)，一个是之前在决死队工作的李锋，他们两个均是党员。(81)何到任后建立了黎城牺盟游击队，他本人虽来自牺盟会，却并未广泛吸收原来牺盟会的青年人，反而任用不少旧军人，在县政府中也用了一些新人，这令黎城牺盟会的年轻人颇有不满。 没过多久，一二九师也派工作团来到黎城，这个工作团的团长为老红军王谦(82)，副团长为红军营级干部李大清。据李大清回忆，团员中有梅花繁、石文炳、王海山等八人，其中有两人是部队中直接调来的，另外几个均为抗大刚刚毕业的学员。(83)他们到了黎城后很快将牺盟会积极分子吸纳到党组织中来，杨蕉圃、李时哉、李旭华、刘寰等人均在这一段时间里被介绍入党。在八路军支持下，黎城建立了县工委，但人员基本是由原牺盟会骨干转任，杨蕉圃担任书记，李时哉任组织委员。于是，在黎城出现两股力量，一部分是以何公轸为代表的县政府和黎城牺盟游击队，另一部分则是李时哉、杨蕉圃等人领导的中共黎城县工委和黎城牺盟会。而薄一波虽然是牺盟会的上级负责人，但他作为山西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以下简称“三专署”)主任，同时也是何公轸的上级，此番更是经他推荐调到黎城，再加上杨献珍的关系，所以薄一波等人似乎对何公轸是信赖的，三专署的财政支持也都交到何手中。这样一来，在黎城，本地牺盟会力量厚实，也掌握了党组织，却财力单薄，只能靠何公轸领导的县政府供养。何公轸等人被视作外来力量，却掌握了县里的财权和武装。在县工委成立后，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太和睦，上级党组织以李时哉替换了第一任书记杨蕉圃，仍无法解决两者的矛盾。 古德曼(David Goodman)在其论著中判断黎城双方的矛盾主要体现着新旧力量的冲突(84)，这是有根据的，但他并未注意到其中还掺杂着地方精英与外来力量问的矛盾问题。冀豫晋省委巡视团即认为李时哉“太左，在黎城牺盟会、县委时就有破坏统一战线错误，也是地方情绪重，觉得黎城领导权让南蛮子占了”。(85)1937年12月，黎城县委正式成立，省委直接派从延安刚到黎城的程剑做了第一任县委书记。(86)薄一波也改派赵伯庸到黎城担任牺盟会特派员。程是东北人，赵伯庸也非黎城本地人，他们依旧无法理顺与何公轸的关系；而何公轸受到官吏和旧军人影响较多，对这帮本地的青年人缺乏信任。双方在财粮供给、游击队领导权问题上矛盾不断，终发生严重冲突。先是出现何公轸扣押牺盟会员(包括特派员赵伯庸)的“西井事件”，后来又出现何公轸被牺盟游击队队官王元令挟持的“柏官庄事件”。前一事件一般认为是源于牺盟会的青年人对杨邦林、李锋等人吃喝、聚赌等问题不满，双方发生冲突后何公轸偏听偏信；后一事件则被认定为王元令等人是阎锡山派来夺权的。 受材料所限，这两起“事件”的具体来龙去脉笔者无法澄清，但根据零散的史料我们仍能了解到这一过程并不简单。杨献珍后来在关于李锋历史问题的证明材料中提及，李锋曾说他自己和杨邦林、何公轸在黎城组织过反牺盟会联盟。杨献珍虽然认为这可能是李锋在审干时胡说的，却也反映何公轸等人与黎城本地牺盟会的不和。(87)当时的特派员赵伯庸不久即因托派的罪名被处决，在他的审查材料中留下了更为具体的证据： 利用黎城党、牺盟干部，与××唆使县委书记发展旧军官王××为党员，县委书记受蒙蔽，许给王当游击队长，以后干军事部长，让王××发动兵变搞掉抗日县长……(部分字迹不清——引者注)。(88) 这段材料中的名字均用××代替，但还是能推测出王××应该就是王元令。此类材料虽不可轻信，但可侧面推知，“柏官庄事件”背后其实闪动着黎城县委、牺盟会的影子，此行动确实出格，恐未得到上级党委认可，因为事后黎城县委书记程剑马上被调离。(89)如此看来，黎城发生的种种，可以说是中共借牺盟会系统实现组织落地而产生内部颉颃作用的真实写照。 概言之，在晋东南(包括晋豫边)地区，尽管试图避免直接由牺盟会建党，省委主要还是充分依靠牺盟会“大网”将党组织的“大饼”迅速摊开，多数情况下也不排斥牺盟会人员大量进入地方党领导班子的，而这些牺盟会出身的青年干部们，后来也大多在太行根据地成为革命队伍的“中流砥柱”。即使是由豫北匆忙撤入山西的晋豫特委，也能在牺盟会组织发展迅猛的晋城、阳城等地，与来自牺盟会的地方党员较好地形成合力，将这一地区的党组织较快地建立起来。(90) 但在部分县，地方党看似依靠牺盟会，实际却是老地下党以牺盟会的形式实现“复生”。如古德曼所言，武乡的党组织就是通过牺盟会作为其组织的“平台”。这里的地下党县委在1933年即正式组建，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李逸三(91)担任书记，高沐鸿、赵瑞璧、史怀璧、武三友、程登瀛等均是骨干。此外，李逸三等人还安排王锦心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武乡在1933年即被阎锡山政权看作省内“四大赤县”之一，党组织基础比较深厚，不仅有一批信仰比较坚定、在武乡上层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知识精英领导武乡党组织，而且有“抗债团”这样的民间团体为组织发展打下扎实群众基础。李逸三作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在武乡县当地，特别是在外的武乡籍学生中，具有一定威望，他返乡后很好地利用了武乡具有“反阎”传统的地方政治环境，以段村为中心，获得当地大族武家的有力支持。而凭借各种乡缘纽带，县政府、县党部也对李逸三他们给予一定“纵容”。(92)同时，阎锡山政权官办银行倒闭、晋钞作废，这造成大量的民间债务问题，出现名义上是民众拒绝还债而组织的团体——“抗债团”。“抗债团”实际成为武乡党外围组织，雇农武三友被推选为团长。这个“抗债团”主要依托“桃园结义”“拳房学武”等名义进行公开活动，武三友为“拳师”，魏名扬、姜一等一大批民间“勇敢分子”被先后吸纳进来。(93)其中，魏名扬是远近闻名、门生众多的江湖豪杰。依靠一上一下两部分地方精英，武乡地下党在乡村中建立了20余个支部(94)，甚至扩展到上党地区其他几个县(沁县、襄垣、榆社等)。(95)即使在李逸三被捕，地下党两次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依靠魏名扬等人维系了地下党的组织基础，相互之间仍有联系，抗战前尚有党员200人左右。(96) 待李雪峰、徐子荣等人来晋东南联络组织时，此前暂别故乡的高沐鸿、王玉堂(冈夫)也随他们回到武乡。他们靠着高沐鸿、王玉堂的老关系，很快把武乡地下党员们又聚集在一处，他们以牺盟会为掩护，将党员以牺盟会会员身份分派各村镇，迅速恢复武乡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武乡县工委，王玉堂担任书记。(97) 不过，1938年初，陆清廉率领八路军工作团来到武乡县。这支工作团实际是由冀豫晋省委和晋中特委派来的。起初工作团与县工委共同领导各项工作，但随后工作团人员总体接管了武乡党组织。各种史志资料、回忆材料对此事皆一笔带过，但实际有着深刻原因。由于武乡这批地下党多出身地富、商人或有帮会背景，冀豫晋省委一直不太满意。在1938年4月的地委书记会上，徐子荣谈道：“武乡县委成分不纯现已改组。”(98)不过，这样的改造似乎对基层党组织仍然影响有限，李雪峰在两年后总结工作时仍专门指出抗战初期武乡党组织中“富农把持领导地位，影响到中农情绪，欺骗组织，贫雇农基本是儿媳妇地位，虽改组仍无济于事”。(99) 应该说，武乡地方党虽看似由牺盟会干部恢复，实则与冀豫晋省委之关联更为紧密，嗣后之党务、行政权力都大体为冀豫晋省委以八路军工作团名义掌握。正因为如此，没过多久，武乡县即被纳入晋中特委管辖范围。与武乡类似的还有长治、平顺等县，这一阶段的八路军工作团其实与抗战初之工作团内涵大不一样，他们大多是党组织为掩护身份、便宜行事借来的名头。 总括言之，牺盟会的勃兴给晋东南的组织落地带来了极大之便利，八路军方面的适时收缩让晋东南的地方党具有比晋中更多的地方特色，与地方社会的纠葛也复杂许多。榆社、沁县、沁源、黎城等县因地处牺盟会大本营附近，中共组织力量在这里较早落地，染上较浓的“牺盟”基色。即便如此，当一二九师力量向晋东南初步扩展后，冀豫晋省委还是利用军方的背书以各种方式对这些县的组织班底有所改易，将刘建勋、任志远等直属干部安排下去。如前所述，牺盟会本身并非纯然一体，不光“山西本土化”程度不尽相同，还存在晋东南相当部分之牺盟会组织是当地老地下党借以“复生”之载体的情况，此类县份的牺盟会组织与前述之牺盟会有很大不同，他们基本不受牺盟会总部统辖，而一上来就直接听命于冀豫晋省委。于是，中共组织在武乡、平顺等县的展开更多凭借老地下党既有的组织网络。正因为如此，组织扩展过程的异途终造成牺盟会、地方党间的颉颃问题屡屡出现，隐伏的矛盾尚需化解。 四、冀西：新力量与老底子 冀西是抗战初中共在太行山区的另一块基本阵地。此地民风尚武、环境复杂，抗战初更是杂牌武装、会门势力峰起。(100)黄道炫即指出：“八路军进入河北后，和地方党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逐渐扎住脚跟。”(101) 毫无疑问，八路军与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对于中共在冀西的立足与发展有着关键影响，不过就冀西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过程来看，八路军的具体介入反而远少于晋中、晋东南地区。同时，冀西一带的老地下党在建党过程中贡献颇大，早在李菁玉、李雪峰等人西撤晋省前，就安排赞皇、井陉一带地下党员尽力恢复组织；李雪峰也谈到，冀西的基础是他任直中特委书记时的底子。(102)可以说，冀西的党组织是在老底子和新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 首先来看赞皇的例子。在冀西特委中，除彭涛外，傅贯一、马芳庭均是原直中特委的人。他们一前一后在此“深耕”良久，而其工作的中心则是二人的故乡——冀西赞皇县。 赞皇是太行山下的一个贫穷小县，百姓生活异常艰苦，正因如此，此地民风强悍，官民冲突一直不断。早在1930年，傅贯一等人即组建了赞皇县第一个党支部，称为赞皇县区委。赞皇最早一批党员主要是一些本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再加上个别农民党员。他们曾屡次发动农民进行抗税、抗捐运动，1932年更是组织了震动冀西的“三月农民大请愿”，准备攻打县衙进行暴动，但终遭失败。赞皇地下党也在稍后遭到严重破坏，傅贯一远走他乡。到1934年时，曾在山西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的马芳庭获释回乡，他和宋国藩、李绪春等几个赞皇简易师范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再次将赞皇的党组织慢慢恢复起来，不出一年便又联系发展了几十个党员，建立了新的赞皇工委。(103) 在内外挤迫下，赞皇地下党能勉力支持，并扎根于赞皇境内，着实不易。除了赞皇地理位置偏僻，政权控驭不力外，也得益于马芳庭本人的能力，如中共内部评价的那样，马芳庭为人“深沉老练，能和赞皇当地官员、缙绅、枪会头目打交道，但心计多，有时不善团结同志”。(104)同时，有回族血统的马芳庭(105)还与本地回族民众联系密切，借助上层宗教人物掩护地下工作。(106)因此，他的灵活处理屡屡让赞皇党组织化险为夷，却也在傅贯一自石家庄重返赞皇时，因不信任而不与傅接头。傅贯一便和张适如、董月三(107)等人在赞皇另组了一个工委。这样，直到上级党组织介入、傅贯一将中央文件带来，马芳庭才肯向傅汇报赞皇党的工作情况。两个工委随后合并为赞皇县委，马芳庭任书记，宋国藩任副书记，张增堂、李绪春分任组织、宣传委员。马芳庭短暂担任县委书记后，改以区公所协理员身份做统战工作，傅贯一重新兼任赞皇县委书记。此时，刘少奇已到北方局主持工作，赞皇党也顺应刘少奇来华北后改变“关门主义”倾向的大形势，利用统战之思路，大力发展党组织。七七事变前夕，赞皇已有党员100多名，建立支部20多个。(108) 抗战爆发后，马芳庭等人趁乱夺取了赞皇县警察局和保卫团一部分武装的领导权，待八路军工作团到来后，凭借邓永耀骑兵团的支持，赞皇共产党人进一步大体掌握赞皇县政(县城被日军占领)。随后，傅贯一、马芳庭与冀豫晋省委派来的彭涛一起组建了冀西特委。与冀西其他县份不同，赞皇抗日政府的县长张适如是直接由八路军委任的，而未经过冀西民训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赞皇县的党政班底主要由原傅贯一的那个工委的人组成。前述新任县长张适如、游击队负责人董月三皆与傅贯一一样是赞皇最早一批党员。(109)而以县政府组训处名义开展工作的新县委中，县委书记也由农民出身的老党员张桐琴担任。原来简易师范里的一批党员则多在区委、区公所任职。不过，1938年4月，也就是在著名的“赞皇红五月”前夕，李雪峰、彭涛等人巡视冀西诸县时，认为张桐琴的能力实在难以应付当时之复杂局面(110)，便将池必卿调往赞皇担任县委书记。而马芳庭后来曾重新担任赞皇中心县委书记，由于还要负责指导周边元氏、井陉等县工作，宋国藩又被调回担任副书记具体主持赞皇工作。 井陉县的情况与赞皇有些类似。由于井陉煤矿聚集一批工人，因此中共很早就对在此地发展党组织倍加重视。早在大革命时期，赵玉祥等人即以国民党党部的名义宣传中共纲领、发展党员，至1927年7月时，全县已有50余名党员，还建立了以赵玉祥为书记的县委。此后十来年里，井陉县的党组织率遭破坏却能屡仆屡起，主要在于共产党人在井陉煤矿工人中通过“兄弟会”“朋友会”“煤窑会馆”等形式建立了稳固的外围组织网络，而他们与枪会组织的互动、以抗捐抗税等形式组织的农运，加固了工农之间的关联(因为工人们多数来自周边农村)，再加上他们利用国民党党部名义曾在井陉广泛进行的党义宣传，使得井陉党组织曾一度蓬勃发展，全县有上百名党员，外围组织成员上千人。即使是1936年后，领导人贾良田等人被捕、井陉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井陉党员群体内部仍保持联络，并积极寻找上级组织。(111)抗战爆发后，以八路军为后盾，在当时平汉线省委派到冀西的栗再温、李德仲指示下，赵玉祥、孙雨培等井陉党曾经的领导人返回井陉，他们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四处活动，很快便恢复了井陉县委。(112) 尽管中共在冀西的“老底子”对此区域党组织的恢复贡献不小，但如无抗战爆发后新的力量进入冀西，则中共党组织在这一地区很难真正实现“战略展开”。如前所述，这两股力量一是八路军，特别是一二九师骑兵团；二是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 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前身是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红军中一向以武器精良、骁勇善战著称。红军改编后，初为一二九师骑兵营，在进入河北后恢复为骑兵团，团长为夏云廷，政委为邓永耀，邓永耀主要负责地方民运工作。一二九师骑兵团在冀西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1938年3月下旬即随宋任穷开赴冀南，却在冀西局面开辟阶段功勋卓著。首先，骑兵团以武力直接廓清了冀西部分地区之反对势力，对鱼龙混杂的冀西各方武装形成震慑，给地方党的恢复和建立提供了武力保障；第二，骑兵团直接帮助冀西的赞皇、元氏、临城等县建立了抗日武装，帮助元氏、临城等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给地方党的恢复和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三，骑兵团驰骋于冀西诸县，给中共地方工作人员特别是区域内的地下党以极大之精神支持，对民众也产生极大鼓舞。(113)另外，骑兵团沿途开展了相关民运和宣传工作，在冀西地区民众问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包括一二九师骑兵团在内，八路军在冀西地区较少直接介入地方党的具体组织事务，绝少有像晋中、晋东南地区八路军那样，直接派八路军干部带领工作团到地方上开展建党工作，更无八路军干部担任县委书记的情况。八路军教导团团长张贤约在回忆中也谈道：“因为当时党组织没有公开，派到冀西邢台地区来工作的县委、区委都用先遣支队工作团的名义。高扬、彭涛、张玺、王进、关山复等同志都先后在这一带当过工作团长。他们用军队的牌子，服装、粮食由我们帮助解决，工作却是独立系统。”(114)即使像元氏县地下党员智世昌等人径自来找八路军联系组织关系，八路军的态度依然是：“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已派人来赞皇、元氏接受党的关系、开展党的工作，部队不能领导地方党组织，如果你们是党员，会有地方党派人联系的。”(115) 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虽有一块官方政权组织的招牌，却对冀西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似乎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就隶属关系上看，冀西民训处的直接上级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因此外壳是具有一定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但内核却几乎完全是共产党人掌握的掩护组织，与一度自成系统的牺盟会有极大区别。因为除了地下党员杨秀峰担任民训处特派员外，冀西民训处的干部是由北方局调派来的党团员，他们中个别人是李菁玉、李雪峰带来的，主体则是由赵德尊等人带来的一批平津学生，经由李菁玉、李雪峰等人介绍到民训处中。(116)在民训处内设机构里，负责人也全是共产党员(见表1)。而且，北方局还一度安排李菁玉、李雪峰、杨秀峰三人组成民训处内党的领导小组，后来一直由冀豫晋省委(晋冀豫区委)直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