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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01；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3-0006-05
一、关于早期亚洲主义
亚洲在近现代以前没有明确的地理坐标和洲际界限。从一般和传统意义上讲，人们心理范围的亚洲大致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但广义和实际地理范围的亚洲还涵盖中亚、西亚以及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地区。亚洲整体面积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30%，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60%。本文所述的亚洲为广义范畴，但侧重传统意义的地区。
亚洲在历史上曾长期走在世界前面，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中国、印度、古巴比伦三大文明古国在亚洲。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亚洲。亚洲古老的东方哲学启迪着人类思维，亚洲人的伟大发明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亚洲曾长期引领世界经济潮流。保罗·贝罗克所著《1750-1980国际工业化水平》数据显示，西方工业革命之初，亚洲占世界GDP的比例在2/3左右，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分别占32%和24%。
近代以来，亚洲落伍了，未能赶上工业革命的浪潮，在自我封闭中逐渐走向衰落。1900年，中印两国 GDP仅占世界的7.7%，而英法德俄罗意6国占了 54.5%，美国一家就占了23.6%。自1510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印度果阿以后，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不同程度沦为西方列强侵略和殖民的对象，人民饱受战乱和欺凌之苦。
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国家的危亡，一批亚洲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开始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视角审视亚洲以及自身国家的定位，逐步将本民族的命运与亚洲的前途联系起来，从不同角度开启了亚洲主义的理念，形成了“早期亚洲主义”。
早期亚洲主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中叶的中英鸦片战争、日美“黑船事件”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这一时期，一些日本知识界人士率先提出“亚洲联合”的思想，认为日本、中国及朝鲜同属东方文明体系，同样面临西方列强步步进逼的压力，因此需要“中日提携”，并建立日中朝“三国同盟”。此间，中国清王朝一些政界要员和思想家也曾有过类似的主张。
但也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有关国家战略取向的争论趋于白热化，最终以福泽渝吉为代表的“脱亚入欧”论渐据上风。日本于1889年和1890年分别颁布“帝国宪法”和建立“帝国议会”，引入君主立宪政体，效仿西方列强实行富国强兵路线，并将矛头首先指向朝鲜和中国。
第二阶段是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出台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要”。在此期间，西方列强进一步加大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瓜分。日本则与西方列强既相互勾结，又彼此牵制，同时迅速膨胀为亚洲强权，亚洲尤其是中国等对日本的抗争上升激化为主要矛盾。
在此过程中，1897年，日本在东京成立了“东亚会”。次年又成立了“同文会”。后来两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成为当时日本研究东亚特别是中国问题的中心，衍生出各种较为系统的“大亚洲主义”的论述。与此同时，早期亚洲主义日益走入歧途，逐渐异化变质为侵略和独占亚洲的借口与工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李大钊等一批早期革命者和思想家也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和阐述亚洲主义的思想。印度的甘地、泰戈尔以及韩国和东南亚等地的一批知识分子相继加入到这一行列中。亚洲主义成为亚洲政治界和知识界的共同话题。
早期亚洲主义概括起来有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是出于对西方列强压迫的直接反应，包含了初步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意识。
第二是在东亚传统国际关系体系解体后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推动亚洲国家的精英反思本国和亚洲由盛转衰的原因，促进其对自身命运、利益和文化共性的深层思考。
第三是包含较明显的对抗性和排他性。比如日本学者胜海舟就将亚洲主义理解为“合纵连横共抗西洋”。
第四是日本在这方面的探讨最为活跃，其间滋生和蔓延了对外扩张和控制亚洲的战略意识。
早期亚洲主义的发展始终不顺利，最后中途夭折。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当时的东方国家极度羸弱，尤其是作为亚洲最主要力量的中国积贫积弱，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在世界力量对比中，亚洲远处于下风，缺乏支撑亚洲主义的足够物质基础。
二是亚洲主义的提出较为仓促，既缺少先进理论的指导，也未唤起亚洲各国当权者尤其是广大民众的共鸣。在亚洲主义旗号下，还混杂着各种各样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
三是最先摆脱列强控制，最早开始工业文明的日本做出了错误选择，走到了亚洲主义的反面。日本先是选择了“脱亚入欧”，自我背离了亚洲认同；继而与西方列强为伍，同样以武力和强权面对亚洲各国；最终则是与世界法西斯结盟，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早在1919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而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1924年，孙中山先生于病逝前曾在日本神户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积其毕生政治经验，对日本发出了最后的警示：“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权的文化，也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遗憾的是，日本没有听取邻国及国际社会的警示和劝诫，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最终也使日本自身付出了沉重代价。
二、关于亚洲主义的过渡期
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的近半个世纪，是亚洲主义的过渡期。
二战后，亚洲和非洲一批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重新举起区域联合的旗帜。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苏加诺等积极倡导亚非会议，推出影响深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次会议提倡的团结合作和求同存异的精神，有力地鼓舞了亚洲各国的联合自强，也催生了亚洲主义的重新萌动，但是，亚非会议进程很快就陷入停顿，亚洲主义未能进一步生长发育，原因在于：
第一，亚洲处在冷战的阴影当中，亚洲各国大体上分裂为对峙的两大阵营，推进亚洲主义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和完整的地缘概念。
第二，亚洲各国虽然相继摆脱了外敌入侵和殖民统治，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但局部战乱不断，经济增长参差不齐，亚洲主义缺乏相应的和平环境和物质基础。
第三，亚洲主要国家的因素及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中国长期面对美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事实上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日本实行经济优先主义，外交上与美保持一致。印度把主要精力放在南亚和不结盟运动上。中日关系和中印关系长期未能正常化。亚洲主义缺乏主导力量，更缺乏主导力量之间应有的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欧加快一体化进程并取得举世公认成就，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化潮流初见端倪，对亚洲国家形成不小的刺激。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了 “环太平洋经济圈构想”。80年代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还发起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推动建立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些过渡阶段的设想和实践，为新时期的亚洲合作及新亚洲主义酝酿和积蓄着能量。
三、关于新亚洲主义的基础
冷战后，亚洲的合作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机遇。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其名著《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中指出：“亚洲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亚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亚洲，集体的亚洲意识正在兴起”。应该说，这种集体的亚洲意识，正是21世纪新的亚洲主义的先声。它已构建起以下一些基础。
首先是经济层面的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亚洲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并推动了亚洲的整体发展。1990年至2004年，亚洲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从15%上升到23.8%，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26%上升至31.8%。1995-2005年，亚洲 GDP和外贸年均增幅是世界均值的一倍左右，对全球 GDP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北美。2005年亚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占世界的22.7%，股市市值占世界的1/6，外贸额占世界的1/3，外汇储备占世界的 70%，互联网用户占世界的25.5%。还要看到，亚洲的人口是北美的5倍，欧盟的4倍，亚洲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前景是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
国际权威研究机构预测，按目前相对增长速度，到2010年，亚洲经济总量将超过欧盟，2020年与北美自贸区持平，2040年超过世界GDP总量的40%。近一段时间，跨国公司和国际财团纷纷聚焦和抢滩亚洲特别是中、印等新兴国家市场。不少世界著名的战略家和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
第二是区域化层面的支撑。
在亚洲各国相继发展和区内经济循环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区域合作应运而生，很快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广支点、官民并举的良好态势。东亚10+3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两个支柱性机制深入发展，特别是10+3已开辟了18个合作领域，建立了50多个对话机制，各类合作项目超过100个，成为推进亚洲合作的主渠道。
泰国倡导的“亚洲合作对话”(ACD)跨越了亚洲各次区域的界限，建立了第一个政府间的泛亚合作平台。博鳌亚洲论坛汇集本地区各国精英，为泛亚合作进程提供着智力支撑。东盟一体化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不断推进，南盟逐渐恢复活力。短短几年时间，域内各国签署和正在商谈的FTA协议已经超过40个，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715亿美元，亚洲债券基金达30亿美元。亚洲公路网和泛亚铁路项目陆续推进，“亚洲货币单位”酝酿出台。
第三是安全层面的支撑。
亚洲国家之间大多超越了意识形态与体制的不同，相互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国家间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不断深化，合作意识与日俱增。
全球化导致非传统安全问题升温，恐怖主义、传染疾病、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冲击亚洲各国的安全，促使各国树立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理念，安全观的共性逐渐形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和多边渠道陆续展开。
第四是文化层面的支撑。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亚洲传统文化重现生机与活力。许多东西方知名人士都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斐然成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文化背景，包括重视教育，敬业奉献，社会和谐，包容开放等精神。
20世纪80年代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阐述了“东方价值观”的内涵，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中提出了“新儒教”的概念，认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平衡稳定是经济成功的基础。奈斯比特也认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而是基于亚洲文化的亚洲模式。儒学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度受到很多亚洲国家的重视和弘扬。
在传统文化基础上，亚洲现代文化也呈现方兴未艾势头。区内文化、学术、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化，亚洲旅游者普遍将本地区作为首选旅游目的地，促进了区内的人员交流与文化交融。
四、新亚洲主义的基本架构与时代内涵
21世纪新亚洲的目标，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指出的，应建立一个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平等互利、安全上互信协作、文化上交流互鉴的和谐亚洲。
21世纪能否形成新的亚洲主义，一是看亚洲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之间能否真正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二是看亚洲能否继承发扬本地区的优秀精神文化遗产；三是看亚洲发展道路能否继续成功并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接受。
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各国反抗力量之间的较量。战争持续之久，损害之大，为亚洲史上罕见。战后，就法律和外交层面而言，日本已与除朝鲜以外的亚洲各受害国进行了战后处理。但就政治和思想层面而言，对那场浩劫的反思以及对早期亚洲主义嬗变的研究仍在继续，日本国内则仍不时出现公然为侵略张目、为战犯翻案的言行。新的亚洲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开辟和塑造亚洲的未来，但基础是对历史教训的全面总结，以及对历史结论的基本共识。这一集体认同过程完成得越彻底，新亚洲主义的思想根基就越牢固。
亚洲拥有宝贵的精神遗产，包括儒家学说和各种宗教的精华。亚洲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达观、诚实守信等为代表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亚洲和其它地区一样，已经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新的亚洲主义的生命力在于能否赋予上述精神遗产以新的时代含义，使其与当今及未来的变化相适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弘扬其先进禀赋。
亚洲的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同时又面临着各种难题和挑战。各国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大国间的摩擦时有发生，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传染病和自然灾害的威胁时起时伏。新的亚洲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立足于亚洲的整体发展与持久稳定，大力推进各类区域性合作，整合和优化配置本地区资源，进一步走出一条能为域内各国接受并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什么是21世纪新的亚洲主义的核心内容，学术界正在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有益的辩论，我认为有必要坚持和拓展以下几个主要思路：
首先是合作的亚洲主义。合作是亚洲主义永恒的主题。没有亚洲各国的合作，亚洲的和平稳定难以确保；没有亚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合作，亚洲崛起的世界意义无法实现。
合作的目的，是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亚洲尚有数亿贫困人口，最富裕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上百倍，这种极端不平衡状况不应再持续下去。发达国家负有援助不发达国家的道义责任，新兴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合作的原则，是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准则，包括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也包括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亚洲国家都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都反对霸权主义，因此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人为地将邻国视为威胁，而应相互把邻国的发展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
合作的途径，主要是指双边合作基础上的区域合作。区域合作既是区域主义的实践平台，也是其理论源泉。欧洲的经验表明，区域合作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从低到高有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和经济联盟，以及完全一体化几个阶段，在经济合作相对成熟后才开始启动政治、社会、外交和安全一体化进程。东亚及整个亚洲目前还处在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道路还很漫长。东亚国家已经确立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这个共同体首先应是经济意义上的共同体，同时也可以在文化、政治、社会和安全等领域加强多层次的对话，开展必要的合作，进行有益的探索。
合作的模式，要适应亚洲的特点，发挥多种积极性。亚洲目前已存在东盟、南盟、上海合作组织、 10+3、东亚峰会、六方会淡、亚洲合作对话等多个次区域或泛区域多边机制。这些机制大多根植于地理上的紧密联系或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各有其生长规律和重点方向。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亚洲一体化进程不宜急于组建统一的平台，而宜加强各种机制间的协调，整合各种机制的资源，以期相互补充、形成合力，寻求合作利益的最大化，逐渐构筑某种充满活力的“立体复合型”区域合作模式。
第二是开放的亚洲主义。物理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即封闭的系统必然热寂，开放的系统长盛不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同样需要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亚洲主要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都有过教训，固步自封、闭关锁国，导致国力日衰。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才能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才能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
新亚洲主义必须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不具排他性，不搞保护主义，更不针对特定一方。开放不仅指区域内国家间相互开放，也是指亚洲对其它地区乃至世界的开放。亚洲合作尤其是东亚合作需要与其他跨区域机制保持联系，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APEC)、亚欧会议(ASEM)和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等。2005年底在马来西亚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吸收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体现了东亚合作的开放性。
美国在亚洲有重要的利益和传统影响，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客观现实。推进亚洲合作应与美国和其他域外国家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并欢迎美国等为亚洲的稳定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亚洲现存和新生的各种经贸和安全安排并不是对立的，可以彼此共存、相互包容、良性竞争。中国希望与美国尊重彼此在亚洲的利益，同时不断扩大新的利益汇合点。
第三是和谐的亚洲主义。东方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亚洲最大的特点是在东方文明的大框架内，呈现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各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尽相同，历史文化背景各有特色，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也存在较大差异。历史实践证明，多样性本身并不是合作的障碍，而是合作的动力，更是促进交流、革新和创造的源泉。亚洲合作完全可以也应该尊重本地区多样化的特点，发挥多样化的优势，寻求多样化的发展。
新亚洲主义所探索的，是在认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基础上，尊重各种文化、宗教、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是在域内不同国家、民族、集团和平共存的基础上，追求彼此之间的和睦与和谐。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亚洲各国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就各不相同，形成自身的特征。各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国情基础、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也就有了其独特的生命力。片面强调某一种模式的价值观，或试图在亚洲强行推广单一的政治制度，历史上证明是失败的，现实上行不通，将来也难有市场。
思考21世纪新的亚洲主义，要立足于亚洲大陆的百年巨变，着眼亚洲未来的发展前景，适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这样才能赋予亚洲主义以全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亚洲各国为此应当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探讨亚洲与域外各种力量之间的积极协调与互动，这样才能推动新亚洲主义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6-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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