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政治学思维方式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思维方式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支新兴的学科——生态政治学(有人也称之为政治生态学)。由于生态政治学方兴未艾，国内外的学者对生态政治学的基本含义还处于争论的阶段。但是，从对生态政治学的理解的方方面面，可以显现出生态政治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轨迹和拓宽。
一、生态问题的政治化
生态政治学最初的缘起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全球环境的恶化日益严重，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严重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经济、文化、政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人类迫切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出现了一些生态政治活动和生态政治党派。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起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世界各国“绿党”组织也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增强。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80年代以来，世界的一些国家也相继建立了“绿党”组织。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在全球人类对生存和发展方式、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进行广泛和深刻反思的背景下，生态政治学诞生了。
人们之所以把生态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并把它归于政治学的分支，是因为政治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和方略都会左右这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文化、科技的特点。政治的作用渗透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和扩张，逐渐建立了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人类的政治观，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为价值的社会模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但是，西方文明是以工业文明为主的，在带来科技和经济的巨大发展时，也带来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以及人文的衰落。它的政治观也出现了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等，力求把整个世界都按照西方的理念统治起来，迫使其他国家也走向和西方世界一模一样的道路，建立起同样的政治。这种政治观深刻影响了一二百年来世界的发展。因此，当世界出现自然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要把这一苦果首当其冲的归于政治问题，认为这是政治上指导的失误，而且人们也相信政治的力量，足以能够解决生态危机。
因此，生态政治学的一部分学者认为要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危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生态问题首先要从政治上给予解决。于是，他们把生态政治学理解为政治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改善和维护。生态政治学涉及的概念和范畴有生态政治、生态安全、生态运动、绿党、绿色政治、生态自治、生态社会主义；具体的研究内容有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生态建设、生态保护与公共政策，生态成本和经济政策等，目的是建构保护生态、建设生态的政策决策系统、分析系统和执行系统。不难看出，这种生态政治学有很强的针对性，即力求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虽然它的着眼点是政治，但是其目的是改善和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从这种角度出发的生态政治学，可以称之为生态问题的政治化。其出发点是好的，它对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消解。同时生态问题的政治化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一种辩证关系，虽然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是对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限制，但是，从长远来看，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也就保护了人类自己。但是，这种生态政治学偏重于政治上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定，探讨的是政治的技术层面，导致对政治的工具价值的重视，容易忽视对政治本身深层的建设。同时，它也容易落入自然主义。因此，找到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界限、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范围是这种生态政治学研究的关键。
二、政治范式的生态化
除了生态问题政治化的思路之外，生态政治学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来建构政治方向的趋势。“它可以被视为以生态的眼光看待政治学的领域，其中包括更为彻底的观点，即生态学不仅提供了政治性议事日程的内容，而且是政治事件可能的基础和制约条件，甚至决定着政治学的恰当形式。”(J·海华德，《政治生态学的含义》，《世界哲学》，1996年第21期。)这种理解下的生态政治学力求实现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等在内的政治活动生态化，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政治的建构都是以一定的政治范式为基础的，一种政治范式代表了一种政治建构的方式，决定了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用生态方法来改变政治范式，可以叫做政治范式的生态化。
1866年，恩斯特·海克尔提出“生态学”一词，用以研究生物体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后来随着生态学的不断发展，人们普遍认为生物群落及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转过程而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所谓“系统”就是由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有规律地联合起来的有序的整体。1936年，英国学者A.G.坦斯利(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此后，把研究生态系统作为中心是近代以来生态学的特点之一。生态系统主要有整体性、平衡性、动态性、功能性和协同共进性等特征。于是，生态政治学的一部分学者把这些生态学上的原理和特点应用到政治建设上来。首先，仿照生态系统，建构政治环境。所谓政治环境，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政府的组成部分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通过不断的引导、调整、控制、反馈等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统一整体。在研究政治环境时，强调政治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以及“整体性”和系统中各成分间的相互联系。构成政治环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政治环境是由许多环节组成的；(2)政治环境中的各个环节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3)政治环境中的各个环节具有独立的、特定的功能。这个由政治环境结构表现出来的整体功能要大于它的各环节部分功能之和。在政治环境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可以引起其他一系列环节发生相应的变化，这都将影响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发展。例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会引起社会信任的危机，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以致于影响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定和谐，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而党和国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既保障了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定和谐，又增强了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望，并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其次，参照生态功能互动结构，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是当代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再次，依照协同共进的原则，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当今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从两次世界大战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促进了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和恐怖主义的恶化。生态学认为，生命是珍贵的，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各个生命环节和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国家和民族不分大小和强弱，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地位。这个世界不仅是强者生存的世界，而且也是弱者栖居的世界。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依存性原则，共同担负起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和平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目标。
可以看出，这种政治范式生态化的生态政治学和生态问题政治化的生态政治学的思路趋向正好相反，它的根据是生态学原理，目的是按照生态学的智慧来建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和国际政治新秩序。随着生态学的发展，生态学的新发现必定可以为政治提供新的思路。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存在，一是，生态学毕竟是自然科学，而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那么这两种不同领域的科学何以可能进行参照？如果生态学能够作为政治学的参照的话，那么政治学也就一定能做为生态学的参照。而事实上，人们是不承认后一种情况的。这也就意味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生态学和政治学之间有着不平等的界限和区别。因此，用生态学的原理来建构政治，是有疑问的。另一是，政治范式的生态化仍然没有脱离开近代形而上学的政治思路。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给人的精神生活以深刻的影响。人们依赖自然科学征服了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也征服了人类自己。人们由掌握自然科学到迷信自然科学，认为自然科学能够左右一切。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局限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之内，主要体现在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因此，人们开始用自然科学的模式和方法来建构人文世界，认为人文世界中也存在着像自然科学那样的“铁律”，并试图在人文世界中寻找公理、定律，如果在人文领域中发现了“颠扑不破”的公理，就赞誉它为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渗透到人文领域中的各个方面，不论哲学、文学、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政治学等等，多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近代西方哲学就受到了数学、物理学的左右，因此，无论是笛卡儿还是培根(这些近代哲学的开创者)，都带有明显的机械论形而上学的色彩，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也可以说，这是自然科学的力量影响至今。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科学的两面性有清醒的反思后，人们对什么是“科学性”开始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的影响也有了深刻的反省。因此，用生态学来建构政治学并没有在实质上对政治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它仍然是囿于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政治学的框架之内。若想突破这一框架，必须重新调整思路，突破传统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模式，探讨一种新的结合思路。
三、生态与政治的关联
对于生态政治学，不同于前面两种理解，学术界还存在着另外一条思路，即从研究生态与政治的关联作为切入点，重新理解政治及其建设。由于目前对生态政治学的研究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对这个学科的精确定义还没有形成共识。不如把对生态政治学的定义先搁置起来。因为，学科定义是本学科的核心，不能轻易下结论。而且任何一个学科的定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换句话说，学科定义始终与本学科的生命互为始终，学科发展的每一次新的突破都会改变原有的定义，即，学科定义始终在探讨之中。但是，这不等于没有一个大致的研究方向。鉴于这种情况，无论本学科叫做生态政治学还是叫做政治生态学，研究生态与政治的关联及其对政治的影响是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不是循着这一方向，即使是同名，也可以排除在外不论。
为什么要循着研究生态与政治关联的思路？因为，前面两种思路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实质上，仍然是各执一端，从而只停留于现实问题的表面。正如美国生态政治学家J·海德华所说：“如果政治生态学要取得特定的和有条理的含义，就必须能够包容生态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把其中一个归结为另一个。为此就必须能够抓住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这样政治生态学的定义就将表现为关于这些真实关系的一种理论。”(《政治生态学的含义》，《世界哲学》，1996年第21期。)若想避免前面那种简单归一的两种思路，那么就需要有所超越，而超越不是彻底否定，而是包容。那么如何把生态学和政治学的精髓包容在一起呢？有人认为关键是找到生态学和政治学的结合点。他们把这结合点归于“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这表达了政治与自然存在的基本层面，从自然过程上，通过自然法则来实现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从社会政治上，通过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进行物质与能量的输入和输出。由于找到了这个结合点，人们对政治的理解立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不仅生活于社会的空间，而社会空间再广大也存在于自然的空间之中，因此，政治不仅是社会政治，而且是存在于社会与自然互动的空间之中，从而生态政治学跳出了囿于人类社会的局限，具备了三层生态层次，“即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政治—社会—自然生态。在这三个层次中，生态政治是以协调为生态表现特征的。”(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在第一个层面政治体系内生态中，主权国家内部表现为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立法与行政、立法与司法、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在主权国家之间表现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区域之间、组织之间的协调互动。在第二个层面政治—社会生态层次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政治体系的生态效应延伸到社会层面，表现为协调不同的利益要求，化解矛盾，保持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和国家的繁荣稳定。在第三个生态层面政治—社会—自然生态中，改善自然生态，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生存环境，使政治、经济、社会与人类生存环境协调发展，从而达到政治、经济、社会与自然发展相统一的生态政治。
不难看出，这种研究生态与自然的关联的思维方式已经包含了生态问题政治化，也涵盖了政治范式生态化。政治—社会—自然生态即是把解决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作为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协调发展为特征的生态政治学也毫无疑问是借鉴了生态学的智慧。把异质的内容通过找到生态与政治的结合点而连贯起来，使两者的内容实现了互相转化，扬弃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弊端，从而开辟了如何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综合创新的新思路。这种包容即是超越，也是生态政治学的用力方向。当然，在生态与政治的结合点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依然有争论：首先，“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以及“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的提法，仍然是自然科学的用词和特点，因为，以生物为核心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和特征。其次，它把政治活动归于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是建立在以物质与能量为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根基的，也必然承认有一个物质与能量的宇宙总量。而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处于一个粗浅的地步，远远不能满足政治建设的需要。究竟人类与自然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一个物质与能量的平衡？还未可知。难道政治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平衡？答案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个提法很容易用自然科学的计算以及排除偶然性的实验等方法来代替政治智慧，从而容易忽视政治学的人文性质。但是，尽管在生态与政治关联的切入点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空间，但是，不能否认，这种通过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达到贯通两者、包容两者从而超越两者的思维方式有着很重要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因此，生态与政治关联的研究仍然是未来生态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