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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交替，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名字在西方一石激起千层浪。他倾心十四年，著成《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为“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哲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由曼纽尔·卡斯特握于掌中。”
第四世界意味着什么
记者：你提出了“第四世界”的理论，能解释一下吗？
卡斯特：通过高科技网络，全球化把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联在一起，而摒弃毫无价值的。所以富有创造性的世界精英们都联合在一起，可同时大片地区、大批人民被边缘化，世界上一半的人每天生活费还不到两美金。
现在不再有“南北”，而变为我所称的第一世界或第四世界。南北指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一向反对这种提法。现在财富、信息和权利网把南北各地联在一起，不是按地域分割。不管南北，都有地区和人民被排除在全球网络之外。当然，区别关键在于网络内与网络外的人数比例。美国人口四分之一在网外，22%美国人属于文盲，他们在飞机场不能认路，也看不懂报纸。中国有四分之三，非洲有90%。他们不是被剥削，而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由于太边缘连剥削都不值得。许多中国人在资本主义世界眼中还能剥削，但波多黎各、智利却不值得一用，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在挣扎线上。第四世界最惨的例子在非洲，比如在塞内加尔或尼日利亚，黑帮控制政府和军队，侵占了所有的自然资源（尼日利亚盛产石油），而大多数人民完全被排除在外，只能时不时从政府、犯罪经济的施舍中求一杯羹。
我们生活在第一世界，而对门邻居可能就身陷第四世界。不是在上演贫与富的《双城记》，而变成出局或入局。现在世界大多数人都与全球体系的逻辑毫无干系。这比被剥削更糟。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过去被剥削的好时光。因为至少剥削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为你工作，你剥削我，我很可能恨你，但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所以你才剥削我。这与说“我不需要你”截然不同。19世纪波澜壮阔的工运斗争是有目标、有意义的。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整个世界危机即将爆发，但不会以革命的方式，而是：我忍无可忍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不得不爆发，为爆发而爆发。
记者：在我们生存的网络世界里，有什么没有改变？
卡斯特：我得说统治、剥削、压迫与不公依然如故。但统治与压迫的形式和主题变了。目前最重要的统治方式是操纵沟通方式，提供信息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现在网络的不集中性给认清事物真相带来很大困难。比如，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本质不在于公司这个形式，最主要的是看全球财经市场，而不能归结到某一群资本家或某一市场。整个经济系统的逻辑就是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绝然不顾他人。这隐蔽于全球财经网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和处于明显中心地位的压迫者和殖民者相比，这一规律更难于分辨，反击和抗拒。
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
记者：信息社会给人带来什么变化？
卡斯特：“我上完学，找个好工作，成家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方式结束了。今后的社会，临时工与合同工是主流，而不是特例。荷兰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就是兼职工人比例在欧洲最高。荷兰失业率20世纪80年代为20%，现在是2%。这使得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就业人数增多，特别是妇女。他们从事兼职和有弹性的工作，但政府保障他们的全部社会福利。尽管你拿到的工资只是从前的一半，但所有健康、教育、退休及其他福利都由政府提供，你尽可享受。
记者：商业公司希望更多人从事临时工作，因为经济不景气时，临时工比全职工人好打发得多。对吧？
卡斯特：对。但这是惊人的革命。工业革命把店主与工匠们编入大组织，大工厂。信息时代恰好相反：打碎大组织，重组为网络，个人在其中流动，一辈子不断换工作，接新活儿。今天你可能是一个银行的经理，下个月你会代表现在的银行到另一家银行做咨询。明年你去别的城市帮这两家银行建分所。后年你开自己的咨询公司，为先前建立的客户网服务……总之，能把握住不确定性，在工作及家庭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活会充满兴奋与创新。把握不住的人则将生活在一个恐怖的世界里，因为一切都不可理解，不可控制。
记者：工业时代应运而生了大众化生产，大众传媒，大众教育，而信息时代将变为个体化生产，个体传媒，个体教育。是吗？
卡斯特：是。但别说“将”字。是现在。现在就是信息时代，不是将来。我对未来一无所知，记得吧？
记者：工作变了，那家庭呢？
卡斯特：家庭也在变。众多妇女加入了劳动大军，我们过去熟知的家庭已被打碎。
记者：工业时代妇女就工作了，这不是信息社会才开始的。
卡斯特：不对。20世纪70年代前，工业国家的大多数妇女不是领取报酬的工人，结婚后通常成为家庭主妇，几乎一辈子照顾孩子。苏联和中国特殊，社会主义让每个人都工作。
（对于传统家庭的改变）我可不是高兴。这是个严重问题。美国有爸爸、妈妈和孩子的家庭只占23%。单亲家庭却占26%。我们过去熟知的美国家庭已经垮了。欧洲有些不同。但这些国家中，妇女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旧式家庭模式还没转变过来。妇女的反应就是不再生孩子。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天主教国家的出生率在全世界最低。因为那儿育儿服务很差，男人尤其有大男子主义，可是妇女也一样的独立，解放。除非男人和社会给女人平等待遇，不然她们就拒绝生孩子。所以传统家庭危机中现显出的一点就是，除非我们能找到新型的男女关系，否则欧洲人种就要灭绝。
记者：每个人怎样去适应这个网络社会？
卡斯特：首先要培养“自我编程能力”。人是历史上最好的计算机。教育不只限于学校，教育是每时每刻学习、怎样学习。不是把信息全堆在脑子里，而是增强获取信息的能力：决定什么样的信息是你所需，从哪儿找到，怎样综合信息，怎样处理信息。这种适应环境、最大限度利用环境的能力恐怕仍是许多中产阶级人士所缺乏的。职业学校越来越不流行了，因为你今天学会怎么开这部机器，明天它就可能被升级，甚至根本不在那了。我曾在欧洲提过一个极有争议的想法：让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教父母和爷爷奶奶计算机，发起一场群众扫盲运动。因为我们最终目标是提高全民教育水平，适应新环境。
记者：你是如何“自我编程”的？你看了那么多书，写了20本著作，调查采访几千人次，被采访过好几百次。你是如何管理时间的？（卡斯特的秘诀之一是：他曾告诉我他30岁左右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卡斯特：知识方面，你要有良好的教育。但还要有一个能让你发挥潜力、鼓励你个性发展、奖励自信、强调创新的教育和文化。比如日本文化重视秩序、等级和纪律，使人很难“自我编程”。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今天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停滞不前、缺乏创新的原因之一。
记者：信息时代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混乱的系统。在信息时代“信息”可能成为最讨人烦的词，因为“信息垃圾”铺天盖地。你是怎样在“信息垃圾”的海洋中航行的？
卡斯特：“信息太多了”是未来学家和记者制造的悬念。如果你去柏克莱的图书馆，你不是有“太多的书”。那里1000万册书不是要你全读，而是你真想读的，能够有最大几率找到。互联网也是一样。你需要的是教育和“自我编程”能力，能知识什么是你需要的，怎样找到和怎样去用。
记者：世界进步了吗？
卡斯特：现在我们更有知识，更有创造性。与十年前相比，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更富有，40%更贫穷，30%没变多少。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意义迷失。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我们不了解周遭的环境，我们不懂得发生的事和我们想要的有什么关系。金钱上，我们在一间全球的大赌场里，拿自己的积蓄赌博，然后看看赌得怎么样。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对生活和自我都失去了控制。像我们这些人还能进行选择，在世界航行，但整个社会却在下沉。虽然人类有条件生活得更美好，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我们走向最戏剧性的崩溃。
中国能够做些什么
记者：您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卡斯特：中国正积极试图与世界经济接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政治稳定，经济活力与创业精神，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平等与保障。保障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仅是消费者或工人的权益。另一个挑战就是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怎样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记者：面对新经济，中国应该采用怎样的信息产业政策？
卡斯特：1987年，应中国国务院之邀，我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进行科技政策的研究。我和我的同事马丁·卡诺依给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听好几个政府人员告诉我，他们对报告中的科技政策进行了反复推敲。其实报告的基本观点很简单。从20世纪80年代的观察中我看出中国政府在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和科技运用上分析有误。他们希望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认为跨国公司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把中国作为出口平台。作为当时经济特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在模仿台湾和其他国家的出口区。这就错了。因为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已有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他们要的是中国的市场。
另一方面，中国想要马上见效的技术。这是对的。但政府的人认为：“我们不需要知识。中国有杰出的科学家，杰出的工程师，再加上先进的美国和日本的机器，这就是技术。”首先，跨国公司不能带来先进的机器，因为中国的工业基础不够，这些机器运转成本太高。再有，中国的确拥有杰出的工程师，但重要的不仅在于要有杰出的工程师，还得有精通国际特定大系统中某一软件，某一新设计的工程师。这种专长只有从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中才能获得。中国现在开始开发与诺基亚和NTT配套的无线通讯软件，这很好。在我们递交报告五六年之后，中国的政策正是向着这方面演变，但我不知道政策的转变和我们的报告有没有必然联系。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策是用市场换技术，而不是用廉价劳动力换廉价资本。这个转型很重要。20年前贫穷国家像马来西亚和印尼当跨国公司的出口平台还可行，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不能再做出口平台，而要参与国际经济网络创造价值。最终中国应对内成为有活力的市场，对外成为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的一员。
记者：您是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家，西方城市化进程发展了用很长时间，从它们的经验教训中，北京的城市规划应注意什么？
卡斯特：第一，千万不要扔掉自行车。你们有一套以自行车为主的交通系统，绝对应该保留。50年后你们就能派上用场了。第二我想谈一下公共交通。欧洲的交通比美国要好得多的多。加州靠小汽车、高速公路发展城市的方法是误入歧途。高速公路越多路越堵。因为路多，车也越多。
（马丁·卡诺依讲，当时他们另一个建议也被怀疑有“自己办不到，却强加于人”的帝国主义色彩而被断然拒绝。这个建议是大城市应取消小汽车，大力发展轻轨，以减少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
记者：您有什么对中国读者说的吗？
卡斯特：别听外国人的。中国话把外国人叫鬼子，对吧？在互助基础上进行科研与文化学习交流是好的。但有一些美国和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总有一个幻想：“可有10亿人听我的了。”但愿这10亿人别听他的。大多数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和中国人需要的是什么。
我是想说别听信任何主义。不要不加任何分析就接受什么技术至上主义，什么美国道路……中国必定会进入信息社会，必定有自己的特色，但不会和加州一样，也不应该和加州一样。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社会道路吧。
（采访记者：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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