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事习惯在稳定家庭方面的社会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事论文,习惯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稳定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事习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是一种社会规范。它与道德、宗教、法律、规章制度等组成了制约和调整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体系。从法学角度来说，民事习惯并非习惯法，而是未经国家认可和赋予法律效力的社会习俗，但它在很多方面具有近似法律的效力。所谓民事习惯，泛指人们在处理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等方面约定俗成的行为，其特征是，“社会一般人由于对同一事项反复继续为同一行为，因而确信其行为必须遵从之行为准则。”[①]它既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像道德那样需经过内化变为人的自觉行为，而是由人们通过长期社会实践认定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与自发性。
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具有民刑不分和诸法合体的特点，这使得民事习惯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成了中华法系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清末民初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中，由于民律迟迟未能颁行，民事习惯的重要作用依然不减。特别是20年代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经过大规模调查，先后编纂成《民事习惯大全》和《民商事习惯调查录》，民事习惯对法律的补充和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得以进一步制度化。1931年中国第一部民法正式公布，继续认定：“民事，法律无明文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理法。”[②]
作为传统文化的积淀，中华法系某些痕迹长期存在，如“保护封建宗法家庭制度的亲权和宗祧继承权，依然保留在清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当中”[③]，并不可避免的大量的保留在民事习惯中。总体说来，民事习惯从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起了协调、组织和制约的作用，尤其对稳定家庭有着特殊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宗祧继承方面的控制功能
承嗣，是传统社会中家族和家庭延续的第一位重要的条件，目的无外乎“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④]。封建法律无不把封建的宗法制度，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列入其中，但是无法顾及很多特殊情况，民事习惯则对非正常情况下的承嗣进行了全面规范。无子造成的绝嗣是宗祧继承中最常见的现象，以何种形式立嗣、什么人可以成为嗣子以及承嗣的一般程序，均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民事习惯调查表明，除了正常承嗣之外，民间最常见的立嗣形式有出继、兼祧、并祧以及半继三承、兼继一角、继八分之一等等。出继指有子之房将子过继于无子之房为嗣子，多数地方独子不能出继，只能兼祧。兼祧的本旨谓“一门两不绝”，同宗兄弟，若一房无子，则由他房之子一子顶两门。并祧为两子同为一房嗣子，安徽贵池县等地的习惯是“无子立嗣，无合法继承之人，仅有兼祧之资格者二人，为预防争端起见，准二人并祧为嗣子”，此种情况多发生于富有之家。山西汾城称其为“双承”。更有一种情况，无子之人亡后，数房皆争为承嗣，往往各房各出一人承继，称为“关继”。福建漳平等地，继子不必全继，有“半继三承”，即继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有“兼继一角”，即继四分之一；“甚有以兼继一角之子，再行半继与人者”，谓继八分之一。陕西南郑、城固、略阳、西乡、镇安、安康、白河等地，还通行“一门有子九门不绝”，若“该兄弟九人中，八人皆乏嗣，唯一人仅一子，……即可令此一子，顶立九门禋祀”。[⑤]兼祧之子，一般各房均娶一妻，称“对房”。湖北黄安等地，若“一子兼祧数房往往每房各娶一妇冀续宗支”。[⑥]若宗族内无昭穆相当之子侄可为嗣子，湖北一些地方则有“虚一代”径立“嗣孙”的习惯，安徽天长、蒙城称之为“以孙继祖”，江西金溪等地称之为“借子牵孙”。[⑦]同宗之外立嗣首推内亲为嗣，以甥承舅嗣或两姨间过继为多。不得已情况下才于血缘关系之外立嗣，主要形式有：义子承嗣、赘婿为嗣等。
立嗣中一般遵循“绝次不绝长”和“论亲疏，择亲择爱”两项原则。首先重大宗和长房，立嗣时次房即便独子亦需先让长房，且“大宗无后，小宗不得先立嗣”。其次，立嗣重血缘亲疏，须先同宗后近支，再异姓。且有爱继应继之分，“爱继者，于宗族中辈分相合者，独爱此子而立继书”，“应继者，论其亲疏次序，应以此子为嗣而立继书也”，若爱继应继二者均有，一般二子同时继承，不可弃一取一。[⑧]
嗣子的身份，若属宗族之内或内亲自不必说，容易出现争议的是非血缘的异姓子。异姓承嗣中较多的是养子（即螟蛉子，须出宗）和义子（无须出宗）。河南开封等地还有“买血娃”之俗，无子之家幸得子女而未弥月而殇，于是密抱一孩乔充己子为嗣，实为养子。一般情况下异姓子必须更姓改名，然后可承宗继产，并得入家谱，其嗣子身份得到宗族的认可。只有江西赣南一些县极重血统，养子不准入祠登谱。[⑨]赘婿为嗣较为复杂，有承嗣与不承嗣之别。湖北、甘肃、福建、江苏、湖南等很多省份，入赘承嗣之婿必须更随女性，有些须举行男嫁女的仪式和入赘仪式，并订立合同明确义务立“赘书”，方可登谱顶门承继宗祧财产。赘婿生子，必首先为女家承嗣，有的事先约定第几子回婿本宗。另湖北潜江、竹山、兴山等地，无子之家有以女儿或入继女子为嗣的习惯，但还须为该女立嗣子或招婿。[⑩]私生子的身份比较特殊，很多地方无认私生子为亲子的习惯，故不能为嗣，但湖北竹溪、麻城等县，无子者亦可认私生子为亲子以承嗣。
立嗣是宗族和家族中的重大事件，陕西、直隶、湖北等一些地方，立嗣必须取得亲族会的同意，并立“嗣单”、“抱约”或签订“继单合同”，书于红绸子之上。其中详书嗣子之名、所具权利和义务，由亲族署名以示郑重并为退继之凭证[(11)]
承嗣与财产继承直接有关，异姓承嗣还有异姓乱宗之嫌，因此经常引起宗族和家庭内部的纠纷甚至词讼。民事习惯将这一复杂过程，规范在人们可以接受的一定范围之内，使之变为有序的活动，并通过扩大承嗣范围以满足各种类型各种层次人们的需要，实现了对于承嗣这一社会活动的有效控制。
二 对宗族与家族财产的保护功能
家庭是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财产是维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民事习惯在保护宗族与家族财产的稳定，防止其分散与外流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凡聚族而居的地方，在各个小家庭的独立经济之外，经常存在着宗族的共有财产，如族田（又称义田、祀田、蒸尝等）、坟地、池塘、山林、水源，用于宗族内部的祭祖、助学、救助孤寡贫疾和其它公益事业。因此，历来各地的族规、祀规一般均规定不得出卖和瓜分这些公产，以防流失。虽然晚清以来很多规定已遭破坏，但是地方仍旧保留着族长处理合族共有财产时，“必得族人同意，或多数取决”的习惯。[(12)]宗族内和富有的大家族之所以崇尚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其中既有繁衍人丁的需要，亦有维护家产的意图。事实上，这种规模的家庭为数有限，近代以来的中国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后代组成，包括核心家庭（两代人组成）、直系家庭（父母亲与一个已婚儿子加未婚子女及孙子女组成）、联合家庭（一个父母带数个已婚未婚子女孙子女）等几种类型。就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分家别籍后组成的。
民事习惯中与分家析产有关者特别多。在家庭财产所有权的确认方面，不仅法律确认家长对家内财产的支配权，严禁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而且在习惯上，家庭财产所有权属于男性家长，这在各地也几乎完全一致。即“凡其家父母俱存，兄弟并未分析者，其所有权当然属于其父”，“子孙不得处分其家财”。若父亡母在，一般地方多以嫡长子代理家长，所谓“父死从子”。但有些地方，如福建顺昌等地，财产所有权则转归其母，“父亡母在，其子并已成年，（继母、嗣母、庶母均包在内）在习惯上，亦视其母完全有家财之所有权”，“亦不能由其子自由处分财产”，“遇有典卖情事，非直接与其所有权人（即其母）交接，不能得买主之信用。故该项典卖契约上，往往载有某某氏同子某某，情愿典卖字样”。若兄弟分家，其母所立遗嘱或分书，亦能得族长或房长认可，子女“辄俯首受该项遗嘱或分书之拘束”。[(13)]这种看似重母权的作法，主要出于传统的夫妻一体、父母一体的观念，亦与对维护家庭财产持谨慎态度不无关系。
分家分产最为常见者，多在父母双亡或父母尚在而兄弟数人均已成家后进行。各地习惯，多体现出重老亲、重长房、重均衡的特点。诸子分家，父母得留赡养财产（主要是土地），各地普遍如此，有膳田、香火地、养老地等称谓。甘肃古浪等地，兄弟分居父母各占家财一份，合计两份；热河速属各地，老亲合提一份。[(14)]兄弟析产以平均为原则，不少地方嫡、庶子与养子同分，河南、福建等省一些地方，甚至“私生子与嫡子、庶子同等，均按子数均分”[(15)]。另有一些地方则嫡庶分产有别，嫡子多于庶子，间有养子酌分，私生子不分之俗。长子一般在分产中处于特殊地位，陕西之俗长房多提祀田，湖北称长房田，福建晋江等地长子得分双份，而福建浦城长子长孙产业另抽家资十分之一，称“手泽”。此外，少子亦得额外照顾，由于“年稚未婚得另抽教养婚娶之费”。[(16)]江苏等省一些地方富有之家，往往还有未嫁与已嫁女提分奁产或嫁费的习惯。[(17)]
父母双亡，其遗产的继承一般分三种情况，“除有子者由诸子平分，有嗣子者由嗣子继承外，余则由亲等最近之人享有之”。浙江一些地区，诸子均分外，长子长孙可酌提若干，“从孙不得援例争执”。嗣子可继承全部或大部分（分润外）遗产。若两人并祧为嗣，“两人有平均分授之权利”。陕西吴堡有挨子（按卑幼应继之人）爱子（虽于立继顺序上无继承资格，但为立继之人所爱立为嗣子）同继遗产，两股均分的习惯，但陕西南郑等数县往往由爱子承继全部遗产，若挨子争继，则由亲族酌量给爱子遗产遣其归宗，余归挨子承受。至于“半继三承、继承一角等类，则按所继之分分之”。此外，一些地方有分润之俗，无子者的遗产除由嗣子继承部分，所有同宗及其他亲属均可分润，“亲等相同各人酌给财产”，称为“还爱田”或“遗念田”。亲女基本不能继承遗产，只有湖北潜江等个别县，“女子虽可承受全部财产，然有另提纸笔费与亲侄之习惯”。[(18)]
凡继承遗产、析产分居等亦属家族重大事情，必须在族长或家长主持下进行，“须由族长议定继承书立继单，分居则书立分单，由族长署名画押。继单用红纸，分单用白纸，此为一定之习惯。内容虽无统一之程式，要必添写骑缝字样，立继人与承继人各执一纸”。继单分单均明确分举出甲乙等各自之权利。
为了阻止家族财产的外流，很多地方严格限制出卖房地产。除了父母这层关口，又有所谓大家长（一族之望）和亲家长（当事人近亲）的约束。不少地方，民间一切契约，须有以上家长署名，方生效力。人们特别警惕所谓异姓乱宗引起财产流失，寡妇再醮的原则是不可携产改嫁，“故夫财产不得因之转移，此通例也”。若孀妇招夫上门即“坐产招夫”，不少地方习惯于后夫对前夫财产只有暂时管理权，“前夫所遗之家产，一俟前夫之子成丁，即交付照管”，后夫所生之子不得酌分前夫财产。山西方山等地还有后夫“如有携来财产，亦归孀妇家所有”的习惯。若招夫携妇回归本宗，同样“前夫遗产不能丝毫享有”。只有招夫立嗣的情况，另当别论。[(19)]至于义子归宗，则“既不许养父索偿，则义子产业，亦即不许携带。此则恩义分明，并不许其告争”（义子本身经营所得产业及义父所赠与者不在其列）。[(20)]
三 对家族中老弱孤残的赡养、抚育与救助功能
儒家的大同思想，曾是中国人理想的最高境界，它追求老有所养，少有所育，男有分女有归，鳏寡孤独者各有所依，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1)]这种思想的影响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法系以及民事习惯之中。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实现大同理想所依赖于社会的种种功能，大多体现为家庭的功能，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也是稳定社会的需要。
对父母与老人的赡养，受到特别重视。敬老养老，除有法律确认外，还有伦理道德与社会习惯的约束。有子者，分家后对于父母养赡有分担养赡和共同养赡两种。数子各人分别出钱粮供养父母，是为分担养赡。凡有条件者，多于分家时专门留有养老田，用以共同养赡。无子者，往往留女赘婿或收养养子义子以养老。赘婿养老多与承嗣继宗祧一致，赘婿至少有三种义务，并立约为凭，即“须在妻家相依为生活”，“对于妻家父母须负生事死葬之责任”，“须从妻家之姓”。不承嗣者俗称养老女婿，处于“半子半婿”的地位，合同中多有“生归婿养，死归婿葬”的明确规定。另有一种情况是“留媳招夫”，独子死后翁姑为媳招夫以养老送终，情同养老女婿，并常以立契分产，酌给一定财产为补偿。[(22)]养子义子因与养父建立了父子关系，得尽儿子赡养父母所有义务。中国各地有厚葬之俗，为解决丧葬费用，不少家庭的子女参加各种筹集丧葬费的互助组织，以为父母送终之用。
孤儿寡妇是社会上最弱者之一。一些妇女夫亡子幼，由于无力支撑家门，往往以再醮和招夫为出路。孤儿从其母再醮者，“名为代养子”，有死带、活带之分，“活带者预于财礼内扣除抚养费用，子女长大归宗。死带者为其子女为后夫子女，易名改姓永不归宗”。[(23)]不愿改嫁的孀妇，多招夫以抚子养老。湖北京山等四、五个县实行有限度招婿称之为“出舍”，“合同内载明出舍年限，或十年，或八年，或抚女家幼子成人，或俟女家父母丧葬”，即携妇归宗。[(24)]寡妇再嫁一向遭社会的歧视和刁难，但在一些地区和一定情况下，她们的合理权益也得到社会的承认。例如，直隶临榆县等地，寡妇的财产有自主权，其“无依而富有田产，自己不能守业，虽有近族但是析居各爨，非经孤儿寡母自请代为管照家业者，亲族不能干涉”。河南陕县等地方孀妇招夫有自主权，“妇女发夫物故，其妇得自由招入外姓无妇之夫，家族不能干涉”。山东聊城等地，赘婿归宗不但须女方家族同意，且须妇女本人同意。[(25)]福建漳平等地，有一种特别习惯即“作伙”，寡妇可“招一男子同居，以后双方合意，再请家长立约招婿，否则妇人随时可以将作伙男子驱逐”。此外，湖北、陕西、福建等地都有“招夫养夫”的习惯，若男子有残疾不能养家，可由妻子招一后夫同住，扶养前夫和子女。[(26)]这些与中国传统礼教相悖的习惯，多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形成的，且并非广泛流行。
残疾之人的抚育，在当时的社会里，主要是家庭的责任。一般习惯，如盲者、哑者、跛者、有心疾者，凡丧失自主能力的残疾人，“其财产恒由切近亲族代为管理滋息，俾供衣服饮食医药等费。若无财产者，亦由切近亲族代为抚养，不令失所”。[(27)]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事业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当社会还未发达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家庭就成了这些义务的主要承担者。法律在这些方面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人们是靠各地长期流传的习惯来行事的，充分显示了习惯在约束家庭实现赡养、抚育与救助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 对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调节家庭之间、家庭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家庭的自律、家庭间的互助与互利，以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稳定，也是民事习惯的重要功能之一。
1、通过自律维护社会公益。社会公共利益有时是以影响甚至损害家庭利益为前提的，特殊情况下，一些家庭需要为公共利益作出某种牺牲。人们所以能够承担这些义务，除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还有习惯的自律作用。例如“拆屋救险”，不少地方凡“遇水盛涨，圩埂若将破裂，……即将最近人民住屋拆去，用其木柱作桩，木板作壁为障，以救护险处，并不给还屋价”。[(28)]又如，毗连驿道的地亩当驿道有障碍不便通行时，得允许绕行田地，“虽蹴损禾稼，亦不负赔偿之责”。[(29)]再如暴雨成灾时，低处地负有承水义务，高处地亩自然流下之水，低处地不得任意防阻。[(30)]各地还自发形成了一些维护本地区公益的禁忌，如在他人房院前建筑房屋围墙，须为他人预留通行道路，俗称“过路风”。西北陕甘等干旱地区水贵如油，灌溉水的分配大多燃香记时，由公推的轮头、水甲秉公分配，不得任意擅自引灌。安徽有些地方，初冬“自动禁猎”。来安等地，因野鸭天鹅鸿雁等飞鸟集于圩田，可遗粪沃土，猎户不能擅自强猎就成为惯例。湖南安化掘取冬笋的习惯是“每年冬至以前，无论何人山地其所生之笋均可任人掘取”，“若冬至以后，匪特不许他人掘取，即所有人亦不得擅行掘取”。考其原因，前则生笋太多不掘有碍竹子生长，后则再掘竹子易受损伤。湖南湘西种植桐茶之地，历来有立桐茶约的习惯，数村或十余村共约当年桐子和茶子摘收日期，约条立牌于各村要道。[(31)]最为普遍的是，在农作物成熟之际，很多地方自发成立“青苗会”、“看青会”、“看棉花会”，结社订立规则，预防人畜损害庄稼；或订立拾青、拾棉花的起始时间，以维护生产者的共同利益。
2、通过合作实现家庭间的互助与互利。由于很多事情非一家一户所能解决，家庭间的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南北各地历来都有设立义仓、社仓之举，于每年青黄不接或大灾之年，出借或救济缺粮之户。山东一些地方成立“积粮社”的目的则与此不同，主要为了合力购地。若干贫困农户合资购买少量土地，共同耕种，收获所得全部积存，用以生息购地，然后均分各家。又有“帮牛腿”之法，即无力独自养牛之户，给有牛户出牛价三分之一或一半，以得用牛之权。家庭之间相助最为广泛的是婚嫁丧葬两件大事，即红白喜事，不少地方采取了结“红白会”的形式。红会是为办喜事而结的，有的称“登科社”（俗称娶妻为小登科），有的称“红礼社”、“红帽会”。几十家为一社，公推一社首，无论谁家之子娶亲，社友各家出钱若干为助，直至各家均已完婚。“白会”是为给老人送终安葬而结的，各地称呼有荣寿社、长寿会、孝衣会、孝义会、孝帽会、白礼会、义助会、灯笼会、老人会、板会等不一而足，功能与运作方式如登科社。山东荷泽、曹县等地还有“油蜡年货会”，亦称“灶爷会”，此会每月初一、十五或初五、二十日为会期，会员交会款，至年终分配以购置年货。[(32)]以上均为贫寒家庭之间互助互利的习惯作法，多是自发组织的。此外，各地的摇会、齐摇会、请钱会、积金会、拔会等名目，与以上诸会不尽相同，因会首可集巨资，集取办法亦很复杂，故不应在此列。
可以看出，以上各类民事习惯具有很强的规范与调节功能。它通过自律、自卫、互助等手段调节各方与各个家庭的关系，既保护了家庭利益及社会公益，又可以预防和避免很多因利害关系引发的冲突与纠纷，维护社区内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同时也有助于社会公德的培养。
综上所述，对于稳定家庭来说，民事习惯具有多方面功能。主要表现于承嗣方面的控制功能，财产的分配与保护功能，对老弱孤残的赡养抚育功能，对家庭与社会的调节功能等。当然，这种作用的实现，离不开中国传统的乡遂之治。从各种民事事件的公断程序，到各地的公社甲会应社的首领、社仓义仓的仓领、管水的轮头总甲及各种会首的产生方法，以及办事的依据与习惯看，都可证明这一点。有些地方或许还多少受到了近代兴起的地方自治的影响。
近代以来，民事习惯作用于家庭与社会的过程，显现了以下特点：（一）大量习惯作法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传统文化的积淀。但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却往往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尽相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民事习惯顺应时代也在发生变化。（二）一般情况下，民事习惯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补充。但是，有些民事习惯并不与法律相一致，甚至相悖，官方对此往往予以默认，百姓则视为理所当然。（三）各地的民事习惯在诸多方面有相同相近之处，具有普遍性。但是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历史发展不尽相同，民风各异，各地的民事习惯又呈现出地域差别，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应该承认，民事习惯在稳定家庭与社会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诸多的民事习惯中，不少方面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如尊老爱幼、扶危济困、邻里和睦、急公好义等等，对于这些我们应该给予积极的转换，充实进新的时代内涵，加以发扬光大。但也必须指出，诸多的民事习惯毕竟是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人治社会中形成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封建性的糟粕，体现了陈腐的道德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民事习惯又往往成为向法制社会迈进的障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注意的。
注释：
[①]董世芳：《民法概要》，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2页。
[②]1928年中国第一部民法第一条。转引自林纪东《法学通论》第31页。
[③]张晋藩：《法史鉴略》，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④]《礼记·昏义》。
[⑤]《民事习惯大全》，1923年广益书局出版，第三篇亲属第七类兼祧之习惯第19、12、23页。
[⑥]《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1930年司法行政部印行，第1661页。
[⑦]《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六类亲子习惯第6、13、14页。
[⑧]《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六类第14、19页。
[⑨]《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六类第8、12—15页。
[⑩]《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六类第12页，第七类第24—27页。
[(11)]《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1294页，《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六类第11页。
[(12)]《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一类家长及家属第2页。
[(13)]《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五类亲权第4—5页。
[(14)]《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二类养赡之习惯第4—5页。
[(15)]《民事习惯大全》第五篇继承第一类继承之习惯第7页。
[(16)]《民事习惯大全》第五篇第二类诸子分产之区别第14—15页。
[(17)]《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1462页。
[(18)]《民事习惯大全》第五篇第一类第4、5页，第二类第15、16页。
[(19)]《民事习惯大全》第四篇婚姻第十六类再醮及霜妇招夫之习惯第40、41页。
[(20)]《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六类第21页。
[(21)]《孟子·梁惠王上》。
[(22)]《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八类招婿承嗣之习惯第25、28页，第四篇第十六类第45页。
[(23)]《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三类亲属会第5页。
[(24)]《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八类第25—26页。
[(25)]《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1294、1386、1395页。
[(26)]《民事习惯大全》第四篇第十六类、第十七类第43、46页。
[(27)]《民事习惯大全》第三篇第四类扶养之义务第5—6页。
[(28)]《民事习惯大全》第六篇杂录第二类物权及债权之习惯第22页。
[(29)]《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674页。
[(30)]《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621、678、700页。
[(31)]《民事习惯大全》第六篇第二类第22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669、675、613、601页。
[(32)]《民事习惯大全》第六篇第一类民律总则第18页，第三类婚姻之习惯第28、33页；《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第237、786、787、241、7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