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功能的“二重性”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重构论文,经济学论文,功能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本文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经济学，或者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我国的理论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基本是照搬苏联的范式，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教条式地叙述，社会主义部分僵化式地套用，其特点是：概念罗列、范畴浅释，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没有确立一个包含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一切矛盾胚芽的起点范畴，缺乏辩证的矛盾分析，机械的讲述现成的经济规律，在质的分析方面空洞，量的分析又贫乏（潘石，2002）。
改革开放后，传统政治经济学不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并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遇到危机。面对这种状况，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应对方式：一是消极应对，即固守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但在资本主义部分引入一些任意的资本主义新材料，在社会主义部分引入简写的新古典经济学内容，导致理论体系上的逻辑矛盾。另一种是积极应对，即以经典著作为基础，恢复马克思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以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材料，澄清传统概念，提出新概念，重构政治经济学。比如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邹东涛，阙紫康，2000），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找到了理论根据，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生命力。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决了制度变迁和体制重构方面的理论问题后，由于其缺乏短期分析工具和资源配置层面的静态分析范畴体系，它仍不能满足经济运行具体层次的需要。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仍没有摆脱危机。
相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短期分析方面的缺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际需要的矛盾，导致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没有真正得到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一时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之前，只好采取“拿来主义”手段，将西方经济学“照搬”。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和“照搬”导致的水土不服，前几年理论界发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并开展了广泛讨论，但目前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1)修补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基础上加上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内容。(2)放弃论，完全以西方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多元论，让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体系并行发展（李怀，高良谋，1997）。(4)综合论，研究对象上综合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体系上综合古今中外一切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综合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综合理论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运用经济学；方法上综合抽象与数理分析、静态与动态分析、实证和规范分析（洪远朋，2005）。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所据，但各唱各调，莫衷一是；看来要在短时间内建立单一体系的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又有别于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所谓“中国经济学”是不现实的。试图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也是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的。“不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是不可动摇的。放弃马克思经济学“不明智”是因为，首先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本质上的科学性不容置疑，尽管它也有历史局限性；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个完善的科学体系，它主要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情况的理论抽象，缺少能够覆盖整个全球的大概念，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中信息含量低，如对资源的理解就缺乏对生态变量的总体考虑，以为追求资源的物质变量的投入产出，忽视宏观生态变量等（李怀，高良谋，1997）；主流经济学的这些缺陷即使在西方也遇到挑战，照搬到中国，其结果会怎样可想而知。因此，虽然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原理和方法，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构不是脱离马克思经济学去构建什么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所以，结合国际国内新形式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经典《资本论》深入研究必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方向：创造性转化和具体化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该以《资本论》为基础，则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以《资本论》为载体的马克思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著，而且它并不直接研究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短期运行机制，如何以之为理论基础，发展出既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又研究经济的宏微观运行机制、经济增长及发展，能作为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
（一）启示：《资本论》功能“二重特性”的分离
所谓“二重性”，即同一事物表现出来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的特性，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如劳动二重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等。本文借用“二重性”来指马克思经济学经典《资本论》本身的“二重特性”：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的《资本论》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但是一部杰出的经济学著作，而且是杰出的哲学、政治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马克思著作如此丰富的内涵，除了马克思具有非凡而渊博的学识外，还是其“批判性”目的所要求的。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论”的《资本论》，它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律及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它是“批判的科学”，所以马克思把《资本论》的副标题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批判”也是“二重的”：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和庸俗性，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局限性和剥削本性。所以，它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诊病”，但并不为其“开方”，即并不是要拯救资本主义；因此，这第一重属性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目的。
但马克思的这一目的是通过科学揭示一般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矛盾而得出不可辩驳的必然结论的方式达到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资本论》是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杰出经济学巨著，它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般性，因而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的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基础。
在革命时期，把学习研究《资本论》的主要目的放在认清资本主义实质，将其作为斗争的理论武器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已“今非昔比”，虽然《资本论》的批判精神不能丢，经济学反映的阶级性也不能漠视，但应有所分工，将其中的“经济学”交给经济学者，“哲学”交给哲学研究者，“思想政治”交给思想政治学者去研究；经济学者应更多地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研究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同处一个历史阶段，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包含具有资本主义特性的“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因此其在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层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共性。所以，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能够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过，如何发展、发展成什么样的形式是需要研究的事情。
（二）思路：对《资本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具体化”
将《资本论》的其他功能分离出去，让其经济学功能凸现，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分析，只是说明《资本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墓础，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理论照搬，必须经过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和“具体化”。需要“创造性的转化”。原因有二：一是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计划，《资本论》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资本论》只研究了生产最一般的本质关系，而没有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市场经济）的具体关系和具体形式（汤在新，1995）；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资本论》重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纵向”规律，缺乏“横向”的资源配置方面理论的具体分析。《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宏伟的“六篇”计划中的很小一部分，事实上《资本论》只是六篇计划中的“本质论”部分，只是其他各篇的理论基础。二是《资本论》并不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内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简单地泛泛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力在什么样的具体生产关系形式下才能更快发展，社会财富才能更快增长。这需要对《资本论》体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由只有“本质论”的体系，转化为在“本质论”基础上包涵马克思主义微观分析、宏观分析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体系。创造性体现在不是照搬《资本论》的体系，或者套用马克思的某些个别论述来代替资源配置机制的分析，而是用《资本论》提供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分析经济运行的宏观微现象层次数量依存关系，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但它可以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在资源配置分析方面的某些方法和原理，正如马克思借鉴扬弃古典经济学建立自己独特理论体系一样。
所谓“具体化”，是指要将《资本论》揭示的基本原理发展成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情况的理论，且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适性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性。在揭示本质关系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中间环节，阐明本质如何转化为与自身不同的理论具体和现实具体（汤在新，1995）。这一点是根据《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理提出的。根据这一原理，《资本论》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前，先研究一般商品经济的规律，如商品二因素原理、劳动二重性原理、货币商品流通一般规律和价值规律等。这些基本原理原则上讲适合商品经济的一切发展阶段，包括简单商品经济、自由竞争资本商品经济、垄断资本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后，马克思把商品经济一般原理“具体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比如，货币流通发展成为资本流通，价值规律发展成为剩余价值规律等。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所以《资本论》中对一般商品经济原理和范畴的抽象只在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范围内进行。按照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原理，一切商品经济的本质和矛盾的胚芽包含于简单商品经济之中，因而简单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反映了一般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资本论》揭示的一般商品经济原理自然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一般原理的规律和范畴，由于其抽象涵盖的范围不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不能直接套用。比如劳动力商品范畴及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等的理论、资本范畴及资本性质的原理等，直接套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会出来逻辑矛盾；这是有关这些理论发生激烈争论的根源，即没有对这些范畴进行“再抽象”直接套用。实际上，直接套用和否定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该在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出现的事实的基础上，对原先只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再抽象”，对基本范畴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角度进行重新规定（蔡继明，2000），抽象出涵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一般范畴和原理，再由此出发研究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原先的定义仍然成为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的出发点不是《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原理和范畴，而是在一般商品经济原理和范畴前提下再抽象出一般市场经济范畴和原理，以此作为出发点。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正确的方向。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来源到形成的叙述逻辑为：商品经济理论（一般）——市场经济理论（特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个别）；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发展为：商品经济理论（一般）——市场经济理论（特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个别）。按照这样的划分标准，显然在《资本论》中的逻辑是商品经济理论（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个别）。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机械移植《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范畴犯了混淆不同类型“个别”的错误，如果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的起点确定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和原理，则犯了误将“个别”当“一般”的错误。
三、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结构
沿着“创造性转化”和“具体化”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应该包括相互有机联系的三大部分：制度安排、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其功能是为应用经济学提供基础和方法论指导（蔡继明，2000）。
关于制度安排部分，研究生产关系及其不同层次的具体形式，主要是按《资本论》的“纵向”分析法，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方式，尤其是产权制度（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组织制度和市场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这属于经济本质分析范畴，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在改革阶段，注重研究体制“过渡”依据、途径和方法。
资源配置理论，即经济运行机制理论，为“横向”分析，即在“制度”既定条件下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经济主体应该包括消费者、厂商和政府。厂商和消费者的选择决定“微观”资源配置，政府的选择决定资源的“宏观”配置。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相当于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涵盖范围。但它是建立在本质分析基础之上的，进一步说，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再根据《资本论》中抽象掉生产关系特性的市场价格理论、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等发展出市场供求理论等“微观运行理论”；根据生产价格理论和社会总产品再生产理论发展出“宏观运行机制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杨继国，2001，2004）。这些理论在《资本论》中没有现成的东西，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基础上，借鉴有关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通过“创造性转化”而来。
上述三大部分构成及其联系图示如下：
附图
图示中，横向箭头表示沿着时间纵向发展的理论，它揭示出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和方向，反映的是经济的本质关系，在整个理论经济学体系中属于抽象的层次。由下向上的箭头所指方向表示对经济横向静态分析，适合于研究经济运行机制层次的资源配置理论。箭头从最下面的本质分析方框始，表示资源配置理论是建立在本质分析基础上的。第二个箭头由“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向上指向“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表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微观基础”（劳动价值论）之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分别由“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横向箭头指向和本质分析方框向上的箭头指向，表示“经济增长理论”属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动态发展（二者都可以由再生产理论发展而来），以及经济发展同时受制度安排的制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
四、社会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继承与借鉴
上述马克思经济学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创造性转化和具体化必然要求分析方法的转化和创新。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但原理上显示出分歧，研究方法上也各不相同。事实上，不同的分析方法为不同的研究目的服务；不同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客体内容的重点和切入点，不同的研究重点和切入点又决定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因为特定的分析方法是为特定的理论范式和研究目的服务的，在原《资本论》分析方法条件下，不可能完成上述内容的创新；比如《资本论》缺乏“短期”分析工具，不可能用“长期”分析工具来建立静态“资源配置”的理论。在谈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创新时，也经常涉及能否借鉴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能够借鉴，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还是都可以？不同范式分析方法是否存在冲突？如何将其统一于一个逻辑体系之中？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谈得上“借鉴”和“吸收”。
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前，必须对“分析方法”本身进行研究。实际上，笼统地谈经济学方法并无多大意义，因为经济学分析方法是一个分“层次”的系统。不同层次的方法的“普适度”是不同的，在研究相同层次理论时，我们只能借鉴那些普适度高，或者说具有“共性”的方法。哪些表现本质区别的分析方法不可能纳入一个逻辑体系之中。分析方法主要分三个层次：认识论层次、逻辑层次和具体工具层次。
认识论层次的方法即哲学层次的方法，又叫“元方法”，它是研究者所持世界观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反映。一般说来，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受一定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所以，“元方法”是一切理性活动的共同方法论。“元方法”是渗透于其它方法和内容的“无形”方法。哲学中互相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分别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元方法”。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以经验主义及其发展形态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出发点。
逻辑层次的方法是思维方法，又称为“一般科学方法”。其中，绝大多数为不同学科共用。逻辑方法主要有抽象法、归纳法、分析法、综合法、系统法、比较法和历史法等。逻辑方法分为形式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辩证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特有的方法。马克思经济学除了一般运用抽象、归纳等形式逻辑外，总是将处于“对立”地位的概念同时置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方法的具体形式有：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西方经济学主要用形式逻辑的方法。
分析工具即具体研究方法，是“有形”的方法。分析工具虽然存在不同学科“互借”和“融合”现象，但不是普遍的方法，一般只适用于某一学科或某些相近的学科（比如物理、化学、经济等都用数学工具，但数学工具一般不会出现在历史、语文等学科）。主要有平均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非均衡分析法、模型法。这些具体方法又由各种数学、统计、计量、图形、图表等工具作为载体。除了边际分析法不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用外，其它方法都不同程度地为两大经济学体系所用。其中，平均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很少使用，所以，平均分析和边际分析分别是两大经济学体系各自的具体分析方法的特点，同时也是区别所在。平均分析法和边际分析法是具体分析方法的“主线”，模型法、均衡和非均衡法通过平均分析和边际分析来实现；数学、图形等只不过作为表现平均法和边际法的工具。所以，正确而深入地理解和掌握平均分析法和边际分析法，搞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键；也是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方法体系所必须的。
边际分析和平均分析反映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研究目的，具体说，它们的分析前提及目的正好相反。平均分析从许多经济主体的总体行为出发，从变化的现象中寻找不变的本质；边际分析则从研究个别主体的行为过程，从不变的假设前提中寻找主体的理性选择行为。由于个体存在差异，不同个别主体理性行为的结果也存在差异。但是，这些有差异的个别结果通过不断地理性选择，差异会趋向于消失，达到所谓的“均衡”。平均分析只关注平均的结果，而假设平均过程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既定的；边际分析研究这个“假设”。如果我们在事先通过“平均法”确定了“长期趋势”后，运用边际分析来研究个别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行为，研究“规律”的运行机制和过程，即资源配置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短期分析工具的组成部分，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它可以成为平均分析法的补充，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体系的组成部分（杨继国，2004）。
上面三个层次的方法是前者统帅后者，第二层次的部分方法和第三层次的方法隶属哪个理论范式，完全取决于该范式的第一层次用的什么方法。因此，属于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都可以借鉴并吸收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体系。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和源头，自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重构的理论依据，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和建设实践则是其现实基础。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资本论》不能直接照搬或套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
一是《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不同，一个是批判的理论，一个是建设的理论。作为建设的理论，《资本论》缺乏短期分析工具，后者是静态的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分析和可操作的政策工具。应该在《资本论》建立的本质分析基础上，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短期分析工具和某些原理，将其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建立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由社会主义制度分析理论、宏微观分析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等组成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二是《资本论》研究的市场经济是不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在作上述理论构建之前，应该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范畴进行再抽象，建立市场经济一般理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经济一般”的“个别”形态，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成为《资本论》研究的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化”发展。
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同时也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只局限于马克思经济学本身研究问题，应同时精通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原理和方法，马克思经济学者需要掌握“两个基本原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从方法上讲，传统的“定性”和“抽象”法虽然是为传统目的服务的，但不能丢弃；不过，研究“目的”的转变客观要求研究方法有一些创新。在坚持马克思特色方法的前提下，研究经济运行机制时，应该大胆而有选择的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定量”分析方法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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