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价值链拓展升级、结构调整与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持续增长论文,价值链论文,制造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298（2011）06-0032-12
一 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以年均近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也逐渐积累了不少结构性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长期以来，消费、投资、进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些年来，我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却萎靡不振，国内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下滑，同时经济发展对外国经济的依存度却大幅上升。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越来越过度依赖于投资和进出口，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越来越高。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更是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其次，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越来越趋于扭曲。近十多年来，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而资本的收入份额和政府税收的份额则持续上升，并且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第三，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尽管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特别是农村有充裕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但是近些年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却连续出现了“招工难”、“民工荒”的现象，而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就业难”也已成为一种常态。一方面是民工荒的短缺，另一方面则是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研究生的过剩，已经越来越成为困扰政府、企业和家庭的一个难题。
第四，城市化进程持续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尽管我国农业产出的比重早已下降到只有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几，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直到目前仍然在40％左右，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数的50％以上。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有所加快，但仍然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
第五，三大产业结构长期不协调。在三大产业中，我国的农业一直基础薄弱，发展不稳；服务业发展落后，其所占比例长期以来一直偏低，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比例水平，而且也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水平，致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工业和建筑业的增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也不合理。
第六，国民经济的产出和投入结构低级粗放。尽管我国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我国大部分产品的生产仍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产品附加值较低，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很低，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品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我国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主要是资源性要素的投入，技术创新投入很低，造成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低效益的局面，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对于上述各种结构失衡现象，已有不少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分析，我国政府部门曾多次出台过一些政策决定，试图加以解决。实际上，早在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党的十五大就提出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也都一再加以重申，要求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并且，多年来政府也针对各种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制定和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如旨在保护农民工收入的最低工资制度、旨在促进内需的家电下乡补贴政策等等。然而，尽管这些方针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对解决某些结构性问题有所裨益，但毋庸讳言对我国整体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作用效果却不大，上述各种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并没有消除，甚至并没有多少减缓，反而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那么，为什么我国进行结构调整的效果不佳，并不如人意呢？这无疑需要一个对各种结构失衡现象的综合分析，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转变的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给出科学有效的政策方案，而不能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二 结构问题的主要根源剖析
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结构性问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然而，透过纷繁杂乱的表面现象，进行细致的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结构失衡的现象下面都有一个共同根源。
首先，我们来剖析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问题，此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那么，为什么居民消费需求会不足？其原因就是居民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持续落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数据，在图1中绘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实际GDP（即剔出物价因素以后的人均GDP）指数曲线和城镇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指数曲线（其中UDI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指数曲线，RNI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指数曲线）。由此图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都略快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就开始持续低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速度，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持续低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到2009年，我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38倍，但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仅增长了7.95倍，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只增长了7.61倍。可见，居民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社会最终产出的增长，因此必然是居民购买力不足，消费不振。
图1 人均实际GDP与人均实际收入指数
进一步来看，由于我国居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报酬收入，所以，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低于最终产出增长速度的原因就是前述第二种结构问题，即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扭曲。图2显示出了我国1990年到2009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LS）、固定资产折旧（DS）、生产税净额（TS）、营业盈余（PS）四个部分各自占GDP的份额变化曲线。由此图可以看出，从1990年以来，特别是从1995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的份额持续下降，而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则都缓慢上升。其中，2004年以后劳动者报酬的陡然下降和营业盈余的陡然上升主要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核算方法的改变引起的（白重恩、钱震杰，2009）[1]，而2008年以来劳动者报酬份额的大幅回升和营业盈余份额的大幅下降则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大危机导致企业盈利大幅下降所致。但是，即使除去这些核算方法改变和经济危机的因素，我国劳动者报酬份额近十几年来仍然是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低于最终产出的增长速度。具体来说，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为53.28％，到2003年下降为46.16％，2009年为46.62％，2009年比1990年下降了6.66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1990年我国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分别占GDP的份额为11.82％、13.05％、21.85％，2009年分别上升为13.51％、15.20％、24.67％，分别增加了1.69、2.15、2.8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最终产出的增长速度，更是低于生产税和企业盈利的增长速度，必然导致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跟不上GDP的增长。
图2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份额
那么，为什么我国劳动者报酬的增长会持续低于最终产出的增长呢？除了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与统计核算方法变化的影响外，产业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份额下降的影响也是极为重要的（白重恩、钱震杰，2009）[1]。产业结构转型之所以影响要素份额变化是由于工业和服务业中资本的收入份额要高于农业，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将会导致资本份额的上升和劳动份额的下降。对于部门劳动份额的下降，有的研究者将其归因于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垄断程度的增加（白重恩、钱震杰，2009）[1]，而更多的研究者则将其归因于资本的强势和劳动者的弱势（卓勇良，2007[2]；姜磊，2008[3]；罗长远、张军，2009[4]；肖红叶、郝枫，2009[5]），是利润侵蚀工资（郑志国，2008）[6]。实际上，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报酬的变化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制造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已被称为“世界工厂”，持续为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提供着数量众多的工业制造品，但是我国的制造业大部分却处于世界制造业生产价值链的低端，仅仅是零部件的简单加工和产成品的人工组装，而缺乏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品牌营销这些高端环节，以致虽生产加工的数量巨大，但附加值却很低，利润很薄。尽管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众多代工工厂也是苹果电脑等许多高科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环，但这些工厂并不掌握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也不拥有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品牌所有权，只是通过简单的代人加工组装赚取了微薄的加工费。因此，所谓的“世界工厂”只不过是跨国公司的加工组装车间而已。由于这些加工厂面对跨国公司巨头十分弱势，加工费微薄，所以其生产工人产出的价值含量就很低，这些工厂也只能付给工人微薄的工资，更不可能持续地或大幅地提高工人的工资。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也为这些加工厂的生存提供了条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制造业增长迅速，成长很快，但是其增长主要是数量的增长和扩张，而不是质量的提高。并且，随着制造业数量的大量扩张，生产加工能力过剩的问题逐步显现和加大，资本的生产效率也随之下降，图2中我国固定资产折旧在GDP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上升实际上就是资本生产效率持续下降的明证。近两三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民工荒”的出现和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已使不少这类代工厂难以生存和维持，而不得不倒闭破产，或内迁劳动力工资仍低廉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外迁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东南亚地区。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低端的状况是我国劳动力报酬低廉和份额下降的根本原因。
其次，我们来剖析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来中国设立加工厂和代工厂，这无疑是合理的。然而，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致使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青年人的比例开始逐渐减少，又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学的持续大量扩招，使得农村80后的年轻农民工数量较上一代农民工的数量有所减少或者增加很少，而大学毕业生人数却快速增加，以致我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的位置并没有变化，所以“富士康”们所需要的劳动力并不是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大学生，而仍然是手脚灵巧的年轻农民工，以致造成了“富士康”们普遍的招工难和用工荒；而由于大量制造业生产价值链结构的低级，生产加工过程中并不需要多少知识，大学生无用，又造成了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普遍困难。那么，是不是我国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出了问题？是不是我国大学生过多了？是不是应该让我国的劳动力一直再继续处于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状态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此，目前我国劳动力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匹配的问题，根源在于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有问题，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没有跟上劳动力要素禀赋的变化，也就是说，根源仍然是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端，而没有向上拓展或向上拓展不足的问题。
显然，由于农民工的工资微薄，这些微薄的工资除了仅能维持个人当时生存外，不可能有什么积蓄，所以这些农民工根本不可能在他们所打工的城市定居安家，当他们年龄稍大一些，手脚不再十分灵巧时，“富士康”们便不再需要他们，他们便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农村，这就注定了这些农民工只能是城市的外来打工者，只能是城市的过客，而根本不可能成为城里人。实际上，在制造业普遍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低端的状况之下，不仅这些工厂所雇用的工人由于收入微薄，难以在城市安家定居，而且这些工厂自身由于利润同样也很薄，一遇风险就可能随时倒闭破产，更不可能通过资本积累做大做强了，也难以在一个城市长期扎根。2008年秋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不少代工企业倒闭或外迁的事实一再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在这样的制造业生产价值链结构之下，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只能是一种必然。因此，我国城市化长期以来落后于工业化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所处的低端位置。
再次，我们来剖析我国三次产业结构长期不协调的问题，其主要症结是服务业发展缓慢。服务业可以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部分，一个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雷钦礼，2006）[7]。一方面，受制于经济技术水平落后，我国制造业的生产现阶段大部分仍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主要是接受跨国公司品牌商的订单进行代工生产，许多企业没有产品设计与研发，也没有产品的品牌营销策划，所以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者收入水平不高，且增长缓慢，近十几年来劳动者报酬的份额又持续下降，以及我国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现实，制约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大部分都位于城镇，这些工厂雇佣有大量的工人，但是由于这些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外来的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家，生活基本都在工棚里，如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虽然有几十万人，但除了在生产线上工作以外，基本上都生活在像军营一样的厂区，可以想象这样的生活能有多少生活服务业的需要？农民工因为在城市没有家，所以其子女大部分都留在农村成了留守儿童，甚至失学儿童，也没有什么生活服务业的需要。此外，由于我国的制造业对大学生的需求很少，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工资偏低，以致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就业以后很多只能过着“蚁族”生活，也导致了对生活服务业的需求不足。因此，我国服务业发展长期落后的根源也仍然是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低端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分析我国投入产出结构低级粗放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直接根源也是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处境。由于我国制造业对许多产品的生产都不掌握核心技术，既没有研发和设计能力，更没有品牌，只能是接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订单，所以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指定什么，就生产什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把高精尖的核心零部件放在本国生产，而把各种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投入产出结构的低级粗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种种结构矛盾和问题，追根溯源，都可以追溯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的问题，它是我国众多结构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根源。
三 制造业价值链拓展升级的条件和路径
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变成了世界的“制造中心”，并不是中国自己本土企业自身成长壮大的结果，而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的结果①，中国自己的本土企业主要在技术水准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吸纳跨国公司发出的国际代工订单（刘志彪，2005）[8]，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持续位于低端的事实。既然造成我国多种结构问题的主要根源是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位置低端，那么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问题，就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手段，扩展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生产价值链，在现有价值链低端的基础上，扩展到价值链的高端，使我国的各种制造业都能形成从产品的研发、设计到生产、加工、组装、品牌营销的完整价值链结构，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保障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所谓生产价值链，就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从最初的产品概念形成到生产制造、产品销售完成的整个价值实现过程，其中的每个环节，包括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生产和财务管理、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都是整个价值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深化，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间分工转向了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各种商品的生产都逐渐被纳入到了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之中，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加工制造、组装逐渐分离，产品的生产不再是由单一企业自己完成，而是转化为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多个企业共同完成。因此，价值链不仅存在于一个公司内部，也存在于生产经营过程相互衔接、彼此相关联的不同公司之间。单个企业在产品价值不断增值的整个链条上或许仅仅只参与了其中的某一环节，也或许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之中（Kogut,1985）[9]。显然，国际分工的变化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在某些特定的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企业在全球化生产价值链中的具体环节与位置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再仅仅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而主要是在各种产品的生产、设计、营销环节中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向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环节的拓展提升。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就是该国的制造商成功地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环节转变的过程。
当然，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并不是任人主观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特别是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资金已可以无多大障碍地在全球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则要困难得多，资本为了寻求最大化的利润，必然要寻求与劳动力结合的最佳方式，即必然要寻求在资本的主导下能使劳动力发挥其最佳效能的生产方式。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就决定了其产业结构和产出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大军中农民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成为了我国劳动力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农民工的存在对我国的生产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产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我国多年来大量廉价农民工的存在决定的。然而，“当资本积累或人口增长时，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便发生了变化，这就使其最优产业结构偏离先前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情况”，这就要求通过产业结构的提升来维持经济的最优性（林毅夫，2010）[10]。近十几年来，随着大学的持续扩招，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教育，每年一大批的大学生毕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已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不仅为我国制造业的生产价值链向上拓展升级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使之有了可能，而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实际上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向上拓展升级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必须的。其一是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和约束使然。在附加值很低位置上的生产扩张必然是靠消耗大量资源与损害环境的生产扩张，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的约束，这种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必然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因此及时地将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就是必须的。例如，多家环保组织的联合调查发现，“苹果”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多家供应商所从事的生产工序会产生含重金属、氰化物的废水、锡烟、铅烟等多种污染物，由此给当地环境造成了污染和毒害②。“根据调查，多家苹果供应商的污染严重，部分已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武汉名幸电子厂区东侧，有一条白白的水渠连通南太子湖，被当地人称为‘牛奶河’。经过第三方环保监测站检测，排水渠水体中含有重金属铜和镍，均为该厂的指标性污染物。排水渠附近南太子湖比长江中游主要湖泊底泥中铜的含量高出56－193倍”。“位于江苏昆山的凯达电子和鼎鑫电子因废气排放被当地居民反复投诉，紧邻企业的村庄出现疾病高发现象”③。中国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在2006年曾指出，“2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得以明显提升，创造了不少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中国引进外资全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石油、钢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我们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十年以后第一。我们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的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30％。三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其中1/3的城市空气是严重污染。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一多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山西几乎全不达标。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④ 可见，正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已刻不容缓。其二是世界市场容量的约束使然。2009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世界市场不可能再持续高速地接纳来自中国的大量低附加值产品，因此继续以数量型低附加值产品大量出口的增长潜力已经很有限，如果中国想要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那就必须加快提升国内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持续快速地提升内需，这就要求中国的制造业必须沿着生产价值链向上拓展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其三，正如上述，是我国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禀赋结构的变化使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近10多年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数量已开始减少，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却在快速扩大，“民工荒”的出现和持续以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和“收入低”也迫使我国必须尽快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这也就要求我国制造业从只是简单的加工组装向产品设计与研发、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拓展升级。
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向上拓展升级的主体是各个生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处于生产价值链阶梯低端的企业要走向高端，其升级的路径应该就是通常被称为功能升级的路径，即OEA-OEM－ODM－OBM的路径。Humphrey（2004）[11]通过对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和菲律宾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路径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就是在全球贸易的基础上沿着这条功能升级的路径实现的。所谓OEA（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y），就是产品组装，即生产企业根据购买商的要求和所提供的原材料经过简单的加工组装成为最终产品，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来料加工，如服装行业的裁缝。由于许多产品的简单加工组装需要手工进行，因此通常是生产价值链中最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就是贴牌生产，即委托加工或代工，也就是产品的品牌拥有者将产品的生产制造业务外包给外部生产厂商，接受委托的生产厂商按照品牌商给定的设计要求自行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并在产品制造完成后加贴品牌商的品牌出售。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是自主设计制造，是指代工企业除了承担产品的加工制造以外，还进行产品设计等活动，也就是说品牌商除了委托代工企业进行产品的加工制造以外，还委托该企业进行产品设计，但是所设计和生产的产品仍然使用品牌商的品牌进行销售。而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则是自有品牌制造，是指产品的生产商拥有自己的产品品牌，可以将自己设计生产的产品用自己的品牌出售，当然也可以成为产品发包商，将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发包给别的企业生产加工，而用自己的品牌对产成品进行出售。显然，OEA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赚取产品的组装劳务费，而OEM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赚取的只是产品的委托加工费，二者通常都是附加值很低，收益微薄。例如，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10美元，而中国内地的代工企业生产一个“芭比娃娃”只能得到35美分的劳动力报酬和65美分的原材料成本（刘志彪，2005）[8]。又如，“一部售价260美元的iPhone，在中国组装，中国只能从中赚取4美元，其他的都由苹果公司赚去了。”⑤ 中国代工企业的收入仅占售价的1.5％，却还要背负环境污染与毒害的沉重负担。ODM与OEM相比，除了可以赚取产品生产的加工费外，还可以赚取产品的设计费等，但由于没有产品的研发和品牌，赚取的收益也不高，也只是一个高级打工者。而OBM则由于拥有产品的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知识产权，处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最高端，因而拥有产品发包制造加工以外剩余价值的最终索取权，赚取的收益最多。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大部分生产企业处于产品生产价值链上OEA和OEM的位置，少部分企业处于ODM的位置，只有极少数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处于OBM的位置，但和跨国公司巨头的世界知名品牌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
企业要沿着OEA－OEM－ODM－OBM的阶梯路径升级，就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的设计研发能力。较高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是一个企业从OEM升级到ODM的必要条件，也是从ODM开始进入OBM的必备基础。然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公布的数据，2009年在全国434364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R&D研发机构只有29892个，平均每100个企业才有6.88个研发机构。R&D研发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只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9％；在全国41290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中，R&D研发机构数也仅有15228个，只占大中型工业企业总数的36.88％；有R&D活动的企业只有12440个，仅占大中型工业企业总数的30.13％，R&D研发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96％。为了与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表1列出了我国与世界几个发达国家以及韩国的研发投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R&D研发投入不论是人力还是资金投入都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由于R&D研发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研发活动人员占全部研发活动人员总数的比例大致为2/3，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部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大致为70％以上，所以我国研发投入过低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研发投入过低。
实际上，在我国制造业中，90％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没有研发机构，特别是将近70％的大中型企业也没有研发机构，如此怎么会有研发活动呢！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中的许多企业根本就无视技术和产品的研发。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提高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以及市场形势的变化，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不要说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升级了，而是随时都有破产倒闭的可能。实际上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已经使这类企业倒闭了不少。那么，为什么我国制造业中有如此之多的企业无视产品的研发呢？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直接来看可能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没有长远眼光、只想赚“快钱”，更深层次则需要从体制和机制方面进行分析。比如说近十几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存在明显的暴利，吸引许多企业将富裕的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炒作，赚取“快钱”，而不愿在产品研发上投资下工夫。结果虽然使这些进行投机炒作的企业短期赚取了一些钱，但却失去了升级转型的能力，从长远来看对企业、对国家都十分不利。
对于已有一定产品和工艺研发能力的企业来说，在继续提高自身的产品与工艺研发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创建自己的产品品牌，构建和大力开拓自主品牌产品的市场营销渠道，努力占领生产价值链的最高环节。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持续快速的成长期，各种产品的市场需求都在快速提升，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前景广阔，正是有一定产品研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通过创建自主品牌开拓自己的市场而实现价值链上的突破和提升的大好时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品牌企业来说，可以先努力做好本土市场的营销，创出本土的名牌，然后再逐步向世界市场进军。当然，创建一个品牌容易，而要经营好一个品牌使其不断成长壮大，从一个地域走向全国，再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并不容易。这既需要企业长期持续地进行技术研发投资，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需要企业拥有良好的市场策划营销团队，不断开拓市场。可见，是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技术研发队伍和关键的核心技术，以及是否拥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实力，是企业进行自主品牌营销的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的白色家电领域，成长和走出了“海尔”和“格力”这样的知名品牌企业，多年来这些企业的主营业务效益一直很好，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企业在注重品牌营销的同时，更注重企业技术研发实力的提高，掌握了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而反观我国的黑色家电领域，特别是彩色电视机领域，尽管也有一些品牌企业在生产和营销，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没有高水平的技术研发队伍，几十年过去了仍没能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更没有多少创新能力，各品牌企业间只能是大打价格战，低水平竞争，致使每一个企业的经营业绩都十分惨淡，经常出现巨额亏损。当然，“好酒也怕巷子深”，仅仅有好的技术和研发实力还是不够的，良好的品牌策划营销也是十分重要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是在“干中学”中逐渐提高和积累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产品品牌声誉的提升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弄虚作假。前几年，“三鹿”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不仅导致了“三鹿”的破产倒闭，而且还给我国本土的奶粉品牌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信任危机；而“双汇”的瘦肉精事件则给双汇肉类品牌造成了巨大的信任危机和市场冲击。对于这些影响巨大的事件，我们的企业不能不警醒。
因此，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自主品牌的策划营销和市场的不断开拓，是企业沿着生产价值链转型升级的两个关键环节，也是防止我国制造业企业在生产价值链低端被锁定，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战略。
四 制造业价值链拓展升级的制度环境
拓展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结构，从生产价值链低端扩展到价值链高端，也就是要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将给国外品牌商代工转变为自主品牌经营。由前述分析可知，这既需要各个企业逐步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人力与物力投入，不仅成为产品生产的主体，而且还要成为产品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主体，同时也需要在提升研发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创建自主品牌，构建和不断拓展市场营销渠道。然而，一个企业能否成为产品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主体，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的意愿；而企业家投资方向的选择不仅取决于技术发展的市场前景，而且还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一个国家技术创新成果的多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状况及其技术创新能力，也取决于该国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Humphrey和Memedovic（2003）[12]通过对全球汽车产业生产价值链的系统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生产价值链的升级，尤其是零部件供应商的功能升级，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实际上，由于企业要具有产品的研发设计能力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持续投入和知识积累过程，产品的研发不仅具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即使能够研发成功也并不像产品的加工制造那样可以即时取得收益，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的一些制度支持和政策激励。
首先，国家应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鼓励并引导企业持续地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企业投资于技术和产品研发，其功能主要在于增强企业的技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其功在长远，而且需要持之以恒地长期努力才能取得收益。如果仅从眼前来看则为企业的费用支出，会减少当前利润。因此，企业是否进行研发投资，就在于企业家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权衡。那么，我国的企业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而很少考虑企业的长远？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可能是我国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经营考核机制存在问题，在考核中注重显性的当前收益过重，而对隐性的企业技术实力的提升不够关注；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则可能是企业所有人对于企业和自身的前景没有充足的信心，走一步算一步，赚一天算一天，没有使企业发展壮大的长远规划。鉴于此，政府就十分有必要通过制订或修订和实施一系列的鼓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政策制度，引导企业大力进行研发投资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考核，不能仅仅考核有形的物质资产的增值和显性的收益，更要考虑无形的企业竞争力水平，即企业研发能力、专利、商誉等无形资产的增值。对民营企业则要加强产权的保护，使企业所有者有信心和愿望将企业做大做强。当然，通过不断的研发投资增强企业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而使企业做大做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企业会面临各种风险，也会经历各种艰难挫折。因此，这就需要政府在企业融资、税收等方面制订和实施鼓励和引导企业大力进行研发投资的相关政策。在股票市场上，政府要有十分明确的政策优先安排研发投资项目上市融资和再融资。在债券市场，也要有明确的政策优先安排研发项目发行债券融资。在税收方面，政府则应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制订和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说，按照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递减征收企业所得税，或按照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递减征收企业所得税。正如前所述，近10多年来，我国政府税收每年均以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已经偏高，对企业的研发投资实行优惠税收，政府完全可以承受。对于众多的小企业来说，要让这些企业都进行研发创新是不可能的，但在这些企业的聚集地，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当地行业协会帮助这些企业成立技术和产品联合研发机构，增强这些企业的整体技术实力。同时，政府也应当制订并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根据产业发展前景进行合作研发。
其次，要构建一个有利于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市场环境，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技术的研发与产品的创新不仅是一个长期学习积累的过程，而且通常都具有很高的研发成本，但是复制和仿造的成本却很低。为了鼓励研发创新，政府必须对一切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严厉打击，切实保护各个企业研发创新成果和品牌的知识产权，为企业构建一个健康良好的市场环境。如果进一步反思“三鹿”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和“双汇”的瘦肉精事件，不难发现，除了“三鹿”和“双汇”两个企业本身的问题以外，我国食品生产行业假冒伪劣盛行不能不说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如同“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在商品市场上，如果假冒伪劣盛行，那么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企业就会对好的企业产生一种驱逐效应，长此以往，好的企业也会随波逐流，从而变坏。
第三，严格规范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运作，坚决抑制其中的过度投机炒作，不给人们提供投机炒作、轻松暴富的诱惑，特别要防止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和泡沫化。利用权力和垄断或者资金优势疯狂拉抬或打压某种商品的价格，进行炒作牟利，是典型的投机行为，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十分有害。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城市土地市场，分批次小批量拍卖城市住房建设用地，不断推高住房土地价格，房地产商再进一步大力拉抬新建住房价格，使得城市住房用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相互作用直线式跳跃上涨，引发了全民的炒房热潮。土地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了土地租金的上涨，减少了制造业生产企业的利润，加之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使一些制造业企业的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受炒房暴利的诱惑，不少企业干脆放下原来的制造业而加入到了炒房的行列。不仅许多民营小企业如此，就是不少大型央企、上市公司也是如此。近一年来，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的加大，许多投机资金退出炒房，又瞄上并进入了高利贷市场，“在央行不断缩紧银根的宏观背景下，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汹涌，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⑥“曾经是民营制造业之都的温州，已成为‘借贷之城’。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寄售行，甚至地下钱庄云集，仅大大小小的担保类金融机构就不下300家。”⑦ 一些企业主以制造业实业为幌子，却做着资金投机的生意。这波放高利贷投机大潮，不仅卷进了许多民营小企业，也波及不少大企业和上市公司。新华社记者不无忧心地指出：“从炒房、炒股到买理财产品、放高利贷……上市公司资金投向可谓花样百出……，在高利益的驱动下实体企业‘不务正业’的现象渐趋严重，可能加剧产业空心化的风险。”⑧ 实际上，一个企业若热衷于炒房、炒股、炒期货等投机炒作，哪还会有心思在原来的制造业主业上下工夫？不要说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升级了，持续几年下来，很可能连原有的一点制造业基础都丢弃了。虽然进行炒房、炒股、炒期货等投机炒作可能使参与炒作的某些企业赚到钱，但是这些炒作从整体上来说不过是一种零和游戏：一个企业或一个人所赚的钱就是另一个企业或另一个人所亏的钱，总体上并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因此，虽然各种金融市场的构建和发展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和其中的过度投机炒作却是十分有害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结果，危机之后美国已经认识到了华尔街的过度贪婪放纵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危害，奥巴马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对华尔街加强了监管，并宣布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我国切不可浑浑噩噩，继续去步美国的后尘。
五 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总需求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匹配、城市化进程落后、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不协调等等多种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关键症结主要在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低端。因此，驱使我国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拓展升级，就成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以及近10多年来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已经使的资源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为我国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的拓展升级做好了准备。因此，以制造业的生产价值链拓展提升为动力和出发点促使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路径是可行的。
我国制造业要沿着生产价值链拓展升级，首先需要持续加强对生产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其次还需要不断加强自主品牌的创建和自主品牌产品营销渠道的建设，基于本土而走向世界。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和自主品牌营销渠道的拓展是我国制造业拓展升级的关键环节。
制造业沿生产价值链阶梯进行拓展升级的道路虽然可行，但并不平坦，需要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鼓励和引导，并在税收和融资等方面加以扶持。
［收稿日期］2011－09－09
注释：
① 张军．中国企业为什么还没有国际化，文汇报，2004年4月7日第12版。
② 周锐．“苹果”被指利用污染企业在华攫取超额利润，中国新闻网，2011年9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01/c_121940928.htm
③ 金煜、林其玲．环保组织：“毒苹果”造就“牛奶河”，新京报，2011年9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9/01/c_121941122_2.htm
④ 潘岳．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htm
⑤ 汤南．美首位华裔女议员：260美元iPhone中国只赚4美元[N].广州日报，2011－9－5，A15版．
⑥ 赵谨．民间借贷：快钱游戏能玩多久？[N].新京报，2011－9－7，B11版。
⑦ 李伊琳．温州一批债主集体玩失踪“借贷之城”信用坍塌[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9－7。
⑧ 桑彤，陈航．上市公司为何“不务正业”[N].人民日报，2011－9－6，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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