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在儒家乐教思想中的功能探微
孙凤蕾
（山东警察学院 政治理论教研部，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古琴因其制作造型规格和独特的飘洒俊逸感，成为儒家乐教思想的载体。一方面，从自我“修道”开始，将琴乐“诚于中”，使君子正心立德以“内圣”；另一方面，又借助琴乐将君子之德“形于外”，教化天下百姓，助推儒家实现“外王”，实现其天下治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 古琴；儒家乐教；内圣外王
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任单父宰期间，在城南修建了一座简易琴台。闲暇之时，宓子贱在这里抚琴而歌，琴声悠扬，歌声动听，单父老百姓纷纷来到台下欣赏聆听，与他一起沉醉在琴歌当中，在音乐中受到熏陶和洗礼。时间一久，百姓化之：商贩诚信经商，农耕者辛勤劳作，妇女知织守节，名流们自觉遵守礼仪，单父因而大治，奸邪不兴，盗贼不起，百姓安乐。单父人把琴台视作单县的灵秀所在，而宓子贱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的故事，也成为千古传诵的为政美谈典故。宓子贱以一种简约闲逸的社会治理方式，在其管辖区域 “以礼治邦，以乐化民”，描画出一幅“琴和人亦闲”的轻松愉悦社会图景，成为儒家意义上“无为而治”的典范。这其中，以古琴为载体，行“乐”之教化功能，对治政安民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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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琴——儒家乐教思想的载体
在中国，古琴是历史最久远的丝弦乐器，其优美的弧线造型和独特的飘洒俊逸感，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历代文人骚客的审美观和心理体验，受到他们的热切喜爱。儒家至圣先师孔子就是古琴的行家，他不单学琴、弹琴、授琴，在谱写琴曲方面，也是高手，相传《猗兰操》《将归操》《龟山操》《获麟操》等均为孔子所作。即使在被围于陈蔡时，“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依旧“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另外，孔子兴办私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其基本教学内容。 “乐”教内容，仅在“礼”之后，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由此而看，古琴能成为儒家乐教思想的载体当是持之有故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古人眼里，古琴的制作造型和规格，乃是由古圣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的结果。桓谭曰：“昔神农、伏羲王天下，梧桐做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厚寸有八,象三六数；广六分,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礼。”[1]
蔡邕在其《琴操》中对古琴如此描述：“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下曰岩。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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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由孔子至荀子，都秉持“中正平和”的乐教审美观，力图通过“中正平和”的雅乐来教化人心，使人性情趋于温柔敦厚。而古琴之音色特点正好符合儒家乐教的标准。桓谭《新论》中对琴声赞誉道：“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东汉应劭在《风俗通·声音》中也说：“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哗人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5]《乐府诗集·琴曲歌辞》中则曰：“声调谐应，大弦宽和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乱”。[6]正是因为琴乐之音色特点所彰显的中和之美，符合儒家的中庸理念，也契合了孔子的礼制思想，再加上古琴体小量轻，适于孔子周游列国时随身携带。因此，古琴成为儒家乐教思想的载体，既与孔子个人喜好有关，更是因为古琴具有与天、地相契合的独特气质，同时又彰显着儒家思想的宗旨和礼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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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主张“德音之为乐”。因此，在其教育方法中，儒家主要采取“以乐传德”的实现路径。一方面，从个体修养角度看，孔子把“乐”视为君子为善进德，而达至仁的必要方式之一。在至善至美的音乐之境中，使自身德性得到升华，以完成修身任务，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另一方面，从社会功能看，儒家主张“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古代统治者“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吕氏春秋·仲夏纪》)。“琴音调而天下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在儒家文献对文明源头的追溯中，历代圣王制造和弹奏古琴都是为了移风易俗、治理天下。也就是说，作为“八音之首”的古琴，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中国传统乐器，更是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和政治意蕴内涵，即通过古琴之乐教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二、琴乐对个体的教化功能，即通过琴乐正心，正身成德以“内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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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者，德之华。“仁近于乐”，儒家认为，乐可以让“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荀子也认为，“君子明乐，乃其德也”[7]（《荀子·乐论》），因此，君子“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史记·乐书》）。
宓子贱身不下堂，“鸣琴而治”，使得单父民风淳朴，社会秩序良好，“民暗行若有严刑于旁”，被传为儒家以礼乐教化使社会得治的经典案例，且千古传诵，影响深远。后世县衙专审民事案件的“二堂”，把音乐和法庭联系起来的“琴治堂”，便是由此典故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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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8]（班固《白虎通·礼乐》）《乐府诗集》云：“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乐府诗集》卷五七《琴曲歌辞》）东汉应劭在《风俗通·声音》中也强调“雅琴者，乐之统也。”“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而蔡邕的《琴操·序首》也道出琴之创始者的意图所在，“昔伏羲氏做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理性，反其天真也。”“大夫士，琴瑟御”（班固《白虎通·礼乐》），随身携带古琴，成为有教养“君子”的标志。
司马承祯在《素琴传》中，以古圣贤为例，道出了君子与琴德之间的精神契合：“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而弦歌不辍。原宪居环堵之室，蓬户瓮牖褐塞匡坐而弦歌，此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是知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矣。”[9]（《司马承祯集·素琴传》）
桓谭在《新论》中，不仅将古琴独尊于众器，更明确赋予其修身养性的个体教化功能，“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在这部中国第一篇完整琴论著作中，最早明确地提出“琴德最优”：“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八音之中，唯弦为最，而琴为之首。”
北宋刘籍在其《琴议篇》中，对琴德有详细诠释：“夫声意雅正，用指分明，运动闲和，取舍无迹，气格高峻，才思丰逸，美而不艳，哀而不伤，质而能文，辨而不诈，温润调畅，清迥幽奇，参韵曲折，立声孤秀，此琴之德也。”[10]
魏晋嵇康承续了桓谭“琴德最优”的观点，提出“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青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11]明代朱权更是将“琴德最优”说推上顶峰：“琴之为物，得天地之正音，可以感神明而合造化之妙。是以有道之士，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发乎丝桐，律为音声，以合神明之德。犹是达人高士俯仰宇宙，含情寄意，慨古感今，释怀伸志者，皆不谓人知而为神达矣。何其大哉！”[12]
儒家认为“乐和民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礼记·乐记》）。在孔子的弟子当中，善用琴乐治理社会的，并非宓子贱一人。《论语·阳货》记载有另外一个故事：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14]（《论语·阳货》）子游认为，弦歌之声是百姓“学道”的表现，弦歌可以陶冶民众的内心情感，使之顺化。这也是子游以礼乐为教想要的效果。如朱熹所言：“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则其为道一也。但众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独行之。故夫子骤闻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戏之。”[15]（《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如同对宓子贱鸣琴而治单父的嘉许，子游弦歌治武，孔子亦是首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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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就是一个由学琴而臻德性的典范。他曾学琴于卫国乐官师襄子，精进不休,臻至可听曲识人的境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和《韩诗外传》都有对孔子学琴的记载：由“习其曲”到“得其数”，再到“得其志”，最终达到“得其为人”的境界，领略“曲”——“数”——“志”——“德”逐层上升的意境，让师襄子感动敬佩不已，以至于“辟席再拜”。孔子学琴的过程，也是其进行严格道德修为的过程：通过对音乐数理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抵达与作曲者融合为一的境界，从而使人格和德性获得高度提升。
《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之后的儒家弟子也躬身践行着儒家礼乐修身立德的理念。孔子弟子三千，皆授以礼、乐、射、御、书、数之术，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颜回、子路、子贡、子夏、曾皙、闵子骞，以及被孔子赞叹为“君子哉若人”的宓子贱等，都是精通琴艺，深谙琴乐之道者。“乐者，德之华也。”孔子也将弟子的琴乐之音作为判断其是否为君子的标准之一。据《孔子家语·六本》记载，子夏和闵子骞守三年之丧后见孔子，孔子皆“与之琴，使之弦”，听完二人弹奏后，夫子叹曰：“君子也。”子路却因鼓琴有“杀伐之声”，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13]
因此，在前人眼里，古琴不是普通的乐器，其创始者削桐为琴，绳丝为弦的目的是“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古琴，乃则法天地阴阳五行，助力圣王顺和天地，通万物而考理乱的神器。这与儒家“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3]（《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史记·乐书》）的观点不谋而合。司马迁对“乐之道”有生动的描述：“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和，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觡生，蛰虫昭稣，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4](《史记·乐书》）《礼记·乐记》中则曰：“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乐者，心之动也”（《史记·乐书》），“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史记·礼书》），音乐通过“动于内”，“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史记·乐书》）。孔子也认为，在学习和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个人品格得以潜移默化地濡养，使人格修养逐渐臻于完美，进而成为符合儒家政治要求和道德标准的“君子”。
由孔子对子路弹琴的批评，我们还可以看出，儒家认为，君子以乐修身养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修己以敬”，实现自身德性的完善，更是为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圣贤之德，经世致用，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琴乐也成为儒家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心灵，端正百姓行为的济世良方。
三、琴乐对社会的教化功能，即通过琴乐“移风易俗”，助推儒家实现“外王”
《大学》明确提出，儒者修身次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北宋朱长文提出“琴有四美”，其中一美，便是“正心”，而儒家修身理念与琴理的交合之处，恰在于“正心”环节，“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荀子·乐论》），受儒学熏养的琴人在其修身过程中，琴乐发挥着正心养性的作用。如太史公云：“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史记·乐书》）
清徐祺（《五知斋琴谱·上古琴论》）对古琴的修身养性功效有精辟的概括：“其声正，其气和，其形小，其义大。如得其旨趣，则能感物，志躁者，感之以静；志静者，感之以和。和平其心，忧乐不能入。任之以天真，明其真而返照。动寂则死生不能累，万法岂能拘。古之明王君子，皆精通焉。未有闻正音而不感者也。”[12]
另据《新唐书·列传·卓行》记载，唐朝元德秀任鲁山令时，政暇鸣琴于台，“陶然弹琴以自娱”，与民偕乐，“所得俸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元德秀通过质若流水的音乐教化，把鲁山治理的政通人和，百姓爱戴，以至于收缴皇粮时，无须差役催促，只需登台抚琴一首《庆丰收》，百姓听到琴声，便奔走相告主动缴纳皇粮，这就是为历代称颂不绝的“琴台善政”。
儒家认为，“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边，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坚信“导之以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宓子贱“鸣琴而治”，子游弦歌治武城，元德秀“琴台善政”，正是儒家乐教的成功实践，也为后人敬仰和效法。儒家并没有把琴禁锢在阳春白雪的小圈子里，而是用来与民同乐，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音乐对人性情的陶冶功能，中西方皆认可。但是，赋予音乐社会教化的功能，把音乐和政治联系在一起，通过音乐来对民众实施教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端正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即以乐治国的思想，是中国所独有的。“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 史记·乐记》）。
儒家主张，“凡音乐通乎政”，“乐也者，治人之盛者也”（《荀子·乐论》），“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史记·乐书》）。
《吕氏春秋》对音乐的发展史进行了论述，由“古襄氏之治天下”到“舜以为二十三弦之瑟”，终至周公之“三象”乐，无不昭示着“乐”与“天下”的密切关系（参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从诸名琴曲来看，无不蕴含有治国平天下之意：虞舜“升天子，喟然念亲”，援琴而作《舜操》；微子“伤殷之将亡”，郁而作《微子操》；《禹操》则“声清以隘，志在深河”；《文王操》则是他为“纣无道”，愤而作之，“其声纷以扰，骇角震商”。另“尧有《神人畅》”（桓谭《新论》），“舜有《思亲操》、禹有《襄陵操》、汤有《训畋操》”，“自古圣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16]（《五知斋琴谱·上古琴论》）。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史记·乐书》）。乐，可以用来调节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使之各就其序、各安其位，从而营造一个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安康、美好祥和的安邦治世。所谓“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史记·乐书》）这也正应了先贤制作古琴的原意，“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史记·乐书》）“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孔子家语·辩乐解》）
古琴，因其与儒家思想的契合，成为儒家礼乐思想的载体：一方面从自我“修道”开始，将琴乐“诚于中”，使君子正心立德；另一方面，又借助琴乐将君子之德“形于外”，教化天下百姓，“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史记·乐书》），使琴乐成为儒家“和家邦”的软性工具，通过乐之“和”达到人之“和”，政治之“和”，从而实现其天下治的社会理想。
当收到来自其他节点发送的BCD消息,节点就检测自己的横坐标是否小于发送节点的横坐标。如果小于,则利用右手规则转发BCD消息,否则就丢失。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只有一条BCD消息沿着边界转发,并且被转发的BCD消息是由横坐标最大的边界节点产生的。将此节点称为BCD的初始节点(BCD-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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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uqin's Function in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Music Education
Sun Fenglei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y, Shandong Police College,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Guqin has become a medium of Confucian music education because of its styled specif ications and unique sense of elegance. On the one hand, starting from self-cultivation, a man with virtue integrates the music into his thinking to ensure his righteousness and moral virtue and achieve “sageliness within”.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music, his virtue is shown by outer merits and inf luences other people. Thus it helps the Confucian thinking of carrying out the kingly way and achieving “kingliness without” to realize its social ideal of the rule of the world.
Key words: Guqin; Confucian music education; Sageliness within and kingliness without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735（2019）03-0132-05
收稿日期： 2019-03-09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9CYMJ11 ）；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16WA37 ）；山东警察学院课题项目“从传统文化视角看警察公正之职业精神”（项目编号：YSKYB2014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凤蕾（1974—），女，山东聊城人，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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