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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齐高氏之鲜卑化为人所共知，乃颜之推必历砥柱之险东奔北齐，至齐亡后仍内齐外周者，实缘北齐社会经济文化之优于北周，读《隋书·地理志》便可证实，而陈寅恪先生所述隋唐制度之多承北齐不承北周，据此亦可得合理解释。
关键词 北齐文化 北周文化 颜之推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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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建立的东魏北齐政权，是颇有胡化之称的。《北齐书》卷1《神武帝纪》虽说高欢是“渤海蓨人”①，但又说他的祖父“坐法徙居怀朔镇”，足见他起码是几代居住北边六镇，彻底鲜卑化了的汉人，也可能本是鲜卑，发迹后冒认汉族大姓渤海高氏以事夸饰。他的部下也多数是胡人和六镇系统的军人，《北齐书》卷21《高昂传》有一段常为人们征引的话：
于是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
确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高欢死后长子高澄掌权，北齐建国后追谥文襄帝，死后高欢次子高洋建北齐为文宣帝，都是暴君。如《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所说：
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连耽湎，肆行淫暴。或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刃张弓，游于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驼牛驴，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驰骋，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分付从官，朝夕临视，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情有蒂芥，必在诛戮，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党并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自余酷滥，不可胜纪。朝野憯憎，各怀怨毒，……文武近臣，朝不谋夕。又多所营缮，百役繁兴，举国骚扰，公私劳弊。凡诸赏赉，无复节限，府藏之积，遂至空虚。
文宣帝死后长子高殷即位，为高欢第六子高演所废，孝昭帝高演不久病死，高欢第九子高湛即位，武成帝高湛和他的长子—北齐亡国之君后主高纬又都以荒唐著称。尤其是高纬，《北齐书》卷8《后主纪》对他也有一段议论，说他：
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可复纪，开府千余，仪同无数。其中胡户即《北齐书》卷42《恩幸传》所说的胡小儿，《恩幸传》说：
又有史丑多之徙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至于胡小儿等眼鼻深崄，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
史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之一，可见北齐后期还加进了西胡化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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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其时著名文士颜之推的事迹，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北齐书》卷45《文苑颜之推传》说：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也。九世祖含，从晋元东渡，官至侍中右光禄西平侯。父勰，梁湘东王绎镇西府咨议参军。……绎遣世子方诸出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值侯景陷郢州，频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获免，被囚送建业，景平，还江陵。时绎已自立，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后为周军所破，大将军李显庆重之，荐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远书翰。②值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来奔，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
案西魏之破灭江陵萧氏政权固极野蛮，如《周书》卷2《文帝纪》所说：“擒梁元帝（萧绎）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卷15平江陵的主将于谨传里也说：“虏其男女十余万人，……赏谨奴婢一千口。”这种把战败一方的百官士民大批沦为奴婢的做法在当时已很少见。颜传所说大将军李显庆即李穆，显庆是字，《周书》卷30有传，传里有“征江陵，功封一子长城县侯，邑千户”的话，则颜之推当是被赏给李穆为奴。只是李穆既荐他到阳平公李远处掌书翰，其身分已见改善，何必经历砥柱冒生命危险东奔北齐，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对此，颜传载有他齐亡入周所写的《观我生赋》，在赋的自注里说：
齐遣上党王涣率兵数万纳梁贞阳侯〔渊〕明为主。梁武聘使谢挺、徐陵始得还南，凡厥梁臣，皆以礼遣。之推闻梁人返国，故有奔齐之心。……至邺，便值陈兴而梁灭，故不得还南。这自然是一个理由，不过怕不是主要的理由。因为颜传入后讲到北齐为北周攻灭时又说：
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之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甚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不须募之，劝帝送珍宝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齐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虽不从之推计策，然犹以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
《观我生赋》自注也说：
除之推为平原郡，据河津，以为奔陈之计。约以邺下一战不克，当与之推入陈。丞相高阿那肱等不愿入南，又惧失齐主则得罪于周朝，故疏间之推。所以齐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渡济向青州，……。二者纪事有详略出入，而所表达的颜之推的政治态度则完全一致，即效忠北齐甘为其孤臣孽子，而对北周充满敌意，纵使之推的大哥颜之仪自江陵被俘入周后已渐通显（别详《周书》卷40之仪传），仍未能转移之推的观感。至于此时奔陈之计不过是降周的一种措施，和前此之想回归梁国性质上已不尽相同。
这点还可以从下列两件事情来证实：
一是《观我生赋》最后称“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自注：“在扬都（建康）值侯景杀简文（简文帝萧纲）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元帝萧绎）覆灭，于此而三为亡国之人。”可见颜之推最后确以北齐为其本朝，以北齐见灭于北周为亡国。
再是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旧本都题“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据《北齐书》颜传，这“黄门侍郎”是颜之推在北齐朝所任的最高官职，其后“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杨勇）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这《家训》是颜之推晚年入隋后写的，如《风操》篇所说“今日天下大同”即指隋统一中国，《书证》篇更有“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的明文。而题署偏要曰“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者（“齐”上的“北”字自是后人所加俾和南齐区别），未必如有人推测：“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浮沉，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署上了可以“自炫其‘人门兼美’”。而应是以齐朝遗老自居，和《观我生赋》之言“三化”是同一立场、同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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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何以如此内齐外周？根本原因实在于周、齐在文化上的差别。要弄清楚这点，最简捷可靠的办法是一读唐初所修梁、陈、齐、隋五代史志里的地理志即通常所谓《隋书·地理志》，它仿照《汉书·地理志》的写法，对每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一段中肯的评论。先看北齐统治地区，《隋书》卷30《地理志》说：
豫州，……洛阳得士之中，赋贡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故《汉志》云“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此亦自古然矣。荥阳古之郑地，梁郡梁孝故都，邪僻傲荡，旧传其俗，今则好尚稼穑，重于礼文，其风皆变于古。谯郡、济阴、襄城、颍川、汝南、淮阳、汝阴、其风颇同。南阳古帝乡，缙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
兖州，……东郡、东平、济北、武阳、平原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孔遗风，今此数郡，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
冀州，……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欲，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语曰“魏郡、清河，天公无奈何”，斯皆轻狡所致。汲郡、河内，得殷之故壤，考之旧说，有纣之余教，汲又卫地，习仲由之勇，故汉之官人，得以便宜从事，其多行杀戮，本以此焉，今风俗颇移，皆向于礼矣。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轻诈。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多，是以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汲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
青州，……吴札观乐，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国未可量也。”在汉之时，俗弥侈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土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态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廖。齐郡旧曰济南，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俗云齐倡，本出此也。……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
卷31《地理志》说：
徐州，……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
可见除洛阳、邺城以至济南等少数大城市尚商贾而巧伪侈靡外，北齐统治区内多数是务农桑而尚儒学，也就是在封建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文化。至于少数民族问题一处也没有提到，可见鲜卑化的影响主要是在军事系统上，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上则并未产生消极破坏作用，而后期的西胡化在音乐歌舞的发展上还转有积极意义，尽管此类胡小儿滥得富贵确曾引起士大夫的不满。
再看北周统治地区，《隋书》卷29《地理志》说：
雍州，……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分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于外郡，得冯翊、扶风，是汉之三辅，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
梁州，……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馈，宾旅聚会，有甚于三元。旁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地皆连接，风俗颇同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
这里讲京兆也是去农崇商，和北齐地区的洛阳、邺城相同，但这里说到“华戎杂错”，而讲洛阳、邺城时都没有这么说。洛阳、邺城是有鲜卑的，但多数在北魏孝文帝以后已经汉化，而“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③，故已无胡、汉杂居之感，而如前所说六镇鲜卑之南下者的影响又仅限于军事系统。至北周地区六镇鲜卑则转少于北齐④，这里所说“华戎杂错”之“戎”，乃指西晋以来长期和汉人杂居且尚未融合的氐、羌和其他杂夷⑤。毋庸讳言，当时这些少数民族是落后的，再加上边境上的山胡、獠户，自然影响整个北周的经济水准以至文化水准，使之和北齐相比较处于落后状态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攻取江陵后会把大批百官士民沦为奴婢，而颜之推要冒着身命危险东奔北齐，并从此以北齐为本朝。颜传说之推到北齐后：“显祖（文宣帝高洋）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河清末，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寻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帝（后主高纬）时有取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章，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顾遇逾厚。……寻除黄门侍郎。”可说完全过着汉族士大夫的正常仕宦生活。《观我生赋》中对后主身边穆提婆等人的攻击，只是反映了士大夫和恩幸之间的矛盾斗争，纵使在斗争中士大夫崔季舒等被杀还几乎连累到颜之推，也只算是常见的宦海风波，并不能动摇颜之推对北齐这个高层次文化区域的依恋。相反，北周迟至建德六年灭掉北齐以后的十一月里才放免从江陵弄来的奴婢（《周书》》卷6《武帝纪》），其无从改变颜之推的敌意自在情理之中。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北齐、北周东西两方在经济上的差别决定了文化上的差别，这就是士大夫如颜之推者要弃周就齐、内齐外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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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一章叙论有这样的一大段概括性的判断：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日（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
案寅恪先生所说除个别地方尚可商榷外⑦，自大体正确，看其书入后二至七章之论证可知。但寅恪先生仅论证其传授人物学术渊源，而其根本原因，恐怕还需要从东魏、北齐这经济优越于西魏、北周，以致文化也远胜于西魏、北周来理解，这和上文所说颜之推的弃周就齐、内齐外周自有其共通之处。
最后还想说一点，即杨隋、李唐两朝的先人，本均是西魏府兵上层领导人物，而取得政权之后，却不囿于宇文泰所建立的比较落后的制度而采用先进的北魏、北齐以及梁、陈两源的制度。这固不能否认此两者开国者的明智，但更可说明先进的文化确有其强大的吸引力，初非任何势力之能阻挠。所以，进入隋唐后宇文泰等人建立的关中本位政策实已落伍，用此旧政策来解释隋唐新事物，是否允当也值得考虑。
注释：
①《北齐书》等南北七史原本颇有阙略，今本多用李延寿《南北史》、
《高氏小史》等补足，但李史等仍源自诸史原本，并非另起炉灶，所以这里按习惯径自征引，不复区别。
②本句文字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校正。
③陈寅恪先生语，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章礼仪。寅恪先生此观点已为近时治我国中古史者所认可。
④详拙撰《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所考证，收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
⑤可参考周一良先生《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⑥如经学的西不如东就极为明显，见《魏书》卷84儒林徐遵明、李兴业等传，籍贯华阴的徐遵明至被贬称为“羌博士”。对此周一良先生《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已作论证。至于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六郡之地的“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则另成为凉州之能保存中原魏晋文化的经济基础（凉州之能保存中原文化详见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一章叙论、第二章礼仪），以与本文主题无大关系，在此不更深论。
⑦如与其说西魏、北周之创作“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不如如本文所说是受关陇地区少数民族氏、羌、山胡、獠户的影响，因为这里的六镇鲜卑实为数无几，又宇文泰任命李弼、赵贵等为六柱国其目的似在扩军整训而非模仿鲜卑旧俗，均详拙撰《宇文泰所以建立八柱国制的一种推测》。又第七章财政所说唐玄宗时推行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政府制度”，亦有问题，别详拙撰《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事考释》，已编入庆祝缪彦威先生九十大庆的论文集，1993年6月台北出版的《新史学》4卷2期并已提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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