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启下的新一代经济学人——评介林岗、顾海良、程恩富、王振中等四教授的学术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承上启下论文,新一代论文,学人论文,教授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2）06-69-04
时代在呼唤着新一代的经济学家。
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期待着新一代的经济学家。
老一辈经济学家在盼望着后继有人。
……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观代化的伟大进军中，经济学人成为越来越受到青睐的一个群体，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对知识的需求趋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经济学界。经济学人愈活跃，社会就愈关注他们的成长、发展及其学术特色和学术倾向，因为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前三代经济学人
自从20世纪初国外经济学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以来，作为主流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历了三代人的传承。
第一代，以王学文、李达、陈翰笙等人为代表，他们都出生在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适应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他们翻译、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性质，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奠基作用。
第二代，以许涤新、王亚南、郭大力、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宋涛、陶大镛等人为代表，他们都出生在20世纪初期，曾经或多或少地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过理论上的贡献，更多地是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著书立说，培养弟子，阐释党的经济政策，研究改革与发展的途径，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他们当中有的学者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作过长期的有意义的探索。
第三代，以刘国光、董辅礽、王珏、吴敬琏、厉以宁、卫兴华、方生等人为代表，他们都出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成长在建国以后，其贡献主要在改革开放时期。他们都是“科班”出身，理论功底深厚，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人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曾作过长期深入的探讨和传播。
以上三代经济学人，是经济学界的前辈，他们中有的早已作古，有的已进耄耋之年，最年轻的也已年逾或年近“古稀”。经济学界的这些老前辈有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注重研究中国实际问题、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共同学术特色和学术倾向。目前，那些健在的经济学老前辈仍然活跃在改革开放和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已有87岁高龄的于光远教授至今还在“玩电脑”，并能“坐轮椅、走天下”，这种老当益壮的精神很值得晚辈学习。
二、第四代经济学人的崛起
我们高兴地看到，与共和国大体同龄的一批经济学人正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和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里快速成长，这是承上启下的新一代，即我国的第四代经济学人。他们的脱颖而出预示着我国经济学界的未来希望。他们当中有一些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又有开拓创新精神，而且成果比较丰富，特别引人注目，林岗、顾海良、程恩富和王振中等四位中年教授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我认为有必要把他们进一步介绍给公众，下面请让我依年龄为序逐一加以评介。
王振中，1949年生于山西，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动态》主编，兼任中国期刊协会经济期刊联合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等。
多年来，王振中在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经济全球化问题等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他与别人合写的《关于资本人格化的思考》，他于1994年发表的《资本难道真的没有旗帜吗？》以及他的《我国‘三资’工业发展中的问题》等论文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他对“市场无国界论”、“公司无国籍论”、“产业无民族论”等的分析评论，引起了广泛的认同。特别是他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向与方法的见解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他提出：在研究模式上，要注重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性；在研究倾向上，要注重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即阶级性；在研究体系上，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性；在研究方法上要提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规范世；在研究目的上，要体现政治经济学的利益性；在理论借鉴上，要避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盲目性；在研究方向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性。他认为，经济理论只有与改革开放的现实相结合，才能有生命力。目前，王振中正在进行《转型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研究。
程恩富，1950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及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中国海派经济学论坛主席，彼得堡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他曾提出“经济学新方法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一府两系的国资管理论”、“新公平效率论”等，形成了有个性的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和政策三者系统整合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成果曾先后35次获得全国和上海市各种优秀论著奖，并获得数项市级教学成果奖。
在他的一系列新见解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形态论”最具有代表性。所谓四形态，即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形态、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形态、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形态和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形态。他主张四形态以第一形态为基本。他的“新经济学论”的核心是突出经济学的人文特征。其内涵在于：第一是经济学的阶级（阶层）性；第二是经济学的国度性；第三是经济学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以人为本。他主编的一套《现代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教材和案例颇受好评。目前，程恩富教授正按照自己提出的方法论来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框架。
顾海良，1951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国家教育部社科与思政司司长，现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全国教育系统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等。
顾海良在学术上的着力点和主要贡献是对马克思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的研究，其特点是从创作史的角度来把握《资本论》的内核。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其中包含了对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的系统研究。值得强调的是他把博大精深的《资本论》以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他担任总撰稿人的《画说〈资本论〉》（共4卷），于1996年正式出版，书中以1300段文字和5000幅图画表现了《资本论》的科学内容。此书曾获“五个一工程奖”。接着他又主编出版了《画说〈共产党宣言〉》。这两部作品在海内外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顾海良的另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1996年他主编了《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二是对市场经济研究，除了他曾撰写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从马克思到社会市场经济》等著作以外，还主编了百卷本的《世界市场全书》，共900万言。
林岗，1952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等。
林岗论著丰富，在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许多重头文童。他除了多次参与主持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撰写以外，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所有制与国有企业问题。《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是他开山之作，出版于1987年；专著《世纪之交的国有企业研究》，是他参加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他由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又延伸到产权理论的研究。他在与人合写的《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强调整体性、生产性、历史性和经济性，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强调个体性、交易性、自然性和法权性，从本质上是不科学的。但他认为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和具体结论可以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为经济改革的实践服务。
林岗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是《资本论》的方法论。他从对《资本论》的研究中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种方法论命题，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从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判断整个经济制度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他认为这五个基本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依此剖析新的实践，就可创造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三、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成长道路
在我们分别评介了上述四教授的个人状况以后，还应该看到他们有着共同的成长环境和发展条件。
（一）四教授在青少年时代都经历过艰苦环境的磨练
王振中在上大学之前当过兵、站过柜台；程恩富曾经在北大荒国营农场劳动多年；顾海良就是在安徽和县农村插队落户的9年中，刻苦自学了大量马列经典；林岗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回到原籍浙江桐乡劳动锻炼。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丰富了他们的实践经验，使得他们了解国情，懂得民意，也熟悉了农村经济生活，这是他们后来成材的生活基础，也是他们的优势所在。
（二）四教授都受到过名师熏陶
王振中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戴园晨。刘老师的勤奋与稳健、戴老师的敏捷与严谨成了他做人治学的榜样；林岗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吴老师在教学与研究中的党性原则，对他有很深的感染。程恩富师从《资本论》研究专家洪远朋教授，因而深受其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的熏陶，他还注意博采众长，虚心从蒋学模、陶大镛、张薰华、卫兴华等经济学前辈那里汲取学术营养。顾海良的导师是《资本论》创作史专家田光教授。田老师刻苦、专一、严谨的治学风格给了他很深的影响。没有这些名师的指点，也不会有他们今天的学术成就。“名师出高徒”这句古训，在这一代经济学人身上又一次得到验证。
（三）四教授都拥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坚实基础，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学术研究
四教授都是从上山下乡的时候就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顾海良是在插队落户时几度通读《资本论》，并写下了80万言的读书笔记。程恩富是在当知识青年时，自学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他们当时企图从这些著作中寻找说明现实问题的答案。所以，学习“马列”对他们来说是带有一定自觉性的。以后，他们又在大学里更系统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资本论》。可贵的是他们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学术研究。程恩富曾自称是“马克思学派”，要“继承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经济学和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顾海良表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充满着信心，但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青春，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付出艰辛的劳动。”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研读马列的经典著作，而是把学习研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并且注重借鉴西方经济学，在同西方经济学的对比中更深刻地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例如，林岗就是在对马克思的理论和西方新制度主义的代表诺斯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后，进一步认定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性。
（四）四教授能够顺应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拓创新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经济学人成长于革命和战争年代，第三代经济学人成长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叉时代，而第四代经济学人完全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里，因而特别富于开拓创新精神。他们有自己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即不仅注重纵向研究，而且注重横向对比研究；不仅注重原理研究，而且注重应用研究；不仅注重理论研究，而且注重方法研究。他们是有抱负的一代，提出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永葆科学青春；要超越经济学的已有成就，重建中国经济学；要使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人在世界上占有应得的地位。这是多么值得褒扬的追求啊！
第四代经济学人肩负着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任重道远，中国几代经济学人的优良传统，要靠他们来继承；年轻一代经济学人的价值取向和学习倾向，要靠他们来引导，中国的经济学如何能够站在世界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要靠他们去拼搏。我们真诚地相信承上启下的这一代经济学人，能够超越他们的前辈，和广大经济学人一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人类经济学的精华，铸造起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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