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都市文化的包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文化遗产论文,物质论文,文化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1—0061—04
一
中国近30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宏观来看，突出表现为城市化的进程，即现代城市的发展。关于城市发展的速度、水平和效果尽管有无数指标体系可供测量，但最终都要聚合成可以被普遍传达和把握的整体特征。这种整体特征就是聚合了形态、意义、想象和评价态度的文化形象，即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对城市文化的宏观研究或整体性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城市意象的研究。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建设，也凝聚于城市意象的构建之中。可以说，城市意象是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突出表征。
把现代城市的未来想象为一种完美的乌托邦，这种城市意象大约是20世纪初的包豪斯和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城市建设思潮的产物。80年代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而市场经济的环境依托就是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国城市的复兴和发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起初这个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城市建设似乎只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并没有特殊的意义。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市的意义凸现了出来，城市建设开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心，都市建设的理念也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
城市建设起初只是个地方行政问题。都市建设的理念因而也只是行政意图，主要表现为对城市规模的重视：城区面积、人口、高楼、GDP总量等数量的增长，似乎就是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就是行政的成功。这是一轮用大马路、大高楼、大酒店构建大都市的全国性竞赛，不仅大城市热心于此道，就连一些县城和镇子也竞相攀比，有的不久前才从农村征地扩建出的镇子就盖起了模仿美国国会大厦的宏伟建筑。
这种靠规模建设大都市的意图基本上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谈不上有什么理念。到了90年代，城市的竞争由规模转向了等级，即大量建设具有先进技术和较高文化含量的设施来提升城市的品位。从钢筋水泥化转向数码化，建大酒店的冲动转向了建大歌剧院。就在这个时期，许多城市，包括一些中等城市，都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就是城市等级的标尺。都市建设由冲动开始转向理念的引导，城市建设的目标由系统的指标体系表现了出来。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竞争理念没有几年就显现出了它的致命弱点：如果这个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很全面，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如果“因地制宜”地设计这个指标体系，那么一个地级城市就差不多可以立马宣布已经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了。在城市竞争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单靠量化的指标体系来建设大都市是技术理性的盲目性导致的空洞理念。90年代中期起，许多城市和省份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这个“文化××”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城市建设理念的转换：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大都市，它的影响力不仅来自物质条件，而且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什么意思？或许许多城市建设规划的设计者和城市政府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往往主要关心一件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就是说，人们的城市建设理想的核心还是物质实力和利益方面，“文化××”中的“文化”只是个实现经济目的的工具。不过就在这种文化工具论背后还是可以看出一种变化：城市建设需要“文化”提高影响力。这种非物质性的影响力表现形式就是城市意象。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都市的建设者开始大打“形象”牌——美化、亮化、高雅化、方便化、娱乐化……总之，“文化”建设的直接目的就是制造出赏心悦目的都市形象。这样一来都市有了“文化”，不过只是贴在都市的表面给外人观赏用的。
总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理念虽然经历了无数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认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实现某种统一、完美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的城市意象引导了中国当代城市的基本发展思路。
二
完美的城市意象是通过城市规划表现出来的。中国当代城市的规划改造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恢复重建的历史背景下，城市建设的主旋律是国家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对城市进行整顿改造。那一时期的城市改造项目中留给人们记忆最深的是1950年北京“龙须沟”的改造和1960年上海棚户区“蕃瓜弄”的改造。以“蕃瓜弄”为例，这是当时上海人口密度最大的棚户区，改造前4.45公顷的蕃瓜弄住着1964户居民，8771人居住在用毛竹、芦席、油毡、铁皮之类搭成的棚户简屋之中，区内通道弯曲、路面高低不平，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1960年政府开始对蕃瓜弄棚户区进行清除、改造，蕃瓜弄里的“滚地龙”被一次性彻底拆除，建成了当时堪称典范的5层住宅工人新村。在早期的棚户区清理过程中，政府因为借助了一些带有“反城市化性质”的制度和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反城市化”是社会学者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政策的一种概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通过相应的政策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因此已知的历史便是，在一部分人敲锣打鼓搬进新区的同时，更多不具备市民身份的居民搬进的则是在一两公里外继续存在的条件更为恶劣的棚户区。1949年至1970年代末上海市住宅数据显示，30多年间，上海的棚户区虽然有局部的清除和改造，但总体规模并没有减少，甚至还略有增加。从作家老舍的剧本《龙须沟》和当年新闻媒体描述的蕃瓜弄新貌来看，那一轮城市规划和改造的理想是完美的，但这种完美的意象却遮蔽了更为复杂的都市现实，就是许多市民的生存状况并没有从这种完美的改造中得到改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则开始普遍陷入一种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性亢奋之中，为了实现“明天的城市”的完美乌托邦，原有的城市或被大拆大建、或被包装改造。城市意象被设计为言说高尚、完满、国际化的代名词。许多区、镇一级政府办公楼变成了可与美国白宫媲美的辉煌建筑，省级甚至地级的城市纷纷打造起了华丽高雅的大歌剧院，至于由几何形状的大片绿地和喷泉、碑坊、雕塑构成的气势恢弘的城市广场，更是几乎每个中等以上城市必不可少的形象工程。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为城市制造出一种合乎“国际大都市”理想的完美意象。
这些奢华夸张的城市意象建设过程中，城市的文化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典型的变化是：这种完美的乌托邦意象在重新筛选属于这种城市意象的市民。在许多豪华项目打造之前生活在原地的人们被迁出，他们中绝大部分的居民搬进了安置小区，而这些安置小区往往分布在远离城市中心的郊区。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底层的平民在格调高雅的新天地中成为有碍观瞻的边缘人而被挤压出城市的中心地带。这些在旧街区中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市民把自己曾经长久生活的城市中心“让位”给了具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品味的上流社会人士和为观赏城市的豪华意象而纷至沓来的中外游客。因此，有人曾经批评某大都市提出的建设“最佳人居城市”的目标应该添一个字，改为“最佳富人居城市”。
显然这是乌托邦理想带来的问题：这种千篇一律的“国际化大都市”理想为了完美的理想而扫除了大部分不合乎理想的人们。而这些不合乎理想的人们虽然变成了都市社会的非主流文化圈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都市，他们只是日渐失去了自己都市文化身份从而游离于都市文化发展之外。这种情况意味着，当都市被改造得越来越完美理想的同时，都市的文化生态却可能在走向恶化。
三
广州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形成了另一种都市意象。这是一个城不像城、乡不像乡的都市，历来以杂乱和平民化形象著称。广州之所以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从城市社区构成的角度来讲，“城中村”的存在是一个主要原因。虽然“城中村”这个词许多城市都在用，但实际上只有广州最典型。因为其他大多数城市的所谓“城中村”其实是在城市规划尚未涉及的城市边缘地带，被称为“城乡结合部”更妥帖。而广州的城中村却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城中”村——它们大多数的确是插在已经建设起来的繁华市区中的一个个村落孤岛。这些城中村里通常都保留着岭南农村典型的文化标志——河涌、祠堂和龙舟，也盖满了密不透风的廉价出租的简易楼，即所谓“握手楼”（意谓两个楼上住的人可以在窗口相互握手）。村里住的除了数千因农田被征用而变成了城里人的村民外，更多的则是从外地来广州谋生的所谓“外来人口”，从刚刚进入职场的小白领、进城打工的农民到“企街女”、“飞车党”，都市低收入人群中的各种人物都有，可谓五光十色。一个最能说明这种特色的传闻是这样的：一名女孩大学毕业后刚刚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收入不高暂时就在城中村的“握手楼”租了间房。但不久她就惊恐地告诉朋友，她发现邻居竟然是曾经抢劫过自己的一名“飞车党”！
2007年，广州的城市文化建设中发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位于城市顶级商务中心的一个“城中村”——猎德村的拆迁改造工程开始了。在广州的城中村中，猎德村这个嵌在豪华写字楼群夹缝中的村落为最独特而有象征性，因为它正好嵌在广州未来发展的核心地带珠江新城的中心。拆迁改造猎德村这件事在广州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政府、媒体还是市民，都觉得这种城中村像个藏污纳垢之地，甚至可能是广州的耻辱，拆迁改造一下肯定是好事，何况有关方面也承诺了对村民的优惠补偿和一些民俗景观的重建。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何苦还要找麻烦？这是属于广州的整个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很有可能按照规划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所有的城中村都会被改造，广州将变得面貌一新。这是广州人，包括城中村里的村民，都希望看到的一种愿景。
惟一剩下尚未解决的疑问是：经过这样一番改造后，原来在城中村租房居住的外来人员去哪儿了？如果这样一来，原来在城中村租房的娼妓、小偷、抢劫犯会因此而消失，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者会得到更好的居住条件，那这种改造可以说就完美无缺了。20世纪的许多都市改造工程都是从类似这样的完美意图出发的。但事实上无论城市本身被改造得看上去如何面貌一新，这个问题其实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过。最好的情况是把社会下层的人们赶到城外或其他地区，使改造后的都市变成只适宜上流人居住的地方。更糟糕的情况则是把那些非主流社会的人群挤压到繁华都市的某些黑暗角落。消灭城中村的理想带来的后果可能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完美。
如果我们承认一个真正人性化的都市应当是多元文化共生的空间，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乌托邦想象的缺陷。都市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纯净完美的。问题在于，如何可能使文化多样性不至于变成不同文化圈层的相互对抗与冲突？这就需要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都市文化生态环境。广州的城中村这种地方看起来是都市中的疤痕，实际上却是保护都市文化生态的重要环境条件。这里不仅有适合贫民居住的物质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不是简单地容纳贫民的贫民窟，而是乡土文化传统的保留地。这里的乡土文化气息和传统民俗活动使来自乡村和边远地区的社会下层打工者在这里找到了文化归属和认同感。从社会不同文化圈层的关系来看，这里的传统民俗文化构成了文化生态的一个有机部分，从而提高广州这个大都市的文化包容性，是一种值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
在日益走向城市化、商业化、时尚化乃至虚拟化的当代文化生活中，传统的乡土民俗文化能否存在和发展，这看起来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是传统与当代之间明显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使传统乡民文化习俗和观念显得古旧、愚昧而落后；而另一方面，当代文化消费产品中又存在着以种种形式仿制或重构已经或正在消逝着的乡土文化符号，把传统民俗制作成新的时尚消费品。这说明虽然文明在不断发展演变，当代人的心理需要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乡土文化情结。这种情结使得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具有了社会心理的基础。
真正的民俗是与特定族群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对民俗活动的保护，首要的问题就是区分清楚什么是真正属于传统文化传承的民俗。就拿每年端午节的赛龙舟活动来说，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节庆活动之一，如今已经在许多地方重新开展得轰轰烈烈。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许多地区这一活动早已消失甚至可能从来没有过，因而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具有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新兴公众文化活动。但广州的端午节“扒龙舟”（即划龙舟）却与许多地方的新兴的赛龙舟活动不同，是一项具有鲜明的乡土文化传承特征的民俗活动。广州的“扒龙舟”不仅有文献可考的历史，而且这项民俗活动基本上一直是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这项民俗活动所依托的传统文化空间在广州这个大都会中居然还未被抹去——城中村，这个和脏乱、拥挤、盗抢、嫖娼密不可分的都市之疥，恰恰又是维系传统乡土文化与当代都市文明的纽带。城中村里一个个座落在水塘旁榕树下的祠堂、在广州城里四通八达的河涌，是“扒龙舟”民俗的文化空间；那些已失去耕地改变身份的村民中仍然有许多人继续留在村里，依傍着祖宗的祠堂和传统的习俗生活，他们是“扒龙舟”活动的主体。每年自农历四月初八开始，他们会认真地依照传统进行起龙、出龙、送龙船头、“圣化”龙船、投龙船标、扒龙、散龙船标、藏龙等一系列程序。这项活动一直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显然不同于当今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策划的政绩或商业活动。
从广州的都市化建设趋势来看，又脏又乱的城中村像敌堡般正在被一个个拔除，而代之以华丽的写字楼、宾馆和优美的城市花园。拆除猎德村就是这样一种规划的实施。从大多数城中村的人口比例来看，如今生活在村里的人大多数是外来的务工人员，原籍的村民只占一小部分。这样看来，城中村和村中保留的民俗似乎不过是涸辙中的一抹残水而已，能够通过保护而使之延续下去吗？
虽然看上去前景黯淡，城中村毕竟还存在。自20世纪末以来，许多都市的建设理念发生了变化，从追求高大全的所谓“国际化大都市”转向对城市传统特色的关注和发扬。广州媒体曾经做过的“广州地理”、“新广州人”等系列节目就是以传统的乡土文化作为广州都市文化特色而构建起了新的都市想象。这种新的都市文化建设理念为城中村所保存的民俗活动遗产提供了生存和传承的空间。像“扒龙舟”这样的民俗活动，虽然主体是仍然留在城中村里生活的数量有限的村民，然而活动的影响氛围空间却很大。广州的河涌虽然在城市建设中被填埋改造了很多，但由于珠江分岔流经市区，以江为主流仍然贯串着不少大大小小的支流河涌。这些河涌中大多数互相贯通，使“扒龙舟”活动与河涌和珠江两岸的市区发生密切的联系。各村的龙舟穿行市区，引来大量市民的观赏和互动。
“扒龙舟”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外。随着近年来都市文化生活中的乡土情结表现得越来越强烈，这种民俗活动对村外都市社会的影响也大了起来，传统乡土民俗的活动空间也因此而扩大。对这类民俗活动的保护不仅仅是保存传统习惯和仪式，更重要的是重构都市社区的文化交流环境。有的传统仪式细节会不可避免地起一些变化，如过去的“扒龙舟”活动，在龙船点睛开光仪式之后，村民们纷纷跑来取龙舟水，可以用来洗浴，据说给小孩子洗身，一年不生疮疥；用来浇花，能保持好久不谢；也有直接饮用以强身健体的。但因为污染的缘故河水越来越臭，村民只好用自来水或纯净水充当“龙舟水”。因为种种原因，诸如此类的变化还会发生。重要的是这个活动对于村民乃至广州市民的乡土情感认同所具有的意义还在，这种民俗的文化价值就仍然存在。因此，保护民俗其实就是保护民俗所依托的文化群体的生活与活动空间。保护民俗应当是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通过保护工作来增强都市市民与村民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使得传统民俗活动逐渐成为当代都市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一个有机成分，从而改善当代都市人生活的文化生态状况。
收稿日期：201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