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鲁彦周的四部中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篇小说论文,鲁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作家鲁彦周虽然年近古稀，但创作力仍然十分旺盛，近年来除出版长篇小说《阴阳关的阴阳梦》之外，还接连发表了《乱伦》（一九九三年《中国作家》）、《孽缘》（一九九四年《清明》）、《天问》（一九九五年《海峡》）和《迷沼》（一九九六年《人民文学》）四部中篇小说，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也即将脱稿。本文拟就鲁彦周的《乱伦》、《孽缘》、《天问》和《迷沼》四个中篇作一述评。
一
鲁彦周是一位责任感时代感十分强烈的作家，无论是他早期创作的剧本《归来》，还是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创作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以及反映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彩虹坪》，都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作家对当代交织着各类矛盾各类冲突和各种人物的悉心观察及深刻思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至当前，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转轨变型、商品经济，使广袤而古老的中国大地，焕发出蓬勃的朝气和青春，这热烈热闹充满生机的时代氛围，吸引了许多作家，振奋了许多作家，有的“下海”，投入生活的漩涡以求更深更广更丰厚的生活积累，为将来的创作进行准备，有的“下海”、创作两不误，双肩挑也有声有色。鲁彦周说，我不会“下海”，但我时刻关注着我的周围，关注着我们这个社会这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我要努力用我的笔去描述这一切。
鲁彦周对时代的切入，不是一般的描述和渲染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他的视角在于时代的更深层次，这四个中篇给予人们的昭示是清晰而含意深长的。乍一看，鲁彦周的这四个中篇虽然写的是当代的人和当代的事，却看不到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和改革人物那种敢作敢为的大无畏气派，《乱伦》写的是粉碎“四人帮”初期褚玉和雪荔之间压抑、幽深、残缺而动人的爱情故事，《孽缘》中的邱立人和郑瑞玉那种曲折坎坷纯洁真挚的夫妻情意，更足以打动更多的读者，这两部中篇都只是写到一九七七年前后，没有涉及到改革开放，《天问》虽以改革开放以后的银柳岗林业发展公司为依托，但作家的笔墨不在银柳岗林业发展公司，更不在林业开发，作品所浓墨重彩地描绘的是银柳岗林场场长香林和林业技术员志林之间非同一般的悲欢离合和生离死别，在《迷沼》中读者不时能感到改革开放的热浪和城市生活的现代气息，但作家所精心刻划的却是一对以拾荒为业的青年男女的心理精神世界，与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似乎离得也较远。那么作家是如何切入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四部作品所包容的时代内涵呢？
当今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喜悦和震惊，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不安和忧虑，人们忧虑和不安的是，物欲、金钱、市场等等，正以其不可估量的魔力，冲击着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过过滤的道德文明，正在改变着生活中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道德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明显，文化的冷漠，亲情的疏远，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金钱的腐蚀力，不得不使许多社会成员作出选择和思考，从有识之士到普通百姓，无不痛切地感到呼唤良知、道德与人伦的重要，无不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息场所的重要，政治家们和哲学家们也都发出了坚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呼吁，鲁彦周的这四个中篇，正是这种寻求和超越的强劲折射，无疑是对金钱这个被炒得热之又热的热点的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有韧力的反逆。
鲁彦周的这四个中篇，有的有其生活原型，如《乱伦》和《孽缘》，作家构思酝酿已久，有的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得来，如《迷沼》。但这四部作品同时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同一题旨：爱情的残缺美。通过对完成这一题旨的委婉曲折的叙述，给予读者以昭示的是：心灵的相通最足珍贵，只有寻觅到了真正的精神家园，生命才最有价值。褚玉与雪荔、香林与志林、束素贞与冯升志，都没有法律认可的正式婚姻关系，但他们都爱得深沉，精神世界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相互交溶，他们的心灵是真正相通的，他们的生命价值和生活乐趣也正是在他们心灵相通中体现出来的。邱立人和郑瑞玉虽是法律认可的夫妻，但同样得不到保护，为了这婚姻，邱立人被降职被查处，郑瑞玉更是被关押被逼得寻死觅活终于成为不可治愈的精神病人，他们虽然为爱付出得太多太沉重，爱的光环也不时地放射出五彩缤纷的色彩，但实际上他们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爱情也被摧残成为残缺的爱情，留在读者的印象中也是爱情的残缺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个作品和风行一时的《廊桥遗梦》有着某种相似的风彩，但由于作家是从不同的社会层面去揭示他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又有着可信的生活依据，因而更动人更丰厚更带有时代的印记。应当说，围绕同一题旨，在四个作品中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是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家园的，他们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也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为了强调精神的可贵，作家笔下的人物对金钱、物欲采取了低调、冷漠的淡化态度。《孽缘》自不必说，那时候物质生活本来就贫乏，也没有什么灰色黑色隐形的收入，所以作品很少涉及金钱这类话题，邱立人与郑瑞玉将他们二人所拥有的精神财富视为一切；《乱伦》里的褚玉是文化人，原本是一个领导干部，虽然落魄潦倒，但对物质生活既无什么过高要求，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同样很少涉及金钱这个话题。《天问》和《迷沼》则不同，不少的篇幅浸透着作家对物欲和金钱的理解。银柳岗成立林业发展公司，这是个时髦的新事物，但作家对此却有着他大胆而独特的看法，这个公司成立庆典的铺张和豪华，作家是不以为然的，在公司成立庆典的鞭炮声中，银柳岗一片一片的树木也随之被锯倒，作家通过他笔下的人物香林场长的哀惋和叹息，表达了作家自己的“一种劫后的凄凉的感觉”，尤其是对公司经理松生，通过物欲和金钱夺走他弟弟湖生的恋人琴韵，以及琴韵由追求艺术到追求享乐与浮华的描写，都表达了作家对于物欲过份膨胀、对拜金主义的忧虑和不安。在《迷沼》中，一对到城里讨生活拾破烂的青年男女，本来就是奔谋生赚钱而来的，但却看不到这两个年轻人如何为钱而动脑子想点子，他们所追求的同样是精神上愉悦与快乐。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到，作家如何为强化作品的精神价值所作的努力，看似四个浪漫而挚着的爱情故事，实则充溢着作家的时代感和使命感，这四部作品从一九九三年开始一年一部，在作家来说，或许并非刻意安排，但它们却给读者一个明晰而深刻的昭示：“迷沼”是什么？迷沼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更不是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而在于理想、精神、道德的失落。这一警示的提出，正是鲁彦周的敏锐和深沉可贵之处。
二
寻找精神家园和灵魂的栖息场所，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付出代价是不行的，于是作家用他的全部笔力，委婉曲折地描述爱情残缺美的艰难过程，来自社会的世俗的伦理的重重压力，常常把美好的东西扭曲了摧残了破坏了，这也告诉人们，对于美好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固然需要每一个人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作出不懈的奋斗和牺牲，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观念、意识形态乃至法制、权力的认同和保护。
《孽缘》里邱立人和郑瑞玉之间的悲剧，是极具中国特点的，作家非常愤怒而尖锐地揭示了极左的政治观念所形成的势力对于美好爱情的残酷无情的摧残，塑造赞美了邱立人这一极富政治色彩的人物勇敢大胆百折不挠地冲破这种摧残而保护自己的精神乐园的大无畏形象。邱立人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是有功勋的人，他打了许多胜仗，又剿灭了残匪，经过了战火的生与死的考验，所以刚一解放，尽管他只有二十岁，这个年轻的老革命便当了一个县的代理县长，并且很快又提升为省里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地位在他的面前已经铺了一条平坦而闪光的道路。然而因为他爱上了郑瑞玉并且跟他结了婚，更因为郑瑞玉由于父母的逼迫和国民党伪县长的威胁曾经在很短时间内是伪县长的小妾，从此以后，不管郑瑞玉怎样坚决地划清界限怎样地拥护革命投身革命用实际行动为革命效力并经实践证明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但这一切都无法摆脱她曾经短暂地是国民党伪县长的小妾这一阴影，她被认定为坏人、特务，腐蚀党的干部，肃反期间和文革期间，三番几次被关押，遭到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郑瑞玉所面对的是一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容许事物发展转变，讲不清、道不明的蛮不讲理的政治观念，我们许多人也曾面临过这种政治观念。邱立人更是被认定为“英雄难过美人关”，组织上出于爱护他挽救他，命令他“尽快办理离婚手续”，省里的书记、秘书长，地区的朱政委反复出面晓以利害、施加压力，可谓机关算尽，还特派一个名叫红裳的年轻女子去做他的工作，亲近他，试图以她去取代郑瑞玉，则又显出了这种极左的政治观念的庸俗和丑陋。然而邱立人却坚定地表示，不能失去郑瑞玉，若是失去她，“他就会觉得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他的儿女柔情、儿女真情比钢铁还要坚韧，他也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风流情种式人物，他是在了解了理解了郑瑞玉之后作出的这种选择。可是那种左的政治对于他不能理解，等待邱立人的只能是责骂、不信任、降职和数不清的世俗嘲弄，但他无怨无悔，和郑瑞玉厮守在一起，呵护着他们共同营造的精神家园。完整的美好的爱情被摧残了，但仍然闪耀着美丽的光彩。作品告诉人们的是只要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故事，却非常典型，非常有警示意义。美满的婚姻自然是人的精神世界里的一块珍贵的乐土，甜美的爱情为夫妻双方所拥有，但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也常常闯进婚姻这块伊甸园，是保护还是践踏，其力量都是不可估量的，经过反反复复的历史风雨之后，人们是否会逐渐意识到保护的意义呢？这也是老作家由衷的心曲。
如果说《孽缘》是冲破政治的社会的禁锢去追求精神的价值，那么《乱伦》则是向伦理和世俗的大胆挑战，当然，也是向权力的挑战。一般来说，公公与儿媳之间的私情，无论如何是不能为社会所容忍所理解的。褚玉和雪荔不属这种范畴却又担着一个这种范畴的名声，所以他们进退维谷，谨慎异常。褚玉法律上的妻子是个有权力而不懂感情或许是她认为她不需要感情的人物，是她用权力迫使褚玉就范而结为夫妻的，这在褚玉这个以书画艺术为生命富于感情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苟合，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意义，所以早就分居了，并且无所依恋地为逃避她而来到另一个城市，这也是为了逃避那死亡了的可悲的婚姻。婚姻虽然死亡了，却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于是他的妻子又动用权力，诱骗乃至逼迫雪荔就范，使她成为精神病儿子的妻子，这无疑又是一起苟合的婚姻，雪荔自然无法忍受。褚玉出于正义，关心、帮助雪荔，雪荔出于需要依靠褚玉，在依靠的过程中理解钦慕褚玉，并在解除原有的不合法（精神病患者按法律规定不能结婚）不合理的婚姻之后走向褚玉，原本合情合理，但只是因为他们曾有过那种畸型公媳关系，所以那么艰难，权力借仗着伦理可以大打出手，伦理和世俗混合在一起，几乎要把他们淹没掉。褚玉是坚韧的又是坦荡的，他以他一个文化人的品格，去对待世俗的一切，无所顾忌地去迎接挑战，他不去寻求理解，他懂得这种寻求是徒劳的，他比《廊桥遗梦》里的金凯更深刻，金凯只是在小镇上耳闻目睹一些当地风情之后，便实际上是劝说弗朗西丝不要去廊桥，对于世俗他远不如褚玉勇敢，褚玉则不然，他觉得需要抛弃的便大胆地抛弃，需要珍视的则象珍视他的书画艺术一样默默地珍视，倾心地去感受，他与雪荔在精神世界是相通的，虽然短暂，却异常地有光彩。作家是通过褚玉这个形象，鼓励人们要大胆地勇敢地追求去领略精神领域的乐趣。
《迷沼》的可贵，在于它描述了两个社会地位低微的青年人为寻求精神乐园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牺牲。束素贞和冯升志虽然生活在合肥城里，但既无城市户口，又没有固定单位，还没有取得市民资格，只能算得上在城里谋生的游民，加之他们没有什么手艺专长，谋生的手段只是个体操作收破烂，并非应聘于某个废旧回收公司，职业非常的不起眼，按世俗的眼光看，谈论生命的价值和精神的追求等等，似乎还轮不到他们，然而作家对这两个社会底层人物注入了他极为真诚的爱心和真挚的热情，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他们地位虽然低微，心地却晶莹坦荡。束素贞和冯升志第一位的追求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和心灵感情的真正相通。束素贞在她的流离生涯中曾经结识了方为民，并跟他私奔共同生活了一些时候，这是她的第一次寻求，冯升志在他的农村老家还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情意深厚的杉妹，然而这一切并不等于心灵的相通。方为民梦寐以求的“就是在老家盖一幢象模象样的房子，要在乡里能显出威风，显出一个男子汉的本领”，在他看来，“房子就是一种荣耀，一块招牌，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房子，盖好房子以后再将束素贞带回农村去生儿育女，充当“烧锅婆”的角色，为此，他将他与束素贞的共同积蓄以及属于束素贞个人所有的钱财席卷而去，去圆他自己的那个梦。这于束素贞当然是分明的同床异梦，束素贞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她的理想是“跑码头，逛大城市，而后找一个城市安家”。由于各自的追求不大一样，他们之间的破裂也便是必然的了。冯升志虽然对杉妹也情意绵绵，但杉妹只是希望他和她一起在农村“平安过日子”，他虽然知道这其中也有许多安宁和甜蜜，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老式作派，他也曾试图去适应“种田的老本行”，但“城里的那种欢腾、喧闹，合肥长江路上的车如流水，音箱里传出来的女歌手诱人的歌声，工地上粗鲁的玩笑和机器的轰鸣，都一齐钻进他的心头”，他的希望和寄托都在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充满着现代气息的城市，他不顾各种艰难与尴尬来到城里，是讨生活，更是寻找他的精神寄托，他和束素贞对于未来的描画既然如此地相似，所以与束素贞一见钟情，也便顺理成章了。但正当他们为自己找到了共同的精神世界而欢欣而奋斗的时候，方为民伸出了罪恶的手谋杀了束素贞，冯升志只得形单影只地过着他的暗淡的日子，美好被扼杀了，精神家园被毁灭了。方为民出于什么动机？可以理解为他出于对束素贞的占有欲，出于报复，还可以理解为出于他对别人创造美好的一种仇视一种妒嫉，这种阴暗的心理也是很可怕的。
《天问》则不同，银柳岗林场的年轻女场长香林爱年轻的林业技术员，那是真正的生命之爱，但她同时又是一个“被荣誉和红花包裹着”的女人，她在小心地选择着她的精神家园的模式，一旦发现志林是一个“反革命的儿子”，“是一个台湾国民党匪帮的儿子”，她便不得不舍弃她的真正的爱，而嫁给一个又干又瘦的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姓卞的党委副书记，香林的直接目的是希望入党，那个党委副书记在这方面是关键人物。香林没有冲破自己，没有走出浅层的功利，虽然她的精神家园就在眼前并且已有了雏型，但却无法到达那里，所以她的内心世界始终是贫瘠的，她之所以“恨那个卞家的也是她的老房子”，是因为她在那里的回忆是非常不堪的，在那所房子里他和卞副书记成婚，在那所房子里造成了她的精神贫瘠。在《天问》里，作家还写了湖生、松生与琴韵之间的三角关系，松生是香林的大儿子，是一个势利人物，他当上了林业发展公司经理，有钱有势，夺走了他弟弟湖生的恋人琴韵，琴韵是一个物欲满心的年轻女子，她和湖生都是学美术的，他们都有过献身艺术的理想，但她经不住松生的五光十色的金钱诱惑，她的心灵的窗户彻底地被金钱蒙住了。作家正是通过两代人对幸福的理解来警示人们，精神家园的构建不仅需要冲破社会的伦理的世俗的种种障碍，还需要冲破自我冲破物欲金钱的迷惑，作家的苦心，也正是人们经常遇到的课题。
三
对于中国的小说创作，近10年间各种探索、各种借鉴、各种设想、各种实践，可谓令人眼花缭乱，“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后新时期”、“后现代”、“后殖民”等等口号一个接着一个，让人无所适从，此前，魔幻、意识流、梦幻、黑色幽默等等也很为新鲜了一阵，但这一切似乎都未尽人意，却给人以许多浮躁和摇摆的感觉。鲁彦周在他的创作中也曾作过一些尝试，他的长篇小说《阴阳关的阴阳梦》便大量地运用了魔幻、梦幻的手法，扑朔迷离、恍恍忽忽，很有一些新鲜的意思，但是很快地鲁彦周又回到了他走了很久的现实主义的路子，不知道是他自己还不太习惯魔幻这种新的写法，还是读者还不太习惯接受他的这种写法，总之在这四个中篇中现实主义写法是贯串始终的，鲁彦周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经过各种苦心探索和思考的艰难历程，作家和理论家又郑重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重构，当然重构并不等于重复，而是赋予这种方法以新的内涵和活力。传统现实主义，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曾经强调塑造人物形象，强调对人物的心理刻划，这无疑是对的，但同时又强调对人的理性审视，偏重于从社会属性的角度去观察人理解人，这便使得许多作品里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格格不入，这当然主要是由于“本质论”的影响。无论现代社会的高科技如何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何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但人们精神世界中永远无法消除的痛苦，人们的灵魂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被扭曲，始终是需要得到抚慰的，人们需要寻找精神家园来平衡这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人们需要终极的关怀。现实主义文学必须大张至爱精神的旗帜去关注这一切，因为这是人类最关注的现实。在这四个中篇中，鲁彦周的至爱之心体现了他对现实主义文学新的理解。邱立人与郑瑞玉之间不可分割的感情维系，既是夫妻之情，又是一种崇高的至爱精神，在爱情和前途的严峻选择面前，邱立人不是掂不出其中的份量、看不到险恶的后果，但他的至爱之心战胜了理性的评估，也战胜红裳的惓惓之情（他对红裳也并非没有好感），他是深知他和郑瑞玉相互之间感情的真诚投入的，谁舍弃了谁都意味着只能毁灭对方也将毁灭自己，至爱精神战胜了权力地位等等显赫的诱惑，对左的政治势力也采取了强烈抗争和极度冷落的态度，他无疑是人们精神家园的一个楷模。在《迷沼》中则是另一种表现方式，作家安排冯升志去看望束素贞，带去的礼物是一束鲜花，那么亮丽、鲜艳、夺目，却是到那种租用的民用草房，去看一个年轻的捡破烂的女子，手持鲜花的自己又是一个无业青年，这是多么的不协调，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周围的人们用奇异的眼光看着冯升志，冯升志自己也自感不协调而手足无措，但是一片诚挚之爱驱使他这样去做，他别无选择，正是在这强烈的反差中，作家将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彻底地交给了读者，我们也不认为作家的描述有什么不真实。至于褚玉，那是一个书卷气十分浓重的人物，既爱又要压抑内心深处的爱，那是何等的痛苦，随着作家的描述，我们似乎听到了那强烈的如诉如泣的琵琶声，也只有他才能以这种方式来传递他内心世界的风暴，也只有雪荔才能真正懂得这琵琶声的份量，爱和恨是交织在一起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褚玉何等的宁静何等的从容，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高雅格调，他明知自己不久于人世，他明明知道雪荔在向他隐瞒他的病入膏肓的真实，但为了自己和雪荔都能真正地享受生活的赐予，哪怕是短暂的一次，所以，还是决定陪雪荔去南方作一次旅行，这是何等宽厚何等广阔何等博大的爱，也只有褚玉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去抚慰雪荔，这不但震惊了作品中的“我”，也震惊了许多读者。
如果说鲁彦周在重构他的现实主义时有什么新的招数，我觉得主要是他对他笔下的人物有了新的理解，他是用至爱精神来驾驭他的整个篇章的，这便使得他的作品与社会的真实与生活中许多人更为贴近，作家的心与读者的心也就更为贴近。
一些现代派作品如侃文学之类，虽然将读者引入无谓生活琐事和所谓的现代情趣之中，造成了与交织着各种矛盾、漩涡的社会现实的隔膜和远离，但这些作品也还是有一定的读者和观众，原因何在？很重要的一条是这些作品的叙事方式叙述语言和以往的小说有很大的差异，活泼、调侃、轻松，有时还溶汇了东西方的语言的一些特点，给人一种新的感觉，有了一种吸引，虽然内容空洞贫乏，但领略一番活泼的语言也可以得到一些乐趣，这便是许多读者的心态。作为一个严肃的有着时代感使命感的作家，不能不认真地考虑这一点。鲁彦周也是十分注意他的叙述语言的，他曾反复说过，小说要有文彩要让人喜欢读。在这四个中篇小说中，在语言运用、叙述方式上各有特点，《乱伦》的通篇，作家营造了一种相当浓厚温馨的书卷气语言氛围，这和主人公诸玉的身份、职业、文化素养是十分吻合的，褚玉是一个书画艺术家，又长于乐器演奏，一切都很随和，唯独对“他的纸笔墨砚都很讲究，在写字台上，他是一丝不苟的。”作品写到褚玉与雪荔经过许多磨难终于走到一起之后的欢乐，有这样一段：“春节，我们两家决定合在一起过，雪荔和我妻子做下手，我和褚玉献艺，各做几样拿手菜，雪荔把炉子生得旺旺的，我又出去买了鞭炮，妻子还剪了几幅窗花，给褚玉窗上贴的是一对火凤凰，窗花贴上了，褚玉衔着烟斗和雪荔同看，他转对我妻子说：‘谢谢你！真的，我和雪荔是一对火中的凤凰！雪荔，你说是不是？’他也不等雪荔回答，扭开录音机就和雪荔跳起舞来！我看他俩跳也搂着妻子跳起来。”然后，又弹奏起欢快的琵琶，又唱歌，欢乐直过深夜两点。这段描写所显现的文化氛围和高雅的精神氛围，真是扑面而来。类似这样的描写在《乱伦》中比比皆是。《迷沼》给人的则又是另一派气象，在这部中篇中作家以合肥市为背景依托，主人公在合肥的活动，从哪里到哪里，地名线路都按照现实生活中照实写来，这给熟悉合肥的人长期生活在合肥的人以许多亲切的实感，这无疑是在作一种尝试。在《天问》中，作家则将全篇划为“雾”、“雨”、“雷”、“云”、“风”、“虹”、“天”几个段落，时空交错，跳跃起伏，以自然景观作为几个段落的命名，既和“天问”这个大题目相一致，又给读者造成一种苍茫的气象，命运、人生难道真的象这大自然一样的不可预测么？
读罢这几个中篇之后，深为老作家鲁彦周孜孜不倦的追求所感动，他的敏感他的慈厚爱心和他的活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果将这四个中篇作一个比较，我以为《乱伦》更耐读一些，作家告诉我，褚玉是有生活原型的，经过他的艺术处理之后，这个人物更有风彩，似乎衔着烟斗站在我的面前，他的悲剧性中包含着许多典型意义。读后也感到，这几个作品的情节营构得的确委婉曲折，但有的人物却又有些模糊，如《天问》中的香林，《迷沼》中的束素贞，就不及《乱伦》中的褚玉那么丰满鲜明，这自然是由于矛盾没有充分展开的缘故，如香林和那个卞副书记就是一对矛盾人物，但这个矛盾在作品中基本上被隐去了，如果冲撞更激烈些，作品感人的力量或许更强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