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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希·弗洛姆是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激烈地批判、揭露现代资本社会的罪恶和病态，不倦地为争取人道主义的理想──善良、正义、自由、团结的胜利而战斗，不妥协地遣责人类社会中任何形式的邪恶、侵略性和暴力的表现。在弗洛姆众多的著述中，给予人们最强烈的感觉是他的社会哲学理论，确切地说是他的以人性概念为中心的社会哲学理论。
一、强烈“危机意识”主导下“批判──理想”的思维模式
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几代人一直把他们的希望建立在无止境的工业进步这一信念基石上。他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完全征服和支配自然界，让物质财富涌流。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和无拘无束的个人自由。工业的进步使人们坚信，生产的发展是无边境的，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我们无所不知。社会发展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限地满足所有的愿望并没有带来欢乐和幸福；独立主宰自己生活的意愿又常常使大家变成官僚机器的齿轮；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操纵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趣味；经济发展仅局限于少数富有国家，贫国和富国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一切是同资本主义这一造就巨大历史进步生产方式密切相连。面对现实，可以这样说，自19世纪以来，在那些站在时代智慧颠峰的思想大师的视野和脑海中，一直生长和弥漫着一种强烈关心人、关心社会的“危机意识”。在这种“危机意识”的主导下，他们纷纷提出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病患”的诊断，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尽管这些“诊断”和批判在认识的角度和分析的途径上有时大相庭径，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即首先确定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是病患的，是需要改造的，因而必须批判地加以认识的；然后，在此基础上给出改造这个社会的方案和途径，因而又是乐观的、理想化的。这种“批判──理想”的思维模式可以被认为是19世纪至20世纪社会哲学探索的基本特征。
弗洛姆的社会哲学探索亦是如此。他1941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对自由的恐惧》较为全面地阐释了他的社会哲学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在以后的一系列著述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如《为自己的人》（1947年）、《健全的社会》（1955年）、《爱的艺术》（1956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年）、《希望的革命》（1968年）、《占有还是生存》（1976年）等等。这些著作思考和的探索的主题之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分析，以及对人的人道化各种不同方案的设计。
弗洛姆极其鲜明地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悲剧。他认为，在这个社会中，全都生活集中于生产、销售和消费商品的人，人自己也变成了商品。人在“人格市场”上作为他力求畅销的物的某些质的总和出现。无论在人格市场还是在商品市场，起作用的是同一决定价值的原则。在这两种场合，价值都是由它们的交换价值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主要还是看他在市场上是否畅销，看他在竞争中能否获胜，看他的“装潢”是否吸引人。人对生活的态度是冷淡的、表面的、纯机械的。对他人的态度是抽象的、理性的，没有任何深情的眷恋。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感到自己不是本身能力的积极承担者，而是内容极贫乏的“物”，感到自己依附于在他之外的，并投射自己全部生命本质于其中的力量。他变成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俘虏。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活充满了经常不断的恐怖、无能为力、惊惶不安、没有信心的感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它所需要的个性类型，这就是“组织的人”、“机器化的人”、“消费人”、“具有商品销售性格的人”，他们甚至对能够使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子孙后代的生命造成威胁的情况──核灾难和生态灾难──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
弗洛姆认为，可以把非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精神心理上健康的社会，途径就是改变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价值立场和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人进行道德的再教育，以便使人由“有效取向”代替“商品销售的取向”，改变“社会性格”。只要人意识到自己的本性内在价值并依照它而行动，那么，异化、重占有的取向就会消失。弗洛姆认为，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社会才能出现。对非人道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弗洛姆主张着一种道德伦理理想式的“思想和心灵的整体化革命”，这既是他的社会哲学理论独到之处，又是这种理论一旦推至极端则难以自圆其说的焦点所在。
二、以作为动力因素的人性、社会性格为核心的社会哲学理论
弗洛姆社会哲学的探索最初指向是“在社会进程中作为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的作用问题，以及它最终导致的社会过程中心的心理、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①
把心理学理论引入社会哲学领域，这并非是弗洛姆的独创。这项研究任务的提出应归功于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研究。弗洛姆认为，“人的个性结构不仅可以决定思想和感觉，而且可以左右人的行为”②，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一大成就。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个人从根本上说是反社会的，社会必须驯化他；同时也必须准许他的一些直接生理性的，因而是根深蒂固的内驱力得到满足，但对大部分内容必须加以改良，要巧妙地压抑人的本能冲动。由于社会对这种本能冲动的压抑，某些东西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对本能冲动的压抑导致了反抗，这种反抗具有文化价值，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在这里，个人与社会表现现出两种基础的关系：其一，人类文明社会的形式源于人的本性冲动。人的本性具有了人类社会初始形成原因的意义。其二，人类社会发展及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多种现象源于人的本能冲动与社会对立的予盾之中，因而人及人性在社会及其生活中是动力的因素。弗洛姆社会哲学探索的出发点或者说最初指向同弗洛伊德上述认识具有极大的一致性，他所要探求和说明的正是社会进程中作为动力因素的心理因素作用问题。
然而,同是认为人的心理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动力的价值，但具体观点却又可能不尽相同。在这方面，弗洛姆认为，他同弗洛姆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是人创造了历史，而且历史也创造着人。他不同意把历史解释为不受社会条件限制的心理力量的结果，也不同意人的生理需求是人性中仅有的绝对必要的成份，因而，在何为人性的问题上与弗洛伊德有了认识上的分野。弗洛姆对人性的重新阐释和界定，构成着他的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弗洛姆认为，人性既非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先天驱策力的总和，也不象那些“文化决定论”所认为是一种人本性与之平缓适应的文化模式的无生命之影。人性并不是单纯的生物性，也非简单的文化模式的翻版；人性既有人类进化产物的一面，又有某种先天的因素及其活动规律。人性中既有个人必须接受任何给定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中生活方式的东西，又有那些不可改变的、必须被满足、必须躲避的与世隔绝和精神上的孤独的因素。弗洛姆对人性的界定试图兼顾人性生物决定论和人性文化决定论这两个极端，并把其纳入所谓“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之中。
那么，弗洛姆的这种“人性”如何具有社会历史中的动力功能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弗洛姆推出了一个对于他的理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即社会性格。社会性格是弗洛姆的社会哲学理论的核心所在。在弗洛姆看来，任何社会个体，尽管有个人心理差异，却始终有某种心理特性上共同的东西。所谓社会性，即“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基本性格结构，它不同于一个社会中不同成员所具有的个体性格。”③这种社会性格仅包括着人的一部份特征，它们是团体大部分成员个性结构的基本核心，是团体共同的基本生活经验与共同的基本生活方式的产物。乍看起来，弗洛姆推出的“社会性格”概念不过是“人首先是社会的存在物”或人的本性是社会的产物这一观点的不同说法。实则不然，在弗洛姆那里，社会性格不过是展现作为动力因素的人性，或者按他的说法是“或是人性中固有的生物属性，或者是历史演化沉淀而成的固有属性”④主动适应要素的结果。换一种说法，人性的心理需求被弗洛姆视为人一出世就存在的天生需求，这是社会性格产生的内因。相比之下，社会环境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条件。这些需求不仅是人类历史的积极动力，而且也表现为它的目的。人的存在就是内在潜力的某种既定的总体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部份潜力发挥了，而另一部分还没有发挥出来。弗洛姆认为，历史即是人诞生的过程，即人的本性蕴藏的潜力的连续不断的、逐渐的展示。全部这些潜力的发挥是每个人的生命和全部人类历史的真谛。未来的健全社会，就是在人的本质充分发展和实现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人同自然界、同他人和自己新的和谐。从弗洛姆的这些阐释性说明看，人性的初始动力价值和永恒的动力意义被他始终所坚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弗洛姆的社会哲学中，人性不仅表现为人类历史的动力和目的，而且还是依以对现存社会现实进行评价的规范性标准。弗洛姆依据其对人性与社会性格的关系的阐释，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商品销售型”的社会性格，这种性格以占有为取向，扼杀着人和人性，是一种人的异化的现代形式。改变这种人性的悲剧，就必须改变这种以占有为取向的社会性格，倡导以生存为取向的社会性格，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达到新的和谐，这是摆脱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
弗洛姆的社会哲学理论随着“社会性格”这一概念的提出及阐释获得了完成。这主要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以社会性格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两大方面：
个人与社会。弗洛姆认为，就个人而言，如果个人个性或多或少符合社会性格，那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是和谐和平衡的，因为社会性格本身是一个社会中人性与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为大多数人自觉或是不自觉认同和特有的。个人个性或多或少符合这种社会性格，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需要，实则是一件个人个性在其固有的人格主导性驱力指引下动态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一旦个人个性容纳了这种社会性格，那么外在的需要就内在化了，并作为一种心理力量驱策人的思想和行为适应一个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同时也作为巩固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发挥作用。这样，一方面个人个性心理和物质需要会得到社会满足，另一方面由个人个性所主导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得到社会及他人的认可和认同；和谐与平衡不可能是永恒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现象迟早总会发生。这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便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新的经济条件已经出现，而传统的个性结构依然存在，这时，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的个性特征便不再有用。人有一种按照自己的个性结构行事的倾向，岂不知在新的条件下这些行动实际上已成为达到自己经济目的的绊脚石，或者说，他们已没有多少仍旧可以依照自己‘本性’行事的机会。”⑤个人的本性需要得不到满足，其思想和行为又是过时的，个人与社会处在予盾和冲突之中。由于心理需要依然存在，不得不寻求满足的途径，由此造成着个人思想和行为种种失范的特征和倾向。这时心理力量不但不能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反而成为破坏或摧毁社会现实一切的人性力量，抑或是成为导致新的社会、新的个人与社会和谐与平衡的动力。用弗洛姆的话来讲，“人固然按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需要塑造自己，可是适应也不是无限制的。”⑥“虽然基本生活条件制约个性的发展，虽然并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不变的人性，但人性本身却有一种原动力，它在社会过程的演化中起着积极的作用”⑦。
历史发展理论。弗洛姆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讲，一方面，基于社会性格概念解释人类历史前进变化的连续性。历史发展是社会性格的连续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性格概念阐释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形成。历史的变化是由人性的基本需求和每个具体社会满足这些需求方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也即是被弗洛姆称之为“文化的人性基础的解释原则”。
自然，身处20世纪各种社会哲学思潮及学说交互影响之下的弗洛姆，不可能无视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与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弗洛姆认为，在社会发展中，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是有效的。并且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是这种有效性和独立性是有条件的。经济尽管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但相对于人性，它只能是与人性相互作用的客观条件；观念的力量也是不可以忽视的，但切不可忘记，它的根源在于社会团体成员的整个个性结构。换句话说，在社会形成和演变发展中，离开了人性这一动力，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讲，弗洛姆的社会哲学也是一种一元论。
三、“文化的人性基础解释原则”的缺陷与失误
弗洛姆的社会哲学理论，以其对人性动力作用的确定和对人性的界定为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推出了“社会性格”概念，提出自己的“文化的人性基础的解释原则”，设计了需要进行的“思想和心灵的整体化革命”改造现实社会的方案，在理论的完整性上是自成体系的。在他的理论推论和阐释中所透出的思想的机敏和灵活，使人会常常发出赞叹。他对现代资主义社会的批判，使人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对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他所思考的范围以及深度，不仅与时代同步，而且是超前的。但是这种社会哲学理论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失误。在这里，仅初步谈两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作为他的社会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前提的那种所谓具有历史发展动力价值的人性，本身是一个缺少令人信服阐释的东西。尽管在这方面弗洛姆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然而也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说法，许多情况下，仍是一种“黑箱分析式”的推断和假定。如人性之中有某种心理需求需要满足，“摆脱孤独”、“追求积极自由的状态”、“自我实现”、“个性发扬”、“爱”，甚至是“生理需要”和“历史演化沉淀而成的固有属性”等等。从这些类似的推论和说明中，可以明显的发现一种倾向，即弗洛姆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心理问题不能与人类生存物质基础分开，不能与社会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分开。”⑧另一方面又处处小心地躲开“社会决定论”的结论，极力地把他所推论的东西提到人与生俱来的高度。由于其不能明确给出人性中所谓固有因素可靠的证据，因而他的这种作为理论前提和出发点的动力因素──人性的价值大大地被打了折扣，显得苍白无力，其文化的人性基础解释原则也因之缺少说服力。弗洛姆自己也承认“遇到了心理学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即自发性问题。”⑨
弗洛姆所持有的人性的心理结构会左右人的思想感受和行为，这无疑也是今天许多社会心理学者持有的理论研究出发点之一。但是，在弗洛姆对人性的阐释中，这种人性，或者说心理需求，既非单个人的个性，也非其所提出的“社会性格”，因之这种人性自然会有被人指责为“抽象人性论”之嫌。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⑩看来，这种抽象的人性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有害的。同样认为历史不过是人诞生的历史，但一个是与生俱来的人性各种因素不断地展示和潜力的发挥，一个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两者相比，后者更具说服力和真理性。
第二，在弗洛姆看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唯一正确而合理的方式是爱和在爱的基础上性格的有效取向。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是要以重生存的有效取向代替重占有的社会性格取向，实现这一过程必须通过杰出人物的昭示，对人们进行道德再教育，达到一场思想和心灵的革命。由此不能不使人感到，弗洛姆在宣告了他坚定的人道主义理想信念的同时，也表现出与某些19世纪至20世纪社会哲学家所具有的理想化式的天真。这类根治社会疾病的方案，正是那种认为“只要把某些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把产生这些观念的那些关系在世界上消灭掉……”(11)的幻想。应该客观地说，弗洛姆也曾提出了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形成新人的最重要前提。但他所提出的各种计划，一个重要之点，即是不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根本的改造。
尽管弗洛姆社会哲学理论许多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也不能否认，在他的理论中，我们也能够受到许多启发和教益。他的心理力量具有动力的意义和价值的观念，起码在两方面启示我们：一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的初始社会结构，初始的观念无疑是同人性（起码是当时人可能到达的发展程度）相关的。二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每一时期达到的发展程度以及心理需求状况，在当时社会发展中也是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如果这样去认识，那么，“社会性格”的概念经过修正也可能获得一种认识和分析社会及其发展的方法论价值。我们不能同意所谓“社会性格”是某种与生俱来的抽象人性内主驱力积极适应社会结果。但我们认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可能持有某种相同的心理及其结构。或者说文化特质。尽管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很长一段历史是划分为阶级的历史，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深刻的思想是应该为整个人类所共同享有的。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200、212、202、204、205、193、183页。
③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7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