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学秋[1]2003年在《全球化：进程、趋势及其多维影响》文中提出目前,全球化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无论站在那一种角度、持什么态度,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事实,因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也已成了一个热点,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或小国都在研究。随着全球化广泛深入地发展,近几年又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到底好不好,争议仍然很多,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化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和界定。其实人们广泛谈论的全球化,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对现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种种现象的描述。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各自领域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中仍有许多不足,这些研究成果多从某一侧面对全球化进行研究,比如现有成果大多是从经济学角度对经济全球化进行的研究。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全球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研究,系统分析它的起源、过程、趋势,全方位地研究它对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力求揭示它的规律和本质。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正确认识时代、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出发点,正确制定我国应对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依据,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深化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基础。 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我党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为基本指导思想,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方法以及数理方法等,本着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原则,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全球化的进程、特征及其作用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各种类型国家、社会主义的多维影响,以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导论部分着重阐述目前全球化问题研究状况、本文选择全球化问题作为研究主体的原因、基本指导思想以及研究方法。 第一章: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与特征。本章首先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本线索,分析随着生产力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所引起的世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近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从单纯由生产力推动的自发阶段进入了全球化发展的自觉阶段,世界范围内成立了以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在各自领域对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代恒猛[2]2004年在《从消极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社会”——经济全球化视角下西欧福利国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方兴未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为重大的内容、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它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加速了传统社会的变迁和思想文化的激荡以及各国政府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主动变革，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视角的问题研究，给人们提供了反思历史和研究问题的一个全新视角。因此，“经济全球化”概念和理论一经出现，就立刻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论。人们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不平等不仅在国际层次上表现出来，而且也在发达国家内部呈现日益加剧的态势。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资本、弱国家和弱劳工政治格局的形成，以及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迁，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和发达国家传统的社会保护机制形成了剧烈冲击，由此导致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走向终结。以此为切入点，本论文从多维视角对福利国家的现实问题进行考察，对其积极“福利社会”的改革进行评析，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福利国家的未来走向作出预测。论文正文部分由叁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从宏观和全局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福利国家的基本理论，对经济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作出考察，奠定整篇论文的理论基础和立论依据。通过对济全球化的历史、现状与理论的考察，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在世界市场扩展和深化基础上日趋密切的一种发展态势和发展进程；通过对福利国家的历史考察和模式特征分析，指出福利国家是二战以后西欧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多领域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特定的理论内涵和共同的模式特征；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问题的初步解读，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战后西欧福利国家“妥协”有面临终结的危险，并确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福利国家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第二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四个领域展开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从经济视角来看，“福利经济”是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败，使“福利经济”陷于困境，是导致福利国家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危机（简称福利国家的“全球化危机”）的经济原因；从社会视角来看，福利国家是针对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福利制度模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造成这种制度模式的相对滞后，是导致福利国家“全球化危机”的社会原因；从政治视角来看，福利国家是在阶级力量对比和相互权力制约处于平衡状态下的资本和劳工之间“阶级妥协”的产物；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权力的膨胀、国家与劳工地位和影响相对削弱打破了这一平衡，是导致福利国家“全<WP=4>球化危机”的政治原因；从文化视角来看，二战以后在西欧社会形成的“福利共识”是福利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使这种“福利共识”陷于日益瓦解的境地，是导致福利国家“全球化危机”的文化层面原因。第叁章主要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欧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第叁条道路是以布莱尔、吉登斯和施罗德为代表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传统福利国家模式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和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的现实方案选择。其提出的积极“福利社会”的主张实质是在坚持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部分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张，以便在福利、负担和效率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对“可能性”的公平分配和消除“社会排斥”，扩大个人、民间机构和社区的社会责任，扩大市场机制在增加社会福利总量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和提升个人应对市场冲击的能力，以实现“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保姆式国家向“投资型国家”的过渡。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改革的步伐有多快、成效有多大，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束语，联系我国的情况，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应注意的问题，指出必须坚持与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根据现实国力来规划社会保障；必须坚持满足福利需求原则，根据城乡居民的需求来设置具体保障项目；必须坚持社会化与多元化道路，建立国家与个人、企业、社区、团体和家庭的良好合作关系；必须坚持适应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则，加大教育和其它人力资源投资；必须坚持适度市场机制原则，提高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必须加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跨国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寻求积极的应对之策。这也是本文的结论所在。
路尧[3]2012年在《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多维启示研究》文中指出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都引起社会结构相应地变动，无论社会历史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转换，人的发展都成为历史进步的核心内容。在总结和揭示世界历史运作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为人类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和谐取向，通过把握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其诠释了未来社会的内涵，并指出了它超越以往社会的优秀特点，为人类社会的革新与进步提供的极具价值的实践指引。随着世界交往的扩大，人类社会已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的今天，马克思所提出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所有人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对当代人类社会协调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而“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念和革命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把握世界历史规律，抓住时代脉搏，根据自身的具体国情，将“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与中国发展的实践有机联系起来，是在当代生产力快速发展，交往普遍联系形势下，以人为本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深入把握其内涵特征，揭示其现实启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刘苇[4]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何小勇[5]2009年在《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哲学研究》文中提出发展风险问题是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境遇中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做出自己的解答。研究当代发展风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说,把发展风险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域,可以深化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开阔我们在全球化境遇中研究当代社会转型和发展趋向的理论视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实践层面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探讨当代发展风险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大意义,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代发展风险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和热点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确实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风险景象并不时地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事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社会学理论领域各种风险理论的兴起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靡迫使马克思主义出场并与之对话。风险概念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但又非常富有弹性、含义宽泛因而可以在不同的学科或话语体系中彼此独立地运用的概念。本文把风险概念限定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讨论,把它作为一个隶属于哲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发展范畴即“社会发展风险”或“发展风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来看,风险是一个表征人类实践活动中内在矛盾的特殊状态的社会历史范畴,是一个表征对特定主体而言有可能在未来遭受某种损失或损害的价值性范畴,是一个反思现代性及其后果、探求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的范畴。发展风险概念对以启蒙运动为根基的现代乐观主义进步信念和单向度线性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并进行深刻反省,从而谋求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当代发展风险问题在社会发展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中都有其具体表现。在当代发展理论的嬗变中,风险问题也逐渐被纳入不同流派的理论视野。随着当代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高度发达,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问题也具有了高度复杂的性质和总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本质上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发展实践的自我否定性的特殊表现,是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关系的对抗性的集中展示,因而是一个认识和处理现代社会矛盾的理念和方式问题;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均衡性的必然结果,因而是一个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的历史条件下多元发展主体之间的利益纷争与整合问题;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是现代化浪潮中人类不尽合理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因而是一个现代性发展观的历史合理性及其重建问题。当代社会发展的风险景象和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靡要求我们用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激活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并做出合理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并没有明确使用“风险社会”、“社会风险”这样的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异化”、“危机”、“断裂”等概念来讨论资本主义现代性进展的“阴暗面”,并建构了与之相关的系统理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理论中都包含丰富的发展风险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发展风险问题的基本视域,对于分析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风险问题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穿透力,但也要结合时代状况的变化加以丰富和发展。现今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在给人类创造新型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激化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扭曲和颠倒,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了风险、危机和灾难。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固有逻辑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发展实践中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具体展开及其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就是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生成的内在机制。当代全球体系中资本运行于其中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国际条件已经为利用和限制资本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和空间,以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活逻辑驯服无限扩展的资本逻辑,推动负责任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才能减弱各种风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威胁。科技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张扬以至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宰制对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激增难辞其咎。当代风险境遇中的科技理性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发展风险问题的凸现为反思科技理性的局限、实现科技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的合作与和解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契机。现代性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也是当代发展风险问题极其复杂的成因谱系中的重要因素。现代性发展观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经济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核心理念与当代发展风险问题的涌现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马克思超越了各种对现代性发展观的文化批判模式,以实践思维和经济哲学的批判理路扬弃并重建了现代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可以而且应该被阐释为一种寻求新现代性的和谐发展观,这种和谐发展观能够在人类应对发展风险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根源于资本逻辑的各种现代风险有了被规避、被控制、被消解的可能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基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仍然在探索之中,各种风险仍然会不断地滋生和传递并有向现实危机转化的趋势。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是各种风险得以衍生的现实基础。只有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高度重视风险、理性对待风险、科学分析风险、有效治理风险,才能在更具历史合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规避和化解风险。当前中国转型发展期风险治理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深化对现代性的反思,实践科学发展观。第二,提升风险意识,培育责任伦理。第叁,制衡资本逻辑,促进社会公正。第四,加强风险预警,完善风险治理机制。第五,参与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只要我们深刻认识并主动协调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就能把风险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实现合理的、持续的、和谐的发展。
谢欣然[6]2017年在《文学理论的空间转向研究》文中认为文学理论的空间转向研究,主要是在空间转向的具体语境中探寻文学如何运用独特的空间书写方式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同时这种文本再现空间又是如何作为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表征和符码,介入思考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中来的。20世纪西方学界发生的重大变革使当代学术范式焕然一新,有关空间理论的思考的确成为西方当代人文学术知识的重要话题。“空间转向”作为一个思想脉络纷繁芜杂,涉及学科门类极广的“学术事件”,以深度感和解放感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范式的转换。以空间并置为致思理路,注重事物的共时性、在场性、构成性,并由此形成的空间化思维模式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文论研究的局限性,并为错综难辨的文化现象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本文期待达到的目标是以当代西方空间转向为逻辑基点,探寻当代文学理论转型创新的生长点,从而激活文学理论的优秀传统,生发其面对新问题的理论张力。与空间转向相互融合的文学理论不再是一种反思形式,而成为一种实践形式,成功地与人类对于现实的体验结合在一起。本文在结构上共分绪论、正文五章、结语,叁大部分。绪论首先立足宏观视角,对理论背景做综述式的概括阐述,从中分析论证研究方向。在经历空间体验的巨大变动之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空间认知理念。20世纪后半叶,空间的重要性已遍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积极梳理整合国内外学界中关于空间研究的诸多成果,并以此为鉴形成本文研究的理论进路和逻辑前提。其次,将空间性思考引入文学理论研究范畴,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研究特色。空间理论蕴含跨学科知识探索的理论资源,它同文学理论话语生产的结合弥补了文学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日益严重的分离。本文发现将空间思想引入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开放性,以此为起点引申出主要论题,以验证论文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蕴藉。第一章,空间概念溯源及空间转向的开启。主要探究叁个问题:追溯空间概念的思想渊源、探究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研究的可行性、阐述空间转向与文学理论互动融合的过程。空间作为一种不定性的存在承载着“多义性”的表征特质,使得对其领悟与理解大都乏善可陈,而要对空间转向做出恰当评价,就需要将其放置于空间观念的发生史中去考察。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空间转向所引发的空间观念丰富着人文学科文化含量与思考深度,受其学理趋向的影响,美学、社会学领域已然出现了研究范式的变革。同样,空间转向所昭示出的理念势必会对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形成一个新的文化震荡,它与文学理论的互动融合自然是人文学科转型创新发展的题内应有之意。空间观提倡开放性、多元性、异质性,以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的的文学理论势必会摆脱传统思维定式的掣肘,使文艺学领域繁复多元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现象在空间的游荡中完成转型和充实。第二章,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发生语境。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特定的历史起源,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性实践使人们真正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空间图景看待,由全球化、都市化、网络化所诱发的空间重组直接构成了文学现代性兴起的外在条件。面对传统空间的崩解和现代空间一体化的重构,文学从地域空间封闭性中抽身投入到“世界文学”多样性样态之中,生发了其对于多元文化和边缘异质现象的关注。而文学理论作为特殊的文学反思方式,也必定同这一时期文学的现实境况保持密切互动,现实不断激活理论,文学理论也将会在“大文学观”的视角之下实现知识形态的广采博取,多方吸纳,综合创新。第叁章,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动力来源。空间问题的凸显既体现在理论层面亦体现在实践层面,如果说人文学科理论对空间问题的抽象总结表征着空间转向时代到来的话,那么作品文本中有关空间的探索则是促使这一转向的直接动因。弗兰克“空间形式”概念的提出,是对现代小说中空间化结构凸显现象的理论总结。这一时期,文本时间的因果律被多数作家摒弃,空间性特征生发了新的艺术潜力,文本的空间形式作为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动力机制,是一种“时间凝滞引起空间扩张”的存在感,文艺创作对空间存在广延性和并存性的关注使时间流动的持续性和序列性变得复杂化。“空间”成为一种被有意识加以运用的技巧或手段,空间化文本建构的思维模式亦不断启发着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家对文学/文化思想范式空间转向的尝试。第四章,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话语实践。作为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研究的核心问题,此章以空间批评中的作者文化身份为理论切入点,生发文学理论空间转向对现实空间的参与性、并置性,凸显文学多重阐释中的批判功能。在文学活动中,作者作为文学活动的起点秉承着话语言说的权威性,而从作者角度切近身份认同的空间批评实践,对于呈现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互动关系有着一定的阐释合理性。在此种阐释中,文学话语借助空间完成了对现实的介入,并且直白的将自身关于空间的想象移植到充满反抗色彩的后现代文化论争之中。第五章,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接受体验。空间阅读作为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研究的落脚点,需要借助读者感知和解读文本空间形式和空间意象来实现。只有通过读者,空间理论才能通过文本接受被不断充实和丰富。首先,从历史性视角论述读者身份的转化及意义,空间转向下的读者身份已不再是文学活动中被动的接受者,而成为具备写作与创作功能的“写读者”;其次,重点探讨空间转向影响下读者介入空间文本的方式方法,并以詹姆逊“超空间”为切入点阐发读者的空间阅读策略,这一理论不仅提供了一种剖析后现代文本空间的理论逻辑,也为当前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发展确立了总体性视角;最后,分析“闲逛式”阅读体验的展现。闲逛者作为本雅明解读现代性的关键隐喻形象,代表着漂泊不定、动态异质,隐含对固有秩序的反叛,其本质象征着自由。在很多现代或后现代文本阅读中正需要这样一种“闲逛”体验,尤其体现在以空间形式为架构的作品当中。结语部分。随着西方空间转向资源的引入,中国文论界对于学科危机及学科重建反思的角度也更加多元,中国文论需要通过空间转向所引起的文学新变等多重维度来建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一个新的文化震荡和融合正在形成,空间转向下文学理论的发展作为中外文论共同面临的全新研究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以空间为研究契机的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在寻求学理转向的尝试中正立足于同一起点。
冯芸[7]2013年在《和谐道德教育的实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我们面临的历史重任，“实现社会和谐是从古至今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人类的一个道德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自十六大以来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同时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道德选择。”①这一历史任务的提出要求我们在新的时代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作出调整。同时，作为社会价值体系主要传播途径的道德教育也必须在和谐理念指导下进行与时俱进的提升和创新。和谐道德教育是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人们对“和谐”问题的关注而在道德教育领域出现的研究热点问题。和谐道德教育就是要把和谐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涵全面渗透到道德教育的各个方面，以遵循道德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前提，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基础，致力于实现道德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道德教育本身与外部系统间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具体而言，所谓和谐道德教育就是指道德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有序的运作从而实现其内在机制的和谐，同时道德教育与其外在因素之间的彼此配合与互动从而实现道德教育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与功能优化。可以说，和谐道德教育就是力图通过对道德教育内部机制的和谐调节为道德教育的发展提供内部的动力，同时又致力于将道德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使其符合、适应、配合于社会的要求来为道德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外部的保障。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综合运用系统理论、教育学理论、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尝试对和谐道德教育的实现问题进行研究，意在建构和谐道德教育实现模式的雏形，期望对和谐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贡献。文章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立论基础。这一部分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对相关概念等前提的澄清和研究依据的阐述。在这一部分中首先对道德教育、和谐、和谐道德教育、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等基本概念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和谐视角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依据，对这一基本问题的合理阐释是从事本课题研究必须澄清的前提。同时，在这一部分中分别从历史渊源、现实依据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这叁个方面分析了从事和谐道德教育实现问题研究的理论可能与现实必要。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内部系统分析。道德教育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是整体，要素是部分，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各要素是系统形成的构成要件，是系统得以形成的基础，要素的结构变化是导致系统变化、影响系统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部分主要是对影响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内部系统中的要素进行分析。具体而言，道德教育的内在要素主要包括：道德教育的目标，道德教育主体、道德教育客体、道德教育内容等。和谐道德教育的实现有赖于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它们是影响道德教育和谐性的基础要件。用和谐的视角对当前我国道德教育系统中目标的设定、主客体关系的确立、内容体系的建构以及功能的实现等问题进行分析，找出“不和谐音符”，并分析出问题出现的原因是我们促进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重要环节。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外部系统分析。道德教育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道德教育系统只有和外界环境保持连续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结构的动态有序,这种交换必须保持常态,否则,道德教育系统本身将很快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在对和谐道德教育实现问题进行研究时，除了要对道德教育内部系统进行和谐性分析以外，以和谐的视角审视道德教育所处的外部环境系统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一部分内容通过对道德教育外部系统的研究，指出当前和谐道德教育实现过程中主要面临的来自于宏观、微观层面的外部环境困境。困境产生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从环境系统自身机能的失调、环境与道德教育关系的错位、实践中对环境优化原则的漠视和人对环境主观能动性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分析了目前困境形成的原因。和谐道德教育内部系统要素耦合关系的实现。道德教育内部系统的构成丰富而严谨，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基础就是要达到道德教育内部要素的耦合。所谓道德教育内部要素的耦合就是指各个内部要素之间不仅要达到纵向贯通,而且应实现横向的密切联系,构成一个多维的、网络化的、开放的、动态的、互动的道德教育内部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各个要素既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不同的功能作用,又能够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只有各个要素间实现了耦合才能最终保证和谐道德教育的实现。具体而言，内部要素的耦合首先有赖于目标的指引，实现道德教育目标的完善是首当其冲的任务。只有以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符合道德自身结构需求并最大限度的满足了人的需要的道德教育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的统一、主导性与层次性的协调、知识丰富与能力培养的相结合。在具有和谐性的道德教育目标下，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协调问题是影响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关键。在尊重主客体特性基础上建构双方的理解性和谐关系是实现道德教育主客体关系和谐的基本思路。连接道德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桥梁就是道德教育内容，针对当前我国道德教育内容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旨在构建一种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道德需要为目标，由五个彼此交叉却各有针对的部分构成，具有和谐性的道德教育内容模式。在实现了目标的完善、主客体关系的协调、内容模式的重构之后，道德教育的功能就顺理成章的从传统的、单一的育人层面拓展到了社会发展与生态层面。道德教育内部要素的耦合是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动力之源。和谐道德教育外部环境系统优化的实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外因则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道德教育不是孤立的过程，更不可能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那种企图将道德教育限定在单纯境遇中的思维方式是不切实际的，更是无益于和谐道德教育实现的。道德教育比较于其他教育而言，更是一项复杂、长期的过程，在保持自身体系健康运行的同时，必然的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持和政治、文化环境的保障。因此，积极应对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挑战，进行道德教环境的合理优化才能实现道德教育的和谐发展。当今的世界，全球化与网络化已经成为人们必须要面对的发展态势；当今的中国，现代化与多元化的深入是人们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这些现实的社会境遇颠覆性的改变着传统道德教育发展的理念和模式，面对这一切，理性的分析与积极的面对是道德教育应有的作为。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开放性与民族性的和谐、网络化背景下道德教育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和谐、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教育传统性与现代化的和谐、多元化困境中新型道德教育模式的运筹是我们面对挑战提出的路径选择。和谐道德教育整体实现的途径探索。道德教育作为对人们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涉及众多内部要素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道德教育的发展又有赖于道德教育本身与其它教育领域甚至是社会大系统的协同与互动。从道德教育系统既作为“整体”又作为“部分”的双重性来讲，和谐道德教育的整体实现应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从道德教育作为独立系统本身来看，要保持系统内部诸要素间的内在协调。二是从道德教育所处的大系统来看，要保持道德教育系统与其平行系统间和更高级别系统间的协同。任何企图将两者割裂的思维方式最终只能造成和谐道德教育实现过程中整体和谐性的缺失。只有确立了整体和谐的理念，遵循和谐互动的原则，始终围绕“以人为本”的发展核心，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最终实现道德教育和谐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教育理论的改革与发展面临着社会形态转型和世界性文化创新的双重压力。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对和谐道德教育实现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就在于：进一步丰富道德教育理论的发展；为实现人的全面而和谐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准备；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实践意义在于：通过研究致力于解决我国道德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不和谐问题，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促进现代道德教育观念在实践中的践行；推动实践中道德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开展。
杨震[8]2012年在《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文中研究说明间发展。战争的变化同样也对海权的范围产生了影响：冷战后世界海军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战争集中在沿海地区；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海军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其具备为联合部队提供战略海运、海上防御和对陆纵深打击能力。军事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进行引领的导弹技术的进步使海军对陆地纵深目标进行远程精确常规战略性打击成为可能。上述影响使海权的范围开始从远洋公海扩展至沿海地区并直抵大陆纵深。后冷战时代海权在规模范围的变化不但完成了理论探索,也进行了战争实践。从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变化来看,则是受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双重影响的。后冷战时代海权的地缘政治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海权的轴心地带由从前的大西洋转向太平洋。随着国家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与美国一起成为世界海权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在中国发展海权的叁个关键战略区域：台湾、南海和印度洋进行“岛链”封锁,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的海权观念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海权观、战略海权观、复合海权观、合作海权观和海洋国土观构成了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的主体。冷战的结束使海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还在深化与发展。
夏锋[9]2014年在《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问题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人的文化存在作为人的精神存在，蕴含着“人之为人”的价值维度、“以文化人”的价值功用以及“人性和谐”的价值指向。同时，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也深刻关涉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这对于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提升人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与家园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此，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存论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该课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厘清与探究，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善、创新，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意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也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契合时代发展要求，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症结，提升教育的认同力、吸引力与创造力。该课题立足哲学生存论视角，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分析框架，以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参照，立足“人的文化存在”这一核心范畴，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人的文化存在现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境遇为现实基础，综合运用系统性方法、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进行研究。该课题以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作为研究视域的出发点，以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双向关系为研究重点，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为落脚点，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方法论原则构建与创新实现路径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界定、阐释了人的文化存在的基本问题。基于哲学生存论视角，对“人的文化存在”予以界定，并从存在内容、特征、方式等方面阐释其哲学意蕴。就内涵界定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哲学界定，人的文化存在是人的精神存在，是人在精神世界中孜求意义与价值的存在。就其内容而言，人的文化存在具有“知”、“情”、“意”、“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不同层面反映与确证人的文化存在的精神意蕴。就其特征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内在本质关联，人的文化存在具有实践性、主体性和生成性等特征。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基于人的存在的类本质、群体本质与个体本质，人的文化存在具体分为类、群体与个体的文化存在方式。第二，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关联问题。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基础，具体涵盖了价值取向、基本规律、基本关系、环境场域等四个层面，即人的文化存在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遵循人的心理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品德形成塑造规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分别表征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人与教育的双向关系；人的文化存在营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文化环境与微观文化情境。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文化存在的具体表征与实现方式，承载着文化属性，发挥着文化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指向性、整体性、生成性等文化属性；基于其文化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相应的文化功能，即具有传播导向、选择协调以及传承创新功能。第叁，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关联问题。一方面，基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就价值诉求、群体分层、存在方式与环境等层面分析了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具体而言，人的文化存在的价值诉求具有多样性，群体分层具有多维度，存在方式具有异质化，存在环境具有复杂化。另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现实境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基础。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机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更彰显主体性，内容更凸显现代性，方法与载体更具多维性，环境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就挑战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待于进一步丰富，教育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更新，教育实效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四，分析在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创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主体的存在形态、存在过程、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主体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个体价值观培养与社会价值观凝聚，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自在向自觉转变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文化信仰的信守过程、文化价值生成过程、文化创造过程等叁个层面，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等两个维度，予以内容拓展。第五，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的构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一元与多样相统一”、“认知、情感与行为习惯并育”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社会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结合”、“理解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借鉴与融合相统一”、“内求与外求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有机统一。第六，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时移世易”，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因时而变，在创新途径的探索与实践中，提升文化主体能力、拓展文化载体、优化文化环境。就提升文化主体能力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提升文化理解力、确信力、凝聚力等文化力，进而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就拓展文化载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现实载体与虚拟载体的多样性互补整合，拓展文化载体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教育主体的文化分层、多样需求，拓展文化载体辐射的全面性；基于文化的内化、外化特性，拓展文化载体影响的渗透性。就优化文化环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具有养育功能的家庭文化，传承具有训育功能的学校文化，营造具有化育功能的社会文化。
康瑜[10]2008年在《高等教育全球化：一个全球地方化视角的解读》文中提出进入20世纪下半叶,高等教育学界在理论上兴起对全球化的关注和讨论,从把全球化看作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背景转向探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而转向将高等教育全球化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和阐释。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表现出来的显着矛盾对现有的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提出了挑战。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趋同发展态势,同时又不断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本土建构,保持着显着的差异性特征,。人们对当前高等教育的现实发生也存在冲突的看法。本土批评者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既希望摆脱西方高等教育范式对本土高等教育的全面宰制,又发现纯粹本土、西方无涉的建构和生长无法付诸现实。这些矛盾聚焦于一个根本性问题,到底什么是高等教育全球化?如何才能更有效地解释高等教育全球化表现出来的矛盾现实?基于怎样的认识和阐释才能使我们将其利用而非简单排斥?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要求选择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展开解读,并且剖析当前高等教育全球化得以发生的动力因素,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当前高等教育全球化在现象层面的具体发生、以及在发生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性特征,最后对当前高等教育全球化做出价值判定并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路径主张。基于这一“提出理论框架—因素分析—现象考察和特征分析—价值判断和路径思考”的研究路径和逻辑线索,论文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展开尝试性解读。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论,论文提出解读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必要性,综述了当前国内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的特点和问题,解析了涉及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几个核心概念。第二章梳理了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历史传统,进而提出随着这一历史基础的延续,全球化理论逐渐呈现多维的理论发展态势,在纷繁芜杂的理论群中,论文考察了两种当前用于分析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主流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批判理论,分别提出了两种理论对于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的适切性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罗兰·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地方化概念,依据罗兰·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地方化概念建立了一个解读高等教育全球地方化的理论框架。第叁章依据高等教育全球地方化视角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展开因素分析,提出影响当前高等教育全球化发生的四种主要因素:市场、超国家行为主体、民族国家和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四种动因与高等教育全球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推进高等教育全球化呈现同质化和异质化特征。第四章依据高等教育全球化视角具体考察高等教育全球化在现象上的具体发生。论文从观念、制度、课程叁个维度立体地分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全球化在现象上的表现和呈现出来的特征。从观念层面看,高等教育全球化表现为全球意识和本土意识共同加强的态势;从制度变迁的层面看,各国高等教育在制度上表现为相互关联性的不断加强和同质化异质化特征的矛盾共存;从课程层面看,各国高等教育课程采纳整体知识观,在知识体系结构上表现为对普遍性知识和特殊性知识的整合。第五章对当前现象中的高等教育全球化进行价值考察。在指出两种现有的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价值取向:把高等教育全球化看作一个市场意识形态渗透的进程和把高等教育全球化看作一个以强势国家高等教育为中心的不均衡发展过程的基础上,论文依据全球化内蕴的“离家一归家”隐喻提出一个强调本土地方维度的高等教育全球化的价值诉求,并根据这一价值诉求提出相应的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路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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