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异与中国教育的文化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2)08-0007-05
一、近代以前中国文化的变异
（一）文化变异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多元逐步走向统一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秦陇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逐步发展成熟，形成“群星闪烁”的多元文化区域性布局。
大秦时期，封建专制国家建立，为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也采取了文化的专制手段，从而奠定了一元文化格局的基础；汉代，由于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自此形成。
汉代以后，儒家文化发展经历三次大的冲击，这三次冲击分别是：
魏晋时期，道儒互补（兼胡人汉化）；唐宋时期，儒、道、释三教并举，宋明理学形成；明清之际，西方基督教传入，对明清的思想启蒙产生一定影响。
（二）文化变异的特征
1.多元、冲突，是文化繁荣、创造的必要条件。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朝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三个颠峰时期，这都与不同文化的交锋、接触有直接关联。血统纯粹会导致种族退化，文化发展也一样。唐宋以后，虽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浸染，但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更趋加强，因此，与以往历代相比，就儒家主体文化来说，由“能动时代”进入“受动之时代”，文化创生时期的活力和创造性逐渐为“守成”所替代。
2.文化融合的条件
之一，文化性格相同或相近：无论是中国文化内部（如儒与道）的冲突，还是儒家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儒与佛），都是“内倾”型文化之间的冲突，因而，很容易找到认同的基础。所谓“内倾”文化，是指“从静观自身、从自身的内向实践开始，而发展、形成起来的世界观、宇宙观与方法论，以及生活、生产方式和各种文化形态”[1]，它与欧洲传统文化从“动”察看外物，从自身的外向实践相对立；内向文化依靠的是内证和“功夫”，外向文化依靠的是外证和“技术”。儒、道均属于内向文化，印度文化兼有内向、外向两种文化性格特征，“其中瑜伽体系与佛学的内明都属于内向文化，而其天文、数学、医学、则基本属于外向文化”。[1]儒家奉行“中庸”之道，道家奉行“守中”，佛家奉行“中道”，这是内向文化共通的基于特点，也是文化融合的基础。
之二，文化都出现变异，或者说，文化变异是文化创生的重要条件或表现，但一般情况，主体优势文化变异少一些，非主体的弱势文化变异相对多一些，因此，主要的趋向是优势文化改造了劣势文化后，才将之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作为主体文化变异有几种方式：一是“求补”，在同一领域里而且是在无价值取向的领域里，文化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在接受外来同一领域的文化时就基本没有阻力，接受新文化促进了自己的变异性发展，如明清之际基督教传入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相对来说很容易、很自然地纳入我们已有的体系之中，但同时在有价值取向的领域里文化接受就困难，如美术、国画技巧就被视为“非雅赏”而被“好古者不取”；二是“求同”或为“趋同”而求变，用现代儒家的学术语言就叫做“综合创新”，春秋战国文化融合以及儒家与道家、佛教的融合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3.历史上儒家文化虽历经冲击但仍能保持住自己的基本特性，在于它和相对抗的各种文化相比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在特定条件下表现的优势，除先天的文化基因所固有外，还有政权的支撑，即文化大一统和政治大一统相辅相成。儒家学说是政权认定的“官学”、“国学”，因而有一套“内修”和“外辅”的维护其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运作机制，如在内部大力倡导，“学者慕响，儒教聿兴”；对外，如清雍正元年（1723年）驱逐全部西方传教士，乾隆末年严禁西教，中断持续百年之久的中西文化交流，就是政治运做于文化的表现。
4.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从容同化异质文化，还和古代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关系”状况有关。基于特定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闭关锁国的生活状态（唐朝以后，几乎不见有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对“外交”活动的积极开拓），使国际交往无论广度和深度都限于极小的范围内，也即国际之间的、尤其远距离的各种交往能力（武力的、文明的等）都还不是太强。国与国之间，地理疆界不仅是领土的坚固防线，而且是文化的“万里长城”。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地理疆界在传统社会是文化独立的天然的护身符。
5.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对儒家文化来说是一种补充、调剂。它与中国的科学文化气质有根本的区别。欧洲的科学成就主要是人向外“探究”外在自然的结果。但是，中国历史上曾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基本上都是“内修”的功绩。指南针据说是黄帝打蚩尤时创造并运用的，而且是由于内修、内炼，发现人体内存在一个天然的与地球的时间、方向一致的磁场、磁针，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创出指南针；汉代张衡制作完善浑天仪，根据《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是深受道家杨雄的影响，“研
阴阳，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他的理论依据“浑天说”是一种典型的内向的宇宙观；火药是方士道士炼外丹的副产品，本应归于外向文化的体系，但在中国仍属于内向文化，是炼气、炼形的辅助手段，宋应星在《论气》一文中解释火药的爆炸原理，也是本着阴阳学说和气化理论，“阴阳二气结成硝石、硫磺……所谓神物也，见火会合，急欲还虚而去。”所以说，中国的科学与中国文化一样，是“我”的内视，是从“我”出发复归于我，与西方科学产生于“我”观外物，从“我”出发而归于物，在方向上和目的上就背反。
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与文化冲突的特征
（一）文化变异过程
总的来说，近代的中国文化是在外力的胁迫下，从本土的一元格局走向与异域文化的不平等对话。中国文化内向地从多元走向统一，而且越来越内敛、专制、僵化的时候，西方文化也同时经历着文化的变迁，最终形成相对统一、成熟的欧洲大陆文化体系，但欧洲大陆的文化体系是外向的、扩张的。经过漫长的古代社会的自我发展、自我酝酿，处于世界两极的两种文明就要相遇，而且对中国是改变命运的相遇。
中国乾隆五十八年，公元纪年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领庞大的外交使团来华，希望与中国朝廷谈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扩大通商，这是“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2]，中英之间的外交往来被后人视为“聋子间的对话”，“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2]；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继续闭关锁国，丧失了参与世界循环的机会，也丧失了遏制文化退化、进行文化应变和更新的机会，而此时以“世界帝国”自居的英国，却“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2]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以后一百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互碰撞中，经历了：
鸦片战争——开眼看世界；物质层面的洋务运动——师夷长技；制度层面的（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体用之辩；思想文化层面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思想文化启蒙等几个时期。
（二）文化冲突的特征
1.文化冲突威胁到整个文化系统的生存。与古代的文化冲突相比较而言，古代历史上，虽然也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化有斗争也有融合，有排斥也有吸收，但均未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影响，因而，文化变异基本上是以量变、渐变的方式进行。而鸦片战争以后，文化冲击发生在不同性格的文化之间，以威胁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为目的和特征，文化变异是以质变和突变的形式表现出来。
2.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历史上的“优势”转变为“弱势”。表现为：
之一，近代文化冲突是以坚船利炮等军事技术挂帅，以领土殖民为目的的。在这场文化大战没有开始时，胜败其实就已成定局。中国内向文化在古代产生的自然科学，没有演变成保家卫国的技术设备，相反，因为内在的文化动因和文化旨趣相异，当火药走出国门经过一番改造浸染了外向性格又重新在自己的家园进行毁灭性的轰炸时，我们还以为那是西方天生的“奇技淫巧”或“长技”，在要不要学的问题上争执不休。
之二，国门被打破，政治地理疆界倾塌，护卫文化独立的天然屏障不再起作用。从总体上看，近代以来是西学步步进逼，传统文化逐步退让的文化发展历程。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作为弱势文化面对优势文化的被迫、不得不之外，还有富国图强的内在需求：在文化冲突以民族存亡的形式彰显于世的危机关口，魏源富有创见地提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3]整个近代向西方学习，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思想路线进行，由“器物”之学，进而到“制度”之学，再到“文化”之学。（因为是被迫的学习，其中，自然地蕴涵着情绪化的西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在适当的时候，这二者就从中裂变出来，发展成为两种对立的文化态度。）
3.从文化的反省来看，与近代以前的闭塞视听、夜郎自大相比，“开眼看世界”是巨大的认识上的进步（尽管是被迫的），而且，在以后的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出现的历次文化论战，开辟了有关中国文化的基本论域：即要不要学“西学”问题，东西文化关系问题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问题，科学与玄学（或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等；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再一度的“百家争鸣”局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三大文化路向的论战从20世纪初延续到现代。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由外力作用下导致的社会复杂的、频繁的动荡，几乎没有给文化的理性反省留出一个相对安静、宽松的时间段，理性反省间隙的缺乏，阻碍了文化态度的成熟。这种不成熟表现在：
一是没有摆正中西文化关系，要么西化，要么传统，要么机械“辩证”、机械“取长补短”。近代以来，民族存亡与民族文化存亡相对分离着又极其错综地纠缠在一起，在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更多地是着眼于民族的当下兴亡，要西学不要传统，如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民族文化存亡攸关的问题上，更多地表现为要传统不要西化。其次，正是因为没有认清和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所以也没能很好把握住文化冲突的契机，从而真正激活文化传统，没能全面激发出传统文化的创造能力、更新能力——大难与大事（鸦片战争、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等）当头，无暇静思、深思文化。感情用事、意气用事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最后的结果是既没有充分“扬长”，也没有很好地“补短”。总而言之，中国近代史文化研究的不成熟性集中表现于在中与西、体与用、科与玄、器用与制度等关系上的二元分离的态度和方法上。
三、以“文化变异”的历史观点对现代中国文化命运与教育文化抉择问题的探问
（一）全球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命运如何？
1.从文化自身的状态看，尽管“传统文化”的“热度”不低，但有人以“魂不附体”来形容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状况——传统文化研究的延续不等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传统在现实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体”。所以，传统文化热更多带有感情或情绪的意味，如休·塞西尔所言，“天然的守旧思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4]，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威胁从反面强化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关注，世界文化多元的发展倾向也从一定意义上增强了民族文化必然存在的信心；而且，由于认识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西方文化的矛盾、后现代发展的困境，看成是东方文化崛起的契机，一时间，西方在忧郁着自己文明的衰落，东方人却又习惯性地出现对自己文化的“幻觉”。“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逻辑是否会演绎在中西文化的相互关系和彼此命运中？
2.现代文化冲突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它是以科学技术为“马前卒”冲锋陷阵的全方位的较量；中国传统文化在这场冲突中的“先遣部队”仍处于劣势，它是否能够坚持到后援文化军团释放出强大的创造力、生命力、战斗力（如果“有”且“能”的话）来取得最终的胜利，仍然是个未知数。中国历史上文化经历过历次冲击，但本土文化的先进性从未出现过危机，以至出现历次“征服者无不被征服”的大大助长文化优越性和自豪感的历史场面和独一无二的有超常的稳定性、历史延续性的洋洋大观的文化发展特征。因此，中国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优越性是因为它从来没有遭遇过一个在政治、经济、人口、幅员、军事等各种因素对它同时构成威胁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发展历程进入近代以后其实已经“断裂”，所以，历史的发展逻辑能否顺时地推延到现代，在与一个性格、性质都大不相同的文化遭遇过程中仍能得出立于不败之地的结论？
3.地理疆界、社会政治机制对维护文化独立、自主的作用日益减弱，文化处于“赤裸”的状态，其生存与发展更依赖文化自身的创造力、生命力而不是依靠外力的保护。中国独特的地理格局（大海、沙漠、高山共同围护着东亚大陆）、宗法道统的政治体制、保守的外交政策等，相互作用、生成，是维系中国传统文化原生性、独发性、延续性特征的另一些重要因素，这些物质和制度条件形成一个极其严密的“器皿”，把属于自己“板块”的多个原创文化因子层层围护起来，进行自我“沤化”、自我“发酵”，最终融合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5]的文化大一统并严密地保护着它的独立性与纯粹性。但是，近代以后，保护文化统一的这个外在躯壳逐步破碎，时至今日，仅从维护文化的纯粹性意义上，它的作用无疑已经不复存在；从维护文化的独立性意义上，它的作用也受到局限。
4.从技术手段上来说，文化传播、接触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途径，文化的渗透力更强、渗透范围更广，因而，文化的不可控制性也随之增加；而且，在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没有“文化联合国”作为仲裁者和文化契约的承担者，各文化主体之间也基本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君子协定”，文化冲突更多地是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二）教育如何抉择文化？
古代社会，教育面向大一统的文化，它唯一的选择或使命是维护文化的统一性、社会政治的稳定性，培养拥护一元文化和政治的所谓有“治国之术”的人才，教育的文化抉择反映在教育内容上是把集中体现儒家思想的、几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作为唯一的教科书。
近代社会，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教育的使命是实现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从总趋势上看，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表现出逐步抛弃传统，时快时慢地向“现代”化——其实是以西方为文化示范的全面转型。当今，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处境是：在客观上，文化多元并存与冲突带来的无限发展机遇和文化存亡危机并存；在主观上，处于已经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文化发展思维模式有所怀疑、批判但又没有找到适合的文化发展与创新立足点的两难时刻，只好用一个“融合”了结，总而言之，是面对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尴尬局面。
如果我们用文化冲突变异的观点审视教育，就可以抽象出教育在多元冲突的文化中抉择时应持有的一般观点和态度：
1.假如文化冲突的结果用“融合”来描述，但融合不只是各种文化因子的简单相加，其中伴随着文化的消亡和生长，即从总体来看，是文化的变异和创生；这种文化发展特征意味着在文化整合时，既不能简单移植传统，又不能机械照搬西方，甚至连采用“加法思维”的“取长补短”都不能够。
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在文化冲突中保留下来，但凡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本身必然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贯通性、灵动性、超越性和内在张力，可以根据时代的变更、时世的需要，常释常新，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6]，因此，无论是传统的现代转型也好，西方文化的本土化也好，都不应拘泥于既有的文化之“型”。西方的没落可能并不意味着东方的复兴，但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困境结合在一起考虑，它也预示了一种信息，一种新文化创生的信息。用上个世纪初胡适的话来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7]这段话用于文化建设一样有启示作用，谁在文化冲突或融合的大趋势下，发现或创造了适合自己情势又对其他文化富有启示的文化方略，谁就赢得未来文化发展的主动。这种文化冲突过程中文化创生的必然性，给以既有知识（无论自己的传统知识，还是外来文化）传授为单一目的和价值追求的教育带来巨大的冲撞，但同时也为充满文化创造活力的新型教育提供了脱颖而出的基础性条件。
2.但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它是一个漫长的、整体性的（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结果，尤其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化是所有民族不得不接受的命运，文化的冲突也是所有民族文化不得不承受的事实，致力于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努力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如何实现文化的“整合”？也即如何在此时、此地，由此时的教育主体、在这样的时空条件下既压缩过程性，同时又不把文化分割成文化“碎片”机械相加？其实，文化整合与文化创造听起来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事情，但实际上如果不把教育过程、尤其是教学过程看成简单的既有文化的传递过程，如果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待教学和学校的日常生活，文化整合与创造就在主体（包括教师、学生）互动时，在对教学内容和日常的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积极的思考、选择、判断、评价、批判与改造中实现。
3.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来说，文化冲突不是只有一种结果，而是有多种生生灭灭的可能性。近代以后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连续遭受重创，“西方文化中心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崇洋”心理阴魂不散，如果继续在这样一种观念和心态支使下，去参加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化角逐，肯定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追求不利；要想在严酷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求创新，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是首要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并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从主体角度，表现为具体的每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确信。对自己处理日常问题的能力的确信。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把握的确信……对教育来说，让学生做自己的主人，做知识的主人，做学习过程的主人，做自我管理和自我评价的主人，培养“主人翁”意识和能力，对自信心的树立会大有裨益。
4.“四海同一”不是文化整合的目标。祈望四海一家、文化统一是中国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一种心理倾向，但是，民族文化肯定不会再轮回历史上文化“大一统”的僵化命运，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更不能（也许没有这种可能性）出现“文化大同”。有观点认为，在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世界文化形态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保持着适度的文化“张力”；文化多元、文化共存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可以预见的一种正常的文化发展形态。既然多元文化共存，文化冲突必然是一场不会划休止符的“战争”，学会在冲突中生存、发展，能承受多元文化带来的“复杂”而避免文化分裂造成的自我分裂，将是教育要“教”给学生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