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力（power，又称实力、势力、强权等），这一概念自古以来一直被人们广泛使用。在现实的国际舞台上，权力及其影响无所不在，往往是构成乃至决定从合作到冲突的诸种国际事务的根本因素。倘若我们同意，“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1]，那末实际上，在众多的国际行为体中，无论其目标或理想是什么，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是什么，都不得不关注、重视乃至追求权力，否则难以确保在充满权力斗争的国际社会中的生存与立足之地[2]。权力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3]，向来是最困难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在世界格局处于转换时期的今天，国际关系（包括国家行为体之间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全球维度上的跨国关系）中的权力现象尤其错综复杂。尽管世人对权力的看法千差万别，但探讨和把握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基本特征，无疑是识别和解决国际问题的前提之一。
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它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五花八门，而又不言而喻。譬如：在美苏冷战高峰时期，苏联要求西方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美国要求苏联撤出布置在古巴的导弹；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并捉拿其总统诺列加，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近年来一再威胁要取消对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待遇地位；1996年，美国推行加强制裁古巴的“赫伯法”和制裁伊朗、利比亚的“达马托法”……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权力都起着明显的作用。简而言之，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可被界定为：某一国际行为体根据自身目的建立并维持对另一行为体的权威、影响或控制的能力[4]。这一定义表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既包含可以计算与衡量甚至显示某种威胁或强权的实力手段（或称有形能力，tangible capability），又表现为具有一定权威、影响或支配的制约关系（或称无形能力，intangible capability）。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行为体之间的权力互动作用总是处于特定时空情境下的辩证运动，因而至少具有辩证性、情境性、时代性三个基本特征。
一、国际关系中权力的辩证特征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尤其在全球化的当代社会，反映或折射了从政治、安全到经济、文化诸方面人类行为在最广泛的时空情境中交错运动的综合性、复杂性、变化性，因而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一系列辩证特征，这里仅从目的与手段、实在与潜在、客观与主观、绝对与相对的对立统一，作扼要分析。
（一）权力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权力是国际行为体实现其利益的手段，还是追求的目标本身，这是历来争论不休的权力问题的一个突出方面。譬如，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学者，可谓最著名的权力目的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强权的斗争。不管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强权总是其直接目的。”[5]值得注意的是，权力目的论一经夸大或强调，很容易沦为强权政治乃至霸权主义行径的理论工具，至少会使国际关系仅被当作互不信任的权力游戏。一方面，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权力角逐（尤为军备竞赛）的加剧，反而会愈益堕入不安全的漩涡；而强权角逐的激烈较量必将使参与者的国力不胜负荷乃至损失惨重。由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而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社会造成了空前的深重灾难；而19世纪的英国与俄国、冷战时期的苏联与美国，则是在霸权角逐中从世界最强国走向衰落或相对衰落的典型。另一方面，过份追求与积聚权力很可能使一国抵挡不住动用其强权乃至武力的诱惑。譬如一个全球性强国可能会卷入到某个对它仅有边缘利益的地区。像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原因之一，正是自视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将越南当作为不堪一击的四流国家。假如美国的军力不那么强大，它也许更愿意选择外交手段达到目的。同样，冷战后的今天，美国欲在其谋划的世界新秩序中充当领袖或警察，动辄介入他国内政乃至耀武扬威，显然与其拥有“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良好自我感觉密切相关。
然而，反对将权力目的论绝对化、夸大化，并不意味着把现实主义者的合理观点也一概抹煞。正如某些心理学理论指出，人类需要追求权力以征服自然和控制环境（尤其是男人更具有追求权力的性心理驱力），现实主义者强调追求权力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y）的乱世中保护自己的必要行为。这一观点有其合理价值。实际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根本途径，不仅在于最广泛地团结起来积极斗争，而且更在于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才能真正提高在国际斗争中的能力与竞争力。邓小平同志为我国现代化蓝图设计的“三步走”战略，既可以理解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必需的手段，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可见，权力是一国实现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这本身便决定了增强权力是任何一国最重要的利益所在[6]。权力本身具有手段和目标二重性，二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二）权力的实在性与潜在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
在国际关系的互动情势中，有效的权力必须具备可以动用的力量或能力：或实际上真正动用（即实在的权力），或将来可能动用（潜在的权力）；或客观上拥有开随时能够动用（客观的权力），或使人们认为拥有并随时能够动用（主观的权力）；而所有权力的运用所产生的有利结果，或则是绝对意义上的制胜，或则是相对意义上的优势。权力的实在性与潜在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进一步表明了反映着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性的权力的辩证特征。
首先，实在的权力在国际关系现实中起决定作用，但潜在的权力也不容忽略。例如，美国在1910年的基础国力（潜力）超过德国两倍，但实际投入、可以动用的实力仅占德国的三分之一。两国在潜力与实力上的不对称，使德国冒然向美国商船发起潜艇战（一位德军上将在1917年甚至认为美国的战斗力为零），但当美国经过战争动员将潜力转变为实力时，则为打败德国作出重要贡献。今天，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尤为大国）不意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这既因为今日中国已拥有日益强大的实力，更因为她拥有成为繁荣富强的明日世界大国的巨大潜力。
另外，还应注意到客观的权力（通常也显示为实力）与主观的权力（通常表现为威望、影响力）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后者的重要意义。一位学者对1925年至1930年间七大国在实力与影响力方面的排列次序研究表明二者存在着差异（如右下表所示）[7]：美国的实力与其影响力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异，而俄罗斯则二者一致。又如，尼克松与基辛格在相当长时间里坚持认为，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将损害美国的权力，这其实是指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声誉，即影响力。同理，今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格外引人注目，不仅由于她是拥有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大国，而且更由于她作为最有影响的五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最独特而最成功的发展道路，因而在广大亚非拉国家中尤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实力 影响力
1. 美国 法国
2. 德国 英国
3. 英国 意大利
4. 法国 德国
5. 俄国 俄国
6. 意大利
日本
7. 日本 美国
再者，要看到权力具有强制性、绝对性的一面，“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基本上仍是现实国际关系中无情的客观规律。与此同时，更要认识到权力的相对性，即权力总是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产生作用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各国权力都处于不断消长变化之中。如前述，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有走向衰落或相对衰落的时候。尤其在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的今天，权力资源与手段日益显得多元化，因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权力比较会在不同方面呈现出不同差异。比如，一个军事上相对弱小的国家，可能在经济上相当强大，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新兴工业国便是这样。关于权力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核武器在当今世界的作用。一方面，核武器作为当代最强大的暴力工具，任何一国拥有它都会身价倍增，产生令世人防范、紧张乃至恐惧的巨大威慑力。但另方面，核武器并不适宜于反恐怖活动或其他低烈度冲突中；即使在核国家与非核国家之间爆发的公开战争中，核武器至今仍被广泛认为是不适当的工具。从50年代的朝鲜战争到90年代的海湾战争的所有军事行动中，美、苏、英等核国家都从未动用核武器作为有效的权力工具。这一事例也表明，权力的相对性在国际关系现实更为值得重视，而权力的情境特征从根本上证明了这一点。
二、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情境特征
国际关系中权力的辩证特征的形成，其根源在于国际行为体总是处于复杂多变的互动情境之中。行为体为实现其目的总要在具体形势下动用一定的实力手段，而不同的行为体在特定情境下形成的权力关系与结构，则左右着行为体动用其实力手段的能力与条件。正如戴维·鲍德温所指出：“国际政治一开始就要假定，实力资源取决于具体形势。”[8]“实力唯有在它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才是有效的。”[9]又如《孙子兵法》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权力的功用常常是同实力（尤指武力）的运用成反比的。事实上，在特定情境的权力关系中，真正的权力往往体现为一定的控制力、影响力与权威感。三者的前提都是一行为体在不动用强制性（尤指武力）实力手段的情况下，可对另一行为体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控制力最强，指行为体A有意识地对行为体B进行调控或监护、甚至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其行为方式或方向的能力；影响力次之，指A在一定条件下可按自己的意愿去影响或改变B的行为方式的能力；权威感指B因被A的诸种实力、能力及精神所感召，自愿遵从A的指示或意愿，可看作影响力的一部分。
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体实力的强弱大小影响着其行为方式的不同态势，如一强国A可以强迫或影响一个不太强的国家B改变其政策或目标，而B则可以强迫或影响一个弱国C改变其政策或目标。因而，在理论上说，一般的权力关系逻辑应是，强国能影响或控制弱国，而弱国则不能影响强国。然而，这种相对简单的权力关系在现实的国际关系具体情境下会变得复杂化，绝对的权力会变成相对的权力。因此，ABC三国正常的权力关系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会发生以下变化：（1）在特定情境下，弱国C可能会反抗B的权力，甚至还可能反抗A的权力；（2）在某些情境下，C可能影响或迫使B乃至A改变其政策与目标；（3）在某些情境下，B可能会比A有更大能力去影响或强迫C改变其政策或目标；（4）A在某些情境中可能完全无力影响B或C。
举一个典型的实例来看，苏联、中国及越南恰如上述的ABC三国。孤立地看，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似乎显而易见。但在60至70年代东西方冲突使亚洲形势也风云突变的特定情境中，这三国间的关系实际上出现了如上所述的四点变化[10]：（1）北越早在1972年就拒绝了中苏关于使越战降级的建议。中苏作此建议是考虑到尼克松即将访问两国；而北越仍然我行我素，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在1972年3月攻打南越。中苏两国实际上无法制止北越的军事行动。（2）北越力图制造世界舆论使美国卷入南越的行动被当作非正义行为。北越的努力不仅赢得了苏中两国的支持，而且使苏联多少不情愿地冻结了苏美关系。尽管还有其他原因，但这一舆论因素也是其中之一。（3）尽管在60年代苏联的国力在各方面都强于中国，但中国在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比苏联更大地影响着越南，而地理上的接近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是其中两个主要因素。（4）苏联一开始就反对越南在1963和1964年扩大南部斗争的最初决定。赫鲁晓夫甚至声称要退出讨论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与此同时，中国则支持越南这一独立自主的革命行动。苏联尽管强大，但当时对北越的独立自主政策及中国对该政策的支持，都显得无可奈何。这主要是在东西方冲突依然存在而苏中关系破裂后，苏联既不便也不能横加阻拦。
可见，在现实国际关系的具体情境中，大国未必能为所欲为，甚至对盟国或小国都难以施加影响。这种事例发生在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身上尤其显得突出。譬如，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美国甚至不能说服其西欧盟国允许美军飞机使用北约基地加油和维修。美国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却无力拯救1979至1980年被困在德黑兰使馆的美国人质。冷战结束后，号称唯一超级大国、意欲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在1993年索马里危机中却陷入无能为力的泥淖，最终被迫全部撤离。
若从国际体系的观点去看权力关系，可将决定着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或游戏规则的能力称为一种结构性权力。如卡普兰提出的6种国际关系系统模式、霍尔斯蒂划分的4类系统模式、基欧汉与奈伊提出的相互依存论等，都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结构性权力的著名理论，为把握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深度分析架构。这是因为，一般的权力关系论仅将包含经济关系、规则及制度的权力结构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中性因素；而权力结构论则认为占据着权力优势的行为体也拥有主宰该权力结构的优势。显然，权力结构论比权力关系论更进了一步，它力图从宏观上揭示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权力格局，而且强调主要行为体对权力格局的决定作用。
正如权力结构论所示，国际关系是由各个行为体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以不同方式进行相互联系与相互交往的总和，而形成这样一种系统：在其中，每一行为体的存在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对外努力，而且有赖于其他许多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现实的国际关系系统从来就是权力分布不平衡的等级体系，权力舞台上的主角通过制订系统活动的规则和信息交流方式，形成有利于自身权力优势乃至霸权统治的国际秩序。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无论是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维也纳协调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还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处于转型的今天，始终是大国的“安全共同体”形成的权力格局或秩序在支配着世界。尤为突出的是，本世纪以来被美国人所鼓噪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自然会使人联想起历史上“罗马治下的和平”与“不列颠帝国治下的和平”。尽管种种“霸权稳定论”已经或终将被历史证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黄梁美梦，但面对绵延至今的强权政治的冷酷现实，世人只有回应予正义的权力，同一切横行霸道的邪恶势力作持续不懈的斗争。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在当代国际体系愈益形成的种种多角关系结构中，行为体之间的权力状态尤其显示出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的辩证特征。如70至80年代的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以及冷战后正逐步形成的美日中俄战略四角关系，特定的战略关系格局对相关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无疑构成非同一般的重要影响[11]。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地区经济集团化的趋势日渐加强，越来越多国家或企业之间出于经济合作而形成多种国际组织共同体或多角经济关系结构，它们对彼此间的权力状况无疑形成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譬如，在展望21世纪经济的竞争前景时，有学者断言欧洲将因拥有一体化程度最高（尤其是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的突出优势而取胜[12]。我们希望，充满机遇的亚太经济合作也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三、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时代特征
时代问题可谓国际关系的最基本问题，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时代特征是决定其情境特征的根本因素和首要前提。时代，是依据某种特征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和事物发展的历史阶段，它以重大事件作为界标，具有特定内容，能产生时间较长和范围较广的深远影响。时代是对世界发展进程和基本方向的最高战略概括[13]。
根据不同标准，可将世界上不同历史时期划分为各式各样的时代。若以国际关系的经济、政治、安全三要素作为划分标准，则可分别形成三个方面的时代，即以科学技术及龙头产业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时代，以生产关系性质和阶级关系为依据的社会发展时代，以及以战争武器为内涵的军事发展时代。它们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走向影响最大，乃至从根本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从强权角逐的长期性、激烈性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看，可将1618至1648年与1914至1945年这两次“三十年战争”作为划分国际关系大时代的重大标志，形成1648至1945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与战后以来的当代国际关系两大时期。二者的时代特征迥然有别：近现代国际关系演变的主线是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崛起到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包括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经济上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科技上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时代，产业上的工业革命时代，军事上的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概而言之，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则是霸权主义日趋衰落、以经济关系为重心的全球化与民族化几乎同步地迅速发展，包括政治上东西方两大阵营既冲突又并存的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经济上的经济增长时代、相互依存时代、南北冲突时代，科技上的新科技革命时代，产业上的新工业革命时代、信息时代，军事上的核时代、高科技武器时代。概而言之，从世界发展的主流和总趋势看，这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上述时代特征的变化，表明国际关系是一个包含着延续性与更新性的质量互变的辩证历程。时代特征的转变，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性质、涵义及重心的差异。在以战争和革命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权力的标签主要贴在那些赢得军事胜利的国家，战胜国通常可获得权力或影响力的威望。如普鲁士在1866年打败奥地利并在1870年打败欧洲最强大的法国后，统一的普鲁士——德国不仅被公认为欧洲大国，而且是最强的大国。同样，美国在1898年打败西班牙，日本在1905年打败俄罗斯，也奠定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美苏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也是作为二次大战的主要胜利者而赢得冷战时代世界霸主地位的。然而，战后世界的当代国际关系毕竟已逐渐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权力的涵义与标志正愈益多元化，权力的性质与互动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自60年代始，至少在大国关系中，战争逐渐已不再成为对一国实力检验的唯一手段，各式各样的和平竞赛变成“真正的战争”，尤其是美苏之间开始以大规模的“空间竞赛”来取代战役的角逐。当1969年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时，这一事件不仅代表了人类对月球的征服，更标志着美国在以尖端科技为先锋的国力竞赛上再度领先于苏联。70年代以来，随着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显示出“石油武器”的威力，日本产品向全球的快速渗透，美国变成最大贸易赤字国等众多出人意料的事态纷至沓来，经济实力无疑已变成国际关系权力角逐中的关键筹码。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奇迹，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崛起，更表明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赛构成了当今时代国际竞争的主旋律。
今天，愈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已形成了一个复合行为体的体系。除了主权国家，各种五花八门的国际组织或跨国集团正产生着越来越多的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如跨国公司就以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显赫地位对全球社会与人类生活的多方面都构成愈益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市场经济、科技开发、全球交往的行为主体，已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角，拥有许多主权国家尚不具备的经济地位和权力手段。在走向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人才、技术、资本、知识作为战略性的权力要素，必将极大地左右着未来世界格局[14]。
注释：
[1]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页。
[2] 参见布尔关于“国际社会”概念三要素的论述，Hedley Bull,"DoesOrder Exist in World Politics?"in R.J.Art & R.Jervis,International Politics:Anarchy,Force,Political Economy,and Decision Making,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5,P.33.
[3] 伯特兰·罗素：《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4页。
[4] 参见T.A.Couloumbis & J.H.Wolf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 and Justice.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86,p.86～87.
[5]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6页。
[6] 参见白希：《现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70页。
[7] F.H.Simonds,The Great Power in World Politics.American Book Company,1939.
[8][9] D.A.鲍德温：“实力分析与世界政治：新趋势与旧倾向”，载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49页、第136页。
[10] 关于权力关系的这种演变关系及此例，参见Daniel S.Papp,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1.p.388.
[11] 参见倪孝铨、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M.Mandelbaum,ed.,The Strategic Quadrangle:Russia,China,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East Asia,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5.
[12] 见莱斯特·瑟罗：《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张蕴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19至221页。
[13] 引自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294页。
[14] 同[12]，第25页。瑟罗在论21世纪的战略优势新来源时指出，同历史上的情形恰恰相反，21世纪竞争的权力资源，首先取决于人才，而后依次是技术、资本、自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