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主义传统与现代金融学方法论的进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金融学论文,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金融与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联。现代金融经济的运行态势也因之改变，这既使得现代金融理论面临挑战，也迫使我们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再次审视金融问题。在这里，我们将把目光投在现代科学思想中对现代金融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上，着眼于现代科学和金融学相交和的领域。可以说，现代金融学植根于西方古典经济学，尽管20世纪中叶以凯恩斯、马可维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杰出成就促成了现代金融学的诞生，但事实上，金融学依然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金融理论在几乎所有派别的经济理论体系中都处于基础或核心地位，但直到目前，金融研究仍然因袭传统经济学思维范式，尚未摆脱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窠臼。 经济学家汲取自然科学方法论，学习和借鉴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已然成为经济、金融学方法论革新的重要途径。19世纪物理学发展概念体系的成功为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树立了样板。牛顿主义物理学在时间可逆性和本质论思维范式下以观察试验、归纳推理为思考问题的模式，和后来的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在时间不可逆和不确定性的思维范式下、以多样性的存在及演化的思维方式，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和思维范式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经济金融学中绝大多数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体系包括一些比较前沿的观点就诞生于牛顿主义思维范式。凯恩斯革命后的主流经济学企图建立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调和，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吸收众多理论派别的新观点，从而出现新的认知思路，但也仅在个别或局部领域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批判，理论体系的新变化远未能产生整体性影响，更不要说取代原来的理论范式。频发的经济危机对主流经济金融理论的质疑，已在事实上根本动摇了新古典范式这个现代主流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结构。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籍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创始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就对其从方法论基础到分析技术进行了强烈的怀疑和批判。波普尔指出，科学态度即批判的态度，批判的态度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寻找决定性的、能反驳相关理论的检验。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和之后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书中，通过建构具有严密理论与逻辑形态的“猜想与反驳方法论”，进一步完善了证伪主义体系。[1]证伪思想哲学构成了其思考的出发点，也对此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理论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推动了现代西方经济金融学方法论基础的形成。正如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的总结：“证伪主义，整个20世纪的故事”。[2]105 二、经济学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和证伪主义传统 (一)逻辑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传统归纳—演绎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在经验分析中加入心理与历史因素，来分析经济现象与经济活动，并在20世纪早些时候引入逻辑主义观点，将经济学带入数理逻辑主义时代，经济学的证实性分析中烙上了逻辑主义的深刻印记。19世纪末期边际主义方法被广泛接受，马歇尔也将这些观点引入其《经济学原理》的著述中。但从20世纪早期开始，凡伯伦、康芒斯等的制度主义著作中形成的反传统经济学的归纳主义方法对其构成了挑战，并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取得美国经济思想中的支配性地位。但30年代后，经济学开始与逻辑主义融合，逻辑主义重新占据阵地。 1932年，罗宾斯(Robbins)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再次掀起了方法论论战的热潮。罗宾斯认为需要用逻辑方法分析经济学家工作的意义，但他所提出的争论命题并没有承袭英美经济学传统，而是基于奥地利学派。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方式”，[2]100他坚持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更具直觉性和内含心理因素的经验性的观点，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向经济学的完全渗透；在他的视野中，将经济学变为伪自然科学并不可取，经济学的命题是反对量化预测及其实证检验的。但实证主义哲学使得经济学家意识到，经济学的命题需要得到证实。实证主义哲学从信奉事实的观点转为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最终形成逻辑实证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济学领域中的一种重要哲学，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自马歇尔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发展这种哲学。在经济学领域，逻辑实证主义主要涉及关于社会价值和非价值知识的描述，它以经验上未经证实的预见性假设为基础，拒绝未经检验的、有关价值判断在经验可知的预先假定，而接受未经检验的、但检验可知的预先假定；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的概述有效应体现为理论或其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在经济学家眼中，这是一个极端严格的要求，因为并非所有的命题都可以数量化表示；经济学家接受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和事实都是假设根源的观点，承认理论和事实都可能与假设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逻辑实证主义对经济学推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根据逻辑实证主义，当行为特征可以进行数量化表示和证实时，这些特征就是实证性的，这与针对自然物的观察和计量的实证性认识没有本质区别。逻辑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性重要程度的强调。对于一个描述性经济结论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可供检验的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经济学吸收了一致检验、逻辑相关检验等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理论。 (二)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扬弃 总体上，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证实和经济学学科知识方面，以及在经济政策和管理决策制定中有关经济参数和经济关系估计方面有其明显的作用和影响。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却并不完全赞同纯粹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中，许多非有形的命题依然为真，比如，有关供求关系的概念化描述为真且其特征可以估计但没有人可以进行供求关系的直接观察，经济学中的许多命题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才能看到，因此经济学中的经验不局限于仅凭感觉获取的信息与知识。比如，对个体行为特征的判断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但在个体非行为特征方面则较少涉及实证主义观点。哈奇森(Huchison)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说》中表达了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不满，并对罗宾斯等经济学者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最早试图将波普尔哲学引入到经济学理论中。波普尔的哲学是在对传统科学方法论的否定和批判中产生的。凯恩斯革命在解决社会重大危机的过程中被引出，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这符合波普尔的问题逻辑。因此，凯恩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论的革命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和波普尔哲学的结合。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是批判性的，他并不赞同知识完全来自外部经验的观点，也不赞同知识可以通过逻辑思维从少数业已存在的确实知识中推演出来。波普尔强调理性思维中的批判能力，认为知识是在对已有知识和理论的批判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成长，其核心是证伪主义，人们通过对旧理论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论。波普尔哲学被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成为一种极富活力和革命性的思想，影响了迄今为止的经济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1.证伪主义哲学的演进及其基本观点 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等著作中开创了证伪主义方法论，后经库恩(Thomas Kuhn)和拉卡托斯(I.Lakatos)扬弃，最终奠定现代经济金融学方法论基础。波普尔指出，如果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适应自己赖以生存的未知世界，并尽可能地借助规律和解释理性来解释世界，那么，就没有比试探和除错——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更加理性的程序；这种方法就是大胆地提出理论，竭尽我们所能表明它们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批判努力失败了，那就试探地加以接受；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时，也仍如此。[3]波普尔认为，对经验和事实观察进行归纳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人们也不能通过实证检验来证实自己的认识与客观事实相一致，即使人们的认识和外在世界真的一致，科学的理论不可能被经验证实而只能被证伪。对于一项猜测或假说，一方面，即使存在再多的支持性经验证据也不能证明其真理性，这说明我们无法用证实方法证明理论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只要存在一项与理论相反的客观事实，就足以证明理论的非真理性，这说明我们可以用证伪的方法排除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波普尔认为，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的知识命题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地猜测，经受经验检验而得到暂时确认的各种新理论终被证伪，证伪过程是不断尝试和清除错误的过程。通过证伪对已知知识中错误的修正，人们才一步步地迈向真理。[4]97科学发展与对历史知识继承中的突变密切相关。波普尔这种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猜想和假说的观点构成了对传统科学哲学观的挑战，但这种批判性的方法论带来了对科学理论的种种严格限制，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后众多学者如拉卡托斯和麦克斯维尔(N.Maxwell)等的批评。 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角度，提出了科学理论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思想。[5]此后，经济学领域中开始出现运用库恩理论解释不同理论之间相互取代的历史变迁。库恩继承了波普尔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观，以科学史实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而非个人理性角度，运用历史考察方法进行动态分析，企图建立科学的哲学，以发现科学的逻辑性；强调从科学认识的历史进程中把握科学的性质、发展模式和认识方法，因而也被冠以历史主义的称谓。库恩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某一科学领域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标准的总和，并将范式视为区分科学和非科学以及科学成熟的根本标志。“范式”建立起了某一领域中所有研究的共同方式方法基础和基本的世界观。因此，秉持同一范式的研究者可以免去对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争论而去研究更为深入的具体问题。根据库恩的观点，长期内居于统治地位的理论体系为另一种新的居统治地位的理论体系所取代时，旧体系终结而新的理论体系转入短期稳定的新时期。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机的旧范式终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已有范式下难以解释的问题或现象，即“反常”现象的不断累积，人们已经无法通过调整现有“范式”对其进行全部容纳时，放弃旧的范式并建立和接受新的范式就是一种必然。这种“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并的模式”，既是对实证主义的静态结构分析和渐进积累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批判，也是对波普尔的突变革命动态模式的扬弃。 根据波普尔的证伪观，理论一经证伪就遭淘汰，那么许多正确的理论必然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且也不能简单地通过观察理论与事实不符来轻易否定和“拒斥”一种理论；更何况，我们很可能也难以绝对地保证观察的事实本身是否为真，若果真如此，那么通过对观察的改进则可能否定用来证伪命题的事实。为弥补波普尔的证伪观的局限性，拉卡托斯在其著作《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对波普尔理论进行修正，在维护证伪主义批判性和理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6]他认为，一切理论及其经验基础都是可错的，任何个别理论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经验证伪。他强调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它由两大部分——硬核和保护带、两大方法——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所构成。硬核是公认的和最根本的，不容反驳，属于库恩范式；保护带由假设构成，是硬核的保卫者，当经验冲击硬核时，保护带主动让假设承担错误责任进而对假设进行修改调整，属于波普尔可证伪性；保护带可以向进化和退化两个方向调整。反面启示法通过调整假设解释或推翻“反常”经验；正面启示法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反常”经验冲击。拉卡托斯认为评价科学研究纲领进化或退化的客观标准是纲领本身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当某种科学研究纲领通过对假设的调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说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实则为框架进步。拉卡托斯模式是对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库恩“范式”的进一步扬弃。 2.证伪主义方法论对经济理论的启发 哈奇森在1938年对当时经济理论过分公理化和演绎化的倾向提出批评，目的在于将经济理论的发展导向经验方向，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直接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对波普尔方法论关注的热潮。“凯恩斯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变革与否定无疑可以看成是一次深刻的经济学范式革命。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凯恩斯《通论》的绝大部分依然停留在归纳推理的思维模式阶段，只有很少的内容触及了证伪主义方法论。正因为如此，波普尔也将凯恩斯经济学划归归纳主义阵营，认为其理论只是在逻辑归纳中注重了分析和综合方法的应用。[4]124但凯恩斯主义的非理性预期方法实际上深受当时哲学理论关于知识可靠性问题讨论的影响。在方法论上，绝对的、机械的、确定性的思维开始向不确定性思维转化。通过对现实的归纳形成“真”命题的思想被理论假说所取代，“假说—演绎”思维模式替代了传统的逻辑归纳模式，哲学理论的进步直(间)接地进入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框架。 波普尔哲学进入经济学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范围划界。这使得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基础相结合时，开始侧重于推理和证伪。这涉及其研究的命题是(不)可证实的还是(不)可证伪的问题，和经济学假定及其预示含义间的关系问题。这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理论体系的思考。由于经济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注重经验的证实或者证伪和实际检验，因而经济学是艺术或科学的争论成为哲学争议命题。20世纪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争论”就是一次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其广泛地涉及经济理论的逻辑现实性和逻辑检验问题，经济学领域出现了持续长达10年之久的、疾风骤雨式的方法论论战。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一文中指出，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目标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基于理想条件给出假说并导出有操作意义的原理，提出的假说可能会遭受来自现实的反驳。[7]在萨缪尔森的眼中，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可以视为是一种假说，这意味着其对“假说—推理”模式的接受。在这里假说的操作意义是经验性的，因而假说内在地包含了可证伪性。弗里德曼也推崇“假说—推理”模式，但他并不同意萨缪尔森的观点，并没有将证伪性放在理论前提上，而是认为应在理论推理的结论上贯彻证伪主义。根据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的观点，理论假设没有必要必须是现实的，理论假说必然存在为“假”的描述，这是假说的内在特征；假说的预见性经过现实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意义；假说切实模仿现实的要求会带来假说的简单性，过分追求“假设”的“真”可能会遏制理论创建和探索。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中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实际上是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应用，只是他反对把对假说的现实证伪视为理论合理的标准，而将理论视为预测的工具，认为理论的存在是为了解释预测的现象，这并不依赖于假设的合理性。由此，现代货币主义的方法论在证伪主义基础上具有了工具主义方法论的特征。 经济学“假设”的现实与否问题直接涉及经济学理论是否要接受现实检验的问题。如果假设具有现实性，那么经验检验就能证伪理论。弗里德曼反对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理论的思维，因为经济的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赞成与否的证据并不能客观地描述经济现实本身。经济学理论描述的行为不是一种完全的依托经验证伪经济过程，而是具有达尔文进化特征的动态选择过程。行为主体的动态选择，带来了经济理论应用和实证检验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方法论争议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带来的很大的方法论启迪，拓开了假设现实性对经济学家的拘束。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假设与理论的正确性无关，理论的价值在于应用它形成精确预见时的工具价值。西方经济学家群体中，大量的学者逐渐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理论探索不再纠结于假设前提的可证伪性，更多的视野投向基于特定假设的理论的预测效用上，由此，经济学方法论中开始渗透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经济学理论假设变得宽容，经济模型可以脱离现实，逻辑结构容忍瑕疵，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只要理论与现实潜在一致即被接受。 金融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也引致对金融理论方法的变革。证伪主义哲学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形成中不断渗透、影响的过程，也伴随了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变迁。理论假设不必受到经验的约束和证伪的哲学观和理论实用主义思维，极大地拓展金融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论边界。现代主流新古典金融，通过与金融市场异象这个“反常”经验的不断冲突与协调，催生出行为金融、新制度金融、演化金融，以及金融复杂性研究等具有不同程度框架进步的新理论结构，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主流金融学主要的发展方向。正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证伪主义哲学推动了经济金融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经济金融学方法论的、潜在的重要指导原则。正如马克·布劳格所说，弗里德曼对于自然科学与科学统一方法论的论述，满页都是波普尔分子的味道。[8] 三、证伪主义影响下的现代金融学方法论演进 哈奇森将证伪主义引入经济学之后，对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旗手的现代货币学派、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方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牛顿主义力学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功“复制”，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古典金融体系，因袭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有效两大假设，其许多的理论内容是从理论前提经归纳推理导出结论，再以经验证实来构建理论范畴及选取适当的论证方法。此中，大多数学者不会去质疑金融理论的正确性，而认为现实中理论结论的失当是由于金融理论受干扰因素而被错误运用，其实质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在证伪主义传统的影响下，金融学者开始关注金融理论的内在实证性、可证伪性和金融理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对金融学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目的聚焦于预测及对预测结果的处置策略而非单纯的解释和说明现实，特别注意金融理论预测的证伪性。这事实上贯穿着现代金融理论发展中对不确定性及其蕴涵的风险问题的关注。 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最优化，组织怎样安排生产并进行投融资决策，以及这些交互的过程中市场合理的均衡价格体系的形成。[9]从理性经济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出发，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和无套利分析，借助现代数学工具，MM理论、EMH理论、CAPM模型、APT模型和B-S模型等经典的原创理论采用抽象的数学模型和计量模型来描述参与者最优的决策方式及均衡价格的形成，演绎出近乎完美的金融学理论体系。但金融市场异象或者说是“反常”经验导致现代金融“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的进化，各种新理论对主流金融假设的修正既是增强对金融市场异象的解释，同时也着眼于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市场异象冲击的努力，行为金融因此崛起。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个体有限理性，市场上非理性行为非随机，系统性的群体非理性特征使得非理性的价格不能恢复理性，从而市场非有效。行为金融借鉴现代心理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并在金融领域成功运用。心理学方法侧重探索个体决策中的心理因素，而金融计量学则从实证的角度检验心理因素的影响，对未来价格做出预测并提供可行的策略。考虑到现实中金融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交和，为进一步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制度背景下金融趋向及其合理制度，新制度金融学支持个体有限理性，认为个体会同时追求财富和非财富最优化，而且个体行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借此修正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以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为理论范畴，深入研究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对生产关系的探索，主动对个体间关系进行约束、协调。这一新范式使得金融学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现实金融问题具备更强的解释能力和前瞻性指导能力。新近的演化金融理论则走的更远。传统金融借用了经典力学的工具，行为金融借用心理学的工具，演化金融则引入了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工具，抛弃传统金融理论模型的线性模式建立了动态进化的生物模型。传统金融和行为金融都将理性和有限理性视为在群体内部没有差异的静态，演化金融假定有限理性的个体之间存在理性程度差异且会动态改变。演化金融的观点导致了与经典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的需求法则的冲突。演化金融支持行为金融在有限套利下的无限制借贷不可能使价格被噪声交易者的需求所决定的观点，并且论证了不同策略间的财富流如何成为价格信息的驱动力，最终解释市场生态如何伴随时间进化，财富在不同策略下如何分布以及策略本身随时间进化的问题。从这个方面讲，演化金融理论具有更为广阔的理论前景，应该会产生更优的资产价格预测模型。达尔文范式强调时间不可逆性的突出优势与金融学强调时间价值的本质相一致，因而有更多的人期待着以达尔文进化范式取代牛顿力学范式的金融学领域的“达尔文革命”。 四、结论与启示 遗憾的是，现代经济金融理论对证伪主义传统的贯彻是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证伪主义哲学对经济学界只有重要的间接影响。布劳格指责当代的经济学家乐于讲述证伪主义，但不愿意实践证伪主义，不愿意建立那种存在潜在被证伪的理论，也不愿意将有可能被证伪的内容拿出来面对事实，他认为是现代经济学自身薄弱的核心原因。众多的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证伪主义哲学的极端化倾向，大多数经济学者仍然是寻求理论证实而非证伪。现代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令人不安的倾向，正如布劳格所说：“现代经济学家不是企图驳斥可以检验的预测，而是经常满足于证明现实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这样就用容易进行的证实来代替难以进行的证伪……他们鼓吹理论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的重要性，却极少实行自己所宣布的方法论信条……确实可以被描绘为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譬如，经典金融理论体系看似严密的数理模型几乎全都是建立在与现实世界相差甚远的前提假设基础上，在证伪主义哲学影响下对其进行修正的方法论却存在悖论，金融市场异象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构成现实挑战，噪音交易理论谋求对该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重要考察的还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均衡价格形成机制具有全新研究范式的博弈论框架则对人的理性又有了更高的要求；很多的制度金融主义者一方面醉心于按照一定模式设计金融体系，并津津乐道于对金融体系的运转情况的解释和理解，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对金融变迁实际进程的前瞻性预测范式的构建；利用金融计量学工具研究得出互有矛盾的结论长期共存绝非笑谈，虽然资料言之凿凿，我们却经常缺乏对结论进行证伪的技术和探究耐心。 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整个经济社会信心满满的时刻突然降临，却没有金融理论对之做出前瞻性洞见，危机爆发后也少有具有强有力指导性的理论及处置对策，这是对现代金融理论体系的一次证伪。金融理论创新、方法变革和研究范式变革要求我们，能以创新智慧不断地摆脱历史的局限来证伪和发展现有的框架体系，也要有足够的勇气去随时放弃陈旧的传统。今天重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精辟见解，仍然会产生深刻的启示：“从一种处在危机中的规范过渡到一种新的规范，从而出现的常规科学新传统，远不是一个积累过程，不是靠老规范的分析和推广而达到。它应是该领域按新原理的一种重建，是改变该领域某些最基本理论的推广以及许多规范方法和应用上的重建”。[10]标签：证伪主义论文; 金融学论文; 波普尔论文; 逻辑实证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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