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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4-0001-11
对毛泽东精神的理解和阐释，笔者及诸多研究者主要是着眼于毛泽东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而较少注意他对时代精神的吸取和发挥。忽视毛泽东思想和实践中蕴含的时代精神，这是时下毛泽东精神研究存在的一个不足。为纠正这一不足，笔者写作此文。笔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精神主要包含有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人道精神和创新精神。
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杰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精神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振兴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近几年来，笔者所写的几篇文章正是从这一方面阐扬毛泽东精神的①，曾说到：“民族精神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民族精神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在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之后尤其是这样。民族精神要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交往中互相学习、互相吸取，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毛泽东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笔者在阐述毛泽东的爱国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精神时都注意到它们的时代特点和内容。笔者还写过专论毛泽东的自由思想、创新精神的文章②。尽管如此，总的来看，笔者主要还是着眼于从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视角论析毛泽东精神。与笔者一样，许多研究者和广大民众也主要是从这方面赞颂和弘扬毛泽东精神的。重视从民族精神视角研究和弘扬毛泽东精神，这无疑是有其理由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若仅限于此而忽视了时代精神，则显然是一种偏颇。
精神是物质的产物、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不是先于物质存在的绝对观念或神秘力量。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由其思想文化积淀、凝聚、传承而成的，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理想、智慧、意志、情感、性格和传统，是维系一个民族存在的精神支柱，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时代精神则是整个人类一定时代的最先进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在意识上的反映。时代精神体现了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方向、新的价值追求和新的思维方式，对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具有普遍的意义。时代精神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引导的作用，赋予各民族、国家的发展以新的活力。民族精神是历史的产物，它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因而作为现实的民族精神，它亦应具有时代内容，即具有时代精神。在现实的生活中，在思想理论体系、文学艺术作品、具体社会实践乃至个人生活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合二为一的，可以分析而不可分割。
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一定历史阶段，有的民族、国家走在人类历史前列，有的则相对落后于时代，这就发生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落差。当人类社会发展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这种差别就越发明显，存在于同一时间的国家可以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15-16世纪之前，中华民族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列，那时民族精神亦即是时代精神。但在此之后，西欧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走在人类历史的前列，中国社会则仍停滞于封建社会，到了19世纪，则更明显地落伍了，由此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发生了分裂。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需要振奋民族精神，而且尤其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吸取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时代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已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现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需要现代精神，但中国社会落后于西方一个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社会的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主要是由外来输入的，最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西方现代新思想大规模输入是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这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大大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久远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政治革命，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五四”精神是什么？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笔者曾撰写《简论五四精神》一文，提出“五四”精神主要有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奋斗精神五个方面③。“五四”精神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统一。
在“五四”爱国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并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但其性质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因此，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虽有矛盾、对立，但在其基本精神上更有相容、相一致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继承和吸取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并赋予了新的内涵，科学、自由、民主、人权依然是中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弘扬了“五四”精神。
毛泽东本人先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浸润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精神，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因此，从思想来源看，毛泽东思想中的时代精神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源于“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他反对守旧，反对专制，反对迷信，主张科学创新，高扬自由民主，追求个性解放。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并没有因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抛弃“五四”精神。他博古通今，主张中西文化互补、融合，不赞成全盘西化。正如他思想中的民族精神吸取了时代精神一样，他思想中的时代精神自然也融进了民族精神的因素。因此，作为统一的毛泽东精神，其中民族因素和时代因素的区分具有相对性，有的甚至很难区分。
笔者曾将毛泽东精神的内涵界定为：“毛泽东的智慧、情感、意志、理想、信念、人格的结晶”，“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诗词、书品、生活和实践中蕴含的最深层的本质”。毛泽东精神的内容异常丰富，笔者以往仅从民族精神视角研究，因而把有些内容忽略了。现在以新的视角进行审视，毛泽东精神则可归纳为以下九个方面：（一）爱国精神；（二）自强不息精神；（三）科学（实事求是）精神；（四）为人民服务精神；（五）自由精神；（六）民主精神；（七）人道精神；（八）创新精神；（九）艰苦奋斗精神。当然，这纯粹是个人的意见，肯定会有一些内容没有包括进来，也还可以有更好的概括和表述。这九个方面的每一条内容都包含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统一。
如此说来，毛泽东思想和实践中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就不能区分了么？那倒也不是。还是可以做相对的区分。如何区分？主要看其基本的来源。民族精神主要是源于民族历史，是民族的、传统的历史继承。时代精神则主要源于世界历史，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科学教育的反映，是由西方现代社会传入的。据此，笔者认为：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虽然融进了时代的内容，但就其实质而言，则源于民族传统，归入民族精神较为恰当；科学（实事求是）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人道精神、创新精神虽然也有民族传统的继承，但其主要来源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归入时代精神相对合适。
以下对科学（实事求是）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人道精神进行简要分述。
二、科学（实事求是）精神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成果。近代以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的革命力量，科学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普遍认识到，西方国家先进、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方科学发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人更是高举科学的大旗，宣传科学，提倡科学精神。陈独秀提倡的科学精神，“就是尊重事实、尊重理性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1]41。青年毛泽东深受“五四”科学精神影响。他指出：“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2]305他又说：“不信科学便死。”[2]387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提倡科学，注意思想和行动中坚持科学精神，并对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赋予了新的涵义。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而且也重视自然科学，始终把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列为自己学习的内容。他不仅自己学，而且一再号召干部要学点自然科学，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自然科学素养，提高自己的科学决策能力。他十分重视我国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极为丰富，思想十分深刻，事迹异常感人，令许多科学家终身难以忘怀[3]。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研究会成立会上，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4]269-270他把科学实验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认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提出一定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要下决心，打破常规，搞尖端技术，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他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支持和鼓励科学家进行创造性研究，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研究和开发尖端科学技术，在核技术、运载火箭技术、人造卫星空间技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杂交水稻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
毛泽东的科学精神更突出地体现在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上，体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和继承人类优秀遗产基础产生的科学理论，是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的高度统一。由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诞生，社会历史科学才第一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在纷繁复杂的众多思潮中，青年毛泽东正是依据当时盛行的科学实证精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5]4毛泽东固然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但也十分重视它的科学性。1929年，他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了共产主义者思想和行动的“科学化、规律化问题”，批评某些同志的非科学态度[5]65、70。之后，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批评唯心观念，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要政治化，科学化”[6]92。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时指出：“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又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是“一种科学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他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他认为：“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7]10、42怎样才能做到思想和行动的科学化，科学地实践而不是盲目地实践，以取得实践的成功？他认为，首要的是要做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思想和行动要符合客观规律，否则就会打败仗，犯错误，办不好事。
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门科学，始终教育全党必须以老老实实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针对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他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生作用，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用它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然后再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丰富和发展理论。他一再指出，科学的态度，就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8]663针对“党八股”，他还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9]835-836他对“实事求是”做了唯物辩证的解释，赋予新的内涵，用它来揭破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他提倡，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真理是客观的，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是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贯彻着这种精神，因而使我们的民族获得独立和自由。
与科学相对立的是迷信。坚持科学精神，就要反对迷信盲从，提倡独立思考，提倡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迷信书本，迷信斯大林，迷信共产国际。为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提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9]827独立思考、批判精神、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
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删去了宪法草稿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元首”一条。傅作义在讨论会上说，毛主席抹去这一条，“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虚愈伟大，愈伟大愈谦虚。”对此，毛泽东则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10]330相信真理，破除迷信，这是科学态度。1958年，毛泽东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潮流下，出现了不讲科学、盲目破除的情况。对此，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保护。”[11]448、449他对当时放的粮食亩产几万斤的所谓高产“卫星”公开表示不相信，说“这不是放‘卫星’，而是放大炮”。他对外国朋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针对当时盛行的说假话、浮夸风，他提倡要做老实人，讲真话，反对讲假话，为此他直接写信给从省级到最基层的生产小队级的同志们。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反复教育全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始终相信科学，相信真理，认为革命事业是科学，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掌握客观规律。即使在他事实上已离开客观真理、陷入严重主观主义时，在将不久于人世之前，他还说，几万年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他自以为终生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这是他悲剧之所在。应当肯定，追求真理，为坚持真理而斗争，这确实是科学精神所应有之义。
总之，毛泽东相信真理，尊重科学，提倡实事求是，注重思想和实践的科学化。诚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靠的是实事求是。这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实事求是态度就是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
三、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核心。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极力鼓吹自由价值观，把自由看成他们的专利，攻击社会主义无自由，以此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讳言自由，甚至发生见自由就砍的情况。其实，现代自由虽然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它更是无产阶级所追求的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首次把人类追求自由的理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现代中国需要自由，在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贯彻着自由精神。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青年毛泽东充满着争自由、求解放的激情。他强调人格独立，崇尚个性自由，“故凡有压抑个性、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2]151-152。他鄙视数千年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奴性，痛批奴性，发出“自由女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的呼声[2]375。他宣传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妇女解放。他高扬“不自由，毋宁死”的独立人格。他抨击专制制度，要求学术研究自由，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的原则”，是“人类最可宝贵”的[2]368。他大倡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由强权得自由”。他追求的理想社会是“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2]293。可见，“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深深地激励着青年毛泽东。
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人的自由发展依然是他追求的理想。他的脍炙人口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他追求自由的心境。不过，此时他把争自由、求解放的思想放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上，把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与民族的、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联在一起，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联在一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把自由、民主看成是革命所追求的纲领性目标。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团结最广泛的人民大众抗日，他提出，共产党愿同国民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6]259。他响亮地公开宣言：“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在一起的。”[4]170争自由、争民主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行动口号。
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很少讲自由、个性、人权、民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持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战胜强大的敌人，十分强调党的纪律和党性，较少讲自由和个性。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一部分人产生了误解，认为共产党只讲党性，不讲个性，只讲纪律，不讲自由。有的人甚至认为，共产党要消灭个性。针对这种误解，毛泽东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2]208在中共七大，他多次讲个性解放，讲党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他还引用《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著名论述，并说：“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12]416中共七大提出未来的新中国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他指出：“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13]1070确实如此，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奋斗不已，以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④。毛泽东在1947年《新年祝词》的最后说，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大地”[14]211。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还讲到个性解放，讲到“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5]456-457但总起来看，在1957年后，毛泽东在自由民主问题上陷入迷误，只承认自由民主是手段，不再承认自由民主是目的。从反右运动起，自由成了一个忌讳的词。这方面的教训应记取。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对自由与必然、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做了唯物辩证的阐述。他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的实践和认识是一个过程，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这些论述表明，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不断争自由的历史，人类的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和纯粹的自由王国。
自由是人类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外古今都有诗人通过诗句来形象地抒发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压迫自由的反抗。诗人毛泽东的许多诗词鲜明地显现了争自由的精神。除前面提到“万类霜天竞自由”表达了诗人追求自由的心声外，更多的诗词则表达了诗人反对束缚、奴役、压迫的强烈的情感和争自由、求解放的冲天豪情、盖世气概，以及获得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如“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也有些诗词反映了诗人丰富的奇思妙想和与天地同逍遥的浪漫气质，如“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反复吟诵体味毛泽东的诗词，心中就油然升起一股争自由的精神。
毛泽东是独具一格的书法大家。“书如其人”。他的气质、人格、神韵，他的自由精神，在书法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毫无遮掩的彰显。他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及书法时说，“人有相貌、筋骨、精神，字也有相貌、筋骨、精神。”“字就像人，有精神有个性，有的雄伟豪放，有的潇洒秀丽。”每个人的字，应有“个性”、“个人风格”，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他很不喜欢“让人看了感到松散、柔弱”的字[16]620-622。他晚年尤其喜爱唐代怀素、张旭的狂草。他草书的作品（主要是书写他自己的诗词），挥洒自如，龙飞凤舞，气势磅礴，豪情冲天，雄健劲逎，充分体现他的人格和精神，不仅给人以行云流水动感之美的享受，更给人以奔放不羁自由之精神的激励，具有永久的魅力和价值。自由精神在毛泽东的诗书合璧的作品中得到完美的表达。
自由精神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他在青年时代就称自己个性不受束缚，崇尚个性自由。这一特性贯彻他的一生。与他朝夕相处、亲如家人的工作人员回忆道：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正如他的书法一样，信笔写来，不拘俗套，飘逸豪放，自成风格，又无穷无尽创造着新形式。就是他的吃饭睡觉，也是与任何常人不同，总是那么随随便便，随心所欲。又说，他很不愿意别人强加自己，改变自己。他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17]64-65。他对限制他自由活动的保安警卫的条条框框甚表不满和无奈。他不拘礼节，一次，在酷暑天，他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老朋友胡志明，汗水湿透了胡志明的衬衣。他给老朋友扇扇子，帮老朋友脱去上衣。他与赤裸上身的老朋友，亲如兄弟，坦诚相向，共叙友谊，纵论天下大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他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后下城楼，在金水桥畔，同周恩来一起，与红卫兵席地而坐，自由交谈。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没有自由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自由精神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活中没能很好地贯彻，教训非常沉痛，这是应正视的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就否定毛泽东的自由精神，犹如我们不能因毛泽东晚年严重陷入主观主义而否定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一样。当代中国社会亟须开展新的个性解放运动，确立独立自主人格。为此，我们更要发掘和阐扬毛泽东的自由精神，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四、民主精神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12]399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说：“我们党有民主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15]467阅读已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文集”、“文稿”，我们不难读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民主国家”、“民主共和国”、“民主政权”、“民主政府”、“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民主政治”、“民主运动”、“民主改革”、“民主选举”、“民主权利”、“民主管理”、“民主关系”、“民主生活”、“民主原则”、“民主方法”、“民主作风”等等与民主有关的词句。诚然，毛泽东晚年严重背离了他曾提倡和实践过的民主理论和民主精神，但他的民主理论和民主精神，如同自由理论和自由精神一样，同样是他遗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总结、继承和弘扬。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但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名存实亡，国民备受专制之苦。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宣传只有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青年毛泽东，崇信孙中山、陈独秀，深受民主主义影响。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始终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奋斗。不过他对自由民主的理解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他讲的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他理解的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阶级性。他认为，革命是人民的革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的解放，革命的胜利则要靠人民的觉悟和奋斗。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大众的就是民主的。人民既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又是共产党直接服务的对象。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⑤，是毛泽东民主精神的灵魂。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首先体现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中。毛泽东不仅为人民军队规定了性质、宗旨和任务，而且注重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把民主主义思想灌注于军队，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民主制度。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军队要有战斗力，关键在于发挥士兵的能动性，在军队内部施行民主制度。在红军初创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疲，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同样一个士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6]65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队内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许可范围的，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抗日战时期，他指出，军队在现代化的同时还必须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以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军队实行民主，官兵一致，就能增加绝大的战斗力，支持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总结军队民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依据解放战争的进程，他提出在军队内部开展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运动，用民主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以发扬军队的民主作风。可以说，在中国，民主主义思想首先在人民军队内部得到实施。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集中体现在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生活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但由于中国的特殊性，党内封建的、小生产的影响很大，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很难。他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尽，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6]72党要有力量，就要靠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党员的积极性。因此，他十分注意党内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他在党的重要会议上经常讲党内民主问题，指出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重要的一条是提倡民主作风，鼓励党员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提倡，领导同志要广泛听取意见，包括反对意见，各种闲话、小广播。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1941年夏，边区政府在礼堂开会，一个落雷把一位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闲话，雷公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打死。有的同志听到此话后提出要追查。毛泽东反对追查，而是进行调查，老百姓为什么这么说。调查发现边区征粮太重，老百姓负担不起，于是发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多次讲此事，以此教育全党，发扬民主⑥。他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我们不怕人家批评，要学会听闲话。”[12]399-400在革命胜利前，党内民主生活比较好，但革命胜利后，尤其是经过1957年反右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原则得不到贯彻，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1962年1月，为了克服困难，毛泽东在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问题。针对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不理解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他指出，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让群众讲活，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讲[18]291。他说，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民主集中制是上了党章的，上了宪法的[18]292，要发扬民主，启发人家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18]310-312认识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真理开始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因此，民主制不仅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要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注意保护少数，否则民主有可能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和认识论这三者融为一体。
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党内生活民主化，毛泽东强调要健全党委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相结合的制度。他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4]1340集体领导是党组织的最高原则。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由党委充分的集体讨论做出决定，而不能由个人决定，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与集体领导相对立的是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毛泽东说：“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拿中央常委或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我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算的道理呢？”[18]294-295只有集体领导，才能集中多数人的智慧，防止主观性、片面性，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个人专断、家长制，是数千年旧社会遗留下的传统。毛泽东虽然一再批评个人专断、家长制，也批评“以我为核心”，但在晚年，他本人仍陷入严重的个人专断的错误。毛泽东逝世后，虽然批评个人专断，也制定了党内民主生活准则，但这一恶劣传统至今仍严重地、普遍地存在着。这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民主不仅是一种观念，一种组织原则，一种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国家形式。在西方语言中，民主本来的涵义是人民的统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民主是上层建筑，是一种国家形式。毛泽东的民主理论和民主精神最终体现在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中。
毛泽东曾说，中国缺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8]731他又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12]168近代以来先进分子的一切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就是为了争民主，争独立。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是工农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全民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提出必须实行民主，争民主是本质的东西。他反复说明，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为了抗日，抗日则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民主是抗战胜利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政权是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他加写改写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4]335陕甘宁边区则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政治的榜样。在中共七大，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应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总结了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的革命经验，尤其是党成立以来28年的经验，精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195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他提出，宪法有两个基本原则：“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15]1271956年，在苏共批评斯大林之后，从斯大林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的错误中，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完善，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的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一些办法更进步些，可学习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他认为，在斯大林时期，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社会主义要想办法扩大民主，让人敢于讲话。他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都体现了扩大民主的精神⑦。
如何防止人民政权变质，如何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这是毛泽东晚年思考的主题。他的基本思路是直接依靠人民，依靠民主。还在延安时，他在回答黄炎培的如何跳出历史上的新当权者“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1161956年，当有少数人提出“大民主”时，毛泽东认为，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对付不肯改正的官僚主义者，而不适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小民主、小小民主。1957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看作是由群众创造的适合新形势的一种革命新形式，是对我党民主传统的一种发展。到1966年，他运用大民主（“四大”）的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党和政府的黑暗面，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演习、一次试验。实践证明大民主并不成功，人民民主不仅没有得到贯彻，相反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一部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的专政。大民主可以揭发党和政府的黑暗面，揭露社会矛盾，但它也有局限性，很难正确分析矛盾，很难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容易为坏人利用，容易助长无政府主义，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毛泽东缺乏法制观念，没能把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仅仅依靠民主、依靠群众，或仅仅依靠法制、依靠制度，都很难解决党和政府的黑暗面，很难跳出周期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看，党和政府仅靠自己管自己是管不住的，需要由人民运用民主和法制来管。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历史课题。
毛泽东的民主精神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他身为领袖，但无论在与党内同志还是与党外民主人士的交往中，无论在与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与普通平民百姓的交往中，无论在与亲朋故旧还是与素昧平生的来访者的交往中，无论在与外国的政治家、著名人士还是外国的一般的记者、工人、青年、妇女的交往中，他总能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尊重人，采取商量的口气与人交换意见，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无刻板、生硬的说教。许多同毛泽东交往的回忆录折射出毛泽东人际交往中的民主精神。
总之，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和实践是丰富的、复杂的，需要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人民是毛泽东民主精神的灵魂，这一点仍是当代中国迫切需要的。
五、人道精神
人道思想，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有的。但从社会制度上讲，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20]114专制制度摧残人性，无人道精神可言。人类历史只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尊严、人格、人道、人的自由才第一次得到普遍的承认，人道精神才成为时代精神。同自由精神、民主精神不可分的人道精神也贯彻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
毛泽东是一个情感丰富而且易于动感情的人。他说，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卫士长李银桥讲了毛泽东哭的诸多感人情景。1955年，卫士马维探家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在家乡调查的情况，同时把从家乡带回的一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交给他，并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他接过窝窝头，用手掰了块，放在口中，泪水哗地淌下来。他把窝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吃，并哽咽着说：“吃！这是种粮人吃的口粮！”“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嘛！要想个办法，怎样才能加速社会主义呢？”他迫切希望中国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生活。1958年，他在上海看越剧《白蛇传》。这是一出悲剧，在看到动情处，他泪珠涟涟，哭出了声。当演到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他竟愤怒拍案而起，大声说：“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21]26-29这一拍案，惊动四座，正可谓真情本色的充分显露。毛泽东出生在农村，受母亲的影响，信过佛，从小就有一颗慈悲心，同情穷苦人。后来受了现代教育，自然不信佛了，但慈悲救世之心不仅没有抛弃，而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发展为解放被剥削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这一理想信念成为他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内在动力。毛泽东的慈悲救世之心与佛教及一切宗教慈悲救世之心的根本区别，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同情心，有没有救世心，而在如何救世，如何人道。他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苦难、贫困、压迫、剥削、丑恶等消灭，不是靠人类之爱的说教，不是靠献爱心，而是靠改革，靠革命，靠发展生产力，靠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
青年毛泽东看到：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需要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开始并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但中国的和世界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那一套，说得好听，实际做不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
革命是为了解放人。革命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毛泽东的心始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联在一起，时刻关心人民的生活和冷暖。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出，党和政府要关心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生活，注意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教育、交通等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这样。1958年，当听到有些地方吃饭不要钱时，他是高兴的，但他心里也不踏实，有疑问。1958年10月底，他在河北、河南两省调查时，每到一地都要问一问：食堂办得怎样？人民是否喜欢吃大锅饭？一月吃多少盐？多少油？做不做菜？有没有肉吃？他要求一要吃饱，二要吃好。1959年发生春荒缺粮。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在给刘少奇、邓小平及各位同志的信中提出：“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22]87过了一个多月后，他在一个有关春荒缺粮的报告上批示给周恩来总理：请他们（十五个省的第一书记）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无饭吃的暂时紧急危机[22]209。但由于各种原因，危机没有很好地解决，大饥荒、大破坏的人道主义悲剧还是发生了。他内疚、自责，夜不能寐，向全党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把这种大破坏悲剧发生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于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民主革命不彻底。随后，他对党内阴暗做了夸大的估计，担心修正主义上台、“马列主义党变成法西斯党”，担心发生“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改变颜色”，出现广大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样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他的这些担心，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充满了人道精神。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的情景”出现，他决计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但脱离了现实，使他陷入了更大的悲剧。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大倡“民众大联合”到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其间经历了不同的革命，但其中贯穿着一个不变的宗旨：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这是毛泽东人道精神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不仅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胸怀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且为世界人民服务。因此，他的人道精神不仅表现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奋斗上，而且表现在对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支持上，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支持上。20世纪60年代，他两次发表声明，声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暴斗争即是其中一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毛泽东认为，人是世间第一可宝贵的。他的人道精神突出体现在尊重人、尊重人格和人的尊严。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受旧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军官打骂士兵、侮辱虏俘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指出，肉刑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资产阶级国家已一般地废止肉刑，我们应接受民主主义这一遗产，红军要“坚决废止肉刑”，“废止辱骂”，“优待伤兵”，“优待俘虏”，“举行废止肉刑的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要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原则，“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8]512。尊重人，尊重人格和人的尊严，这是人道精神的基础和出发点。
他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话。他认为，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他十分注重对剥削阶级和罪犯的改造，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也构成他人道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消灭反动阶级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这阶级的个人，相反是把他们作为劳动力加以保存，使之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坚决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严厉禁止乱斗乱杀行为，指出地主作为一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在对犯罪的改造上，早在江西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感化、教育的方针。他指出，对已经逮捕的犯人，“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23]265。在司法制度中，他明确规定，废止肉刑，严禁逼供信，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在劳动中把他改造成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说，要把犯罪人当作人，人是可以改造的，对他有点希望，有所帮助，当然也有所批评，许多犯罪分子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够教育好的。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实践表明，在毛泽东改造犯罪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在对犯罪的改造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和积累了丰富经验。我国改造犯罪的制度是最富有人道主义的，赢得了国际司法界同行的赞誉[24]。
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对“消灭敌人”，毛泽东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不是完全消灭其肉体。”[8]482对于已放下武器的俘虏则实行优待政策，不许侮辱其人格。如何消灭敌人，毛泽东也依据情况，采取灵活的方针，尽可能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把战争的破坏减到最低程度。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分别采用天津（战争）方式、北平（和平）方式和绥远（改变）方式去解决剩余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做到如马克思所说的“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25]98进行，结果加速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他要求解放军队保护人民，保护财产，保护文化古迹。他特别指示前线指挥员：“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26]2901958年，在炮打金门时，他公开告台湾同胞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11]420人民军队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人道之师。战争与人道主义似乎是对立的，但在毛泽东那里，两者又是可以统一的。至于毛泽东在延安做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更是人所共知的，已成为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中国封建的反人性、反人道的传统很深，根除这类野蛮传统很难。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批示中涉及有关禁止虐待俘虏、禁止肉刑、禁止逼供信、禁止乱打乱斗乱杀、要文斗不要武斗、废除法西斯的审查方式等内容的言论难以计数，可在实践中，这些反人性、反人道的违反法制现象却时有发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一度变得相当普遍。有的人把这类现象的发生统统归之于毛泽东，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这类现象是毛泽东一贯所严厉禁止的、反对的。有的人把我党历史上发生的这类现象、冤假错案集中起来（而且往往夸大不实）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显然把支流当作主流，同样也是错误的。可以说，直至今天，这类现象也仍时有发生。这类现象屡禁不止，原因何在？如何杜绝？这需要我们做深入具体的研究。
同民主精神一样，毛泽东的人道精神大量地体现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表现为对同志、故旧、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友和家人的深厚情感上。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视同家人，和蔼相处，关心他们，甚至为有的工作人员做媒、AI写作情书。大量的回忆录所记述的生动事例都充分表明，毛泽东是一个富有人道精神的人，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这也是许多同他交往过的人不得不对他由衷敬佩的缘由之一。
总之，毛泽东的人道精神是丰富的、高尚的。以人为贵，尊重人，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这是他人道精神的基础和出发点。解放人，解放全人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他人道精神的最高境界。
六、创新精神
笔者曾写过《学习毛泽东创新精神》一文，刊《理论视野》2006年第4、5期，故对本题在此不再赘述。
毛泽东精神中的时代精神，内涵丰富、深刻，也甚复杂。学习、阐扬毛泽东精神中的时代精神，不仅有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本文仅作为引玉之砖，旨在引起学界对毛泽东时代精神的重视，希冀有更多的同仁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见《纪念毛泽东，弘扬民族精神》，刊沧南主编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毛泽东精神永存》，载《学习论坛》2003年第12期；《毛泽东对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载《光明日报》2003年12月16日；《毛泽东精神研究四题》，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
②见《竞自由——毛泽东自由思想散论》，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毛泽东对奴性的批判》，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学习毛泽东创新精神》，载《理论视野》2006年第4、5期。
③参见拙文：《简论五四精神》，载《思想教育研究》1989年第3期；又刊《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毛泽东为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最后为：“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毛泽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⑤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欢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以回应。在中共七大做的《愚公移山》闭幕词中，他把人民群众比作“上帝”。1975年10月8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则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
⑥仅《毛泽东文集》第3卷就记录有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大会的结论中讲到此事例。
⑦有些人常引用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的话，来批评毛泽东的“专制”、“暴政”。这些人并没有查明，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据笔者手头的资料，此话是毛泽东在1958年8月19日北戴河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的。他在讲话的一开始就讲工业的统一管理问题。他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百万吨的钢厂，这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归中央管，十分之二，大部分归地方管，十分之八。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只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往后，他说到：邯郸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这叫社会主义秩序。很明显，毛泽东这里讲的“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是指管理上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问题，是针对只讲民主、不讲集中的无政府情况而发的。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话的基本意思也是正确的，无可厚非，它与“专制”、“独裁”、“皇帝”挨不上边。可见，某些人引用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的话完全歪曲了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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