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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敬鬼神而远之”、“狐死必首丘”是两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蕴的用语。“敬鬼神而远之”蕴含了中国人常怀二心的鬼神观念，不即不离的宗教信仰以及清醒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狐死必首丘”所表达的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绵绵不绝的恋乡情结。这种恋乡情结是中国农耕文化和宗法观念天然契合的产物。
关键词 文化语言学 鬼神观念 恋乡情结
“敬鬼神而远之”
鬼神观念的出现，与死亡现象的关系至为密切。西哲费尔巴哈说：“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古人熊伯龙则言之更显豁：“人之所以畏神者，以畏死耳。……畏死之心迫而后神明之说兴”（《无何集》）。“神明之说”既兴，中国人又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信，还是不信，抑或是既信又不信？这，可以从文化语言学中找到答案。
梁漱溟在《儒佛异同论》中指出：“鬼神有无，事属难知。……遽加肯定或遽加否定，两无所取。”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鬼神有无之间，确有难以明言也难以尽言之处。谢肇制《五杂俎》中有一段话，最可见出这一心态：
谓死者为必有知乎？则鬼魅纵横冥途，亦不胜其繁扰也；谓死者为必无知乎？则梦兆肸
、祸福感验、不可诬也。圣人之言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为无，则何为赞其盛？以为有，则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无之间，不可思议者也。
既然鬼神“有无之间”确有“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明智、最现实的态度显然莫过于对鬼神“敬而远之”了。
有意思的是，“敬而远之”这一成语最早恰好就是“圣人之言”，本来也恰好是指“敬鬼神而远之”，只是到了后来，它才由特指衍为泛指，指谓待人接物的态度。据《论语·雍也》上记载，有一次，孔子弟子樊迟向老师讨教“知”（明智）的问题。孔子回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老师不愧为老师，他的这一回答亦“可谓知也”。对鬼神，他一方面主张敬畏它，这是因为“礼”的需要，具体来说也就是“慎终追远”，以尽孝道；但在另一方面，孔子又要求人们远离它，回避它，唯恐迷神信鬼而陷于诬妄，难以自拔，从而妨碍现实人生。这种既“敬”而又“远”的态度，显然和他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是互为关连，相协一致的。
孔子的这一态度，凸显的正是强烈的实用理性精神，洋溢着华夏文化特有的气息。我们中国人自来不擅长对问题作“云深不知处”式的探讨，而总是习惯于立足当下现实，注重日用伦常，这种文化心理分明与孔子的这一态度密切相关，或者说正是他“务民之义”的结果。所以古人说“千年圣学有深功，妙处无非日用”（张孝祥语）。今人范文澜也说：“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敬鬼神而远之”现已成为一句使用很广的民俗用语，它对我们审识中国人的鬼神观念、宗教信仰、死亡意识确实起到了绝好的“指示”作用。
例如，出于对死亡的畏惧，中国人历来对鬼神深加敬畏，人们一思一念，一举手一投足，常常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惟恐冒犯神灵而招殃惹祸，甚至连他们有限的抗争，也不得不仰仗鬼神的力量。历朝统治者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去愚弄他们的芸芸众生、蚩蚩下民。他们“借鬼神之盛，以声其教”（《淮南子·汜论训》）；又用鬼神之说，“以辅王政之穷”（《日知录》）。“神道设教”的结果，强化了人们对鬼神的敬畏感。所以古代有句熟语叫“人纵有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可以看出，人们敬神畏鬼有时甚至超过了畏惧王法。正因如此，我们中国人才会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它们的脚下，对它们极尽戴仰之忱，为它们不时地奉献洁净丰厚的祭品，祈盼得到它们的庇佑。我们从“阎王叫人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老太太进庙，见神灵就磕头”等俗语中，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然而，在“敬鬼神”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分明可以看出“无鬼神”的心态。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话无异于说，人们只有祭神时才似乎有神在，而不是神在才需要祭神。前者是中国人的态度，而后者则是西方人的态度；前者是入世的、为我所用的态度，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态度。
既然中国人的态度是积极的、入世的、现实的，那么，中国人的心理自然也就是用则奉若神明，不用就高高挂起了。俗话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急时抱佛脚，病时乱求神”。这些民俗用语实在是民俗心态的“传真”——人们只是需要时（“急时”、“病时”）才“临时”去求神拜佛，就连那些迷信最深的“老太太”也只是在“进庙”之际才“见神就磕头”啊！
这种既“敬”又“远”的态度，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人文”态度，它酌取于有与没有之间，徘徊在信与不信之际，使人们“迷”而不“信”，“信”而不“仰”，始终处于一种临界状态。这就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抉发的那样：
人之信事鬼神也，常怀二心焉。虽极口颂说其“聪明正直”，而未尝不隐疑其未必然，如常觉其迹近趋炎附势是也。……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
“信事鬼神，常怀二心”，正是十足的既“敬”又“远”、既信亦否的二元心态。你说不信，人们却敬它、畏它（“畏”的字象为“鬼头而虎爪”，语义为“可畏也”），而且鬼神之多在在而有，甚至连茅厕也有个“紫姑”的厕神，简直到了“神不聊生”的超饱和的地步；可你说信，人们偏又讨厌它、贬抑它，“丑”的繁体字从“鬼”、“酉”声，其义为“可恶也”，汉语中的“色鬼”、“赌鬼”、“酒鬼”、“烟鬼”、“懒鬼”、“鬼话”、“鬼混”、“鬼胎”以及“鬼头鬼脑”、“鬼鬼祟祟”、“鬼哭狼嚎”、“心怀鬼胎”，还有那“鬼画符”、“鬼点子”、“鬼把戏”等都带有贬抑否定的色彩。这真是“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
深进一层来说，这种“敬而远之”、“常怀二心”的态度在对待“巫”上也粲然分明。巫本是操纵生死大权，活跃于人神之间的神奇人物。巫的神奇，正如俗话所说“又做师婆又做鬼”，一身而二任，俨然是神灵。正因如此，“灵”的繁体字就从“巫”。巫所事无形，凡人所难以目视、耳闻的一切神神秘秘的事，都由巫来一手包揽。也因如此，汉语中的“巫”，又与“无”同源。对这样的神奇人物，我们中国人似乎并不那么买账。一方面，人们固然不敢得罪他们，也多少对他们存有那种来源于荒荒远古的敬畏心理。这可以从俗语“信巫不信医”，因为医“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中见出。这些俗语所凸现的心态，在龚维臣《述医》中表达得最清楚：
巴楚之地，俗信巫鬼。……或致疠病之苦，率以谓……非医药所能攻，故请祷鬼神无少暇。……如是以死者，未尝不十八九。……其患非他，由觋师之胜医师耳。
由于敬畏巫师，不信医师，甚至出现了“疾病未尝亲药饵”（曾敏行《独醒杂志》）、“医师衡门冷如水”（萧立之《赠医士》）的景况。可是在另一面，人们对这班神汉巫婆又绝非虔诚戴仰。早在先秦时，人们对“巫”假托鬼神，妄言祸福的本质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巫祝）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轻视）巫祝也”（《韩非子·显学》）。许多有识之士进而指出，疾病之所以“不治”，实由于“信巫”（《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因而“疗病当去巫鬼，寻华（佗）、扁（鹊）”（《南史·循吏传》）。更有人公开揭破神汉巫婆“饰伪行诈”，全凭利口一张“以取厘谢”，“或以成业致富”（《盐铁论·散不足》）的真相。
真相既明，便有了“诬”。“诬”从言从巫，巫亦声，是个会意兼形声字，其意思是说“巫”之“言”虚妄不实也。许慎《说文解字》上说：“诬，加也。”换成白话来说，也就是无中生有，横加捏造的意思。把“巫”视为“诬”，绝非对“巫”的污蔑，恰恰是中国人理性觉醒后对“巫”的恰如其分的定评。这一定评，我们只需看“巫婆改行——没人信”、“巫师治病——胡来”、“巫婆下神——装模作样”之类的歇后语，即可明了。
再推而言之，我们中国人对整个宗教世界的看法也都是敬而远之、远而敬之，持有二心。他们虽然敬佛烧香，煞有介事，占卜测字，小心翼翼，画符念咒，呼神唤鬼，但这一切的一切并不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很现实、很具体的目的，要么是求长生，要么是求子嗣，要么是求消灾，要么是求避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汉语中一个煞是有趣的现象，即凡是涉及宗教现象的熟语，每每含有一种调侃、戏谑的意味。这在歇后语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例如：
和尚训道士——管得宽
佛爷脸上刮金子——浅薄
三仙讲道情——全是假话
雕塑匠不拜神——知道老底
土地爷洗脸——湿（失）面子
土地爷拉弓——射（色）鬼
铁拐李的葫芦——不知卖啥药
雷公劈豆腐——专找软的欺
城隍娘娘害喜——鬼胎
小鬼敲门——死命
菩萨生胡须——人造的
透过这些出语不恭不逊、含有调侃戏谑口吻的歇后语，我们不难直观地感受到那种逸出于“敬而远之”之后的轻松，那种特有的入世的、积极的、充满乐观气息的人生态度。
我们切切不可小瞧这种人生态度，因为正是有了它，才使得我们的民族始终未能出现那种不可解脱的危机感、罪恶感，也始终没有出现西方那种难以自拔的宗教狂热、那种残酷的禁欲主义，当然也更不会出现那种异端的裁决和血腥的宗教战争。
我们拥有的人生态度始终是清醒的、入世的、积极的，我们对宗教信仰是真诚而不是虔诚、是投入而不是陷入。这种若即若离又不即不离、浅尝辄止的信仰，使得我们的民族很容易勘破宗教世界的“老底”（“雕塑匠不拜神——知道老底”），识别他们的“伪善”（“三仙讲道情——全是假话”、“雷公劈豆腐——专找软的欺”），从而揭破他们的“真相”（“城隍娘娘害喜——鬼胎”、“菩萨生胡须——人造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孔夫子绝非迂夫子，因为他所明示的“敬鬼神而远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可谓知”也。
“狐死必首丘”
在我国历史上，虽说不乏“此心安处即为乡”的潇洒之语，也不乏“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的潇洒之人，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却持迥然相反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却恐他乡胜故乡”，因而“死徙无出乡”（《吕氏春秋》）。
这，便是中国人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是一种浓如酒、稠似蜜的绵绵不绝的恋乡情结。借用《圣经》中的一句话来说，只该是：“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身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我国有一个成语，叫“狐死首丘”。它出现得很早，《礼记·檀弓上》：“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古人解释说：“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狐被视为一种怀有仁爱之心的生灵，它不忘故地，眷恋旧居，乡土观念极重。狐所具有的这种内涵，显然和原始图腾密切相关。图腾是氏族的旗帜，起着族徽的作用，原始先民每当见到本族的图腾对象，必然会想起自己的原始共同体，想起自己的家乡故土。狐作为眷恋故居的形象出现，它的这种象征意义正是由原始图腾延伸而来的。屈原在《九章·哀郢》中说：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淮南子·说林》中也说：“鸟飞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寒将翔水，各哀（爱）其所生。”看来，中国人把这种乡土恋情，视如鸟飞反乡、狐死首丘一样，是一种发乎自然、本乎天性的情愫。
这种情愫又正如“蝼蚁尚且贪生”的心理一样，是无须证明、天然合理的，它可以说是人与万物所共具的一种本能。正因如此，后人表达乡土恋情时，总是自然而然地借动物恋家来表达自己的热土之恋、家园之思。谚语说得好：“井里的蛤蟆还爱井”，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又怎能不恋家呢？于是，又有了这样一些民俗用语：
人不辞路，虎不辞山
穷家难舍，熟地难离
穷家难舍，热土难离
安土重迁
人既然如此恋家，倘“身在异乡为异客”，又怎能不“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呢？倘游子飘泊，寓居他乡，又怎能不慨然发出“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汉无名氏）、“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的乡土恋情呢？倘在外有所建树，鸿图大展之人，又怎能不油然萌生“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的欲念呢？
是的，衣锦还乡固然是一种荣耀，但还不是完全安于故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惟有落叶归根才是最后的归属。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的那样：
水流千里归大海
树叶落在树底下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
这种“落叶归根”的归属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老念故乡。这种心态在古代诗文作品中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了体现。《后汉书·班超传》言班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又如“肠断故山归未得，借人篱落种黄花”（叶嗣宗《九月》）、“身老难为客，天寒更念家”（金和《泊江上》），都表达了年老思乡之情。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死后埋骨故乡。这一礼俗源于上古，又沿袭至今。本来，埋骨故乡对“死徙无出乡”，终身不出门的人来说，是自然可以做到的，但对于死在他乡的游子来说，就殊非易事，人们往往要为此历尽千辛万苦，耗尽所有资财。
但本着“狐死必首丘”的心理，中国人哪怕路途再远，耗资再多，也在所不惜。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之前，曾特意立下遗嘱，在他死后要按礼法“归骨故乡”，并写有“狐死犹应正首丘”的诗句。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圈中，有一种按籍贯组成的慈善组织（如有名的南海县的福荫堂、番禹县的昌后堂等等）。据《新大陆游记》载：“此等团体最奇，其目的甚简单，仅为客死于外者运骸骨归耳”，而“每运一骨归，动需数百金。”
“归骨故乡”在西方人看来，确实可谓之“奇”，匪夷所思，然对中国人来说，又何“奇”之有呢？“狐死犹应正首丘”、“狐死必首丘”，又何况人乎？！因此，由“狐死首丘”这一句成语，又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了另一个成语——归正首丘，它指的正是“归骨故乡”这一重要的文化行为。
无论是“归正首丘”的文化行为也好，还是“落叶归根”的文化心理也罢，都有其产生的文化“土壤”。稍加寻绎，可得如下三端：
其一，我国是“以农为本”的社会，属农耕文化一系。在这种农耕文化的陶染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与脚下的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由此产生热恋故土、衷爱故乡的深厚感情，形成了安居乐业的民族个性。“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汉书·元帝纪》）。人与土的关系，俨然是骨与肉的关系，而且“安土重居，谓之众庶”（《后汉书·杨终传》）。“土”性又俨然是民众的天性、特性和本质规定性。这种民族个性与“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是迥然异趣的。因此，“落叶归根”的心态和“归骨故乡”的习俗，显然是“黎民之性”的必然。
其二，农耕文化靠天吃饭，依地而活，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人们“老死不相往来”，这也历史地造成了一种人以乡聚、各守一隅的生活格局，形成一种“生于斯，长于斯，宦学于斯，聚族于斯”（《汲郡图志》）的历史传统。这种生存格局在内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对外又具有极强的排他性，诚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小群可合，而大群遂不能合也。”故而，人在外，要“川流入海”；年老时，要“落叶归根”；去世后，自然要“归骨故乡”。
其三，农耕文化与宗法观念天然契合，互为表里，传统的宗法制度使“聚族于斯”的人们必须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伦常，“生则同居，死则同穴”的家族观念也使人们与生我养我的家园难舍难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狐死首丘”、“落叶归根”正是地缘观念与血缘观念相互结合的必然产物。
收稿日期：1997-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