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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资料工作》创刊30周年，可喜可贺。
日前编辑部徐亚男主任来电，布置纪念创刊30周年事宜，并约我写篇短文，理由是我任编委和副主编时间较长，熟知情况。
我记得以往刊物逢五逢十和2001年改版扩版我均写文纪念，可谓“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今到了30周年，却把如此大事忘到了脑后，我自愧自责。记得刊物25周年我不但写了篇短文，还建议和辅助两位年轻同行史桂玲、曹捷完成创刊25周年大事记。此后我渐渐淡出视野，很少参加编辑部组织的各项活动，当编委只是挂名而已，对刊物的责任和贡献如茶愈沏愈淡。我从不惑到古稀，整整30年与刊物结缘。1985年《资料工作通讯》更名为《情报资料工作》任编委至今25年，任副主编16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在有限的人生中却是历史长河。即使今后我不再担任编委，对刊物的感情仍挥之不去，如酒愈久愈浓。
受约拿起笔来写文，不可老调重弹，既不能抄袭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故写起来有点难。但换个角度写点过去未曾涉猎的东西，仍有素材可挖掘。
岁月留痕，纪念创刊30年，忘不了30年前办刊伊始有幸与杨教、吴尚宇二位才俊接触，并促膝长谈，聆听他们畅想刊物的明天走势和憧憬未来的发展。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刚走出十年禁锢，当时的思维和眼光，很难预知30年后的变化。当时的创刊号是用传统的手工捡字铅印，怎可能料到印刷革命后今天的激光照排。当时再大胆超前的想象，也不可能预知今天刊物的辉煌。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只有24页、早已泛黄的超薄创刊号却是今天刊物日新月异发展的坚固基石。
回想30年中，我对刊物的贡献，大多属“纸上谈兵”。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我搜集全了1980年创刊号至1984年初创5年刊物，精装成珍贵合订本，捐献给了编辑部，是对当时因多次搬迁、资料不全的有力补充。这事说起来挺招人待见，自己也颇为得意。
说起能把刊物办成精品，实属来之不易。3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具有远见卓识地创办了这个刊物，这在当时的社会科学情报资料界是一枝独秀。又是当时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慧眼识珠，经过几年的协商，于1984年确定为筹委会会刊，由书报社与筹委会合办。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正式成立，事业不断发展，刊物已由内部不定期发行，到公开发行，由季刊改双月刊，由会刊改学报，以及后来的改版扩版。凝聚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几代人的心血，这一切充分反映了领导者的智慧和办刊人的拼搏精神。30年发生了多大变化，上了多少个台阶有目共睹。今天的刊物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刊物是二者几十年联姻的共同体，是二者共建共荣共赢的有力体现。此外学术合作单位不断扩大，也是对刊物的有力支持，设立学术指导委员，是对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专业学术刊物生存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有力保证。
斗转星移，30年间编辑部孙黎明、杨正翠、曹捷、徐亚男4位敬业的掌门人，皆为女性，正如前辈所说系“女中豪杰”。她们伴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前进，伴着时代的节拍一路高歌，把刊物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为业界所称道。进入新世纪，刊物改版扩版，始终站在学科前沿，办出时代特色，办成学术精品。当然这与各级领导把握方向、大力指导，与各位编委关心和参与不无关系，但谋事在人，具体执行者经办者亦功不可没。
最后说点实情和真话。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学报《情报资料工作》，作为中央级刊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多次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排名榜上名列前茅，成为全国同行业者中的精品期刊。水涨船高，目前来稿采用率仅为3-4%，这表明论文一旦在刊物上发表，可谓举足轻重，其含金量陡增。毋庸讳言，在《情报资料工作》发表论文，对评职称管用，对考核学术成果管用，刊物既成为良师益友，直接受益者不计其数。以笔者为例，“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资料”粗识——步杨教同志文并抒己见》，就刊登在30年前，当时还叫《资料工作通讯》第2期上，不用隐晦，笔者也是受益者之一。
《情报资料工作》30年，充分记录了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学科发展的历程。承接过去，连接现在，延伸未来，今后的发展很难预料，正如30年前难以预料今天一样。学科发展，科技进步，30年后会超乎想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刊物会紧跟时代脉搏，历久弥新，谱写华章，铸就更大辉煌。
仅此，祝贺学报《情报资料工作》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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