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红星[1]2000年在《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的繁育力及繁殖栖息地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黑嘴鸥（Larus saundersi）是世界濒危鸥类之一。它主要在中国东部沿海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地繁殖，在韩国京畿道靠近安山Siwha湖，1999年发现24只的黑嘴鸥繁殖群。对黑嘴鸥的繁殖生态很少进行深入研究。作者于1999—2000年3—7月在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长期的野外工作，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统计分析，对黑嘴鸥的繁育力和繁殖栖息地选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l 繁殖前期的黑嘴鸥主要是取食和休整，分别占全天时间 的40％和38％。每天有两个取食高峰期，分别是8：00－ 10：00 和14：00-16：00。早晨、中午和傍晚具有明显的饮 水习性。黑嘴鸥成体在休整行为和警戒行为上显著比亚 成体花费时间要长；而在取食和运动行为所花费的时间 上显著要少。黑嘴鸥成体在成功取食频次上显著比亚成 体要高。在人工湿地上黑嘴鸥的警戒行为所花费的时间 显著增加，而取食行为和休整行为所花费的时间要显著 减少。2 1999年，獐毛和碱蓬生境中黑嘴鸥的窝卵数不具有差异 显著性，但卵的长径和卵的鲜重具有差异显著性。不同 的繁殖批次卵的鲜重具有差异显著性，卵的长短径并不 具有差异显著性。1999 年黑嘴鸥的长短径与2000 年黑 嘴鸥的长短径无差异显著性，但卵的鲜重具有差异显著 性。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黑嘴鸥的巢窝空间 分布格局符合负二项分布。3 盐城地区黑嘴鸥繁殖季节持续时间，1999年为125天， 2000年为111天。由于气候、水源、人为活动、食源等 黑嘴鸥的繁育力及繁殖栖息地选择研究 因素的影响，每年黑嘴鸥产首枚卵的时间不尽相同。黑 嘴鸥的首枚卵营巢期的分布，有两个高峰，但不能说明 其一个繁殖季节繁殖两次。41 999年，两种生境中黑嘴鸥的营巢成功率、孵化成功率 和雏鸟成活率差异不显著；1999年和 2000年黑嘴鸥的 营巢成功率差异不显著，但孵化成功率和雏鸟成活率差 异显著。sl 999年，两种生境中产卵死亡率和雏鸟死亡率差异不显 著，孵化死亡率差异显著：在漳毛生境中，孵化死亡率 对黑嘴鸥瞬间死亡率影响最大；碱蓬生境中，同样是孵 化死亡率对瞬间死亡率影响最大。2000年，研究表明仍 然是孵化死亡率对黑嘴鸥的瞬间死亡率影响最大。两年 中，黑嘴鸥的产卵死亡率和雏乌死亡率差异不显著，孵 化死亡率和瞬间死亡率差异显著。61 999年，两种生境中，捕食造成的遗失对总遗失率影响 最大，其次是人为拣走造成的卵的遗失。由两年的调查 结果表明，捕食仍然是对黑嘴鸥卵遗失率影响最大，其 次为天气及人为影响而造成的遗失率。两年中，黑嘴鸥 卵的总遗失率，天气及人为造成的遗失以及未知原因造 成的遗失率差异显著；而由于潮水，捕食，拣走以及弃 卵造成的遗失差异不显著。7 通过对两种生境中黑嘴鸥各种死亡率、巢和雏鸟的数 量、干扰强度以及水源距离之间的路径分析可知，产卵 死亡率、孵化死亡率和雏鸟死亡率均严重影响总死亡 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孵化死亡率。对产卵死亡率影响 最大的是人为干扰强度；产卵死亡率和孵化死亡率之间 的相关性很强。 V 黑嘴鸥的繁育力及繁殖栖息地选择研究8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和滩涂开发的扩展，盐城地区黑嘴 鸥繁殖种群数量虽趋稳定，但繁殖栖息地分布逐渐向保 护区的核心区转移，繁殖栖息地由连续分布转化为岛屿 状分布。9 黑嘴鸥的繁殖生境包括碱蓬群落、漳毛群落以及大米草 群落，其中最主要的生境为碱蓬群落。黑嘴鸥对繁殖生 境的选择的研究表明：黑嘴鸥喜好在植被高度大于scm， 低于25＊m的生境：植被盖度在20一60％的生境：底栖 生物量大于3009加‘的生境；水源距离在500—1000m； 人为干扰的距离大于500m的生境中营巢。10黑嘴鸥巢位选择的因子分析表明：黑嘴鸥对巢位的选择 有着明显的选择性。第一主成分是植被盖度，贡献率为 26．23％；第二，第三，第四主成分分别为人为活动的干 扰，底栖生物量，水源距离，各自的贡献率为 20．546％， 14．816％，14刀21％。11 盐城地区黑嘴鸥繁殖地生境评价的结果表明：盐城地区 黑嘴鸥繁殖地的质量良好，除围垦使黑嘴鸥繁殖栖息地 面临丧失、减少和破碎化的威胁，本身碱蓬滩涂，只要 减少人为活动强度，仍适合黑嘴鸥的繁殖。12滩涂开发和自然保护是关系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三者之间的重要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自然 保护的前提下，在完善的管理体制的监督下，以科学技 术为引导，将开发经济和资源的持续利用协调统一。
田华森[2]2002年在《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繁殖生态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结合多样性保护的需要，运用繁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从1998年到2001年，在以辽宁省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以区内世界濒危物种黑嘴鸥Larus saundersi(Swinhoe)为研究对象，针对黑嘴鸥的繁殖生态学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黑嘴鸥的巢位选择、雏鸟生长规律、食性、日活动规律、社会行为、迁徙规律和种群数量等的研究，通过大量的野外调查、资料采集和室内分析，针对实际深入研究和评价了自然恢复途径下黑嘴鸥的繁殖和种群特征，以及人为管理途径下保护黑嘴鸥的效果。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①对栖息地质量的过度依赖是黑嘴鸥分布区狭窄和种群脆弱的主要原因； ②黑嘴鸥的适宜营巢位置是以赤碱蓬、灰绿碱蓬以及死亡碱蓬为优势，盖度级1.26左右(植被盖度≤40％)，植被平均高度20cm左右的环境条件； ③黑嘴鸥雏鸟体重、嘴峰、跗长、翼长、头长等的增长量与日龄呈显著的直线回归关系； ④黑嘴鸥营巢的小环境大致为：相对湿度一般为60～80％；碱性土壤，pH值为7.8～8.2；土壤含盐量为30～31‰； ⑤采取了有效的保护，种群数量稳步增加，至2001年，种群数量达到3211只；其出生率平均在61.17％，雏鸟成活率平均为84.3％，死亡率至少不低于25.5％，其中成鸟死亡率为9.8％； ⑥在植被管理区，平均1.02个巢／hm~2，而对照组平均为0.33个巢／hm~2，在割除新鲜碱蓬植株刀割试验区，营巢密度平均为3.5个巢／hm~2。建造人工繁殖岛后，黑嘴鸥营巢密度达28.4个巢／hm~2，架设电网防御天敌危害的管理办法，使电网内黑嘴鸥孵化成活率达40％，较网外区域高20％。
江红星, 楚国忠, 钱法文, 陆军[3]2002年在《江苏盐城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繁殖微生境的选择》文中提出1999－2001年春夏对江苏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嘴鸥的繁殖微生境进行了调查。黑嘴鸥的繁殖生境包括碱蓬群落（Suaeda glauca）、獐毛群落（Aeluropus littoralis）和大米草群落（Spartina anglica）。通过生境可获得性与可利用性分析，得知黑嘴鸥营巢对碱蓬生境具有正选择性，对獐毛和大米草生境具有负选择性。对繁殖微生境选择研究的结果表明，黑嘴鸥繁殖微生境具有以下特征：植被高度5－25 cm，植被盖度20％－60％，底栖生物量大于300 g／m2 ，距水源距离 500－1000 m，距人类活动干扰距离大于 500 m。滩涂开发和人为活动是影响盐城地区黑嘴鸥繁殖微生境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对黑嘴鸥繁殖栖息地的保护和管理提出了一些建议。
王玄, 江红星, 张亚楠, 陈丽霞, 宋常站[4]2017年在《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辽宁双台河口保护区黑嘴鸥(Larus saundersi)食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稳定同位素分析是开展濒危鸟类食性研究的现代化手段,该方法避免了传统食性研究只能反映鸟类瞬时取食的弊端,而反映鸟类长时间取食的同化比例。2014年6月收集了辽宁双台河口黑嘴鸥6种潜在食源213份样品,幼鸟血样10份,幼鸟羽毛27份,成鸟羽毛17份。稳定碳氮(δ~(13)C和δ~(15)N)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1)成、幼鸟羽毛稳定碳同位素(δ~(13)C)差异显著,表明幼鸟与成鸟羽毛反映的食性信息不同。(2)疾病和死亡幼鸟羽毛的稳定碳氮同位素值与健康幼鸟均无显著性差异,幼鸟血液和羽毛同位素值之间也无显著差异;表明利用疾病和死亡幼鸟的羽毛样品可以替代损伤性采集血液样品,开展稳定同位素分析。(3)幼鸟血液和羽毛样品反映黑嘴鸥食性信息基本一致。其中泥螺(Bullacta exarata)和沙蚕(Nereis succinea)是其主要食源,各自贡献率均超过31.20%;其次为矛尾刺虾虎鱼(Synechogobius hasta)(12.86%、14.49%)、宽身大眼蟹(Macrophthalmus dilatatum)(9.19%、8.08%)和天津厚蟹(Helice tientsinensis)(7.48%、6.00%)。在天然湿地持续减少和退化条件下,研究结果为黑嘴鸥繁殖的人工湿地中食源物种构建、恢复与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江红星, 侯韵秋, 钱法文, 楚国忠, 李玉祥[5]2008年在《黑嘴鸥种群的遗传分化与迁徙模式》文中认为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了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种群的遗传结构和分化。对我国黑嘴鸥现存的3个地方种群50个样本的线粒体DNA控制区部分片段进行了序列测定,结合已公布的的两个韩国样本的序列,比对后所获得的550bp的序列中,共发现49个变异位点,定义了37种线粒体单元型,其中仅1种为我国3个地方种群间共享单元型,多数为各地方种群内特有。我国3个地方种群内的单元型多样性和核苷酸多态性都很高;4个地方种群合并成一个大种群时,其线粒体单元型多样性与核苷酸多样性仍很高,分别为0.974%±0.012%和0.510%±0.042%。进一步分析表明,4个地方种群间核苷酸歧异度在0.433%-0.585%之间,种群分化程度FST在-0.03176-0.48063之间,基因流Nm在1.03-33.79之间,平均遗传距离为0.0051±0.0011。UPGMA系统发生树及最大简约网络图表明,黑嘴鸥的演化关系呈现星状辐射,单元型之间呈现一种混杂的分布格局,地方种群没有形成明显的系统地理结构。同时运用彩色旗标技术,初步掌握了4个地方种群迁徙规律。对比分子研究结果,验证了不同地方种群间的遗传分化与其迁徙模式基本一致,同时认为黑嘴鸥不同地方繁殖种群从越冬地返回繁殖地的过程中会发生交叉。最后,鉴于黑嘴鸥不同地方种群间的遗传分化不显著,其迁徙行为具有差异性,建议在保护和遗传管理中应分别对待。
周冬良[6]1999年在《福建越冬黑嘴鸥(Larus saundersi)资源调查初报》文中研究表明对福建越冬黑嘴鸥(Larus saundersi)进行资源调查,发现有401只,主要分布在霞浦的东吾洋、莆田的兴化湾、湄洲湾、同安的围头澳、龙海的九龙江口和云霄的竹塔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黑嘴鸥喜欢栖息于较少污染,面积较大,人类活动较少的泥质滩涂.
王玄[7]2015年在《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黑嘴鸥食性研究》文中提出黑嘴鸥(Larus saunderi)是全球易危鸟种。在天然滨海湿地持续减少和退化条件下,85%以上的黑嘴鸥种群集中于人工湿地中繁殖。有关不同人工湿地中繁殖期黑嘴鸥的食性研究资料非常缺乏。2014年5月至7月,作者选择辽宁双台河口和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嘴鸥繁殖的人工湿地为研究区,收集黑嘴鸥成体和幼体的羽毛和血液样品,采用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技术,对两个保护区三个不同繁殖种群的黑嘴鸥食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双台河口黑嘴鸥幼鸟血液和羽毛样品反映的食性信息基本一致,其主要食源物种和贡献率分别为,泥螺(Bullacta exarata)(33.57%、36.64%)、沙蚕(Nereis succinea)(31.41%、31.20%)、矛尾刺虾虎鱼(Synechogobius hasta)(12.86%、14.49%)、宽身大眼蟹(Macrophthalmus dilatatum)(9.19%、8.08%)和天津厚蟹(Helice tientsinensis)(7.48%、6.00%)。2.山东黄河三角洲一千二地区黑嘴鸥幼鸟血液和羽毛样品反映的食性信息基本一致,主要食源种类和贡献率分别为:泥螺(22.97%、20.72%)、沙蚕(19.92%、19.82%)、弹涂鱼(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18.47%、19.19%)、宽身大眼蟹(10.83%、10.53%)和矛尾刺虾虎鱼(8.82%、9.51%)。而大汶流地区黑嘴鸥幼鸟羽毛样品反映的主要食源种类和贡献率分别为:宽身大眼蟹(31.44%)、沙蚕(17.05%)、弹涂鱼(16.71%)和天津厚蟹(15.00%)。3.双台河口黑嘴鸥疾病和死亡幼鸟羽毛的稳定碳氮同位素值与健康幼鸟均无显著性差异,其次双台河口和黄河三角洲一千二黑嘴鸥幼鸟血液和羽毛同位素值之间也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利用疾病和死亡幼鸟的羽毛样品可以替代损伤性采集羽毛和血液样品,开展稳定同位素分析。另外,双台河口黑嘴鸥幼鸟与成鸟羽毛稳定同位素值差异显著,表明幼鸟羽毛反映的是繁殖地食性信息,而成鸟羽毛反映的是长时间序列的食性信息。
张亚楠[8]2017年在《黑嘴鸥遗传多样性及超常窝卵数发生机制》文中研究指明黑嘴鸥(Saundersilarus saundersi)是全球易危物种,95%的种群繁殖于我国东部沿海的三个地区。其中山东种群近5年种群数量增长了33倍,同时发现随着种群的增长,超常窝卵数巢窝越来越多。为探讨在数量及分布波动较大的背景下黑嘴鸥遗传多样性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并探究超常窝卵数的发生原因,我们对中国境内的黑嘴鸥繁殖种群开展了以下3个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管理建议。1.种群数量与分布变化近3年来,对黑嘴鸥巢窝进行了全面调查,更新了IUCN红皮书中估计的黑嘴鸥种群数量,至2016年中国境内繁殖种群数量已达16 800只,95%以上的黑嘴鸥种群在有限的人工管理的栖息地中繁殖。其中山东种群数量迅速增长,2016年达7 112只,其中1436只繁殖于大汶流管理站10万亩湿地恢复区的一个不足200m2人工岛上;辽宁种群数量近3年呈略微下降趋势,2016年种群数量为8 642只,仅繁殖于南小河面积不足260000m2的养虾池中;江苏种群数量近3年也呈下降趋势,目前繁殖于保护区以外的东台自条子泥围垦区和南通市如东县小洋口滩涂。2.遗传多样性及系统地理结构利用mtDNA和微卫星标记对来自辽宁、山东、江苏的247个样品进行遗传多样性水平及系统地理结构分析。三个繁殖种群在Cyt b、控制区和核微卫星标记中均呈现出了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且三个繁殖种群之间没有明显的系统地理结构,我们推测山东群数量的增长及三个繁殖种群间强基因流可能源于辽宁、江苏种群的出生扩散或繁殖扩散。研究揭示了黑嘴鸥的3个重要特征:有较高的扩散能力,有较高的基因流和对恢复湿地的适应力。对于其他的集群繁殖的受胁水鸟,如果具备这3个特征,则可通过用相似的保护措施来实现种群复壮。3.超常窝卵数发生机制采用微卫星DNA标记方法,对大汶流超常窝卵数和正常窝卵数巢窝的亲鸟和幼鸟样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汶流黑嘴鸥繁殖种群中既存在种内巢寄生行为(CBP),也存在婚外配行为(EPC)。在超常窝卵数巢中(有效样本巢窝占大汶流所有超常窝卵数巢窝的17.5%,n=40),CBP的发生比例为100%(n=7),EPC的发生比例为42%(n=7);而在正常窝卵数巢中(有效样本巢窝占大汶流所有正常窝卵数巢窝的0.88%,n=678),CBP没有发生,33.3%的巢存在EPC(n=6)。列联表分析结果表明窝卵数与巢寄生子代比例有密切关系,窝卵数越大,巢寄生子代比例越高。由此我们推测,黑嘴鸥超常窝卵数现象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在极端环境压力下而选择的CBP混合繁殖策略。另外,在5窝存在婚外配的巢中,有2窝存在雄性婚外子代(窝卵数均为4枚)。但要判定超常窝卵数是否与EPC行为有关及其他营巢密度较小的巢窝是否也存在雄性EPC,可能需要通过更多的样品进行补充论证。4.保护管理启示根据研究结果,建议从种群保护、遗传管理和栖息地调整三个方面统筹规划和实施黑嘴鸥及其栖息地的保护。2016年夏季在辽宁繁殖地利用红外相机监测捕食天敌时发现有家狗出没,另外,辽宁种群和山东种群近些年均存在雏鸟因疾病死亡的现象,且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在种群保护方面,我们建议控制捕食天敌和疾病;在遗传管理方面,本研究提出黑嘴鸥的繁殖种群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保护管理单元(MU),任何一个种群都可以通过引入或再引入进行复壮;在栖息地调整方面,建议通过栖息地的恢复和改善来复壮黑嘴鸥种群或将其引入到新的栖息地;对现有栖息地的管理,建议控制植被演替、调节植被盖度。
储照源, 杨守庄, 乔振忠, 叶恩琦[9]1999年在《滦河口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繁殖群的保护》文中研究指明黑嘴鸥仅在我国沿海地区繁殖，迄今共发现４个繁殖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滦河口是其中之一。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的野外调查结果表明，滦河口黑嘴鸥繁殖群体目前呈下降趋势，原因是黑嘴鸥繁殖地湿地的生境改变及人为因素影响。
储照源, 杨守庄, 乔振忠, 叶恩琦[10]2001年在《滦河口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的繁殖群的保护》文中提出世界上现生的鸥属(Larus)44种鸟类中,属黑嘴鸥最为濒危,目前全球数量仅存约3000只左右。黑嘴鸥仅在我国沿海地区繁殖,迄今共发现四个繁殖地点,河北省秦皇岛市滦河口是其中之一。1995-1997年的野外调查结果表明,滦河口黑嘴鸥繁殖群体目前呈下降趋势,原因是黑嘴鸥繁殖地湿地生境的改变及人为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的繁育力及繁殖栖息地选择研究[D]. 江红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00
[2]. 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繁殖生态学研究[D]. 田华森. 东北林业大学. 2002
[3]. 江苏盐城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繁殖微生境的选择[J]. 江红星, 楚国忠, 钱法文, 陆军. 生物多样性. 2002
[4]. 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辽宁双台河口保护区黑嘴鸥(Larus saundersi)食性研究[J]. 王玄, 江红星, 张亚楠, 陈丽霞, 宋常站. 生态学报. 2017
[5]. 黑嘴鸥种群的遗传分化与迁徙模式[J]. 江红星, 侯韵秋, 钱法文, 楚国忠, 李玉祥. 动物学报. 2008
[6]. 福建越冬黑嘴鸥(Larus saundersi)资源调查初报[J]. 周冬良. 武夷科学. 1999
[7]. 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黑嘴鸥食性研究[D]. 王玄.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5
[8]. 黑嘴鸥遗传多样性及超常窝卵数发生机制[D]. 张亚楠.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7
[9]. 滦河口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繁殖群的保护[J]. 储照源, 杨守庄, 乔振忠, 叶恩琦. 生物多样性. 1999
[10]. 滦河口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的繁殖群的保护[C]. 储照源, 杨守庄, 乔振忠, 叶恩琦. 21世纪新北京生态生物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2001
标签：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论文; 黑嘴论文; 繁殖行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