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发生与治理的司法数据表达
涂龙科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235）
摘 要： 从2016年全国各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6 986份判决书中提取的数据显示，当前犯罪的形成与发生呈现以下规律：犯罪发生的地域化分布特征、犯罪传导存在“犯罪场”的扩散机制；在犯罪治理上，案件侦破速度的地域反差明显、二审改判数、律师参与辩护率、律师辩护支持率等各项数据两极分化。为此，可以通过建设犯罪地域化数据库；编制立体化的犯罪地图；调整打击治理犯罪策略、提高打击精准度；重视新制度、新政策引发犯罪行为的预测研判；积极预防新科技、新技术蕴含的新型犯罪风险等途径，加强对犯罪的打击与治理。
关键词： 犯罪；犯罪治理；司法数据；实证
“犯罪既包含着质的规定性，也包含着量的规定性，两者共同构成犯罪现象的内在状态”。［1］本文的主旨是基于司法数据以量化方法考察当前犯罪演变及其治理的新趋势、新特点。文中的数据仅指犯罪数据，不涉及违法数据的统计分析，所有数据全部为客观数据，不包括基于主观感受的调查数据。“司法数据”，是从司法判决的角度来评价、衡量不同地方的犯罪及其治理状况。具体而言，从法院生效判决的角度，通过提取法院刑事判决书的数据，进行逻辑分析，形成对某地某时间段内犯罪发生与治理的评价。
一、研究框架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时间限定于2016年全年，地域为全国，数据提取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基本单位。本文的研究数据包括两种类型，分别是：1.原始数据。即2016年全国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以上判决的，用以反映当地犯罪及其治理情况的裁判文书。判决书的裁判主体包括中级人民法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审级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通过理脉公司依据设定条件进行检索，共获得符合条件的判决书6 986份。本研究最终获取的数据不多，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提取的判决书来源于中级人民法院以上，基层法院数量庞大的判决书未计入其中。第二，各地法院文书上网工作的执行力度不同，有的法院应该上网的裁判文书没有上网。第三，设计的指标限制了判决书命中的数量。如盗窃罪的裁判文书，每年一般会有近20万份，但本文采用了更能反映平安建设的“入室盗窃”，判决书数量迅速下降到1 000份以下。第四，日常感知和实际查办案件数量的差距。如电信诈骗似乎无处不在、受害者众多，但实际上在2016年此类案件判决的数量并不多。2.初步数据。初步数据是依据指标体系的要求，从判决书中提取的有待进一步分析的数据。本文依据研究的需要，从判决书中提取了76类数据，包括案号、案件审理省市、是否取保候审、是否缓刑、是否有辩护人员参加、辩护人的产生方式、是否二审、二审提起主体、是否有辩护人、辩护人与一审是否发生变更、二审是否改判等。
（二）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通过理脉公司用电脑编程的方式统一采集格式化数据。对于可以用逻辑概括的数据，如案号、文书类型、审理法院等，由电脑采集。其二是通过人工审看判决书的方式提取数据。有些数据无法用电脑统一采集，只能通过人工方式收集，如是否改判，改判理由等。
（三）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是依据一定的逻辑形成的、用以反映某地犯罪及其治理情况的所有指标的总体框架，其建立是一个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过程，通过科学地将多种关联因素进行分类组合，以此判断刑事效果。［2］指标体系是联系提取数据与最终犯罪及其治理状况评价之间的逻辑桥梁，决定了据此提取的数据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特定地区的犯罪及其治理情况。因此，指标体系是本文研究的核心与关键所在。在本研究中，犯罪及其治理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提供均等创业政策，公平竞争。国家在大学生创业政策制定方面要实现均等化，提供给大学生平等的创业机会，传递给大学生一种公平竞争的理念，杜绝出现不平衡的资源供给现象，要达到资源共享，一起发展的创业目标。对城乡资源供给均等化，对乡村创业政策更要适当的放宽，提供大学生公平竞争的机会。鼓励大学生以竞争方式获取资源的同时要提倡资源共享，共同进步。
表1 指标体系及其逻辑结构
（四）分析工具
本文采用的相关性的工具为Pearson相关系数，用来衡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重合于一条线上面，即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1或-1，相关度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0，相关度越弱。通常情况下通过以下取值范围判断变量的相关强度：相关系数为0.8～1.0表示极强相关；相关系数为0.6～0.8表示强相关；相关系数为0.4～0.6表示中等程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2～0.4表示弱相关；相关系数为0.0～0.2表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二、数据表达的犯罪发生规律
（一）犯罪发生的地域化分布特征
通过如上所述的数据采集、分析之后发现，犯罪行为发生、形成具有明显的地域化分布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焊接工件首先需要满足的是在厚度上与螺柱直径相匹配，一般情况下螺柱直径与工件厚度的比例不大于3:1。如在非对称或不规则的工件进行焊接，如不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极有可能造成电弧偏移螺柱中心的现象，即“磁偏吹”现象。磁偏吹表现为螺柱与工件间的电弧不稳定，导致螺柱与工件接合处金属熔化不规则，接合面积小于螺柱面积，这样的接头必然会存在一定缺陷，从而影响焊接质量。
1.特定犯罪的发生形成微观地域的集聚。在微观层面，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聚集于特定区域，也即某种或某几种犯罪行为在特定区域范围之内反复、多次出现。例如，在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密集地区，较多发生盗窃、抢夺案件。在大型的衣服、皮包、鞋帽批发市场所在地，经常性出现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犯罪行为。特定的犯罪在微观的特定区域内集聚，显著地影响该区域内的治安状况。不同层面的犯罪行为人之间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影响当地的产业环境。有更甚者，犯罪行为、行为人久而久之改变、支配了该区域内的文化环境，腐蚀、破坏正常、健康的社会文化，形成小区域内的“亚文化”。
2.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从事同种犯罪的比例较高。犯罪行为人来自同一地方，典型的如老乡，也可以解释为较长的时间内在同一物理空间共同生活、工作过。研究显示，犯罪行为人之间属于同乡关系的，占47.7%；属于亲属关系的，占17.7%；属于同事关系的，占11.9%；属于同监关系的，占9.7%；属于其他关系的，占8%。上述数据显示犯罪行为人之间具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从实施的犯罪类型上描述，如上海市金银首饰加工行业出现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案件，基本上都发生在江西人中间。如抢劫、抢夺案件，较多由广西、贵州人实施。
1.北上广二审改判数相距悬殊。2016年广东的二审改判总数最高，为379个，接下来是河南、安徽、山东和湖南。二审改判数最少的为西藏，仅有10个改判的案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上广地区，出现了两极分化倾向。北京和上海的二审改判数较低，广东的二审改判数最高。
从诱发犯罪的原因考察，犯罪传导呈现“犯罪场”的特征。“犯罪场”是指在犯罪主体之间，以一定的因素相关联，相互影响、诱发犯罪的区域。“犯罪场”存在于潜在犯罪人体验中，是促成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背景，是一个互动性、整体性的结构系统。［3］其一方面说明在已经犯罪的主体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有规律可循；另一方面也说明“犯罪场”有强烈的诱发犯罪的辐射作用。［4］犯罪行为传导的“犯罪场”中，“地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同一地域的存在为犯罪行为的传导提供了物理空间的物质基础。地域化的犯罪群体多来自同一较小地域，其作案类型或者作案手段等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地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地域，即来自同一地方，如老乡。也可以解释为广义的地域，如较长的时间内在同一物理空间共同生活、工作过。由于地域化犯罪群体范围不断扩大，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升级，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其现实危害性更不容忽视。［5］
“老婆，咱们终于发达了！”他一边说，还一边打着嗝，隔老远都能闻到酒味，不一会儿酒味就充斥了整个屋子。看到他满脸潮红，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二）犯罪传导的“犯罪场”机制
测验河段基本顺直，河床为砂砾石组成，右岸为较大砂砾石陡岸，左岸为沙砾石梯地，基本断面河床块石较多，间有粗砂。断面为单式窄深河床，一般洪水冲淤变化不大，高水时涨冲落淤，冲淤变化一般在0.5m左右。
潘金莲作为《金瓶梅》中的第一女主角，对其进行分析的文章汗牛充栋。批评家对潘金莲的态度由最开始的深恶痛绝，到后来的深表同情，直至最终保持客观的评论，可以说是一个不断从表层向深层理解的过程。潘金莲是一个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她追求一切的欲望，小说中许多人物或多或少都有潘金莲的影子。
一般来说，传统犯罪场的类型是从它的结构性要素反映出来的，包括主体性要素和客观背景性要素等方面。［6］考察犯罪场，其要素的关联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1）同乡犯罪场，即由来自同一地区（即老乡）的人员相互影响而实施犯罪行为。这是犯罪行为人之间关系结构的最主要形式。调查显示，有占47.7%的犯罪组织的行为人之间，存在“同乡”关系。（2）聚居犯罪场，即成员相互之间不是老乡关系，由于集中居住在某一地区而相识，通过彼此影响而参与犯罪。这种通过聚居形成的犯罪一般容易出现在城乡结合部，管理相对薄弱的地区。（3）血缘犯罪场，即具有血缘关系的同一宗族的人员相互影响而犯罪。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中，当个别犯罪行为人因犯罪而致富后，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示范效应，其他人争相效仿，犯罪行为从而通过血缘关系得以传导。另一方面，犯罪组织在发展、扩大其成员时，血缘关系也是一种天然、可靠的路径。血缘犯罪场的形成，具有天然性。［7］（4）监狱犯罪场。监狱在此处，指的是任何关押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场所。监狱犯罪场鲜明地说明了拘禁刑会导致行为人之间的交叉感染的负面效果。
（三）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犯罪类型的代际更迭
研究表明，犯罪的发生、犯罪的种类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紧密相关性，犯罪类型出现的偏好，犯罪数量的多少，都根源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于调研数据的逻辑分析显示，每百万人口电信诈骗数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Pearson相关系数绝对值为0.365，二者呈中等程度正相关，即该地区内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每百万人口电信诈骗发生数越多，反之亦然。该相关性可能基于如下原因：首先，犯罪分子本身就会选择相对富裕地区进行诈骗；其次，电信诈骗多通过手机、网络传播，贫困地区的网络联通尚未完全实现，因此难以成为诈骗的目标；再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进行投资理财的渠道、方式也多，在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尚不全面的情况下，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性更大，途径也相应增多。犯罪行为的发生除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关之外，还与教育水平、产业布局、经济结构等因素紧密相关。
2.京沪律师参与辩护率两极分化。2016年广东的委托辩护数最高，为342件，河南与安徽的委托辩护数，分别为260件与258件。山东省位居第四位，委托辩护数为227件。委托辩护数最少的是西藏，仅有18件。委托辩护数较少的地区除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地区之外，还包括少部分的经济发达地区。
全国的指定辩护总数普遍都不高，最高的是上海，为78件，其后依次为广东、云南、浙江，且4个省市的指定辩护数相差较大。指定辩护数较少的分别为：新疆、青海等。大部分省市的委托辩护数都远超于指定辩护数，只有上海属于例外。上海的委托辩护数较少，指定辩护数却位居第一。
三、数据表达的司法治理特征
（一）案件侦破速度的地域反差明显
案件侦破速度是考量犯罪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案件侦破速度与社会治理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一个地区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重要考量指标是案件是否能及时侦破。［9］案件侦破速度与人民群众安全感成正比，侦破速度越快意味着公安司法机关办事效率越高，犯罪分子继续实行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社会整体上就更加安全稳定。因此，考察不同地方的案件侦破速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的犯罪治理状况。
案件侦破速度，指案件发生之日到行为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的间隔时间。本文将判决书中记载的案发日期与采取强制措施日期的间隔时间之和，除以该省市的案件数，得到该省市案件侦破间隔时间的平均数。案件侦破速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所有案件侦破所需要的平均天数，另一种是严重犯罪案件侦破所需要的小时数。
研究发现，北京间隔天数长达822天，在所有省市中最长，其次是黑龙江、湖南、贵州和江西。间隔天数最短的是上海，仅隔57天。其他间隔天数较短的依次为海南、西藏、青海。剩余省市的案发到采取强制措施间隔时间基本为一年左右（如图1所示）。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在间隔时间较长的五个省市中，除北京外，基本都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从地理位置看，在间隔时间较短的五个省市中，除上海外，基本属于地广人稀的边陲地区。间隔时间一般在一年左右的地区大部分处于中部、东部地区。北京与上海两个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之所以出现如此迥异的结果，可能涉及到诸如案件类型、人口流动状态、交通状况、治理政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分析。
咪蒙微信公众号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新媒体发展时代不是谁人都可以分一杯羹，只有准确了解把握新媒体特点，学习运营与管理的经验、改变以前传统媒体管理的思维才能实现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新媒体运营特征，阐述了当前新媒体行业的管理经验，并以时下火热的咪蒙微信公众号举例说明，从媒介成功准则理论来分析该公众号成功运营管理的经验，以此希望不仅能够对该公众号有全面的了解，更希望能够将这些标准理论、管理经验运用到社会中，能够对众多新媒体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图1 各省市案发到采取强制措施间隔时间均数（单位：天）
1.严重犯罪案件侦破速度排名及分析。严重犯罪对被害人的身心或者财产造成严重打击甚至摧毁，严重影响群众主观安全感和社会整体平安水平。重大犯罪案件的侦破速度对当地平安建设有重要影响，是民生得以保障和民心得以维稳的切入点，若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迟迟不能侦破，不利于当地社会安全，也会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司法满意度，对法治平安建设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八种严重侵犯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犯罪加以考察，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通过采集判决书数据形成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案件侦破时间均时最长的前三名是贵州（1 084小时）、黑龙江（963小时）和湖南（951小时），最短的前三名是海南（57小时）、西藏（28小时）和上海（23小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上海同样作为国内一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等情况比较类似，但是案件侦破速度上却是两极分化严重。北京的平均到案时间为817小时，而上海仅为23小时。对于不同省市犯罪嫌疑人到案时间严重两极分化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并深入分析。
2.抢劫案件侦破速度排名及分析。抢劫罪作为一项多发型、复合法益的严重犯罪，既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其财产权利，其案件数量也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极大地影响当地民众的平安感，近年来，抢劫犯罪在某些地域、某些时段呈现出易发、多发、频发的势头，特别是抢劫罪的暴力程度日益增长，伤害后果日益严重，给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挑战和要求。［10］因此本文对抢劫罪进行单项分析。抢劫案件久侦不破、久拖不决，一方面让潜在的犯罪分子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另一方面让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心存疑虑，从而影响社会整体安全态势和群众内心安全感。研究显示，北京、内蒙古、吉林三个地区侦破时间最长，分别高达3 824小时、2 616小时和2 180小时。上海、海南、黑龙江三个地区侦破时间用时最短，分别只需要13小时、8小时和7小时。可以发现，用时最长与用时最短的两个地方的破案时间差距巨大，出现这种结果可能与不同地方的地理环境、办案机制等息息相关。应当说明的是，海南、黑龙江和上海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黑龙江有10件，上海和海南分别仅有三件，所以不排除偶然性因素的存在。
3.电信诈骗案件侦破速度排名及分析。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利用高新技术，手段繁多，变化频繁，让人防不胜防，且因其利用网络，给公安部门的侦破带来巨大难度。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普及，电信诈骗正借助互联网浪潮迅速增加，由于诈骗手法新颖，预防和打击的难度进一步大幅增加，［11］因此被害人的财产一旦被骗，极难弥补损失，电信诈骗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重要案件类型。电信诈骗案件从发生到侦破所使用的时间，与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密切相关。从案发到侦破案件使用的时间越短，说明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越高，百姓的生活安全感也会得到维护。本文在汇集整理了201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判例结果之后，提取了电信诈骗类案件从案发到侦破的时间均数，并对结果进行了升序排名。需要作出说明的是，排在前四名的省市的电信诈骗类案件侦破时间为零，是因为这四个省市在裁判文书网上并没有发现2016年的电信诈骗类案件。研究结果显示，排除了没有案例的四个省市之后，侦破案件均时最短的三个省市分别是：海南、湖北和河北，其使用的时间均数分别是3天、39天和42天。吉林、北京、宁夏排在倒数三位，使用的时间均数分别是1 073天、1 098天和1 360天。上海排在第12位，花费的时间均数是107天。
4.不同类型案件侦破速度比较。另外我们可以比较的是，同样是多发案件，入室盗窃与交通肇事的平均侦破时间差距较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交通肇事最长侦破时间为191天，入室盗窃最长侦破时间为974天，电信诈骗最长侦破时间为1 360天，但是电信诈骗和交通肇事平均天数相差不大，可见在网络信息介入的情况下，案件较为复杂，两极分化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2) 若L2(Γ(n);η), ∀R+,则显然有s f(·,s)L2(Γ(n-1);η),即的作用是将函数进行了“湮灭”。
表2 常见多发案件侦破时间对比
（二）司法治理的“北上广迷局”
通常观念上，北上广（广东）同为我国发达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接近、社会管理水平近似，照理司法治理的相关数据应当趋同。但统计得出的二审改判数、律师参与辩护率、律师辩护支持率等各项数据却两极分化，远超意外。个中原因，值得探究。
3.同类性质犯罪倾向于在同一地域发生。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各省市上网公布的抢劫案件486件。案件数最多的三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广东、四川和河南省。广东的抢劫罪发案绝对数高居榜首。从每百万人口发案数来看，由于广东省的人口基数巨大，每百万人口发案数排第3位，两组数据综合说明广东省的抢劫类恶性犯罪案件较为多发，治安形势较为严峻。以同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故意伤害案件来看，各省市2016年故意伤害罪共计2 951件，案件数最多的分别是广东、云南与安徽，分别为288件与240件以及158件。抢劫罪案件数排名第一的广东省在故意伤害罪数表也上占据第一。所以，抢劫案件与故意伤害案件等同样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倾向于在同一地域内发生，危害当地治安。
委托辩护率最高的省市分别为天津、安徽、重庆，达到了70%左右。委托辩护率较低的为上海、贵州以及甘肃，其中以上海的委托辩护率最低，仅为12.63%。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无论是社会的法治环境还是居民的法律意识都应当在全国位居前列，却在委托辩护率排名中居于末位。个中原因，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我国是个发展不平衡国家，不同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由此导致各地的犯罪类型的发生偏好明显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达到一定程度，犯罪类型甚至会有代际更迭的差别。［8在部分较为发达的地区，犯罪类型已经开始由传统恶性犯罪向新型财产犯罪转化，上海就是其中的例证。传统的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案件（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数量最多的三个省级行政区为：广东、云南和安徽，案件数分别为380件、276件和190件。上海市案件数仅有37件，居倒数第4位。从每百万人口严重犯罪案件发生数来看，上海同样位居倒数第4。上海的传统严重、恶性犯罪无论在发生数和发生率上，在全国范围内横向比较都为数较少。从数据上看，上海区域内基于新技术手段的新型犯罪较多，此类犯罪的目的一般都是侵财，比较常见的如互联网P2P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以电信诈骗为例，数据显示每百万人口电信诈骗发案数排名，上海位居第4，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占据前3名。P2P非法集资案件同样如此，上海、北京、浙江、江苏位居全国前列。
1.目的明确。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我们应该让他们明白做作业的目的?明白我们不是为了做作业而去做作业，而是通过作业的形式来培养自身的一些良好习惯，形成良好的素质，从而为他们将来的发展奠定好基础。
2018汉诺威林业木工大会(LIGNA.Conference 2018)于12月5日在广州东方宾馆圆满落幕。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海内外400多位家具制造商、经销商、自动化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大会通过主题演讲、峰会讨论、会场展示等多种形式为供应商和家具制造商提供了高效的技术及商贸交流平台。
在总数排名第二的河南在改判率排名中跃居第一，改判数位居第一的广东省在改判率排名中退到第20名。北上广地区改判总数相距悬殊，但在将案件总数纳入考量后，改判率差距明显缩小。对比西藏和上海的改判数与改判率，上海的案件改判数是西藏的三倍，改判率却比西藏少20%。二审改判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在中部地带，二审改判数较少的地区除了北京与上海等少部分东部地区外，还包括一些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
同样是侵财案件，如入室盗窃等传统的犯罪行为，上海反而相对较少。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符合条件的入室盗窃案件数量共计303件，判决案件数最多的三个地区分别为：广东、福建与浙江，福建与浙江为并列第2，上海市位居倒数第5位。
指定辩护率较高的地区依次是：上海（26.62%）、西藏（24.24%）、北京（23.15%），其中北京与上海属于经济发达地区，指定辩护率较高可能与司法资源较好有关。指定辩护率较低的地区主要是：天津（0）、新疆（2.27%）、福建（2.35%）。
上海委托律师辩护率全国最低、指定辩护率全国最高。31个省市的委托辩护率平均值为55.6%。委托辩护率较低的三省市分别为上海、贵州以及甘肃，其中以上海的委托辩护率最低，仅为12.63%。北京与上海在律师参与辩护率上相差悬殊。上海为倒数第一，北京为顺数第一。上海的委托辩护数较少，指定辩护数却位居第一。
28例患者POEM术前均行食道测压，术后随访，仅有11例患者完成食道测压检查，对比11例患者的术前术后食道测压，术前LES静息压均值为(29.9±11.9)mmHg，术后LES静息压均值为(8.9±9.2)mmHg，较术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术前LES松弛压均值为(14.7±7.8)mmHg，术后LES松弛压均值为(3.5±2.8)mmHg，较术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有5例患者食道测压结果提示食道体部蠕动部分恢复。
3.京广律师辩护支持率云泥之别。各省市律师辩护的支持数，以广东省的支持数最高，为276件，其次，分别是安徽（168件）、云南（161件）、河南（158件）。支持数较少的地区主要为海南（18件）、西藏（21件）、天津（12件）。律师辩护支持率较高的地区主要为：天津（91.67%）、新疆（81.54%）、西藏（77.78%）。律师辩护支持率较低的地区主要为：黑龙江（43.00%）、陕西（47.87%）、北京（51.04%）。北京的律师辩护支持率最低，值得关注。
四、基于实证数据的犯罪治理对策
地域化犯罪群体范围的不断扩大，违法犯罪活动的不断升级，抢劫、重伤、杀人案件比例的不断增加，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其现实危害性更不容忽视。［12］为了解决这一大问题，本文针对调研发现的当前犯罪演变及其治理的阶段特征、发展趋势和薄弱环节，提出的对策建议如下：
（一）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揭示、把握犯罪规律
首先，建设犯罪地域化数据库。要进一步重视基于犯罪数据的犯罪地域化研究，从人、财、物三个方面加大对犯罪数据地域现象的研究投入，夯实研究基础。加强软件建设，完善犯罪地域化研究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框架。建设犯罪地域化的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手段来发现犯罪地域化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犯罪发生规律和形成机制。其次，编制立体化的犯罪地图。近年来，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犯罪制图成为犯罪治理信息化的新进路，［13］犯罪地图强调以“人”与“地”的相互作用为核心构建犯罪空间理论，认为特定地点与人一样，也存在犯罪集聚性，吸引着潜在受害者和犯罪者的汇聚。［14］不少地方推出了犯罪地图，但是现有的犯罪地图基本都是平面的、两维的，其效果和作用也备受质疑。应当编制更全面、更丰满的立体化的犯罪地图。立体化、多维的犯罪地图，除了考虑犯罪发生的时间、地点之外，还可以将犯罪行为人的籍贯、职业、年龄、学历等多因素、多场景综合进行可视化展示，以更全面、更有效地揭示犯罪。
（二）调整犯罪治理机制与反应策略、提高打击精准度
根据犯罪发生的地域化特征，相应调整犯罪治理策略，提高犯罪打击、防控的准确度。首先，从宏观上完善机构设置和警力配备。依据数据分析得出的地域化表现，在不同地域进行相应的警务、司法力量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提高人力、物力投入的效率。其次，开展针对性的地域化整治。依据不同区域内的犯罪行为、行为人特点，进行行之有效的专项整治，加大定向打击的力度。再次，在微观上强化社会治理，有效防控微观空间内犯罪集聚效应的发生。通过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衔接，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最后，完善对新型犯罪打击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办理新型犯罪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专门的研究实务人才。发现、总结新型犯罪的发生、演化规律，建设专业化队伍，有效惩治犯罪，预防犯罪的蔓延。有针对性、分步骤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设立专门的新型犯罪处置机构，办理金融、网络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等新型犯罪。形成新型犯罪的办理规程、证据规则、认定标准、适用规则等。
（三）重视新制度、新政策引发犯罪行为的预测研判
新制度、新政策的出台，一方面可能解决预定的目标任务，另一方面也可能泥沙俱下，负面效果不期而至，甚至引发大规模的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例如前几年鼓励金融创新、放松民间借贷、民间融资管制，由于对其政策效果缺乏必要的警惕和充分的论证，一放就乱，导致近年来P2P领域中大规模平台“爆盘”的现象。因此，要加强对新制度、新政策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负面效果特别是可能引发犯罪行为的预测研判。
（四）积极预防新科技、新技术蕴含的新型犯罪风险
新科技、新技术是新生事物，可以方便人民生活，升级生活方式，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新科技、新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些违法犯罪也可能如影随形、相伴而至。如互联网的产生和兴起，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同时网络犯罪也可能严重危害、破坏社会秩序。必须加强对新科技、新技术可能蕴含的新型犯罪的预测防范。如大数据、物联网以及现在如火如荼的“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等，这种高级技术在研发、应用的过程中既可能使部分传统犯罪的危害性发生“量变”，也有可能导致新的犯罪形式产生，［15］应当进行必要的理论预测和制度设计，防范于未然。
基于数据的相关性逻辑分析结论认为：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标准，增加了犯罪的心理成本，［16］因此能全方位、有效减少犯罪。教育对犯罪发生的抑制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传统犯罪，也可作用于新型犯罪；不仅包括严重暴力犯罪，也涵盖经济犯罪。如每百万人口八类重罪案件数与GDP的Pearson相关系数值为-0.462，二者呈负相关，即该地区内GDP越高，每百万人口八类严重犯罪数越少。每百万人口严重犯罪案件数与城镇人口比例的Pearson相关系数值为-0.401，二者呈负相关。每百万人口严重犯罪案件数与城镇文盲人口比例的Pearson相关系数值为0.491，二者呈正相关，即该地区内文盲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越高，每百万人口严重犯罪数越多。每百万人口严重犯罪案件数与义务教育率的Pearson相关系数值为-0.528，二者呈负相关，即该地区内义务教育率越高，每百万人口严重犯罪数越少。因此，从长远角度，要控制与治理犯罪，还在于从根本上加强和提升教育的广度与质量。
参考文献：
［1］楼伯坤.论犯罪行为系统化研究的范围与方法［J］.江淮论坛，2011，（5）.
［2］黄京平，王烁.论形势政策的评估——以建立指标体系为核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7）.
［3］储槐植.犯罪场论［M］.重庆出版社，1996.
［4］涂龙科.来沪人员——过渡期现象的研究［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7，（9）.
［5］［12］姚珍贵.系列犯罪的地域化问题研究［J］.犯罪研究，2016，（10）.
［6］皮勇，刘为国.论青少年与网络犯罪场［J］.网络与青少年犯罪，2005，（9）.
［7］顾肖荣，涂龙科.上海地区有组织犯罪调查报告［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10）.
［8］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林维业，张进.论侦查破案“三大关系”［J］.公安研究，2011，（5）.
［10］张洋.抢劫罪中的“暴力”若干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11］吴朝平.“互联网+”背景下电信诈骗的发展变化及其防控［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5，（6）.
［13］单勇.犯罪地图的公开［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5）.
［14］陆娟，汤国安.犯罪热点时空分布研究方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2，（4）.
［15］刘宪权.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J］.法商研究，2018，（1）.
［16］陈刚，李树.教育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3）.
Judicial Data Expression of Crime Occurrence and Governance
Tu Longk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235）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6 986 judgments of the people’s intermediate courts or above in 2016,the formation and occurrence of crimes have the following rules: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the spread mechanism of“crime field”in crime transmission；In terms of governance,the geographical contrast of the detection speed is obvious,and the number of the secondinstance trial,the lawy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fense rate,and the lawyer’s defense support rate are polarized.To this end,we can strengthen the crackdown and governance of crime through some methods:constructing crime regionalization database；preparing a three -dimensional crime map；adjusting the strategy of combating crimes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emphasizing the prediction and judgment of criminal behavior caused by new system and policy；actively preventing new crime risks in new technologies.
Key Words: crime；crime governance；judicial data；demonstration
中图分类号： D91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541（2019）05-0013-09
收稿日期： 2019-08-20
作者简介： 涂龙科，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犯罪学。
（责任编辑：孙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