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化竞争，中国期刊该怎么办——访《中国期刊发展报告》主编、期刊研究所所长李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刊论文,中国论文,所长论文,研究所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0年，全国仅有21种期刊，1978年为930种，截至2007年4月底，全国期刊总数已经迅速增长到了9468种。”数字之间的鲜明对比，折射出的是我国期刊业取得的蓬勃发展。这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陈述的中国期刊的现状。
5月14日，在中国召开的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上，国际期刊联盟执行主席唐纳德·库墨菲尔德先生说，我们选择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令人激动的国家、最富有活力和经济增长最快的首都——北京，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被你们的古老文化、你们的活力，和你们使中国在包括媒体和通信在内的各个领域内居世界领先地位所吸引。从世界来到北京参加期刊大会的外国代表人数创下记录。他们不仅谈这个不同凡响的国家古老，而且也想看一看中国的媒体产业，去见一下中国的编辑和出版商，因为这些中国的编辑和出版商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期刊产业。
一个庞大的市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当世界把目光投向我们中国期刊产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更应该清楚地了解我们的不足，知道怎样在充满挑战的传媒市场中走出自己的精彩，在瞬息万变的传媒格局中能站稳或者找到自己独有的位置。
在世界期刊大会结束之际，记者采访了刚刚出版的《中国期刊发展报告》的主编、期刊研究所所长李频先生。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期刊大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告诉了我们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数据，近万种期刊和170亿元年产值说明中国期刊已经成为重要文化事业和产业形态。作为期刊研究所所长，您的研究能否告诉我们，中国期刊业的现状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什么差距？
李频：中国期刊的统计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统计指标体系，从1993年改进成型后一直沿用至今，统计指标和体系较为陈旧。1993年以来，中国期刊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纵向比，我们的期刊发展非常好，是继“五四”时期、30年代之后的第三个高峰。与国际尤其是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确还有很大差距，这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知识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乃至休闲时间等都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静态地看量化指标，比如欧美国家每人平均每年看10几本杂志，每人平均订阅2.5本杂志，这种数据对比意义不大。我觉得更应该看的是期刊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期刊等媒介中，期刊不是强势媒体，期刊影响社会的方式应该回归到理性和知识的传播，而不是大众娱乐。在世界期刊大会上，我们的确看到了差距。比如欧美期刊界更关心期刊转型，怎样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怎样和互联网融合。而中国期刊业一方面关注挑战，一方面关心转制，关注和力图解决办刊人的动力问题。
记者：目前中国的期刊呈现多种态势，包括期刊内容、版权、经营、媒介形态等等，多形态的呈现对中国期刊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尤其是一些外资的介入，对中国期刊的格局会有哪些影响？
李频：多样化是非常好的东西。期刊的多类型促进文化多样化，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群的需求。外资介入中国期刊的方式、途径及其影响较为复杂。我国期刊管理倡导分类管理，科技类期刊对外资较为开放。从1980年《计算机世界》进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数十种期刊与外资合作(主要是版权合作)，我觉得合作更重要的是利用国外境外优秀期刊的内容、管理经验、资金来壮大本土期刊。事实上，国外期刊的进入，对中国期刊的格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在生活时尚领域，期刊的影响非常大，全球化竞争在这里更为突出。尽管不少人士观察到，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也许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没法回避，只能应对。
记者：期刊是中国纸媒中最先开放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开放的媒介，像《瑞丽》、《时尚》等杂志已经在中国根深叶茂，对于它们有很多不同的评论，也有一些纯本土期刊的不服，它们的经验有推广性吗？
李频：这是个很深刻、很现实的问题。正是你这个问题打动了我，让我想通过你和你们的报纸与读者和期刊界有个交流。有几个时间应该记住。1980年《计算机世界》进入中国，1993年美国《读者文摘》逼着中国甘肃的《读者文摘》改名，也是1993年，《时尚》杂志在北京由中国旅游局创刊，这是中国第一本面向白领，以高定价、靠广告来生存的杂志。从杂志经营模式来说这是中国期刊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对此，我在2003年出版《大众期刊运作》专著中有专章分析。《时尚》开始做时还是比较艰难，1998年与美国郝斯特版权合作后才进入快车道。在讨论《时尚》、《瑞丽》有无“推广性”期刊意义时，我主张把《时尚》杂志、《时尚》杂志人、时尚人、《时尚》杂志精神等概念区别开来，尽管这几个概念有不同层面和维度的联系。由《时尚》开拓的时尚杂志类群及相应市场，已经很拥挤。创办《时尚》的杂志人，尤其是《时尚》杂志人所培养所承载的《时尚》杂志精神是值得肯定也有一定的推广价值的。如《时尚》创刊时倡导“国际化视野，本土化意识”就颇有内涵。《时尚》出版制度上与国际接轨，如采用国际通用的会计结算制度；提出“激情出版”办刊理念以消除杂志连续出版过程中滋生的“审美疲劳”及编辑心理疲乏，以及这种独创性开创性杂志主张、实践所表现出来的职业意识、职业精神等，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并在一定意义上有推广性。当然，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要把近年来时尚类期刊的市场竞争图景、民族期刊感情依恋和对《时尚》、《瑞丽》的理性认知区别地辩证地看待。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它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而《时尚》、《瑞丽》在中国期刊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期刊全球化的象征符号或者说典型代表。近几年来，时尚类期刊竞争非常激烈，无外资背景的时尚类期刊被有外资背景的期刊挤压得气喘吁吁节节败退。因此，要防止和警惕潜在的“迁怒”倾向。如果那种非理性的倾向产生，会影响中国期刊界对国际期刊、期刊全球化竞争的整体的理性的认知，同样难免影响中国期刊的发展，削弱中国期刊在本土或国际的未来竞争实力。
记者：中国一些本土期刊也走出了国门，像《读者》已经行销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您认为这是中国期刊发展的趋势吗？在读者的身后有多少本这样的杂志？
李频：这不一定是趋势。“走出去”是有关部门提倡的发展战略，但中国期刊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如到国外投资办刊开拓市场)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比如经济实力，比如经济强国等。单种单期杂志的产品输出也可以称“走出去”的发展形态之一，但应该还有另外的更高的形态。就刊社自身实力而言，具备走出国门发展的刊社恐怕只是少数。相反，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在中国居住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在中国本土面向外国人办的杂志，倒成为值得密切关注的现象。比如“城市漫步”系列刊，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都有英、日、韩等多种语言的版本。也许，在当今中国期刊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中，有条件有能力的媒介组织应该到境外开拓市场，但是，我主张，更重要更迫切的是如何通过管理体制创新与运行机制创新来进一步释放中国期刊通过近30年发展所积聚的产业能量和文化能量，以便更有力地更有效地在中国本土展开与国际期刊资本国际媒介资本的较量。这一理论主张的基点不仅基于潜在市场规模的大小，也在中国期刊的比较优势。
记者：几年来，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关系的话题一直是业界最为关注的话题，在以互联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新媒体日渐壮大，并与传统媒体大幅争夺发行市场、广告市场的时候，传统期刊该怎样走出自己的精彩？电子期刊有多大的市场空间？两者并行该注意什么？
李频：网络化是必然趋势。现代传播技术逼着传统期刊向数字化转型，网络杂志、手机杂志已经走进市场，以后杂志或多或少要跟数字媒体结合，否则会越来越弱化。杂志数字化不是纸版期刊原样整版复制到网上，而是要针对网络、手机对人的影响方式在深层次上匡扶。数字化也会向更多形式、多空间、新形态发展。
记者：人们说中国期刊是变数最大的媒体，数量变化大，老板变化大，内容变化大，版式变化大，而且同质性严重，低效率运行，您同意这种说法吗？9000多种期刊这个数量是多了还是少了？
李频：我同意你说的“同质性严重，低效率运行”。现在好些期刊运作的技术含量不高，新的投资人较轻率很容易进入。期刊出版的技术难度高在于其市场调查与分析。设计新杂志，不仅在于刊名，而是怎样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确立读者对象和群体。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当前和今后媒介服务对象和群体的确立，不是仅仅采用人口统计学的指标，而要根据社会转型期人的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指标来确定。而这些大多被媒介资本忽略了，服务对象设计不细致，服务方式运作不细腻，是造成杂志同质化的基本原因之一。当然就总体而言的期刊人知识结构也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一部分期刊人知识老化，年轻编辑又对社会变迁及其趋势理解浅显、把握模糊，社会责任意识淡化等对当前期刊的相对沉寂产生影响。至于全国9000多种期刊，从社会发展对期刊的品种要求来讲我个人以为还是有点少，这是单纯就9000多种的数量说的。因为前几年期刊分版的无序，各统计数字的不一致，中国目前事实上的期刊品种规模我个人难以肯定也难以确切。但就目前同质化现象来说又多了，有些期刊类群过于拥挤。在这9000多种期刊中，学报不少。北京地区2800多种杂志中有2600多种是中央各部委的。中国期刊结构调整是一个迫切的难题。
记者：有人说期刊是文化含量最高的媒体，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重要符号。期刊理所当然的富有保护传播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在外来杂志不断以版权等形式进入中国期刊市场以后，中国期刊如何不辱使命？
李频：新世纪的中国应该欢迎优秀的外来文化，欢迎可以使中国借以冲刺现代化强国的优秀文化，但国际资本所裹挟的或者说国际资本外在包装的是否是优秀文化？是否是中国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所适合的优秀文化，这是面对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在中外期刊合作的谋划与实施过程中，中国期刊人、中国媒介管理部门需要深思熟虑的。中外合作的时尚类杂志在帮助推广国际品牌的同时，诚然帮助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更新了生活与消费观念，但人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的现代化。如果中国期刊应对全球化只奉献了市场，那才是中国期刊的悲哀。文化传播是期刊的根基，在资本驱动的市场竞争的背后，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较量。全球化的主流是美国化，任其发展下去，文化不是多元化而是单元化(美国化)了。中国期刊的根本是服务于中国社会和谐良性发展，中国期刊的命脉现在要今后也要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期刊发展不仅要考虑产业发展，更要考虑21世纪中国人价值观念的重新塑造。
告别李频，翻阅着他主编的新作《中国期刊报告NO2：区域发展与类群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为其做的序言让我深思良久。《媒介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他序言的题目。这是他对媒体现状的透视和不安。中国媒体怎样承担起国家民族的重任？怎样在世界传媒格局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9000多种期刊怎样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不懈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