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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不仅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造成很大压力。深入研究世界粮食问题，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局出发，考虑我国市场的宏观调控和贸易投资政策，是当前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课题。
根据对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粮食计划署专家学者、主管部门官员的调研和座谈，本文就世界粮食市场的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一些基本看法和建议。
一、世界粮食市场的基本发展趋势
近年来，世界粮食市场的大幅波动是一场“结构性突变”：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两轮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不同，本轮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从2006年开始，持续时间长、波动幅度大。特别是从2010年年中开始至今，世界主要粮食作物包括大米、小麦、玉米、糖类等供需缺口明显拉大。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2010—2011年度世界谷物产量22.4亿吨，实际利用22.8亿吨(缺口4000万吨)，库存量4.9亿吨。同期，世界粮食平均价格上涨近1倍，造成发展中国家食品价格平均上涨9％，通胀率也从2010年的6％上涨到2011年中的6.9％。
对于粮价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它有利于增加农业投入，对各国重视农业生产，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问题是：粮价大起大落，容易传递错误信息，误导市场预期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造成国际市场粮价过度震荡，不利于各国粮食的稳定生产。对于这一点，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司的认识比较客观，认为世界粮食市场急剧波动，将迫使各国为了粮食安全，趋向更为严格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对于新一轮农产品贸易谈判将构成相当大的冲击和压力。
对世界粮食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从国际机构专家们比较一致的观点看，主要是认为：世界粮食供应中长期不会出现太大问题。其依据是：俄罗斯、南美等主要产区粮食作物种植的面积和产量，今后几年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又由于亚洲及部分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扩大，将使粮价高位运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世界粮价的预测是：2011—2020年间，谷物年均价格将上涨20％。世界贸易组织专家则认为，目前发展中国家粮食有40％因运输、仓储等原因而损耗掉了，未能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而发达国家有22％～25％的食品因到期被丢弃，所以缓解供求矛盾还有潜力和空间。对世界粮食市场近期的走势，国际机构专家表示暂难以作出预测，认为尽管粮价上涨刺激了俄罗斯、美洲国家扩大种植面积，美国农业部也上调了2012年小麦、大米、粗粮的供应和库存预测总量，但粮食价格仍面临较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大幅波动的情况仍可能再发生。
当前影响世界粮食市场和粮价的主要因素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气候因素。这是影响粮食生产和价格的最大不稳定因素。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粮农组织的专家指出，2006年以来多次出现粮价异常波动，都是由于主要产粮区灾害天气引起的，特别是全球变暖造成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恶化带来土地沙漠化，对世界主要产粮国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加拿大以及亚洲的印度、泰国和中国的粮食生产都构成了威胁。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一旦粮食产量下降5％左右，相应的国际市场价格将平均上浮25％以上。
二是耕地因素。目前，全球可耕土地面积已接近饱和，可新增耕地主要在非洲和南美洲。巴西是南美洲可耕土地增加最多的国家，但巴西土地的增加是以破坏热带雨林为代价的，长远来看对全球气候环境和农业生产并不利。除增加耕地面积之外，农作物单产产量的提高也是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过去40年，全球农作物单产呈现逐步增长态势。综合以上因素，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未来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7％。
三是技术因素。尽管各国对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来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认识还不一致，但专家们认为转基因等现代生物科技，以及化肥、种子、灌溉、仓储运输等技术的提高，客观上还是有利于改善世界粮食的生产供应。同时，农业部门进一步工业化，提高食品加工利用水平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认为，世界粮食供需不稳定、粮价波动较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技在农业生产中运用不够广泛，特别是在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缺乏现代农业科技设备、技术和人才，农业生产率低下，导致这些地区粮食危机频发。
四是人口因素。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专家都预计全球未来每年至少新增5000万人口，如按每人每年平均消费630斤粮食计算，未来10年世界粮食需增加1.6亿吨，这需要世界粮食生产增长率必须每年平均达到1.2％以上。对此，他们认为美国、巴西、俄罗斯等主产区有较大的生产潜力，供应尚不会发生问题，但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带来新问题，主要是：一是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将有1亿～2亿人口从农业部门转到城镇，肉类、油脂、奶类制品需求有较快增长，用作畜牧饲料的粮食需求也会随之大幅增长；二是基于环保和能源供应的考虑，美国、欧洲用作制造生物燃料的粮食消耗将持续大幅增长，目前美国用于生产燃料乙醇的玉米就占到了其国内玉米消费的35％和世界玉米消费的12％，欧盟生物柴油耗用的油籽量占其成员国产量的60％、全球贸易量的70％。世界粮食计划署强调，世界现有10亿饥饿人口，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救助其中的10％，因此，必须加大粮食援助和合作开发，才能满足贫困和饥饿人口的需要。
五是政府因素。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对部分出口国采取的临时粮食出口限制政策表示异议，认为这实际上加重了世界对粮食的不稳定情绪，从而进一步助推粮价走高。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司对这些国家采取限制性出口政策表示强烈关注，要求这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的具体程序和规定必须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同时希望这些国家不要将这些政策措施常态化。对于尽量减少粮食进口，专家们指出，自给自足的政策只适合于有较大国土面积和较多人口的国家，他们还是寄希望于通过推动自由、开放的粮食贸易，来保证大多数国家的粮食供应。此外，专家们还认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合适的农田水利政策、农业支持政策，以及保持适当的库存、改善仓储和运输条件等，都是各国保障粮食供应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当前世界粮食市场的三个热点问题
第一是粮食市场是否存在过度金融化。2010年以来，大量投机资金进入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从而引起了世界主要粮食品种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认为，期货市场存在的目的是：提供可预期的市场交易信息，同时为供需双方规避价格风险提供机会，但是现在人们更多地关注短期投资回报和炒作，认为在大宗商品市场的投资回报会高于股票等金融工具，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估计一些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会认识到这个问题，将资金回流到金融市场。但如果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等也出现类似金融化问题，仍会对世界粮食交易产生放大效应。专家们坦承，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十分关注各国农业政策和市场运行，但对私人资本流动以及商品交易所是否设立有效的协调监管机制，各国对此还未能达成共识。
第二是关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国际机构专家们对谈判前景均表示不乐观，认为此轮谈判如达成协议，美国、欧洲承诺大幅削减国内补贴，取消或减少贸易限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贸易十分有利，但这些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压力，短期内难以作出妥协或让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司认为应当对农产品贸易谈判保持信心，同时也认为，农产品贸易谈判并不像工业品贸易那样南北壁垒分明，各国在农产品贸易上的利益相互交织，十分复杂。此外，近年来各国动植物检疫等歧视性措施开始大量增加。为此，世贸组织将致力于创造农产品贸易谈判的条件，推动贸易便利化，组织各成员国定期通报农业和动植物检验检疫方面的政策，增强透明度。
第三是世界粮食问题的多边协调。专家们认为，目前国际社会对粮食问题都高度关注并计划采取行动，相信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比如2011年二十国集团首度召开农业部长会议，磋商粮食市场问题，通过了共同行动计划，重点从促进农业生产、农业市场信息透明化、加强国际协调、减少食品价格波动对最困难国家的影响、监管农产品金融市场等五个方面开展合作，著提出了2050年全球农产品增产70％的目标，其中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增产目标是近100％。但有专家认为，部分粮食出口国对粮价上涨持肯定态度，并组成团体反对过多干预粮食市场，国际协调粮食问题难度加大，国际组织主要的职责是提供技术服务和信息交流，包括推动建立国际农业数据库，收集有关农业生产、消费和库存信息，协调粮价不是国际组织的义务，是市场的行为。
三、中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中的地位及影响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中国在粮食生产及供应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指出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从粮食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典范。国际机构专家对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粮食问题上的影响和应对举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中国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直接影响世界粮食供求。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由2002年的304.3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的1207.9亿美元，增长3倍，年均增幅18％，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目前，我国是世界主要粮食作物包括玉米等的主要进口国。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认为，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对稳定世界粮食供应很有意义，但他们非常关心中国的粮食库存问题，指出2011年年初预计中国原计划进口200万吨玉米，后来调整为450万吨，而实际需要500万吨。这个数字相对于中国总体粮食产量而言并不大，但对世界市场就容易引起价格波动，所以大家都很希望能够获得中国粮食库存的信息。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专家指出，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未来城镇化、工业化将会使中国的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土地资源将成为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保证粮食安全之间不得不进行权衡的重要因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粮食进口将会有大幅增加，仍将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大国。
二是决定世界农产品贸易谈判进程。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司认为，多哈回合农产品谈判的唯一焦点是中美谈判没有结果，问题主要集中在敏感产品清单和特保机制，包括大量削减农产品补贴，减少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而美国却把农产品补贴削减与要求中国在十多个领域的彻底开放相挂钩，致使谈判陷入僵局。一些国家在粮食谈判问题上仍对中国带着“有色眼镜”，对此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是希望更多参与国际组织多边援助。国际组织既高度评价中国对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粮食援助，也希望中国政府考虑利用多边渠道进行援助，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因为国际组织援助项目往往被视为无条件合作、政治敏感度低，更容易被受援国接受，社会公共效应更好。世界粮食计划署建议中国多通过多边援助，既可以扩大受援国的范围，赢得更多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回击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言论。
四、国际机构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建议
联合国工发组织政研司司长(Ludovico Alcorta)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希望中国提高工业品贸易附加值，获取比较利益。虽然世界农产品贸易价格走高，会带来一些利益损失，但只要中国不断提高加工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通过获得相对较高的比较利益，就不必担心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现行的贸易发展方式、调整贸易产品结构。二是希望中国参考其他国家，在海外建立粮食供应基地。目前已经有海湾国家在苏丹、肯尼亚购置大量土地进行农业开发和粮食生产加工，缓解自身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中国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由于中国与这些国家情况不同，作为大国，购买其他国家的土地很容易被误解，其外部风险需要评估。
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建议中国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和国际协调经验，在六个方面加强政策引导：一是借鉴OPEC的经验，推动建立国际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对话磋商机制和价格谈判机制。二是建立应对价格波动的政策机制。因为农业受天气等因素影响，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政府建立动态的利益补偿机制对于稳定农业生产较为有利。三是建立收入稳定机制。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可能会影响到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因此对部分贫困居民可给予适当的收入补贴，保证他们正常生活所需。四是建立库存和“价格稳定基金”，对于因粮食价格急剧波动的情况，政府可以通过动用库存或者直接购进部分粮食后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售出，以尽快稳定市场供应。但库存和“稳定基金”也有缺陷，如频繁使用对政府财政构成压力，如使用不当，则易造成价格急剧波动，对生产者不利。五是加强对市场交易的管理。专家认为政府要鼓励企业和机构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规避粮食价格波动风险，同时又要严格监管，防止出现投机和炒作行为。六是推进农产品的贸易和流通。专家认为中国保持90％以上的粮食自给率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建议要加强粮食供应的多元化和国内粮食市场流通、仓储条件的改善，继续推进国际农产品贸易便利化，逐步消除扭曲进口的各种限制性措施，消除国内农产品流通遇到的各种障碍，改善市场供应能力。同时注意调整食品和粮食结构，提高生产加工能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建议中国粮食生产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提高生产率与抵御风险的能力。要通过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建设良好的灌溉系统，促进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小生产者生产率，增强抵御外部市场冲击的能力，减少浪费。加大对农业研发、农业机构及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以及应对天气变化、资源缺乏的能力。二是改进市场信息，促进政策协调。要努力改进国际和国内的有关市场信息与检测系统，包括与粮食安全有关的商品生产、储存及贸易数据，加强市场交易管理的协调，增加透明度。三是有针对性地保护弱势群体，实施风险管理战略。帮助低收入的消费者、生产者维持其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建立应急粮食储备。加大力度建立基于市场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有小生产者参加的期货合同及粮食期货交易，通过保险等手段在国内生产减产时为进口食品提供资金，或利用期权合同锁定未来的粮食进口采购。
五、我国应对世界粮食问题的工作
粮食安全问题是关系我国这个人口大国的重大利害问题，是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多双边合作，以及进行经济、政治、外交合作的重要领域。世界粮食问题对我国有影响，我国的粮食问题对世界也有影响，为此，要以世界眼光、全局视野来统筹考虑粮食问题。
总的来看，国际机构专家对世界粮食发展持乐观态度，未来世界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够达到基本平衡。尽管这样，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总的判断是：世界粮食未来几年总体还不会成为问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来说，则可能成为大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科学的研判和充分的准备。
根据国际机构专家意见，我们认为，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加大农业投入，提高粮食供应能力，健全粮食安全机制
重视对农业的投资，特别做好农业吸收外资的工作，推动农业生产和技术合作，这是提高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化和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要继续鼓励和支持外资企业投向现代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销售领域，鼓励外资企业对中西部农业设施的投资。推动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国外投资者开展农副产品领域的合资合作。支持跨国公司来华设立农业技术研发中心和人才培训中心，加强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领域的技术合作。
加快国内农产品消费市场体系建设，强化流通与仓储。继续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建设完善的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市场等，加强建设现代多元农产品流通主体，包括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经纪人等；积极发展现代高效农产品流通业态，诸如连锁销售、农超对接、期货交易等，减弱价格波动风险。
统筹加强农产品战略储备和应急调控。要根据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地区差异等因素，逐步扩大我国粮食、农副产品等重要民生产品的国家储备总量，依靠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储备商品的管理能力和水平，适时调整储备规模、品种结构和比例。
(二)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粮食供应多元化
重点集中在三方面：一要完善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提高贸易话语权。在20世纪初，我国粮食还保持着净出口格局。但自2003年以后，进口不断增加，出口逐年减少。2010年我国大豆净进口5478万吨，小麦净进口102.6万吨，玉米首次净进口144万吨，仅大米保持净出口态势，但净出口量降至16.2万吨。作为大买家，我国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大。目前我国已成为大豆、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国，但尚未与出口国建立比较稳定牢靠的合作关系，进口渠道主要掌握在国际商家手上，在大宗农产品定价方面也几乎没有话语权。因此，把握贸易主导权和提高贸易话语权，对稳定我国进口来源、降低进口成本极为重要。
二要继续抓好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谈判，把握好农产品市场开放的节奏，保证国内粮食生产的稳定有序。完善重要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对国内外价格、数量、供求关系要做深入研究并及时作出预测，科学把握进出口调控力度，稳定粮价、保障供给。
三要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增加世界市场供给。从长期来看，南美、非洲、部分周边邻国的粮食生产潜力较大。作为一个农产品进口大国，与友好国家合作开发农业，具有长远和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国应在国际农业技术合作、建立境外粮食生产基地方面取得更大突破。由于粮食生产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加之时间长、风险大、回报慢，在“走出去”方面需有长期战略考虑。在综合考虑国际舆论和东道国社会反应的同时，要统筹把握农业对外投资合作的形式和渠道，一方面要支持企业到南美、中亚、俄罗斯、东南亚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合作；另一方面，要积极加强中非多双边战略合作，增加援助非洲农业示范中心的数量，在非建立农业开发园区，开展粮食深加工合作。
(三)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世界粮食市场的平衡与协调
国际机构对我们的评价，以及希望我们参与多边粮食援助的各种建议和意见，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在世界粮食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和大国责任，做到宠辱不惊，客观对待。
要利用国际组织的优势，加强技术和信息等领域的合作，提高农业技术创新和市场调控的能力。在技术合作、政策对话、农业技术示范与转让、人员培训、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援助、信息交流和监测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共同创新农业技术，加强优质、高产、抗逆作物新品种研发，发展节水农业、耕地保护和农业清洁生产等，促进土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人才交流。促进技术交流、培养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人才。
推动世界粮食问题的多边协调，提高我国在世界粮食问题上的话语权。加强与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协调、沟通，包括二十国集团、联合国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等，推动国际社会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贸易促进和其他热点领域协调共同行动，为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对非洲等地区的粮食危机给予高度重视，加大援助力度，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改善粮食安全状况。积极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解决世界贫困饥饿问题上发挥作用。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促进发达国家逐步取消扭曲贸易的补贴和贸易壁垒。推动建立及时、准确和透明的世界农产品供给、需求等信息交流机制，搭建农业信息与数字农业平台，共同促进农业贸易与投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