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小品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小品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在中国文学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过 程中，在传统文学观念为现代文学观念所取代的转折关头，一批新文学巨匠应运而生。 他们在文学的各个门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尤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鲁迅认为 ：“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 诗歌之上。”(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林语堂甚至断言：“ 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惟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注：林语堂：《<人间世>发 刊词》，《人间世》，1934年4月5日创刊号。)朱自清在回顾“五四”时期的创作实际 时也明确指出：“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注：朱自清：《背景·序》，见《 现代散文序跋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他进而勾勒了“五四”散文绚 丽多姿的盛况：“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格式，种 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 ，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 密，或劲健，成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注：朱自清： 《背景·序》，见《现代散文序跋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在“五 四”散文洪流中，周作人的名士小品，丰子恺的禅趣小品，朱自清的儒雅散文，冰心的 温柔散文，以及鲁迅的杂文等等，不仅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后世的创作 中也有着深长的回应。
台湾当代文学是近乎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发展起来的。1945年，台湾摆脱了日本殖民统 治，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50年的殖民统治和长时期的皇民化运动给台湾社会打上了 深深的烙印。光复后，台湾作家人都存在着变换语言工具的问题，需要实现由日文写作 向中文写作的转变。如日据时期的著名作家杨逵此时要向正在读小学的女儿从头开始学 中文。因此，可以说台湾当代文学大体上是由一批大陆赴台作家开创的。这既包括梁实 秋、台静农、纪弦、钱歌川、谢冰莹、张秀亚、覃子豪、王蓝、陈纪滢等在大陆业已成 名的作家，也包括琦君、林海音、余光中、洛夫等在大陆接受教育而在50年代崭露头角 的年轻作家。尽管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的考虑把大陆进步文学统称为“三十年代文学”予 以全面封杀，但由于上述作家都深受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的影响，因此“五四 ”文学与台湾当代文学的血缘关系事实上是无法隔断的。就散文而言，由于散文抒写的 主要是个人的真情实感，较少带有政治色彩，因此“五四”散文对台湾当代散文的影响 更直接更显著。其中，周作人因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对台湾散文的发展尤其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
周作人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评。早在1922年，胡适就在《五十年来中 国之文学》中做出评价：“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 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 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注：《胡适文存二集》，第212页。)钟敬文认为：周作人的散文“文体是幽隽淡远的， 情思是明妙深刻的，在这类创作家中，他不但在现在是第一个，就过去两二千年的才士 群里，似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侣呢。”(注：钟敬文：《试谈小品文》，《文学周报》1 927年合订本第7卷。)废名则说：“中国现代的散文，待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 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注：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第13期(1934 年10月5日)。)而与周作人早已分道扬镳的鲁迅，1936年在回答埃德加·斯诺提出的“ 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是谁”的问题时，举出了一个以周作人为首的五 人名单：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注：见斯诺整理、安危译：《鲁 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也没有抹杀周作人的散文成 就。虽然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未必一定排在“第一”或真是什么“空前绝后” ，但作为一代散文大家，他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他后来因附 逆下水变节而为国人所不齿，但对于他的散文成就，我们还应予以充分肯定。
阿英在《周作人小品序》里以1929年作为转向的界限，将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分为两个 时期。这一分期把握住了周作人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脉络。大体上说来，周作人在1928年 底以前的创作充分显示了其小品散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他对现代散文所作出的贡献主 要体现在这一时期。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1923年)、《雨天的书》(192 5年)、《泽泻集》(1927年)、《谈虎集》(1927年)、《谈龙集》(1927年)、《永日集》 (1929)等。其中，有浮躁凌厉、充满战斗活力的谈论时事的杂文，有不尚技巧、文风朴 拙的读书随笔，有周作人自称之为“美文”的艺术性散文。而最能体现周作人散文个性 和艺术风格的则是他的“美文”。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的《美文》一文中说：“外国文 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 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面又分出叙事和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注：周 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他后来又说：“美文”是“个人的 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 注：周作人：《看云集·冰雪小品·序》，开明书店1932年版。)周作人在大力提倡“ 美文”的同时也身体力行。《山中杂信》、《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 的野菜》、《苍蝇》、《苦雨》等名篇独抒性灵，弘扬个性，拥抱自我，娓娓而谈，在 自然随意、漫不经心的运笔中，将知识、哲理、趣味融为一体，营造出平和冲淡的艺术 境界。
周作人的这部分散文与现实保持着较远的距离。“五四”落潮后，周作人从时代浪尖 上跌落下来，深切地感受着面对歧路的迷茫和孤寂。他回到“自己的园地”，皈依闲适 冲淡，崇尚名士情趣，以求得灵魂的安宁和心理的平衡。写于1923年7月的《寻路的人 》表明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人生的旅途上，他“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 听人家的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周作人推崇明清名士派的文章，从中 获得摆脱精神困境的良方。他说：“我们谈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 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 现代的气息了。”(《<陶庵梦忆>序》)又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 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燕知草>跋》)甚至认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 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 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 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燕知草> 跋》)由推崇公安派等明清名士派作品到为自己逃避现实、躲进象牙塔寻找理由，从中 可以窥见周作人思想发展的脉络。周作人渐渐由“叛徒”变成“隐士”，确立了“生活 之艺术”的人生态度。他的小品散文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艺术表现。
由于现实环境的严酷和政治斗争的尖锐，周作人的冲淡散文在三四十年代影响愈来愈 小，周作人自己也只能当当“文抄公”。在建国后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冲淡型散文在大 陆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在海峡彼岸，经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由周作人开创的 这一类型散文倒绵延不绝，成为台湾当代散文的一大景观。
梁实秋早年在清华读书时，就曾代表清华文学社慕名前往八道湾，邀请周作人赴清华 讲演，从此与周作人有了交往。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和周作人同在一个系 工作达三年之久，经常成为苦雨斋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爱他的淡雅的风度。 ”(注：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在家和尚周作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第14页。)梁实秋不仅推崇周作人的风度，也喜爱他的冲淡散文。1940年，入蜀后的 梁实秋开始写作《雅舍小品》，陆续发表在《星期评论》、《时与潮副刊》、《世纪评 论》等报刊上，引起文坛关注。《雅舍小品》明显受到周作人的苦茶小品及英美随笔的 影响，说古道今，谈人论物，取材于平凡的日常人生，不为时尚所左右，节制情感，发 掘理趣和情趣，体现出一种清雅通脱、闲适恬淡的艺术品格。如《雅舍》一文写作者在 重庆北碚曾住过一种青砖砌柱，黑瓦盖顶，四壁是竹篦泥墙，看上去瘦骨粼粼单薄可怜 的陋室，他却不以为苦，反而恬然称之为“雅舍”。作者以人生本来如寄的人生态度对 待客居生活，视陋室为一自足独立的小天地：“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 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 躬受亲尝。”这是一种通达超脱、知足自持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追求，从中可以领略到梁 实秋从容赏玩、随缘而处、优游自在的雅人品性和名士风度。这与周作人在《雨天的书 》、《泽泻集》等散文集中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到台湾后，梁实秋在散 文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地发展这一类型散文的艺术风格，出版了《雅舍小品续集》、 《雅舍杂文》、《雅舍忆旧》、《雅舍谈吃》以及《谈徐志摩》、《看云集》、《西雅 图杂记》等20余种散文集。他熔性情、学识、修养于一炉，集雅人、名士、学者于一身 ，成为堪与周作人媲美的闲适派散文大家。梁实秋长期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他的散文 风格又影响了子敏、萧白、羊牧等一批作家，因此他被誉为台湾文坛的一代宗师。
林语堂是又一位受到周作人影响的作家。在《语丝》时期，他们都是《语丝》周刊的 中坚力量，过从甚密。林语堂对周作人的散文甚为推崇，认为“周作人闲逸清顺，是散 文应有的正宗，白话文应有的语调。”(注：林语堂：《记周氏兄弟》，载《在家和尚 周作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30年代，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 、《人间世》、《宇宙风》三种小品文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鼓吹幽默、性灵，正与周作人所提倡的冲淡散文相呼应，周作人也常在这些刊物上发 表作品。林语堂的散文创作大致经历了与周作人相仿佛的过程。早期，他是以激进的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的。他以勇猛的姿态向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黑 暗社会开战，表现了一个封建叛逆者无所畏惧的精神。《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祝 土匪》、《回京杂感四则》等作品都呈现出凌厉的气势。随着时代的变迁，林语堂的政 治态度和创作倾向发生明显的变化。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 和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运动，林语堂感到困惑和茫然，他从进步的文化阵营中退了出来 ，躲进了“有不为斋”，成为政治上消极退让的绅士。在文学上则改变了浮躁凌厉之气 ，公开打出幽默的旗号，声称“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 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林语堂还借对公安派、竟陵派的评述，提出了“性灵”主 张，认为“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提出任情抒写自我，反对 文学的功利作用。据此，他创作了大量幽默闲适、冲淡平和的小品散文。这类作品大都 收集在《大荒集》、《有不为斋集》中。1936年林语堂移居美国，1966年赴台定居。19 74年在台湾开明书店出版《无所不谈合集》。此书共收散文200篇，大都为回台定居后 所作。作者追忆往事，寄情自然，以亲切平易的笔墨娓娓而谈，平中有奇，时时飘逸着 诱人的幽默气息，显示出卓然的智慧和平和淡泊的心境。从《说乡情》、《来台后二十 四快事》、《论东西思想之不同》、《记鸟语》等篇什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二三十年代 冲淡散文香火在台湾的一脉流传。
从总体上来说，周作人的散文属于学者散文。周作人精通多种外文，博览群书，在中 西文学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据他的学生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 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 到。但可以举一事为例，他说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 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只此一类，也可见数量是如何大。何况还有杂，杂 到不只古今，还有中外。他通日语、英语和希腊语，据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 乎不下于中文典籍。”(注：张中行：《再谈苦雨斋》，载《在家和尚周作人》，四川 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正因为周作人有博学、博览、博识的底子，所以 他的散文旁征博引，探幽究微，知识密集，内涵丰富，具有浓重的书卷气。《苍蝇》一 文在不到两千字的篇幅里，引了希腊路吉亚诺思(Lukianos)的《苍蝇颂》，处女默亚(
Muia)被变成苍蝇的传说，河美洛思(Homeros)的史诗，法勃耳(Fabre)的《昆虫记》， 《诗经》，小林一茶的俳句，《埤雅》，以及绍兴小儿谜语歌等等，不可谓知识不密集 。《伟大的捕风》全文二千余字，引用的书籍有：《旧约·传道书》、拉瓦尔(Lawall) 的《药学四千年史》、梭罗古勃(So Logub)的小说、易卜生的《群鬼》、吕滂(Le Bon) 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巴思加耳(Pascal)的《感想录》等。这些作品正显示了周作人 学识的渊博。举凡古今中外的典故资料、人文风习、历史时事，无不汇罗笔下，这充分 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知性的一面。不过，尽管周作人散文材料丰富，知识容量大，但由于 他在引书的方法上很讲究，采取的是一种漫话闲谈的方式，注重情趣，因此往往会飘逸 出举重若轻的风采。
学者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支。从梁实秋开始，写作这一类型散文的有余 光中、吴鲁芹、杨牧、张晓风、许达然、庄因、林文月等。余光中曾对学者散文做出界 定：“这一类型的散文限于较少数的作者。它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序文、 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 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注：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 《文星》1963年5月号。)这一番话仿佛就是对周作人散文作出的总结，它甚为符合周作 人的创作实际。周作人的散文也正是由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序文、书评、论文 等构成的。由此也正可看出台湾学者散文与周作人的渊源关系。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余光中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分析，来加以进一步探 讨。作为台湾学者散文的大力倡导者和实践者，余光中为学者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在台湾散文作家中，余光中是有着独特风格的一位。他的散文感情充沛、词藻瑰丽 、想象奇特、节奏明快、文笔洒脱，建构了一个奇异的艺术世界。余光中在散文中追求 “弹性”、“密度”、“质料”，主张以博大的胸怀拓展散文的疆域。在评论包括他自 己在内的台湾第三代散文家的创作时，余光中说：“他们当然欣赏古典诗词，但也乐于 运用现代诗的艺术，来开拓散文的感性世界。同样，现代的小说、电影、音乐、绘画、 摄影等艺术，也莫不促成他们观察事物的新感性。”(注：余光中：《亦秀亦豪的健笔 》，载《你还没有爱过》，大地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这确是夫子自道。余光中在 自己的散文创作中，除融会中外各种传统的散文笔法外，还大量融入现代诗的笔法，小 说的技巧，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以及绘画的色彩，音乐的旋律等，从而创造出开放自由 兼容并包富于弹性的新的散文文体。余光中有着渊博的古典诗文修养，善于将典故用得 非常巧妙，浑然天成。如《高速的联想》结尾一段文字：
中国最浪漫的一条古驿道，应该在西北。最好是细雨霏霏的黎明，从渭城出发，收音 机天线上系着依依的柳枝。挡风窗上犹浥着轻尘，而渭城已渐远，波声渐渺。甘州曲 、凉州词、阳光三叠的节拍里车向西北，琴音诗韵的河西孔道，右边是古长城的雉堞隐 隐，左边是青海的雪峰簇簇，白耀天际，我以七十哩高速驰入张骞的梦高适岑参的世界 ，轮印下重重叠叠多少古英雄长征的蹄印。
这里将王维、王昌龄等几位唐代诗人作品典故熔铸成新的意境，既富于创造性又显得 自然贴切。古色古香的情韵与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营造出清新亮丽的艺术境界。将余 光中与周作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余光中的文学领域包括散文、诗歌、评论、翻译， 与周作人的文学天空基本一致。再就余光中的散文理论和创作而言，也与周作人有着诸 多相合之处。这里仅举一例。散文家都非常注重语言。余光中一向重视文言、现代口语 和西化语在文本中的整合，他对散文语言是这样要求的：“现代散文当然以现代人的口 语为节奏的基础。但是，只要不是洋学者生涩的翻译腔，它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 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只要不是国学者迂腐的语录体，它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的 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 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注：余光中： 《剪掉散文的辫子》。)事实上，他的许多优秀散文在上述三方面是融合无间的。如：
近邻是一两盆茉莉和一盆玉兰。这两种香草虽不得列于离骚狂吟的芳谱，她们细腻而 幽邃的远芬，却是我无力抵抗的。开窗的夏夜，她们的体香回泛在空中，一直远飘来书 房里，嗅得人神摇摇而意惚惚，不能久安于座，总忍不住要推纱门出去，亲近亲近。比 较起来，玉兰修长的白瓣香得温醇些，茉莉的丛蕊似更醉鼻餍心，总之都太迷人。(《 花鸟》)
在这段文字里，“芳谱”、“远芬”、“神摇摇而意惚惚”、“丛蕊”、“醉鼻餍心 ”等都是古色古香的文言词汇、句法，而“她们细腻而幽邃的远芬，却是我无力抵抗的 ”、“开窗的夏夜”却是典型的欧化句法。简洁浑成的文言，井然有序的西语，亲切自 然的现代口语，这三者和谐融合，既保持着流畅的白话节奏，又显现出充满弹性的语言 风格。我们再来对照周作人关于散文语言的论述：“以口语为基础，再加上欧化语，古 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 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注：周作人：《燕知草·跋》，见《周作人早期散 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可以看出，两人对散文语言的要求如出 一辙，即都要求将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加以杂揉调和，从而创造出雅致的富于表 现力的现代散文，从中不难发现周作人对余光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