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成书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成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1)03-0088-05
一
由于受“嘉靖间大名士”“世庙一钜公”的影响，以往持《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说”者，多认为成书于嘉靖年间，近来查阅王世贞文集，新发现一些材料，可否定嘉靖说，而确定其成书于万历十年左右。为了使此说充分展开，遂将受他人引用材料启发后的观点一并拿来，阐述王世贞写于万历初年说。今试一一举证如下。
证据之一，《金瓶梅》以较长篇幅写宠压群芳的“书童”形象，反映了“小唱”盛行的万历时风，证明小说成书于此风盛行的万历时期。
书童是一部《金瓶梅》着意刻划的人物之一。论地位，他不过是位小厮，然而在西门府的实际作用却远远超过了他的身份。他因势而来，又因势而去，是西门府鼎盛的见证人。不仅在小说情节发展中有着重要的结构意义，而且作者用意将其描写成一位心慧、得势、才貌双绝的美男，展现了西门庆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时尚。做为西门庆的男宠、娈童，倍受宠幸，因而也敢纳贿说情，把揽词讼。应伯爵有求于西门庆，在一府人中，单托书童；潘金莲的宠奴——平安冲撞了他，他一句话，西门庆便寻个借口将平安打得皮开肉绽。一部书中，如此受宠者不过瓶儿、春梅、爱月儿、玳安四五人而已。
作者因何用如此丽笔慧心、浓墨重彩写一“小唱”？其前，百思不得要领，后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小唱”条，方恍然大悟。原来“小唱得势”是明万历时伴随士大夫好男风而兴起的一种时尚。沈德符云：
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几如西晋太康矣！此辈狡猾解意。……然洞察时情，传布秘语，至辑事衙门，亦籍以为耳目，则起于近年。……甲辰乙巳间（万历三十二、三十三年，引者注），小唱吴秀者最负名，首揆沈四明胄君名泰鸿者，以重赂纳之邸第。嬖爱专房，非亲狎不得接席。……大抵此辈俱浙江宁波人。……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亦承之充歌儿。然必仿称渐人。（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风俗》“小唱”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二册，第621页。）
此段文字可概括为三点：其一，小唱盛行于官妓被禁之后，然在万历前仅为缙绅“以为娱”的工具；其二，明代万历时，此风日炽，受宠的小唱以至“洞察时情，传布秘语”，干涉政事；其三，小唱初为浙江宁波人，后北人儿童也跻身其间。《金瓶梅》中的书童已不单是西门庆的娈童，而是位“洞察时情，传布秘语”，干涉一府事务的“要人”。从他非北人，而是江浙一带人的情形观之，这位“小唱”很可能是“万历甲辰乙巳间”之前的“门子”。《金瓶梅》中描写的书童与沈德符所言“近年”情形相符，由是可知，《金瓶梅》成书的时间不是嘉靖朝，而必为万历时期。小唱做为“娈童”，令士大夫“嬖爱专房”的具体时间，何良俊的记载曾透出更确切的消息。他在《四友斋曲说》中明言：“士夫禀心房之情，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此书大约写于万历七年左右。由此可知，《金瓶梅》对书童的描写，可能是万历初年及其以后的士大夫恶习的反映，《金瓶梅》写成的时间也大致在这一范围内。
证据之二，三里沟新河与永济新河皆于万历十年完成于督漕尚书凌云翼之手，《金瓶梅》对此有所映示，说明《金瓶梅》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年之后。
笔者在考察《金瓶梅》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时发现，《明史·河渠志》卷三记载，自万历六年至万历十年，朝廷集中力量治理黄河夺淮入海之患，此间先后修了两条新河：一是三里沟新河。嘉靖末年，于清江浦南三里沟开新河，设通济闸，使运河与淮河通。万历六年，总理河漕御史潘季训再次整修三里沟新河，又移建新通济闸，到万历十年，在总河官凌云翼手中完成。二是永济新河。万历十年，督漕尚书凌云翼主持开凿的位于清江浦西，自城南窑湾至通济闸出口的长达45里的新河（注：详见拙文《〈金瓶梅〉中清河县地理位置考辨》见《金瓶梅研究》第五辑。）。
《词话》第六十五回，写西门庆迎请六黄太尉，列举了参见太尉的许多山东省地方要员，其中便有“衮州府凌云翼”，而这凌云翼便是万历十年负责修治三里沟新河的总河官。
再查《明史·凌云翼传》，所记与修河事相吻合。
凌云翼，字洋山，太仓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万历元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三迁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六年夏，与巡抚吴文华讨平河池，……岭表悉定。召为南京兵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巡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为戎政尚书。（注：《明史》第222卷《凌云翼传》。）
只是作者在小说中给凌云翼的官职小了些。凌云翼虽未任职衮州，但作者这样写说明他与凌云翼相识（注：黄霖先生《〈金瓶梅〉三考》一文首次提及凌云翼乃明代官吏，并指出他与《金瓶梅》成书的关系。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而且让他知衮州府也别有用意。查明《河渠志》，有明一代，衮州一段是南北运河中最难治理的，它地势高，势如运河之脊，成为河运关隘处。作者安置凌云翼任职于此，很可能寓示其“兼督河道”之事。
凌云翼总督河漕的时间为万历十年，作者对此段事知情，并将其写入自己的小说，由此可知《金瓶梅》成书的时间在万历十年之后。
证据之三，《金瓶梅》第70回所写何太监的衣冠服饰既不合于宋代内臣之服制，也不合于明嘉靖朝内臣服制，而是万历初年宦官所着朝服，说明《金瓶梅》的写作时间当在宦官穿戴此越礼衣冠的明隆庆至万历初年。
王世贞《觚不觚录》云：
余于万历甲戌（万历二年，引者注），以太仆卿入倍祀太庙。见上由东阶上，而大当四人皆五梁冠祭服以从，窃疑之。夫高帝制内臣，常服纱帽，与群臣不同，亦不许用朝冠服及幞头公服，岂有服祭服礼！曾与江陵公言及，以为此事起于何年，江陵亦不知也。后访之前辈，云：嘉靖中亦不见内臣用祭服。而考之累朝实录，皆遣内臣祭中留礼，辄自制祭服，以从祀耶！惜乎言官不能举，正成其僭妄耳！（注：《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第1041册，第438页。）
何谓祭服？祭服乃外官祭祀之服，大体与朝服同。明初对此规定极严。《明史·舆服志》：“嘉靖八年，更定百官祭服，上衣青罗皂绿，与朝服同；下裳赤罗皂绿，与朝服同。”（注：《明史》卷六十七，《舆服志》。）故而欲知内官之祭服，观其朝服可也。内官的朝服与外官有严格区分。洪武三年，礼部奏定内使服饰“其常服葵花胸背，团领衫，不拘颜色。乌纱帽，犀角带。”（注：《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第1041册，第437-438页。）显然与文武官员大异。内官穿祭服，始自穆宗，至万历初依然如故。嘉靖朝宦官地位较低，无宦官服祭服一类越轨之事。
《金瓶梅》描写内官服饰最详者当为何太监，且至少有两处。一次是西门庆与夏提刑入朝，何太监借机与之相会。书中道：“只见一个太监，身穿大红蟒衣，头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鞋。”第二次西门庆到何太监府上，“何太监从后边出来，穿着绿绒蟒衣，冠帽皂鞋，宝石绦环”。看来，这位太监不论在朝中还是家内接客的穿戴旨是“朝冠服”，即“祭服”。只是何太监的穿戴与王世贞所见陪皇上祭太庙的大当所不同的是一个为“五梁冠”（同一、三品官员戴），一个为“三山帽”（同三、五品官员戴），但都是“朝冠服”，“正成其僭妄耳”！内官的此种服饰，见于隆庆万历初，而王世贞见到宦官着此服饰的具体时间为万历甲戌——万历二年。由此可知，《金瓶梅》成书时间必在隆庆至万历初年之后，而非此前无“朝冠服”的嘉靖朝。
证据之四，《金瓶梅》描写巡按宴请来往官吏或地方官宴请新巡按，宴席间“水陆毕陈”、声乐并进，铺张奢糜，此种风气嘉靖朝无，而万历初盛。说明《金瓶梅》成书必在万历初，而非嘉靖年间。
王世贞《觚不觚录》：
先君初以御史使河东，取道归里，所过遇巡按，必先顾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过繁，然亦不预下请刺也。今翰林科道过者，无不置席、具典、肃请矣！先君以御史请告里居，巡按来相访，则留饭，荤素不过十器，或少益以糖果饵、海味之属。进子鹅，必去其首尾，而以鸡首尾盖之。曰：“御史母食鹅例”也。若迩年以来，则水陆毕陈，留连卜夜，至有用声乐者矣！
又曰：
余在山东日，待郡守礼颇简，留饭一次，彼必侧坐。虽迁官谒辞，送之阶下而已。遣人投一刺，亦不答拜，盖其时皆然。其后复起，累迁山西按察使。一日，清军、提学二道偶约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于书院，余甚难之。第令列名与分，而辞不往。乃闻具糖席，张嬉乐具，宾主纵饮，夜分而罢，颇以为怪。复问之余弟，乃知近日处处皆然，不以为异也。（注：《觚不觚录》见《四库全书》第1041册，第437-438页。）
王世贞于嘉靖三十六年任职山东，出任山西按察使的时间为隆庆四年(1570)。所言“近日”，指撰写《觚不觚录》之时，即万历十三年。这一年，他60岁，《觚不觚录》前有序语云“今垂六十岁矣”可证。尽管官吏间交往，宴席之备，档次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主客间关系的厚薄，但那时朝廷对官场间的宴筵有礼制定规，不可乱来。地方官岂敢以身试法，因小失大，拿自己的前程当儿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酒场、情场无不如是。嘉靖间宴请官吏知遵制守俭，到王世贞任职山西的隆庆四年，嗜风萌动，已露苗头。至于尽情铺张、伴以声乐，则为万历初兴起的新风，《觚不觚录》所记“近日”之事，则是万历十三年王世贞亲所闻见之事。
《金瓶梅词话》中有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地描写蔡御史、宋巡按、安主事等烦讨西门庆备酒席宴请来往山东官吏的艳丽文字，酒宴排场规模之大，场面之盛，耗费之多，令人咋舌。远远超过了一般礼仪，成为一种以享乐、馈赠、贿赂、巴结上司、联络情感的重要方式。如小说第49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不仅描写酒宴是“说不尽的肴列珍馐，汤陈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声容，食前方丈”，“当日，西门庆这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而且写送走宋巡按后，西门庆又留蔡御史在府内过夜，派两位妓女夜陪。至于“宋御史结豪请六黄”那场宴席，排场更盛，档次更高。此后西门庆代人宴请官吏不下五六次之多，无不“水陆毕陈”，声乐伴宴。这些描写说明山东官场风气如此，已远非嘉靖后期王世贞出使山东时的气象。很可能是王世贞“甚难之”“而辞不往”之隆庆四年以后的事，或者当为“今日处处皆然，不以为异”之万历十三年前后写《觚不觚录》时的官宴情形，而不会是尚俭守制的嘉靖年间的风气。由此可知《金瓶梅》成书时间当在此段时间（隆庆四年至万历十三年）之间或之后，不可能在此风气未形成之前。
证据之五，《金瓶梅》写申二姐爱唱的小调[数落山坡羊]，风行于万历时期，故其写作时间当在此小调盛行之时，而不会是此小调未兴之前的嘉靖朝。
《金瓶梅》第61回，王六儿向西门庆介绍唱曲儿的申二姐：“姓申，名唤申二姐，诸般大小时样曲儿连数落都会唱。”同回，申二姐到府上拜见吴月娘，“月娘见她年小，生得好模样儿，向他套数，倒会不多，若题诸般小典儿[山坡羊]、[锁南枝]兼‘数落’，倒记得有十来个”。这两处描写，单题“数落”，足见听者对此格外喜好、重视。且因申二姐有此“长项”，令西门庆、吴月娘另眼相觑。可见“数落”是那时新时兴的曲儿。
[山坡羊]元代已有，明代更流行，沈德符说：“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可以继‘国风’之后。”（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时尚小令”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二册，第647页。）但[数落山坡羊]却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新产品，对此，沈德符讲得很清楚：“[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善。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典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伎女惯以此充丝索北调。其语秽亵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而羁人游婿，嗜之独深。”（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时尚小令”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二册，第647页。）
小说第61回，申二姐确为西门庆唱了两套[数落山坡羊]，内容不出男女情事，言辞的确“秽亵鄙浅”。此[数落山坡羊]既然是万历朝方兴起于京师，《金瓶梅》写了此曲儿，说明其成书时间当在万历朝，而非此曲儿未传来前的嘉靖时期。
证据之六，《词话》中所描写的戏班子都是海盐子弟，而海盐腔盛行于万历初，说明该书写于此腔兴盛之时。明代四大声腔交替风靡剧坛，其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对此，明代戏曲的爱好之士皆有共识，如：
徐渭的《南词叙录》作于嘉靖三十八年，他曾说嘉靖朝崇尚北曲，“本朝北曲，推周宪王、谷子敬、刘东生，近有王检讨、康状元，余如史痴翁、陈大声辈，皆可观。惟南曲绝少名家。”（注：《中国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20年后，约万历七年，何良俊在《四友斋曲说》中则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情，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曲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失传矣。”
再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王骥德《曲律》卷二（《论腔调》第十）说当时的情景便成为：“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注：《中国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不同时代的戏曲家对弋阳、海盐、昆山三腔的各自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其兴衰的清晰脉络：海盐腔之大兴的时间为隆庆到万历初年。此前为弋阳腔的时代，此后则是昆山腔的天下了。《金瓶梅》中遇大事、宴会所请戏子多为海盐子弟，如第36回、第74回等。这足以说明作者创作的时代正是海盐腔风靡天下的隆庆到万历初年，而不可能是弋阳腔盛行的嘉靖朝，或昆山腔走红的万历中后期。这再一次证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为万历初年。
证据之七，《金瓶梅》第57回写了永福寺的兴衰，参照史料所记佛道兴衰史，可推知《金瓶梅》所记佛教复兴事当为万历七八年，其成书在此之后。书中写道：
话说那山东东平府地方，向来有个永福禅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开山是那万回老祖。……正不知费了多少钱粮。正是：神僧出世神通大，圣主尊隆圣泽深。不想那岁月如梭，时移事改。……只见有几个惫赖的和尚，撇赖了百丈清规，养婆儿，吃烧酒，咱事不弄出来？……一片钟鼓道场，忽变做荒烟衰草！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
这段话不可轻看了，因为尽管这一回小说的作者非《金瓶梅词话》一书的原作者，然即使是他人补入的，时间也在万历时期。这一段永福寺兴衰史，也客观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佛教的兴衰。那“岁月如梭，时移事改”的话，那“蓦地里三四十年”的数字表示，都隐含着作者眼中心中难以明言的一段佛教史。明代武宗喜佛教，到世宗则崇道教，佛教受到排挤压制；而神宗又重佛教，受压抑的佛教重新抬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如实地记载了这一佛教兴衰的历史：
武宗极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梵骨万两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
《金瓶梅》小说所描写的永福寺那“佛像也倒了，荒荒凉凉，烧香的也不来了”的衰败景象与沈德符所记刮佛像镀金、焚佛骨万两的嘉靖朝完全吻合。从时间上分析，世宗在位45年，世宗“至焚梵骨万两千斤”的“晚年”当在嘉靖四十年左右。而万历帝崇佛，建寺颁经，“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由此推断，从嘉靖四十年到隆庆六年为十一年，“未二十年”，当为万历七八年间。《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正是佛教由衰而复兴的那段历史，正是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的情形。它进一步证明《金瓶梅》成书的时间为万历七八年之后，而非嘉靖朝。
二
以上引证可以确定《金瓶梅》成书的时间为明代万历初年。那么，真成书的上限与下限还需进一步敲定。由于书中所写“具糖席，张嬉乐具，宾主纵饮，夜分而罢”的官场酒宴风气始于隆庆四年，成书时间必在此之后，即其上限为隆庆四年。至于成书的下限，我以为当在万历十七年前。因屠本畯与谢肇浙皆言王世贞家藏有手抄全本《金瓶梅》。徐文贞与刘承禧手中的全本又皆来自王世贞家。不管王世贞是否为《金瓶梅》的作者，他得到此书必在身体安康之时，而不可能在卧床不起、性命难保的痛苦中。王世贞卒于万历十八年，故他得到《金瓶梅》全本必在此一两年之前。另外，万历十七年，王肯堂已用重金购得半部《金瓶梅》（注：见刘辉先生的《〈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也说明《金瓶梅》成书的下限必在万历十七年之前。
但是这个推论的范围还是大了些，如果《金瓶梅》的作者确为王世贞（这一问题当另撰文证之），那么，他写《金瓶梅》的时间还可进一步推敲。
写一部近80万言的长篇小说，需必备的写作条件，其中最要紧者是宽松的政治环境，安闲的时间和相应能够引起创作冲动的心理因素。王世贞具备这些条件的机会仅有三次（其他时间奔忙于官场事务中，无暇及此，或无此情绪）。一次是嘉靖四十五年。此前一年，严嵩被削籍、抄家，严世藩弃市，指斥严嵩父子专权，已无政治风险。此时，他的确写了不少揭露严嵩丑行的文字，《乐府变十章》多成于此时，特别是那首《袁江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的长篇叙事诗，仿《孔雀东南飞》，以严嵩父子一生荣辱为线索，直斥嘉靖朝严嵩专权20年的官场腐败。这一段时间他正家中闲居，有创作时间，也有写《金瓶梅》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原因有二：一是朝中政治形势并不那么明朗，不便于写。严蒿虽倒了，他父亲王忬的冤案尚未昭雪。他在许多文章中，仍以“嵩相”称嵩，可见其心中的顾忌依然甚重。像《金瓶梅》那样指桑骂槐，指蔡京骂严嵩，乃至骂皇上，若写于此时，似乎还不那么适宜。他不会因此小事，而影响父亲平反昭雪的大事；二是他这一阶段心绪不佳，尚无创作长篇小说的兴致。这一年，他年仅22岁的长女突然卒于蓐。在沉痛之际，他又生了一场大病，卧床半载，险些丧命。故此时作《金瓶梅》的可能性不大。第二次是隆庆四年至六年(1570-1572)。王世贞丁母丧，闭门谢客，闲居小祗园，有充足的写作时间。然在母丧期间，写西门庆的淫荡作乐生活，不合情理，可能性也不大。最后一次是万历四年至十一年(1576-1582)。他对当时首辅张居正有些不满，故而有一段长期闲居家庭的时间。万历四年秋，旨下，令其任南京大理寺卿。尚未到任，张居正便授意南京的杨节上疏弹劾，他乘机辞职，批文下，令他回籍候用。他闲居于家，扩增小祗园，使之极园林之胜，取名弇山园。常与和尚道士谈禅论道，往来甚密。又广交天下友，三教九流来者不拒。我之所以认定王世贞创作《金瓶梅》当在此时，理由有四：其一，此时他苦读贝经、道藏。《读书后》是他此时的读书感想集，记载了他所读篇目，如《读圆觉经》《读坛经一》《书僧倜禅师后》、《书南阳国师传后》等。他还拜同乡王元驭之女王焘贞（她自称是“昙鸾菩萨化身”）为师，迷得昏头昏脑。他的《列仙传》与《宛委余编》专论神仙的17-19卷，大都写于此时。由此我们便可理解缘何《金瓶梅》中充斥着那么浓厚的“说佛说道”思想的缘由。不过王世贞并非纯佛教徒，他的《读书后》的大多数文字对佛教经典评头品足，谈短论长。与对佛教的崇信相比，他更信道教，他的思想根基除了儒家的东西外，更多是道家的。如《读圆觉经》：“呜乎！余之暴余深矣！不即不离，无缚无脱，此是吾人善证第一义。我爱即绝，万境皆空。不愿作佛何？况生天亦庶几矣！庄氏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呜乎！是奚啻水火哉！”（注：《读书后》卷六，《四库全书》第1285卷第69页。）这种儒一、道二、佛三的思想结构与《金瓶梅》中所表现的诸思想多么吻合！其二，此时闲居里闾的王世贞注重俗趣真情，不但写诗喜拟民歌口气，浅俗流畅，朗朗上口，且有意记载民谣、俚语。《宛委余编（五）》详记农家流传的冬春“九九歌”与三夏后的“九九歌”。此书对灯节、冠服、占卜、茶酒一类的记载犹详，可见作者对民俗的关注。王世贞何以会如此关注民俗俚风，很可能与他创作《金瓶梅》不无关系。其三，此间王世贞曾撰写了百篇《咏史》诗。作者如此自道当时心境与动机：
盖又两年所，而时变种种，直言则不敢，置之则不忍，乃复借史事之相类而互发者，续之，又得十二章，遂成百章……虽修辞不足，而托宗有余矣！（注：《龠州山人续稿》，《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二五，卷一七二。）
作者所言虽指《咏史》，然其创作心态与动机同写《金瓶梅》何其相近！我们应晓得，对自己创作《金瓶梅》处处遮蔽的王世贞，不可能在他的著作中留下写作此书的任何文字记载。然“直言之则不敢，置之则不忍”的创作心态与“借史事之相类而互发者”的创作方法，及其“修辞不足，而托宗有余”的自白，应该说已向我们透露出其中的消息。其四，在这七年中，前三四年的可能性较小，因一来修造花园，二来对道教着了迷，苦读道藏，无闲情于此。后两三年的可能性更大些。万历十一年以后，王世贞的同乡申时行执政，他的官也愈做愈大，不得不忙于繁杂的政务，恐无暇去写长篇小说了。因此可知，《金瓶梅》创作的时间应为万历十年前后，成书的时间稍晚些，当在万历十一年之后，十七年之前。
收稿日期：200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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