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的作时主题与创作动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机论文,天问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9162（2000）—01—0001—08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论赞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将《天问》同《离骚》、《招魂》、《哀郢》并列言之。那么，《天问》的“志”到底是什么？学者们看法不一。有的从感情内容方面说，认为主要是“以泄愤懑，舒写愁思”（注：王逸《天问序》。）。有的从创作目的方面说，认为只是借以寄托心志（注：洪兴祖《楚辞补注》：“《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发，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有的从哲学的方面去探求，认为它是一首“哲理诗”，表现了一种怀疑的思想（注：见下引李陈玉《楚辞笺注》及今人聂恩彦、刘文英语。）。与此相关，《天问》到底是否“文义不次序”，是否呵壁之作，其创作年代、创作环境、创作动机究竟如何，也皆众说纷纭。今将以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提出浅见，与学界朋友共商。
一、《天问》的创作时地
为了论证的方便，首先讨论作时与作地。我以为《天问》作于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云梦之后， 大约在怀王二十七年（前302年）前后。
首先，从充溢全诗的幽愤情绪看，王逸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而有《天问》之作，不为无据。又诗的末尾说：“悔过更改，我又何言？”由此可看出作者当时对楚王尚抱有希望。据此，此诗当作于怀王朝屈原被放汉北之时。
其次，《天问》最后一部分反映的楚国状况，与怀王后期的实际大体相符。“荆勋作师夫何先”一句（注：“先”原作“长”，洪引一本作“长先”，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以“云”、“先”为韵。“长先”与上句不偶，今依刘永济说删“长”字。），毛奇龄《天问补注》以为指怀王十七年“大兴师伐秦，秦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事”。戴震在“伏匿穴处爰何云”至“爰出子文”三节之后注云：“……吴光尝破楚人郢，国几亡。屈原之时，楚屡困于秦。此于篇终言吴光、子文，盖叹敌国可惧，执政无人。”据此，“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云云，当指楚连续败于秦国，而怀王二十四年又和秦之事言。吴光争国是其国内矛盾，而楚国在这期间却几乎被吴国灭亡。秦武王死后秦国的状况及对楚国的打算，与当年吴国的情形很相似。“武王卒，诸弟争立”。昭王立，“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注：《史记·穰侯列传》。），同时对楚国采取了亲善态度。秦国的这种态度是暂时的。屈原谈吴光争国而吴国竟几乎灭亡了楚国的事例，就是要提醒怀王清醒头脑，不要为眼前秦国的笑脸所迷惑。
再次，《天问》同《抽思》、《离骚》的基调相同。游国恩先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屈原作品介绍》一文中说：
《天问》后半篇的历史鉴戒录与《离骚》陈词的用意完全相同，估计它们写作的时间亦当相去不远。
我们可以看出，《天问》同《抽思》所反映的情绪也是一致的。《抽思》云：
初吾所陈之耿著兮，岂至今其庸亡？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光。
“所陈耿著”，即王逸所云“论说政治，道明白也”。“亡”，蒋骥以为“忘”之假借，俱是也。屈原不厌其烦地劝谏、开导楚王，希望怀王能记取自己所陈述的治乱的道理，而有所省悟。《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关于教育太子的话：“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而戒惧焉。”“故志”就是历史书。太子是未来的国君，所以要明了历史的兴废而知戒惧。屈原的《天问》正体现了明白兴废而知戒惧的思想。屈原以往“所陈之耿著”，也无非是“有道而兴，无道则丧”之理和历史上兴废治乱的事例。《抽思》中说怀王是不是把这些已经忘记了，《天问》则用问的形式表现了这些内容。可见两首诗在思想上联系密切。《天问》“厥严不奉帝何求”？当指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之事（注：《汉书·郊祀志下》。），意思是说：“如果不能俨而祗敬，祈求上帝又有何用？”《抽思》说：“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都表现了对怀王的恳切劝谏。这样的诗句在放于江南时的作品中是没有的。
其四，王逸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书壁之说，未必可信，但言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由某些壁画引起思绪，因而著成此篇，则是可能之事。
既是被放后“彷徨山泽，经历陵陆”，而见到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则所见庙堂自然不是在郢都的。屈原被放两次，第二次在江南之野，即洞庭一带。长江以南楚人开发较迟，不可能有楚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故当是被放汉北时所见。陈子展《〈天问〉解题》说：
我以为屈原《天问》当作在怀王二十五年（周赧王十一年当公元三○四年）左右，那时他正被放逐在汉北的地方。（注：陈子展《〈天问〉解题》，《复旦学报》1980年第5期。 他又说：“《天问》自是屈原被放以后之作，不作在郢都，当作在被放汉北，展转鄢郢和丹阳一带地方。”但陈氏以丹阳在秭归，则与其说略有牴牾。）
在年代估计上，虽然我们稍有一点差异，但大体上一致。而就作于被放汉北之时这一点说，我以为这个结论是不可移易的。
汉北其地地望，蒋骥以来有多种说法，然均与楚国当时政治、军事、地理、交通等方面的情况不合，也不合于遣放大臣之情理，俱难置信。我以为屈原所处汉北，在汉水流至郢都以东折而东行一段之北面，而不在襄樊以西一段之北面。今钟祥、天门、京山、应城、汉川之地，战国之时西部为山丘森林，东部为平原，从春秋以来为楚王游猎区，即汉北云梦。屈原在那里任掌梦之职，负责云梦泽的林木禽兽及楚王狩猎事宜（注：参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一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汉北云梦的西北即春秋时代楚昭王所居之鄀都（当今湖北钟祥县北丰乐乡），再西北，即春秋时自文王初年起长期为都城的鄢郢（今湖北宜城南）。据童书业先生考证，春秋时楚之郢都应在汉水中游一带（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之《春秋楚郢都》一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文王赀元年，始都郢”（楚文王元年即前689年）。又《左传》僖公十二年（前648年）载黄人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黄在今河南省潢川县。以古人计里之法计之，距江陵一千多里，西据鄢郢，则大体当之。又《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楚）遂灭庸。”阜山在今湖北房县南，大林在今湖北当阳县。戎由楚之西南向北至于楚之西，与庸（今湖北竹山县）联合。则当时楚都在鄢郢甚明。石泉、张正明二先生根据地下出土及遗址勘察情况，认为鄢郢为楚人之第一个郢城（注：参拙著《屈骚探幽》之《〈离骚〉的创作时地与创作环境》、《〈离骚〉的开头结尾与创作地点的关系》两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王逸《九思》全以屈原之口吻，表现对屈子的同情与怀念。其《遭厄》云：
志阏绝兮安知，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阶兮下视，见鄢郢兮旧宇。
前两句隐括《离骚》中求女一段诗意，后两句是隐括《离骚》结尾“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数句之意。则《离骚》中“旧乡”是指鄢郢。屈原被放汉北之后，曾到鄢郢去拜谒先王之庙，激发他的情绪之后写成的，诗开头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两句和结尾部分“忽临睨夫旧乡”的描写都表明了这一点。《天问》也是作在被放汉北云梦之时。
但是，我以为《天问》的内容是由《离骚》中陈辞的部分生发出来的。在作《离骚》之时，已有了借回顾往古历史以表现对现实的态度，抒发内心悲愤之情和劝谏怀王的想法。后来，他将这部分内容展开，形成了《天问》。故《天问》是写在《离骚》之后，而不是在《离骚》之前或同时。其次，《天问》的内容和所表现的情感，同《离骚》比起来，多了些理性的思考，似为情感稍微平静时的作品。因而，它比《离骚》、《抽思》都要迟一段时间。由此，我认为它当作于怀王二十七年前后。
至于当时的美术发展水平是不是可能在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有那么内容复杂的壁画，则丁晏《天问笺》引史书所记汉代宫室及宗庙有关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壁画、事例甚多，已足说明（注：《天问笺》：“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武梁祠堂有伏羲、祝诵、夏桀诸人之像。《汉书·成帝甲》观画堂九子母，《霍光传》有周公负成王图，《叙传》有纣醉妲己图；《后汉书·宋宏传》有屏风画列女图，《王景传》有《山海经》禹贡图。”）。近年来在河南南阳又发现很多画像砖，有的是古丹阳之地。这些画像砖中有背负日轮的阳鸟，中有蟾蜍的月亮、星象图以及应龙等各种神物怪兽，同《天问》中开头部分的内容大体相近。又有女娲、伏羲见西王母等图，也部分地反映了《天问》中关于历史部分的内容（注：《淅川下寺汉画像砖墓》、《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邓县长冢汉画像石墓》等发掘报告及黄明兰《穆天子会见西王母汉画像石考释》，并见《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这些画像砖虽然是汉代的，但历史文化有一定的承传关系，这可以说明文献中所载有关宗庙壁画的记载，并非虚造。我国目前发现的两幅最早的帛画（《妇女凤鸟图》、《龙舟人物图》）都是长沙出土的，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作品。还有一幅最早的漆器人物画，上面画着十个人物，也是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作品。马王堆出土的帛画是汉初的，距六国未远，其地在战国时也属楚国。这幅画描绘了天上、人间、海底的景象，包含有丰富的神话传说，与《天问》、《招魂》在传说上不无联系。根据这些来看，战国后期的楚国在宗庙祠堂里有《天问》那样内容丰富的壁画，是完全可能的。
二、《天问》的结构与主题
关于《天问》的结构与主题，自王逸以来，长时间被误解。王逸说《天问》是呵壁之作，“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耳。”博学明断、善于简择如朱夫子，也取王逸之说。洪兴祖《补注》因而说道：“夫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黄文焕《楚辞听直》云：《天问》“布阵至大，气势至顺。然使句句皆顺，则文字板直，意绪不惨。于是乎错综出之，忽彼忽此，以破板直之病。”清贺贻孙《骚筏》云：“《天问》一篇，灵均碎金也。无首无尾，无伦无次，无断无案，倏而问此，倏而问彼，倏而问可解，倏而问不可解，盖烦懑已极，触目伤心，人间天上，无非疑端。既以自广，亦以自伤也。”林云铭、蒋骥也都从不同的方面解说“有所不次”的“妙处”。虽然他们都是从好的方面说的，好像只有目前所见这种状况才能表现出诗人情感之激烈，表现出这首诗的不同寻常。实际上，一首诗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构思、完整的结构，就不能算作艺术作品，不能算作一首好诗。所以明代王世贞便说：《天问》“词旨散漫，事迹惝怳，不可存也”（注：《七十二家批评楚辞》引。）。虽然一褒一贬，而认为《天问》“其文不次序”则同。现代学者的看法，也是一样。有的认为《天问》无多大艺术价值（如胡适），有的人则“擅自改编”（谭戒甫），而且，至今有学者仍认定它是“呵壁题画之作”（注：萧兵《屈原〈天问〉与古代绘画》，收入辽宁省首次楚辞研究学术讨论会专辑《楚辞研究》，辽宁师范大学1984年2月印行。）。
认真研究《天问》就会发现，从总体上说，它是有次序的；研究、比勘几大部分内容转换、前后衔接处，也可以看出每部分内容安排上的特征。由这个总体结构上的认识去看全诗，发现局部地方确实也存在着窜简的情况。这就是说，《天问》有内容“不次”的情况，但不是毫无头绪，一片混乱。调整个别错乱的部分，就可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天问》全诗的层次是：宇宙之事，鲧禹治水和九州土地，夏兴亡，商兴亡，宗周兴亡，六国及楚事这样六部分。这当中应注意两点：
1.《天问》谈三代之事，并非依次历历叙述，而主要是问兴起的过程、建国的情况和亡国的过程，其他史实不多涉及。
2.问商周两朝之兴同问夏代之兴一样，是从其先公始祖问起，而不是接着前一代之亡国而问起。这是我们了解《天问》的结构和主题的关键。
从《天问》的整体结构上去认识《天问》中心所要表现的思想，则《天问》的主题也就清楚了。看来屈原写《天问》是希望楚王从历代的兴亡成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不仅仅是为了泄泻愤懑或表现什么人生哲学上的疑问。王夫之《楚辞通释》说：
按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篇内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废兴存亡之本。原讽谏楚王之心，于此而至。欲使其问古以自问，而蹑三王五伯之美武，违桀纣幽厉之覆辙，原本权舆亭毒之枢机，以尽人事纲维之实用，规瑱之尽，辞于斯备矣。抑非徒泄愤舒愁而已也。
王夫之真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不盲从前人、具有独创精神的学者。他对《天问》的这个简要评述，第一次揭示了屈原这篇诗的思想。林云铭、蒋骥虽然解《天问》的主题未能跳出旧说的藩篱，但关于基本内容的概括仍取王夫之说，林云铭说：
兹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兴亡作骨。其所兴，在贤臣；其所亡，在惑妇。惟其有惑妇，所以贤臣被斥，谗谄益张。全为自己抒不平之恨耳。篇中点出妹喜、妲己、褒姒，为郑袖写照；点出梅伯、箕、比，为自己写照。（注：《楚辞灯》卷二。林云铭在前引这段文字下接着说：“即惑妇谗谄，未必不由天降，或阴相而默夺之，或见端于千百年之前，而收效于千百年之后，天道不可知，不得不列举而问也。”又以宿命论来解《天问》，与上引那段话表现的思想相矛盾。）
蒋骥说：
其意念所结，每于国家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戒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已。故史公读而悲其志焉。（注：《楚辞余论》卷上。蒋骥以为屈原写《天问》“亦舒忧娱哀之一助也”，这又同王夫之的看法不同。）
马其昶《屈原微》全取王夫之之说，可谓有识。
虽然这样，但《天问》中存在着窜简的情况，也是事实。这是用诗本身反映出的结构规律去衡量其中某些地方，就可以看出来的。我于70年代研究《天问》，整理其窜简，并注释翻译全诗，成《天问正读》。因还想对其中一些内容作进一步研究，一直未予出版。我觉得此前一些人对《天问》诗句的调整（如屈复、夏大霖），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造成了一些新的错误，有的问题也未能解决；而郭沫若的按时间排列，谭戒甫如他自己所说的“擅自改编”，都嫌改动太多，失去整理、恢复的意义。1983年，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出版，我以为在当时说是整理得最好的本子。新近又读雷庆翼《楚辞正解》，看其对《天问》的整理，亦实获我心。
《天问》窜简上个别诗句的调整，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总体结构已完全清楚。可以说，它是诗人精心构思的一首抒情长诗；它同《离骚》不同的是，它更多地是借着对历史的回顾，表现对现实的态度，抒发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满腔激情。
既然是诗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而写成的抒情长诗，具有完整的结构，它便有着统一的主题；其内容也不是散漫无纪，没有中心。我以为上面所引王夫之的那段话便说得十分清楚。可惜由于《天问》开头问天地开辟、大地万物部分所造成的困扰，以及篇内个别地方窜简现象的存在，使一些即使是很欣赏《天问》的学者也把它看作“碎金”，对它的主题以至所反映主导思想的看法都有些问题。
三、《天问》的主导思想
学术界很多人认为《天问》表现了一种怀疑思想。这当中又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对天命冥漠不可识的疑问，一种认为是表现了对于旧的传统观念的怀疑，甚至于是一种挑战。古代学者多持前一种看法，近几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学者多持后一种看法。
认为《天问》表现了作者怀疑思想的说法，起自明朝的冯觐。他说：“屈大夫作忠造怨，正志离忧，是以触目激衷，无之焉而不为愤懑。若曰此莫非天地之生物，而胡其顺逆得丧、大小众寡之不齐若是。盖阴寓其忠不见报之意。”（注：明冯绍祖校正《楚辞章句》本引。）明末李陈玉承其说，在他的《楚辞笺注》中进一步加以张扬：“天道多不可解，善未必蒙福，恶未必获罪，忠未必见赏，邪未必见诛，冥漠主宰，政有难诘，故著《天问》以自解。”以后钱澄之、屈复都从其说，甚至戴震也从而附和之。他在《屈原赋注·天问》题解中说：“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对《天问》所表现思想的这种看法，是同以《天问》为泄愤之作这个认识相一致的。
戴震解《天问》的“问”为“问难”之问，又开现代楚辞学者“怀疑”、“反传统”之说的先河。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天问》的题解中说：“据我了解，应该是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批评采取了问难的方式提出。他是受着强烈的创造欲的驱遣，存心作一首奇特的诗。”方孝岳《关于屈原〈天问〉》说：“《天问》一篇，从天到人，从遂古到他的当代，对一切传统的观念，对当时显学儒家一派的史事传说，差不多尽情揭发，有所怀疑。”“屈原的怀疑精神，在‘天问’中关于古史的部分尤其显著。”（注：《楚辞研究论文集》154、166页。）陈子展的《〈天问〉解题》一文引了戴震的话，并说道：“这也是说，对于天地间事物的不可测，神话传统的不可信，发为难题而已。……何谓天问，不妨以此为一解。”（注：《复旦学报》1980年第5期。 ）认为《天问》反映了怀疑精神的学者最常引用的例证就是“天命反侧，何佑何罚？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四句。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天问》中的“天命反侧”并不是说天命的变化没有定准，不可捉摸；“何佑何罚”也不是说皇天佑了不该佑的，罚了不该罚的。在屈原看来，天到底佑什么，罚什么，通读《天问》与《离骚》，答案是清楚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这是就善与不善两大类而言之。但开始既受天命，则必有善；后被代之，则必是变成了不善。如果就一个人说，始有德，则天佑之，终失德，则天罚之。上引《天问》中四句的意思正是说的这个道理，王逸的解释是正确的，洪兴祖、朱熹的解说也是符合诗意的。关于后两句，诸家引《史记·齐世家》尚不能说明“卒然身杀”的意思，按《管子·小称》云：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遗言，而任用了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个佞人。“处期年，四子作难，围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妇人遂从窦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其何故也？’妇人答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将从书社七百下卫矣，食将不得矣。’公曰：‘嗟兹乎，圣人之言长乎哉！死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绝。”《新书·连语》云：“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则九合诸侯，伍竖貂、易牙则饿死胡宫，虫流而不得葬。”这就是《天问》那四句诗的答案。如果理解那四句诗是说齐桓公有九合诸侯的功业而落得身杀，以见“善未必蒙福，恶未必获罪”，那就错了。
对屈原在《天问》中表现的所谓“怀疑精神”、“挑战精神”的评价，自70年代开始，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趋于理论化系统化。比如有的学者说《天问》的主题是“提出天（包括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问题，说明天人之间的正确关系，从而阐明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怀疑、批判以至于否定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注：聂恩彦《〈天问〉的主题和结构》，《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有的学者说，“《天问》对殷周以来的上帝、天命观念，以独特的形式，进行全面的抨击”，并总结出“否定上帝”、“不信天命”、“敬人不敬天”这样三个方面（注：刘文英《奇特而深邃的哲理诗》，《文史哲》1978年第5期。）。平心而论，这些评价都同《天问》的实际并不相合。 尽管因为这些论文发表于70年代末期，把屈原归于法家的队伍并尽力拔高的思想影响还在，但未能从全诗的总体结构和总的内容上认识《天问》的主导思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时至今日还有些人大谈《天问》的“挑战精神”，便是一个说明。
事实上，屈原正是继承了西周末期、春秋时代的敬天保民思想，承认天和天命的存在，但以为天是按民意办事的。《离骚》中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这便是明证。《孟子·万章》引《秦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僖公五年》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屈原的天道观正属于这一类。屈原认为，即使有天命的人，如果违背了民意，天也要夺之而授天命于有德之人。《天问》说：“授殷天下，其位（德）安施？反（及）成乃亡，其罪伊何？”刘永济《屈赋通笺》：“《考异》曰：‘位一作德’。按作‘德’是，此言上帝授殷，必以汤有德也，其德何以移易致于灭亡？”（闻一多、姜亮夫之说同）又《考异》“反一作及”，“及成乃亡”二句是说，至其成功（立国）之后，又使它灭亡，它到底是因为什么罪？言外之意，是因为它失去了民意。又《天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王逸注：“言皇天集禄命而与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惧而戒惧也。”“言王者既已修行礼义，受天命而有天下矣，又何为至使异性代之乎？”洪兴祖《补注》：“受礼天下，言受王者之礼于天下也。有德则兴，无德则亡，三代之王，是不一姓，可不慎乎？”阐发诗意，至为明晰。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天问》同《离骚》的主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即使不以《天问》表现了怀疑思想，而以为主要是“谈哲理”，也同样不符合实际。《天问》中不是没有表现作者的世界观，但就作者的意图来说，主要不是表现这个的。这就同舒愤说一样。《天问》中确实表现了作者的悲愤心情，但以为作者写它只是为了舒愤，却是未探得诗中的深意。
四、《天问》的表现形式与创作动机
《天问》在表现形式上有两个很特殊的地方，使历来学者劳神尽智，作种种猜想，然而迄今未得满意的解决。第一，作为一首长达376 句的长诗，全篇用设问的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仅见。诗人采取这种形式，原因何在？第二，开头两部分先写天地日月星辰，再写山川大地奇闻，与后面问人事历史者好像无关，也使《天问》主题的归纳复杂化。作者这样写的原因又何在？
下面我们先探讨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以前一直未得令人满意的答案，主要因为以往只是从诗本身来探索，而没有把它放到当时大的文化背景中去考虑。我以为，这同当时一些既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又积极入世的学者在宣传学说时所采取的谲谏方式有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原文在这下面接着介绍驺衍的大九州说。然后说：
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由此看来，驺衍包括“天地未生”及大九州之说在内的“闳大不经”的学说，本是为了进一步论述人事治乱之理而设的，其目的在“施之人君”，使其“惧然顾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那些“淫侈”的“有国者”、当权者，你一向他讲治国安民之道，他便厌倦；如果讲得太多，更会产生一种逆反抗拒心理。他们轻用生杀陟降之权，而疏于治乱废兴之理，往往拒谏饰非，冥顽不化，难以理喻。这便是《韩非子·难言》说的：“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于是，事人主者便揣摩这些人空虚的头脑、无聊的生活、好奇的心理，从较为迂远而怪异的事情谈起，逐步靠近，徐徐而入，稍稍浸润之，使他自己悟出一些道理，明白利害关系，从而有所改变。如《战国策·齐策三》载：
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秦曰：“臣之来，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
苏秦便讲了土偶人与桃梗的寓言，然后说：“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因而罢入秦之想。《齐策一》记靖郭君将城薜，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
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而见之。客趋进曰：“海大鱼。”因返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
于是，客得以进言。这是先引起人主的好奇心，然后因而进之。驺衍的办法，与之同理。只是，驺衍之徒在讲论人事之前所谈，涉及当时人们对宇宙和人类的认识，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讲给人主，除了作为推及人事的引子这一作用外，还可以使那些思想狭隘、一心只在色欲、财货或其他眼前利益上着想，以至利令智昏的人的视野稍稍宽阔一些，同枚乘《七发》讲述音乐、滋味、车马、登高、田猎、野游、观涛有着同样的功效。
屈原《天问》也并非像有的学者说的什么齐稷下学者讨论问题的总汇（注：谭戒甫《屈赋新编》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它是一首具有完整结构和明确主题的长诗。但屈原几次出使齐国，时当稷下论学之风鼎盛的时期，受到它的风气的影响，是可能的。明白了上面这些情形，就可以清楚《天问》开头问天地未生以至九州禹贡的部分，一是为了使人主乐意看，二是为了使谏说的目的不要表现得太明显，三是为了开阔人主的视野。这都是为了达到使其“惧然顾化”的目的。
现在再讨论第一个问题：屈原何以要采用发问的形式。《天问》一诗，不是自由抒发当时情感之作，而是要通过纵览先代兴亡，说明一个真理。但是，如果采用正面叙述的办法，虽然开头加了一些关于天地开辟、日月星辰等等的文字；那些人主读到这里，仍然会厌而弃之，而且，从文学的角度说也缺乏耐人寻味的力量。由于它的内容、主题和创作动机的特殊性，使诗人不能不在形式上格外地有所考虑。用发问的形式，作者要说的意思不直接说出，而包含在问句之中，引导读者去自己思考玩味，给了这些人君以显示“天才”的机会。这样，从表现方面来说，显得含蓄一些；从阅读的方面来说，也具有启发性。所以，我以为，采用发问的形式，其目的与先由宇宙洪荒谈起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讽谏的目的。作品名曰“天问”，义乃双关：其一，本篇由天地万物问起；而后面问三代兴亡与人事的部分，也表现了“天理”。故均可以“天”统之。有关天理之问，不问天而问何？此“天问”之第一义也。其二，《尔雅·释诂》：“天者，君也。”则屈原写此，当初并不是写给一般人读的，而是有意要写给君王看的。以“问天”为由，希望怀王由此而深思之。此“天问”之第二义也。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云：“《天问》题甚明，是设天以问人，非人问天也。”其言近是，而犹未达乎一间。至于王逸所谓“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戴震所谓“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皆未得《天问》之旨。
总之，《天问》在内容安排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是同诗人的创作动机有关，一是同当时盛行齐国的以大九州之说导入谲谏的风气有关。而归根结底，主要是同其创作的动机有关。如果不是为了能引起楚王的兴趣，使他看，并使他看下去，并有所思考，屈原不一定采用这种形式。
五、《天问》《离骚》比较
《天问》在形式上同《离骚》相去甚远，内容上也好像没有共同性，但事实上二者相同的地方很多。最突出的例子是前面所说同《离骚》陈辞部分的关系。下面是《离骚》的陈辞：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夫家巷（闀）。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这简直可以说是《天问》的节本。你看，夏、商、周三代都说到了，而且同《天问》一样是按朝代、时间的顺序言之。特别是，《天问》在问到夏代之事时，曾着重地问了太康失国及后羿、寒浞相继篡国和相继覆亡的事，《离骚》中也说到了这一段历史。因为这是最能说明康娱淫乐和轻信奸佞导致亡国丧身的道理的。只是，《离骚》中没有说到周幽王宠骊姬而亡国之事，夏商两代，他主要言其何以亡，未言其兴的过程。这正可以帮助我们正确把握《天问》的主题。前面说过，《天问》是《离骚》陈辞部分的扩展，无论从题材上、内容上还是从结构层次上说都是如此。《天问》中有关于宇宙、天地的内容，《离骚》中有遨游太空的部分。从构思素材的方面说，这二者难道没有关系吗？你看，《离骚》中说：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天问》中说：“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又说：“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离骚》中说：“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薮）兮，日忽忽其将暮。”又说：“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天问》中说：“昆仑县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离骚》中说：“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王逸注：“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天问》中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而《离骚》中写天上、四荒三日之游，同《天问》所表现出来的开阔的思想、宏大的气派、奇瑰的想象，也是一致的。再如历史传说方面，《离骚》中说：“
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天问》中说：“鸱龟曳衔，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夫何以变化？”都对表示了同情。《离骚》中说：“启九辩与九歌兮，下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夫家巷（闀）。”《天问》中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而《天问》所表现的主导思想同《离骚》的一致性，更值得我们思考。但由于《天问》前面加了关于宇宙生成、天地万物的部分，又用的是设问的方式，加之有的地方有窜简，使不少人读之如在万山圈子里，辨不清途径，看不出主次，在主题和主导思想的认识上总是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意见。其实，《天问》向怀王提出的治国的准则也就是《离骚》陈辞部分说的“俨而祗敬”、“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而其主导思想也就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天问》同《离骚》有如此多的相通的地方，是很多学者没有想到的。从《天问》同《离骚》陈辞部分的关系上看，《离骚》是屈原放于汉北云梦不久到鄢郢拜谒了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作，《天问》的完成则在一两年以后，大约是在怀王二十七年前后。
收稿日期：1999-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