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虞山诗派的创作气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虞山诗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虞山诗派是明末清初形成于江南的一个地域性诗歌创作群体，初以钱谦益为宗师，成员多为遗民。当冯舒、冯班成为有力的辅翼后，诗派形成了规模，在与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形鼎立未久，即雄视东南，一时虞山地区俨然成为一个虎步林动、激光播声，有着极大影响的诗学中心。嘉庆前后，流派曾一度中衰，至近代一批杰出诗人崛起，踔厉风发，蔚成声势，以卓荦恢奇的姿态结虞山诗派之局。与清代众多流派相比，虞山派是一个在经济、文化特别发达地区产生，具有地缘环境优势的诗人群体。气局之大，承传之久，影响之巨，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最后近三百年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对此人们关注得很不够。
研究虞山诗派当自“正名”起笔。（注：“虞山派”之名最早由沈德潜题名而定，《国朝诗别裁集》卷四论钱陆灿云：“湘灵为牧斋族子，然其诗不为虞山派所缚，别调独弹，戛戛自异，毗陵学诗者大率多宗之。”）。一般认为文学流派其内部成员应当有基本一致的审美取向和基本相同的理念追求。然而王应奎在《柳南随笔》卷一却指出：“某宗伯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两家才气颇小，笔亦未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阳之神韵、定远之细腻，宗伯亦有所不如。盖两家是诗人之诗，而宗伯是文人之诗。吾邑之诗有钱、冯两派。”柳南此处明称“两派”，那么能否以“虞山诗派”的概念一统而论？进一步地说，钱、冯及其流裔在诗学观念和审美取向上是否有一致之处呢？论述虞山诗派，这些基本问题似无可回避。
流派是如何形成的？简言之，作家“困情立体，即体成势”（注：刘勰、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相同或相近的“势”汇聚为群体的“势”便自成流别了。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汇聚”是以对创作态度、学术修养、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诸方面特征的可容性为条件的，而不一定以其一致性为前提。如果我们从较早的宋代江西诗派到晚近的语丝派作一些抽样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各个流派的整体构成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正像物理学上的同异关系一样，绝对的“同”并不构成相互吸附的条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才能彼此吸附，形成组合；另一方面，任何流派只要延续和发展，就必然会产生某种变异，可能是个别特征、一般程度的变异，也可能是在某些特征上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异。变异是流派发展的动力，也是流派具有活性的标志。从这一角度来看，前引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谓“钱、冯二派”说，实际上正是指他们在语体品格、创作风格方面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的存在正是虞山诗派兼容乃大的条件，它也使虞山后代诗人的继承、发展、超越成为可能。辨识这一群体的创作特征和气局是把握其承传发展脉络的关键。那么虞山诗派能够交互兼容为一个“文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呢？一曰学人气度，二曰西昆风调，三曰现实关怀。以下逐一论述。
一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十九云：“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这里为强调钱谦益在明清诗史上的转关作用而特别突出他“才大学博”，是颇可玩味的。其实最可体味的正是表现其腹笥深厚的“学博”二字。才大易为诗人之诗，学博可成学人之诗，合二者于一身，便挺峙高峰，形成了迥别于朱明二百多年诗界主流的风貌。以学博作为诗人创作的条件，一方面是为了克服明人空疏不学和浅俗油滑的积弊，具备“别裁伪体”的学力基础。“古学丧根干，流俗沸螗蜩。伪体不别裁，何以亲风骚。”（注：钱谦益：《古诗赠新城王贻上》，《有学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42页。）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迈向宋诗的步履更加坚实。在唐诗、宋诗建立了两大诗学格局，几乎囊括了各种诗学范畴、诗法家数以后，要想超离于这两大格局而另辟天地真可谓举步维艰，一切新变的明智的努力都在于对两大格局重新体认和融通。唐诗如禅，深玄窵远，宋诗如净，含容广大，惟禅惟净皆未必堪称通慧，唐宋并举，“禅净双修”，则可以创造宽广的诗学空间。牧斋是深知明人唯唐是法，法唐而赝，自狭诗道之弊，并清醒地认识到要拓宽诗途则应当接纳宋诗的。而宋人好以文为诗，重义理表达，喜疑古翻案，善内省议论，常常以理性化的思维来进行诗歌创作的运思，都体现出鲜明的学人素质。因此要使接纳宋诗的方略在建设清诗新格局中显示出积极的效果，“才大”还必须辅以“学博”。客观地说，在清初诗坛学问广博可与牧斋俪立者实在寥寥无几，而能以学问运思于诗歌，既娴于唐诗又可游刃于宋元者，更惟牧斋独步。
二冯与牧斋有所不同。冯氏虽然同样反对七子派专以盛唐为宗，但也不以牧斋导入宋诗为然，而是以晚唐温、李为范式，其根系远及六朝。钱谦益在《冯定远诗序》中即指出：“其为诗沉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但是如果研究者过分夸大钱、冯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他们之间存在共同性的一面，这在认识上也未免偏颇。二冯具有独特的个性，艺术气质和诗美理想与牧斋不尽相同这是事实，但他们生长于海虞，与牧斋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环境，处于明清之交，都受到时代性的质疑思维方式的影响，并且二冯都为钱氏门人，亲炙钱学，因而在诗学观和创作倾向上与牧斋有相同或相近之处是自然而然的，这从“学人气度”方面便可窥知。首先，冯氏兄弟都具有良好的学人素质。牧斋有《冯己苍诗序》赞赏冯舒“枕经籍史，肆志千古。其为学尤专于诗，其治诗尤长于搜讨遗佚，编削伪谬。一言之错互，一字之异同，必进而抉其遁隐，辨其根核。”这种学风正与牧斋所提倡的“先笺疏而后辩论”，“先证据而后发明”的学人品质契合（注：钱谦益：《王淑士墓志铭》，《初学集》卷五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2页。）。其次，他们都激烈地贬斥七子派和竟陵派的浅俗，重视读书，提倡博通经史。《钝吟杂录·家训》云：“吾家以读书相传”，“儒者之业，莫如读书”，“不读书何以知圣人之道。”牧斋论诗法以“识变”二字为秘要，每以之授于门人，冯班尤受启迪，尝云：“钱牧翁教人作诗，唯要识变。余得此论，自是读古人诗，更无所疑。读破万卷，则知变矣。”另外，二冯同样以严羽《沧浪诗话》为诗学之谬，在这方面，已不止于接踵牧斋。只看冯班所著《严氏纠缪》之名，便可感知其欲驳欲诋的声色之厉了。他对沧浪的驳难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禅喻诗的不当，一是诗体论的错误。前者是将牧斋有关论述进一步加以阐扬，后者则多为冯氏独自的见解。其实定远是否深于禅学，精于诗体，其所论是否有“刻舟求剑，死在句下”之嫌，大可讨论（注：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0页。），但须知自明成化以来对沧浪的态度实际上体现了对七子派提倡的“诗必盛唐”的态度，冯氏力斥沧浪正是自觉地与牧斋成一队，为牧斋鼓与呼，其门墙、宗派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其极诋沦浪论诗脚跟未曾点地，多少也透露出一些学人之气。
钱谦益首开清代虞山学人之诗的传统，经严熊、何云、陆贻典、严虞惇、汪应铨诸家一脉承衍，至乾隆朝陈祖范再造峻极。祖范字亦韩，号见复，雍正元年(1723)举人，在雍正一朝和乾隆前期有“海内经师”的隆誉。他与沈德潜友善，然其人未可简单归之于格调派。据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记亦韩教习经史事：“条分缕析，晨夕指示，并手授《左》、《国》、《史》、《汉》诸批本，使熟玩之。曰：‘作文本此乃有根据，然须寻研其入理造微之处。若但掇拾词句之查牙险涩，影合而涂附，是务华而失实也。’”其学人风范可见。亦韩为人耿介不阿，风节清正，诗作文质相宜，风韵清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亦韩诗有“直抒胸臆，不烦绳削，于古人中去白居易为近”的评语，诚然望道可见，但细勘其《诗草》，清淡平直处似白、理趣溢透处近苏，《悼亡》“悲思三月损容肌，霜益粘须鬓益丝。恐负生平怜我意，从今忍不复相思”；《偶成》“闲生烦恼因观史，懒更推敲废咏诗。喜有寒梅能解事，十分春信到南枝”……颇能感触到白、苏风概遗韵。入清百年后，陈祖范为虞山诗派祭酒，虽然创作成就未可与牧斋比肩，但二人皆渊综广博、腹笥深厚，俱有器大而闳的学人气度，出唐入宋的开阔诗境。而牧斋诗时见逞才数典，使事过于繁缛，或有意脉不贯、生硬牵裾之嫌，亦韩却用典平易，词必立诚，清真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矫牧斋之失。
牧斋、亦韩一路迤逦而入近代，对宗汝成、翁同龢、沈汝瑾影响最大。同龢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诗、文、词各体兼擅，以诗最工，足名一家。他非常推重钱谦益“根抵盘深”，《瓶庐诗》抒情性和说理性大冶熔铸，诗法力追昌黎、山谷，为一时斯文宗主。邵松年则认为其诗“宏深淹博，笔有奇气，多与苏公相类”（《瓶庐诗补遗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牧斋，亦韩的风格相近。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对同龢诗有“风骨遒上，馀事作诗人，非学裕识广，辟易千人者，固未足语于此”之评，“学裕识广”而“馀事作诗人”，则已与众多“诗人之诗”区别了开来。
二
“诗家总爱西昆好”在元明两代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李商隐诗在元、明两代的地位和影响，随着当时诗坛接受晚唐诗的程度而升降。到了明末清初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并使得李商隐诗在有清一代都受到宝爱。据陈伯海、朱易安所著《唐诗书录》，明代李商隐诗笺注本只有四本，而清代有二十五本之多，清人重视义山诗的消息从这一数字的对比中是能够感受到的。
如果要考究清人崇尚西昆的“风源”，则不能不注意到清初东南诗学中心虞山，而开风气者却是较少被人提及的释道源和虞山诗派中人钱龙惕。据《有学集》卷二十五《石林长老七十序》和同集卷三十七《石林长老小传》，可知石林名道源，俗姓许，娄江人，万历丙戌（1586年）生，中年居海虞禅林，是牧斋唯一的方外友人。钱龙惕字夕公，为诸生，有时名，屡踬场屋，遂谢去举业，刻意为诗。明末虞山好读义山诗已渐成风气，夕公自少喜好，“往往不得其解”，在以隐事僻义多方请教、咨询的过程中结识了石林长老。其时石林正在笺注义山诗，“取李集一编，随事夹注其下”，夕公建议石林欲注义山，当先着手人物行年和相关历史事件的考据。以后石林屡以见问，夕公“因取新旧《唐书》并诸家文集、小说有关本诗者，或人或事，随题笺释于下……得上中下三卷，以复石林长老。”石林的义山诗注经夕公襄助，顺治五年前得以完成，而此时另一著名学者朱鹤龄也在笺注李商隐诗，在得到道源、夕公笺注本后，“归而错综雠勘，缀集异闻，敷陈隐滞，取源师注，择其善者，为之剟其瑕砾，搴其萧稂，更数岁而告成。于是义山一家之书灿然矣。”（注：钱谦益：《朱长孺笺注李义山诗序》，《有学集》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05页。）
朱鹤龄笺注本的出现极大地刺激、推动了萌动中的李商隐研究，在乾嘉之际几成蓝本。朱注与道源、夕公笺注显然有一定的关系，而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为之彰扬的正是钱谦益。义山诗是钱谦益的诗学渊源之一，由义山而窥少陵堂奥正是牧斋研治杜诗的学术途径。他曾有手抄《李商隐诗集》三卷传世，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可谓一位“苦爱义山诗”者。以牧斋文坛盟主的地位，以及与道源、夕公的交谊，他们都必然要向他请序，牧斋自然允诺。在《注李义山诗集序》中，牧斋肯定了他们为义山诗的“翻案”，进一步抉发其“婉娈托寄，隐谜连比”，“忠愤蟠郁，鼓吹少陵”之风雅意蕴。嗣后，在朱鹤龄入钱氏红豆庄补笺杜诗完成并开始了义山诗笺时，又“取源师遗本以畀长孺”，待鹤龄完稿后即作《朱长孺笺注李义山诗序》加以阐扬。牧斋对义山诗学的推动无疑对海虞诗人追步西昆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考察虞山这一“西昆风源”时，二冯自然进入了视野并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创作风格，包括《游仙诗》的写作，已不啻在清代虞山诗史上成为典范。冯班是接武牧斋而祭李商隐的，然而冯氏崇尚西昆与牧斋推崇义山有所不同。牧斋重义山但无意为西昆体，而冯氏并不走“跻义山，祧少陵”一路，在批点《才调集》时甚至认为“杜不可选也”。他是把义山与温庭筠相提并尊，由此上溯齐梁，祖祧徐、庾。冯班在《同人拟西昆体诗序》中曾这样描述少年以来作诗氛围：“余自束发受书，逮及壮岁，经业之暇，留心联绝。于时好事多绮纨子弟，会集之间，必有丝竹管弦，红妆夹坐，刻烛擘笺，尚于绮丽，以温、李为范式。”这种群体好尚也决定了冯班的作诗范式，以后冯班“教人作诗，则以《才调集》、《玉台新泳》二书”（注：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借月山房汇钞本》。）。此二书历来被看作时代晚暝之调，非盛世鸿业之声，而冯氏则另有见解。他认为“盖徐、庾、温、李，其文繁缛而整丽，使去其倾仄加以淳厚，则变而为盛世之作。”（注：冯班：《陈邺仙旷谷诗序》，《钝吟老人文稿本》。）显然繁缛整丽、文采华美冯氏并不反对，反对的是内容浅薄，强调的是比兴美刺。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婉娈托讽、沉博绝丽的西昆体完全可以成为理想的诗歌范式，而“今日耳食之徒羞言昆体”的偏见应当纠正。冯班的这种诗学观念在当时激起了阵阵回音，赵执信的《谈龙录》和吴乔的《西昆发微》反应得最为显著。冯班的“西昆情结”及其有关见解，正是得力于赵、吴而在更大范围产生影响。
清初虞山诗人趋向西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在将七子派的诗歌创作贬斥为“伪盛唐”的同时必须易以新帜，而用“真晚唐”取而代之，能为诗歌创作拓开新路。二、在明清易代，异族入主中原之初的险恶政治环境中，衷曲难以直达，而婉曲比兴，既可宣泄“忠愤盘郁”之情，又可避祸全命。三、对于大都生长于绮纨，长期生活于江南吴中绮丽优美环境中的诗人群体，昆体是一种娱乐性和竞技性很强的艺术形式，籍此可以培养艺术感受，衡量艺术水平。正是这诸多因素形成了在虞山地区“西昆体诗”足以与“学人诗”抗衡的局面，并且在清初和近代这两个抗清、反清激流涌动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了两次西昆体盛行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以冯舒、冯班兄弟为中坚，诗学经冯班指授且被“深器之”的陈玉齐、戴淙、瞿峄、陈协、马行初、龚庸等趋而附之，另外黄仪、周桢、陈凡、瞿师周诸人虽未炙钝吟之学，但诗宗晚唐、尚昆体，也为冯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高潮对虞山诗文化的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有清一代昆体在虞山都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范式，一种具有强势的诗学“基因”。到了光宣间，同光体在诗坛正占主流地位，在虞山诗人中恰恰形成了第二次西昆体创作的高潮，其时张鸿、徐兆玮堪称中坚。鸿字映南，号璚隐，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官至内阁中书，户部主事，曾出任日本长崎领事。兆玮字少逵，号倚虹、虹隐，兴绪十六年(1890)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赴日本学习法政。张氏官京师时与徐氏及吴下汪荣宝、曹元忠结社酬和，大唱西昆而相戒不作江西语，因所居处为西砖胡同，故刊《西砖酬唱集》，希风北宋初钱、杨诸公酬唱掇英之意甚明。张、徐之后，孙景贤、杨无恙再度宏衍西昆。景贤字希孟，号龙尾，自幼随父国桢游学京师，是张鸿的弟子，曾随从张鸿东渡并供职。受其师影响，为诗亦宗李商隐，且较之张鸿更专精独旨。《客有道秋舫故妓事者感叹赋成四律》为感赛金花事而作，用典而不堆垛，讽事而不着痕迹，神似义山，几达化境。杨无恙，字冠南，号让鱼，家富于赀，少任侠，中岁方折节读书。客于沪上时，见赏于董康，故能以私人记室身份随行日本。早年在虞山学诗自西昆入手，宗尚在李商隐，沉博绝丽处见出虞山诗派本色，后期揉义山与山谷于一体，诗风一变。
近代虞山昆体诗人虽然是与清初流派一脉相承，但他们不像那些遗民先贤长期隐居局守海隅，大都走出了虞山，走出了江南，面向着世界，因而创作的气局都有所不同。再则他们经历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激荡，经受着与清初诗人不同的血火淬励，因此虽然同样师范李商隐，但时移世迁，风格侵变，昆体的那种典丽深微的“隐谜”气息已趋薄弱，“老瓶”中装进了更多的可以解析和领悟的社会现实的内容，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无疑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
在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易代劫难后，钱谦益和一批遗民长期隐居在家乡林下水边。他们蒿目时艰，十分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但钱谦益用《投笔集》这一诗史式的“绝大著作”记录了投入反清斗争的生活，还有更多的诗人都直面现实，展现社会疮痍，人生疾苦，抒发强烈的兴亡之感，笔下纸上浸渍着苍生的血泪，卷动着时代的风烟。这一时期的创作形成了贴近生活，心系国运，关怀人生的诗歌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征实倾向和诗史意识。这种传统和倾向与虞山文化中的实学精神相一致，在近三百年的历史变动中，历经淬励，不断发展和升华。
遗民诗群是王朝末悲风惨雨催生出的特殊的诗群形态。虞山因文化发达、山水优胜、梵宇较密，因而遗民诗人聚集较多，亡国之恨、故国之思在清初成为虞山诗坛的大合唱。且看冯舒《乙酉新岁感事遣怀》之十：“庾信哀南赋，新亭望北悲。古今同此恨，老贱竟何为？”《丙戌岁朝》：“起看历本惊新号，忽睹衣冠换昨年”（其二）。“乙酉”是顺治二年，“丙戌”是次年。当时清廷正以高压强制手段推行剃发改装。诗人既悲慨于“萧萧短发”，又为国号新、汉服换而“惊”，然而仍然大书干支记岁，不列新朝国号，并且坚誓甘以血泪“洗净一尺三寸汗脚泥土辱”（《赋得濯足图》）。后来冯舒被贪官邑令迫害身亡，亦与如此所谓“语涉讥谤”有直接关系。但刀风槊雪中遗民诗人抒怀依旧，虞山派中那位“别调独弹，戛戛自异”的诗人钱陆灿唱出了“南朝有片秦淮水，历历兴亡泪滴成”（《重答孙蔗巷年兄芥阁》）这悲痛欲绝的声音；“为人有志节，鼎革后焚弃儒衣，屏居野处”的汤日新则时时“北邙风景动悲歌”（《书怀用夜话韵》）。陈璧是牧斋门人，其诗稿残阙，顺治初年的诗已荡然无存，然写于顺治十一年(1654)“啼鹃滴血声声哭，老骥临风日日嘶”的残联仍可让人想见他换代之初泣血椎心的悲恸。清兵打过长江后，江南各地惨遭杀戮，虞山许多遗民诗人目击劫难，以凝重的史笔载之诗卷。如黄卷《感怀》记云：“一夜江南潮有血，如苏新筑骷髅台。”冯舒《雪夜归村中即事》全用少陵笔法：“忆昨前年七月半，杀人不异屠牺牲。只今白骨竟何在，无乃冰雪相支撑。”这抚伤掬血的实录真足可入史。
先忧苍生疾苦是中国传统“诗道”，在虞山诗人笔下常有关怀民瘼的心音。江南是织造手工业发达地区，一些虞山派诗人多接触这类题材，描写他们“当窗织，泪偷拭”，“叹息复叹息，悲苦填胸臆”（龚廷焕《当窗织》），颇为感人。但更多的诗人常常把目光投向乡村的贫苦百姓，钱曾长达一千三百多字的《问月诗》和冯舒的《吴农叹》可为清初代表作。“吴农赋命薄，下田尽沮洳。况此经离乱，连岁商羊舞。出门泥滑滑，举趾无干土。岂期五月初，预征急于火。吏呼一何怒，官符纷似雨。锒铛入县署，县吏冠而虎。……嗟我吴中农，时命遽如许。呼天天不闻，叩地地不语。”（《吴农叹》）读这样的诗，自然使人想起杜甫的《石壕吏》和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脉相传的现实关怀的激情再次奔泻在诗人笔下。他谴责虎狼般的县吏征役之苛急，逼得农民倾家荡产，最后严辞责问：“民穷至于斯，托国将何所？”他发出警告：恃仗武力之威肆意掠夺，天意难容。一旦百姓无法忍受，必定会起而抗争！这类悯农诗的作者嘉庆间有王家相。单学傅《海虞诗话》称其诗“作法出于吴竹桥师，清雅和平”，然而接触到这类题材时则为不平而鸣之声。如《水车谣》写“火云日日烧肌肤”时农民“此时劳苦不得舒”，而“他日官吏来催租”却“米无麦无。”笔底心音，堪称顾况、白居易新乐府之嗣响。近代反映民生苦难，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写实性诗篇在虞山派中颇多力作，翁心存《朐阳纪事诗》以长篇巨制耸立道光诗坛；沈汝瑾《鸣坚白斋诗刻》中这类作品亦为数不少，《祈雨叹》、《舟中观刈禾》、《纳粮谣》、《若旱行》、《风灾行》、《贫交行》等篇，远追杜甫，近承吴嘉纪而有所出新。钱师仲联评曰：“虞山近百年中，能为清真朴老云山韶濩之音者，独有他一人”，更推其为近百年虞山诗派“第一流”（注：钱仲联：《近代诗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允当的历史评价。
虞山诗人对有清近三百年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多方面的，吏治腐败、军队窳坏、民风不淳、道德沦丧、沉疴恶疾无不被指斥。曾入幕从军滇南的瞿有仲《从军杂诗》云：“三军杀一人，便足报大捷。不见敌而还，奏凯成侯业。”吴嵰《长溪岭》云：“生能杀贼死殊伦，父子同捐八尺身。二百年来教忠孝，可怜尽日只朱陈”，把军官窳惰畏战、舞弊邀功的情状描写得淋漓尽致。沈汝瑾《朝议》云：“风雪边城戍，疮痍痛哭声。深宫正开宴，歌舞乐升平。”诗人用冷峻的笔法，使朔风厉雪中戍边者的呜咽与皇宫宴乐、歌舞熙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意不止揭露吏治糜烂，“朝议”一题直接把笔剑指向了“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注：魏源：《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页。）的朝廷权贵。晚清社会人心不古，道德力量衰退有甚于晚明，虞山诗人对末世各种怪诞丑恶的现象都有强烈的抨击。黄人素有“狂生”之称，人奇才奇，笔锋最锐。他的《诡词》堪称警世奇文，所云“鸾凤憔悴，青蚨为瑞。伦常败坏，家兄自贵。郊社何灵，有神罚锾。不问贫何罪，请君一登铜山巅。鸡犬升天，嫫厉增妍，盗蹠长年。盲聋变娄旷，蹻蹠呼圣贤，楦麟土狗才如仙”云云，实乃晚清畸形社会的真实写照。
诗是诗人对人类生活和生存发展环境的独特感悟和评价。诗不同于史，诗人对世界的记录和表述本应与史家不同。但是中国诗人历来都具有一定的“史官文化”的基因，历史遽变的风云常常激发起他们惊秋救世的人文关怀，促使他们将“诗”向“史”靠拢，杜甫以后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近代鸦片战争的诗潮中，虞山诗人就较多地采用史家手法来表现那段灾祲频告、海氛突扬、民族被难、时事多艰的历史，“作诗自注”一时成为新体。如吴嵰《吴淞口》（之一）感于陈化成“不负功名断白头”而作，注云：“夷陷宝山县城，提督陈化成战殁于吴淞口。两江总督牛鉴先遁，退保江宁。夷索五十万金赎城，比户逃亡殆尽，溃卒沿村劫掠，尤甚于夷。”以诗与注相辅互补，在歌颂抗英民族英雄时，一边揭露帝国主义者恃仗武力而强盗般地攫取，一边暴露了清军朽兵的贪婪掠夺。诗人用征实的手法，纪事的形式来写，足以骇闻惊世。《海氛纪事》、《乍浦吟》、《秋感》、《金陵感事》，每诗之后附有日记式的自注。其事为作者所亲历，因事赋诗，就诗作注，两者互证，“诗”自有其感人的文学价值，而“事”又有了“可存之于史”的史料价值。其后甲午战争又一次卷起了爱国诗潮，一些步入政坛的虞山诗人备感列强凌辱，深恨政治腐败，拿起笔来记录时事，表达民族情绪。如张鸿于战事起时慷慨踏入康梁公车上书言战行列（注：钱仲联：《近代诗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6页。），后有《甲午七月感事》云：“腰佩金鱼曳玉珂，平章国事问如何。孤军海外争生死，宰相堂前自啸歌。”《甲午九月出都》又云：“漫说凤池添姓字，惊闻鳄海起波澜。请缨枉被嗤风汉，筹国原知有达官。”显然“孤军海外争生死，宰相堂前自啸歌”一联从高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点化而来，将李鸿章骂了个透彻。诗人一派金刚怒目，不用隐文谲喻，郁怒愤懑直泄而出。“请缨”一联，矢志报国的激情和报国无门的感愤，字字千钧地刻在纸端，作者也永远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以上从三个方面对虞山诗派的创作气局进行了阐述，可见这一群体是清三百年间江南一批继承杜甫诗史传统，具有忧世意识和关注现实精神，创作上法乳温李、出入宋元的诗人的结合。他们或为“学人之诗”，或为西昆风调的“诗人之诗”，虽各树法幢，不遵一轨，但异中求同，交互兼容为一个大的格局，总体创作倾向仍很明显。这些创作特征是特定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诗学传统在特定的时代风会中的体现，但是并不是说自清初以来虞山诗人的创作都能用这些特征来说明。比如雍正、乾隆时期徐兰的神韵诗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当时为清朝四大布衣诗人之一，其诗在虞山诗人中足当魁杰。《出关》一诗新警奇绝，万口传诵。但其人“自少流落都下，数十年中仅一归展墓”（注：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借月山房汇钞本》。），他的创作主要受王渔阳影响，并未入虞山派。另外，乾隆时代虞山诗人中出现了孙原湘、席佩兰等颇有成就和声名的性灵派作家，稍后蒋因培创作亦主性灵，一时间虞山似成性灵诗派营垒。虽然性灵诗歌写作在虞山派中前可溯及钱、柳的一些专抒性情的情爱诗，后有黄人奇情奇趣诗相呼应，但总的看来性灵诗能为虞山诗坛增添一时风景，却并不体现虞山诗派文学观和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在把握虞山诗派格局与阵容，考察虞山诗派分途、流变时，注意到这一问题，庶几可免治丝而棼之。